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15日訊】近世以降，建立一個以公民生活為核心的民族國家，一直還是中國人的未竟事業。這一持續的過程，終將會有一個結果。
百年曆史的顛沛與迷霧，或許已經給許多國人一些清醒：以制度變遷的方式而論，理智還是情感？和平還是暴力？常常是魂牽夢縈、進退難斷的哈姆雷特之間。憲政之路依然是億兆臨深履薄之偉業，絕非幾個梟雄擘畫頤指的浪漫。因此，從各種角度考察歷史，鑒往知來，對於今天的制度變遷，具有重要意義。從本質上說，從一種心靈意義上，每個人都並非活在當下，而是活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從過去找來路，向未來尋去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又何嚐不是如此？
君憲還是共和：辛亥革命與南北議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顛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勢。隨後的南北議和在列強環伺之下，最終達成。1905年，孫中山在成立興中會時，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口號。此時，他所堅持的所謂共和，也非西方經典意義上的共和。在選擇中國國體這一頭等大事問題上，也沒有考慮中國是一個有著2000年帝制傳統的國家。
袁世凱雖然深諳君主立憲適合當時中國改革之需，但是為了一己之私獲得大總統的位置，他不惜背棄自己原先的改革思路。以袁世凱的實力，南方革命黨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無法與之抗衡。但袁世凱同時對清王室和革命黨進行訛詐，最後成功地攫取他夢寐以求的權力。
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實際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來判定，英國的君主制是披著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國家，這是政治學界公認的事實。且君主立憲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缺乏統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國家而言，也許是走向共和制合適的折衷道路。君主立憲將使憲政制度確立，同時保有國民對國家的凝聚力，這便是虛君共和。而革命黨人將是否保留皇帝這一形式性的內容當作了共和制與君主制的本質性分野，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皇帝不在了，會不會反而導致更多人想當皇帝這一令人驚懼的後果。最終的選擇導致了權力中心的板蕩，並且加劇了人們對國體認識的誤解。
1915年底的洪憲帝制，1917年的丁巳復辟，都是上述選擇錯誤的結果。前者嚴復加入籌安會，後者康有為則是背後謀劃人之一。張勳認為君憲更適合中國，但認不清形勢，且刻舟求劍，假如他能剪辮子入京，且說服溥儀廢除跪拜禮等不合共和政體的做法，結果也殊難預料。當然，歷史並不能假設。此三人都是君主立憲的堅定擁護者，於當時而言，也是對國體有較深刻認識之人，無奈形勢比人強，且不知在新形勢下作出恰當的變通，失敗豈非必然？
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國家的悲哀。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少數政治梟雄為了奪取最高權力而使得人民長期處於苦難之中。
和平還是戰爭：政治謀殺與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國會召開前夕，眼看大勢已去的國務總理趙秉鈞在袁世凱的暗示下，派人刺殺了宋教仁，宋時年32歲。「宋教仁案」揭露後，袁世凱雖百般抵賴，但表面上還是支持特別調查法庭，1913年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甚至票傳趙秉鈞出庭受審，司法程序在進行中。但孫中山並不相信這一程序，此事一出，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主張立即「武力討袁」，3月25日就發電文組織討袁軍，進行二次革命。如所周知，二次革命後來全面失敗，孫中山遠遁日本。
在此案中，國民黨一些重要成員願意走司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與袁世凱進行鬥爭，原本至少也是一個重要的憲政表率，如果因為袁世凱的破壞司法程序而最後失敗，再採取發動戰爭的方式抗爭，似乎更合乎憲政精神。
這一過程中，蔡鍔的表現相當清醒，他認為應該遵循憲政規範，先等司法結果，因此，在得到孫中山組織討袁軍的電文之後，他按兵不動。政治謀殺是破壞正當法律秩序的一劑毒藥，辛亥革命前，各方都在使用，一定程度上說，宋教仁被刺是這一惡性循環的犧牲品，而國民黨終其整個民國期間，也一直熱衷於政治謀殺。
當司法程序有可能被落實的時候，未經任何程序窮盡的方案，即動用武力征討，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置和平於不顧，置人民安危於不顧的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為。
聯邦還是一統：孫陳之爭與軍閥混戰
自1920年開始，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日益公開化。陳炯明法科出身，在廣東執政期間，堅持聯省自治、反對武力統一中國，而孫中山則一直認為應該打垮各軍閥，建立統一的民國。兩人矛盾日益激化，1922年6月9日，陳炯明公開指斥孫中山。此前，陳炯明屢次險遭暗殺，與胡漢民關係甚密。
陳孫之爭的核心在於陳推崇聯省自治，而孫則欲武力一統中國，於是孫要北伐，陳則反對。6月12日孫中山對報界聲稱要消滅陳炯明。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兵變。
孫陳之爭以陳炯明的失敗而告終。中國人對於一統觀念根深蒂固——不惜以戰爭的方式尋求建立一個龐大國家。而人們也常常容易遺忘這一過程付出的無數人的生命和鮮血代價。
遜帝還是平民：北京政變與溥儀出宮
1924年10月22日午夜，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直系軍閥馮玉祥秘密倒戈，率部返回北京，包圍總統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11月5日上午9點，馮玉祥部屬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奉馮玉祥之命，入紫禁城驅逐末代皇帝溥儀，以武力要挾溥儀同意修改優待清室條例，脅迫溥儀及其后妃親屬離開故宮，清王室在民國的背信棄義之下宣告結束。
1912年的《優待清室條例》是一個具有憲政性質的憲法性和國際法文件，破壞該條例與破壞憲法、國際法無異。馮玉祥這一不知深淺的做法，是對憲政的嚴重破壞。
遜帝還是平民，原本未必多重要，但此舉導致的後果是，「民國政府無信義」成為一個國際性共識，此舉與日後日本綁架溥儀成立傀儡朝廷之間關係密切，若有民國政府的保護，溥儀即不可能被日本綁架。
獨立還是外倚：如何外交
外交問題一直是中國的弱項。為了獲得革命資助，孫中山也曾外聯日本換取日本的支持。
北伐之前，蘇俄曾經想找吳佩孚作為他們的利益代理人，被吳斷然拒絕。1927年的北伐，若無蘇俄支持，沒有其強大的財力、軍事支持，成功便渺無勝算。蘇俄的目的，自然是要建立一個他們能控制的中國，斯大林的本意是通過支援北伐，「將蔣介石搾乾」，雖然蔣介石最後沒有讓斯大林滿意，但是蔣介石卻利用斯大林此舉，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北伐的勝利，各省自治權被進一步被剝奪，離日後的一統更進一步。
百年以降，對中國危害最大的兩個國家，一是日本，一是俄國。他們不斷地在中國尋找新的代理人，誘之以利，這對那些政客而言，是無往不勝的。民族國家時代，國際交往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唯有國家利益而已。以獨立自處、合作相輔，即使不能得眼前之利，也未嚐無後來之收益。
政治家還是政客：民國以來若干政治人物淺議
百年中國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環境。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的演講中，提出兩種衡量政治行為的倫理標準，即「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當能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結合。「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若以此衡量，梁啟超、蔡鍔、宋教仁、鄧演達等都是傑出的政治家，他們既有正確的頭腦，又有鐵肩道義的擔當能力，但是他們卻沒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權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卻腦子漿糊的人，常常獲得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大悲哀。
張季鸞、胡適、傅斯年都是民國時以言論參與政治行動的知識份子，也是書生報國的典範。張季鸞先生作為民國第一時評政論家，保持了「不盲不賣不私不黨」這一獨立議政者的風骨，幾乎後無來者；胡適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態對待公共事務，以政府諍友的立場評論時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擔任國民參政員，以憲政程序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導致其下台，隨後炮轟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沒有錚錚鐵骨，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都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參政的典範。
公民精神的培養：民國的學生運動
1919年的五四運動家喻戶曉，國家有難而遊行示威，是值得鼓勵和讚賞的愛國之舉。
1919年5月4日那天，學生們激憤之際，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大打出手，火燒民宅。衝進曹宅的學生，連曹汝霖的父親請求他們可以將財物拿走，但不必破壞的話都懶得聽：曹宅在焚燬之前已經被砸得滿目狼藉。他們在痛打章宗祥的時候甚至誤以為他是曹汝霖。雖然出於愛國之心，一時激憤可以理解，但不分清紅皂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北洋時代的學生八面威風，有「丘九」之稱。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校長最初處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過於生硬呆板，但與學生擅自查封辦公室、砸爛窗玻璃、辦公桌的做法性質完全不同。楊蔭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辦公，在她請來章士釗解決此事過程中，章士釗作為教育總長，對學生並無過分之處。其後教育司司長劉百昭為護女生斯文，特地從三河找來百名女傭，翻牆入校以制服戾氣十足的女生，也未動用警察。
在這兩起事件中，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結論，學生有愛國之心，卻也少了愛國的理性。萬事皆有度。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如果出現不合理的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養的抗議者，而不能動輒打砸搶燒。
如何實現我們的憲政未來
上述簡單的梳理，或許可以從歷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價值的教訓。在這個翻波湧浪的轉型時代，憲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這條道路，應當有一些普世法則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一體遵循。
我以為當有下述：認清天下大勢，順勢者生，逆勢者亡，這是千古不變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單純的前者可能導致負面結果，單純的後者可能導致機會主義，兩者都對改革無益；遵循人類倫理的底線規則，例如人道主義；政府在大是大非上應當言而有信，政府無信將導致執政艱難，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險的政府；遵循規則，如果有人破壞正當的規則，應當阻止，並且行動者應當身體力行，以至於「遵循規則，直到受傷」；政治家既要有遠見卓識，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擔當，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呼喚大政治家的時代，我們不需要政客；知識份子參政議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憫情懷與特立獨行的風骨；社會大眾應當自覺地培養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務中不辨是非，打砸搶燒，將公共事務當作狂歡節而淪為暴民。
無論現狀如何，我相信中國的憲政轉型必將成功，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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