【大紀元7月15日訊】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基於正確的理由，一批恰當的人找到另一批恰當的人，用恰當的方式，做成了既正確又恰當的事情，這就是本田罷工事件的全部。當下是物價上漲卻工資低廉的血汗時代，尤以廣東珠三角這片慣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工薪的土地為罪魁禍首，中國工人的勞動負荷嚴重超支卻無餘錢可剩的同時，日本人在日本駐中國企業裡卻比中國人多拿五十倍工資。於是，以八十後、九十後為主體的新一代青年工人站了出來，非但團結一致集體罷工，而且還四處找記者、聯繫代言人、上網發帖、手機攝像，就算帶頭人被辭退、罷工者被毆打，也永不妥協，逼得廣州本田汽車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理曾慶洪這種「法人代表」被迫現身，最終大致達成目標，即：每人工資比原來多加五百元／月。
這個過程是驚心動魄的。任何一個環節被堵死，都可能導致更大的難題。譬如，倘若宣傳部門一聲令下，「財新網」、《財經》、《每日經濟新聞》、《北京青年報》等媒體就必須消音，全靠境外媒體了。可貴的是，深度報導此事的外媒，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特別敏感敵對，它們是《華爾街日報》、《聯合早報》等具備國際公信力的媒體，以至於連《環球時報》這種黨控報紙也要轉述境外媒體報導。儘管平面媒體因紀律所限，多用「停工」，但網路媒體普遍高呼「罷工」，這是對一九八二年中國憲法取消「罷工權」之後的公然對抗。事件要結束，必須談判成功，勞方就得有帶頭人，誰來帶頭？我實在很欽佩本田的新青年們，他們居然找到了常凱，而不是民間維權的獨立NGO組織，或者具備黃琦、郭飛雄這等傳奇色彩的敏感人士。
「恰當的人」 關鍵的勞方領導人
常凱是促成談判成功的關鍵人物。一是他專業過硬，是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有教授、勞動法博士、博士生導師頭銜，專業方向是勞動關係和勞動法；二是在勞動法這一塊是一呼百應的權威，是中國勞動關係研究會兼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際勞工組織項目顧問，而且還是二零零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專家組成員之一；三是媒體活躍度高，曾多次接受主流媒體訪問，易於被社會各界認同；四是在日本也有影響力，擔任著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本田汽車總部在日本，要讓他們感受到巨大壓力，除了罷工規模擴大升級之外，就是它的客戶對其施加壓力（猶如蘋果公司之於富士康），以及有能夠對日本構成影響力的人站出來講話，常凱就是當中的最佳人選。
日本媒體袒護、粉飾日本企業，在這次事件上我們看得很清楚，好比外媒批判中國血汗工廠如萬里長城的罪惡一樣，在中國媒體是不被允許出現的。但常凱接受工人邀請，從北京飛到佛山，這個姿態，日本政府、中國政府、本田企業、罷工青年，全部接受。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位於佛山南海，離這個公司最近的知名勞工NGO，其實是位於廣州市番禺區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主任是曾飛洋，但工人們沒去找這個人。此外，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在勞工維權方面聲名鵲起，所長是劉開明，工人們也沒去找這個人。互聯網實在夠強大，工人們但凡在百度搜索「工資協商」等關鍵詞，出來最響亮的，絕對是常凱。「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要防止政績化」、「中國工人要形成一種影響勞動力市場集體力量」等言論，就來自常凱的務實之談。
年輕工人領袖拉開罷工序幕
要在一個一兩千人的工廠，組織號召所有想法不一的打工青年集體做成同一件事，尤其是面對占一半以上的技校實習生工人，在初期是極為艱難的。很偶然，此次策劃罷工的工人領袖，居然是年僅二十四歲的湖南青年譚國成。此君希望傚法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意外地成為中國工運史轉折時刻的推手。他不簡單，熟讀《三國》有謀有略，對其老鄉毛澤東的底層抗爭精神也頗推崇。他有一位姓蕭的工友青年同樣來自湖南，兩人一拍即合，抗議工資低，一起跑去遞交辭職書，這一舉動在小範圍內激起共鳴。五月十七日早上剛一開工，譚、蕭兩人已經忍無可忍，在流水線上高喊：「工資這麼低，大家別做了！」一時間，幾個車間同時響應，工友彼此相傳，真就停了。這些年輕人，絕非上輩那種「只知埋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的能忍則忍之輩，一個個統統跑到廠區籃球場靜坐示威，罷工序幕就此拉開。
原本是兩個青年的憤怒辭職，竟拉動全廠響應的一致團結，繼而連鎖反應，非但本田所屬的另外三個中國公司停產，就連同在佛山的光法雷奧汽車照明系統有限公司也掀起了罷工運動。若在過去，對付這種事情，立即逮捕帶頭人，連哄帶打，事情就算平息了。但此次不同，工人們群情振奮，紛紛在各網站發帖，曬工資單，刺痛的是千千萬萬有此相同境遇的各省打工者的心。事態所涉，早已非本田一家公司而已。網路支持之聲，剎時風起雲湧。境外媒體打去電話，大陸媒體也派記者前往。青年們倘若僅僅是控訴工資低，那不算新聞，真正的新聞是該公司工資分五級，每級又含十五級，總共七十五級的不同工資標準，每進一級需要一年時間，即使進了一級也不過加幾十元工資而已。更大的新聞是，憑什麼日本人跟中國人雖然同工，但酬勞卻是「五十比一」？這就成了民族矛盾。早知道中國抗日，你卻不知道中國人究竟有多抗日。任憑政府再如何袒護資方，在面對民族問題上，政府始終是繞不過去的。
「正確又恰當的事」 四項復工條件
更意外的是，精神具備傳染性，思想活躍、現實悲慘的青年們，尤能感應，遂反抗到底。譚、蕭兩人被公司廣播宣佈辭退，公司以為能起殺一儆百之效，不料工人們情緒反彈，條件升級：工資提高八百元，追加工齡補貼，不能追究罷工者責任，立即組建獨立工會。這四條，只要其中一條不答應，就一直罷下去。關於錢的事情，可以商量，富士康最終就比原來提高了122％的工資，只要壓力夠大，資方必然妥協，但後兩條卻是神來之筆，的確了不起。秋後算帳向來是中國的傳統，誰當出頭鳥，就整誰。搞得工人們雖然有能力推選談判代表，但沒有談判後的法律保障，誰也不願意站出來談。為了保護自己，不讓人辨識出來，所有人一律戴上口罩，成為一道獨特風景。至於獨立工會，當地政府表了態：「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但後來發生的事，就證明了中國必須要有獨立工會，因為被政府批准成立的所謂工會，在五月三十一日居然帶人來毆打罷工者，鮮血橫流。政府工會，究竟是在保護工人，還是在迫害工人？
這次毆打事件，是本田老總曾慶洪再也避不開的事情。六月一日，他被迫出現了。在此之前，記者蜂擁而來，防暴警察拉著警戒線等候在外，工會找來的人照樣毆打工人。無流血則不成功，你若不出手毆打，沒準兒經過政府的所謂「調解」，譬如勒令實習生工人所屬的校方以拿不到畢業證書威脅學生，把學生召集到統一地點宣講當前政策法規精神，搞洗腦式的「呼籲員工理性對待薪資問題」，說不定還能拖延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可以一手硬，一手軟，給帶頭人一點好處的同時，想辦法瓦解掉工人的意志，致其內訌、渙散，直至無奈放棄。然而，公然打人這件事畢竟被媒體曝光，曾慶洪實在躲不過去了──甚至我認為讓他最牙疼的問題是：誰讓你這麼打的？簡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曾慶洪一出現，事情基本就定了，加之常凱這個第三方的介入和妥協，彼此讓一讓，事情就結束了，生產恢復了起來。
後續效應 重新計算最低工資標準
我深深同情富士康跳樓自殺的員工們，但我更欽佩勇敢地活下來的人，如本田新青年這般，憑藉智慧、激情和媒體及社會力量，來讓自己與資方平起平坐。新一代青年，負擔沉重，但渴望消費，沒錢之於他們，就等於什麼都沒有。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誰說年輕人團結不起來？只要是共同利益，只要有人起個頭，任憑你打罵、威脅或利誘，這股精神就是不滅的。在此之前，中國每年都有罷工，但成功罷工同時又能被中國乃至世界共同長期關注的，一是重慶的出租車罷運，二是佛山的本田罷工。這個事件的效應是，中國各省必須重新計算最低工資標準，固然企業利益影響到政府的納稅，但你不能不考慮自己是誰的政府。「罷工必須由工會批准、組織」的法律規定，也應該被修改，中國勞工同樣應有自發的罷工權，偏袒資方不是民主政府的出路，而是一條死路。
此外，日本人，請聽清楚：中國人雖然在內外交困的束縛禁錮中一直活得很卑賤，但我們有跟你討價還價的空間和能力。
（作者為獨立作家，一九八三年生於中國重慶，崛起於社會底層，業已奮筆七年）
（小標為編者所下）◇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80期「自由評論」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182/8201.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