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2日訊】欣聞廣東言論解禁，我趕緊聯繫幾位熟悉的編輯，問我被禁的名字是否可以在此地報紙上重見天日。都說不可，你別當真。還有編輯說，感覺更緊了。
一道分明是放開言論的命令，為什麼讓編輯壓力更大？我所在的雜誌，約請熟悉內情的人來解答，作者附言更證實了這點：要立即刪除底稿，而且勿寄稿費，以免留下蛛絲馬跡。這種內部的恐怖氣氛，和外界所歡呼的言論突破，形成了多麼大的反差。
其實不難理解。只要媒體人的工作還處於領導和宣傳部門的命令之下，不管這個命令是禁止異地監督還是加強本地監督，其本質還是俯首聽命，多一道命令就多一道負擔。
對於賞賜的自由，過去跪謝「皇恩浩蕩」，現在首肯「總算進步」。我當然知道，要求監督和禁止監督相比較，前者只能算作「進步」。不過從延安時期開始，到大鳴大放，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到「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到四川地震和北京奧運，在中共的言論管制歷史上，這樣的「進步」我們已經領教過多次。每一次都是真的給了些自由，但是要倒退更多也易如反掌。
就在近些年裡，我印象深刻的「進步」，就有汪洋赴廣東上任伊始提倡的思想解放。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還要重新開始「言論突破」？還有仇和剛到昆明的時候，要求新聞媒體做領導的「保健醫生」，不知道這些年昆明領導的病體好轉了沒有？至少我沒有聽說昆明的媒體比別處擁有更多的自由。對了，還有李鴻忠，坐鎮深圳和湖北的時候，都大談特談輿論監督的重要，後來卻在全國「兩會」上親自奪搶女記者的錄音筆。
真正的言論自由是什麼？對於媒體來說，那就是政府少管，領導不管，而且想管也管不了。媒體有獨立的判斷力和發表權，可以在領導要求監督的時候不搞監督，在領導要求不監督的時候大搞監督。尤其重要的是，媒體最要監督的人，並不是最高領導的下屬官員，而是最高領導本人。
我並不否認有真正想要推動媒體開放的領導人，言論自由的歷史上也有大量政要赫赫在榜。關鍵是要怎樣做才有效，才算數。首先應該解禁的，是這個推動的行動本身。不是一次秘密的內部講話，不是宣傳部門發的一紙通知，不是媒體圈內的興奮傳言，也不是對宮廷政治的揣測和分析，而是公開地推動制度性的變化。
無論是台灣、前蘇聯和東歐的言論解禁，還是最近的緬甸變局，都是要麼簽署了法令，撤銷了新聞審查部門，要麼放開了對外國媒體和網站的屏蔽，釋放所有因言獲罪的人。廣東或者中國至少要能做到其中一點，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進步。
我忘不了幾年前在美國伯克立大學訪學時，小組中有一位來自緬甸的同行，年輕、俊美而又陽光。到項目快結束的時候，他突然憂鬱得讓人不忍多看。原來他在緬甸寫文章冒犯了軍政府，逃到美國，正面臨下一步何去何從。我問他回去會發生什麼？他做了一個槍斃的手勢。當時我慶幸自己生在中國，最多是丟掉工作而已。如今緬甸竟然解嚴了，這讓那些總是宣稱不慢慢來就會社會大亂的人情何以堪？
同時我想要說，在言論自由的道路上，沒有自由即是禁錮，沒有進步即是倒退，並不存在曖昧的中間狀態；而且自由是一種抗爭的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的享受。這就是為什麼香港和台灣也面臨著「赤化」威脅。先哲有雲，「只要還有一個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並非只是一句好聽的口號。任何一個國家的媒體受壓制，都是全人類的言論不自由。
──原載長平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