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20日訊】最近，據細心網民披露，江西宜黃兩名去年因拆遷引發血案被免職的官員，已經重新復出，分別擔任撫州金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和撫州市公路局局長，「官差」遠好於原來擔任的縣委書記、縣長職務。
這樣的復出，現實中還有多多，網上大概能夠列出一堆來。有學者針對問題官員幾乎100%復出的奇怪現象，大肆呼籲檢討官員問責制度，真正問責，取信於民，避免使官員問責制度流於形式。其實，在我們看來，即使再完善，也解決不了中國官場的亂象。我們試從三方面分析：
一是問責制本身存在的嚴重缺陷。
2009年頒布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篇幅不長，共四章二十六條。你從它是由中辦國辦合發就可看出來，它實際上是一份黨內文件，重在以強調政治紀律為名，目的在於提高中共的所謂執政水平，維護新形勢下黨的形象和統治。
這也就是說，《規定》主要考量的是政治，「問責」本身只在其次。從這個角度，官員犯不犯錯，問不問責，問責到甚麼程度，是真問責還是假問責，完全取決於政治需要，取決於它是否有利於鞏固黨的團結統一。
例如，前幾年發生的湖北巴東烈女鄧玉嬌刺死色官案，鄧貴大不過一個鎮政府招商辦主任，大抵算得上最低一級的小官，公然色膽包天，對此政府都極力包庇，何況大人物官員？
又如，問責對像規定是中共「縣以上領導成員」，這可謂中共的精英層。對於他們的問題，中共敢不敢全部拿出來「問責」？
再如，對於問責的原因規定有七項，都是指犯有嚴重錯誤、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的。按理出現這樣大的問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決不可能簡單敷衍等閒視之，必須嚴正處理。但它只是規定五種「問責的方式」，即: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看看這五種，最重的處罰才是「免職」，如此處理，何以嚴肅法紀？何以嚴懲不法官員？又何以服天下？有專家還在那兒挑刺研究「撤職」還是「免職」，琢磨文字遊戲，其實不具任何意義。
過去在古代，官場吏治很多情況下是非常嚴厲的，一個人出現問題或道德上有污點，往往會「永不敘用」。《紅樓夢》中，賈赦因為「交通外官」（京官與地方官私自結交）即被查封抄家，諾大一個顯赫家族瞬間垮塌。中共問責制僅僅規定了「一年」的期限，所以有人無奈譏諷為「帶薪休假」！於是我們經常看到，被問責官員一年大限一到，便紛紛復出，或陞遷，或它調，一切又是週而復始。
二是我們從「宜黃事件」中可管中窺豹。
2010年9月10日發生的「宜黃拆遷自焚」是一起共造成三人重傷，其中一人死亡的重大事件。時任宜黃縣委書記的邱建國，率隊在機場攔截拆遷戶家屬赴京接受媒體採訪；當事件中一位傷者去世時，時任宜黃縣長的蘇建國則率人在醫院搶奪屍體，並打傷鍾家人。兩名政府官員的表演實在拙劣，這種素質的人也能復出，讓人無語！
三是，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會不會有真問責。
中國官場很講究人脈，各種關係盤根錯節，如果用一句話形容，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如對於制度性的集體腐敗，人人都貪腐，「牽一髮而動全身」，你怎麼懲治？再者，目前中國處於深刻的轉折和動盪期，群體事件多發，災禍連連，政府信譽頓失。在這種危機時刻，迫切需要各級政府上下同心「一致對外」，以圖穩定。而穩定的重中之重必然就是官場的穩定。
如時下圍繞十八大的權力競爭，很多人會從「內鬥」、「派別」（團派太子黨之類）出發來解讀。其實，我們更應該把中共看作一個整體，一個集合體和一個利益集團，它們彼此間有鬥爭，但又有共同的利益，關鍵時候為了自保保他只能相互妥協，整體「抱團」，近來其高談的所謂「包容性」（「包容性增長」）恐怕也有此含義在裡面。
有人認為問責應接受監督。但在現行體制下，接受誰的監督？是上級？人大？抑或是人民？誰有權力監督各級領導？官員任免和復出都是上級決定的，人大也屬黨和政府的，官官相護又是官場通行的規則，普通人民更是無法監督。
因此，在目前局勢下，不可能存在真的問責。「假問責、真復出」，應付輿論，忽悠民意，就不可避免。這是制度問題，制度使然，而非問責本身。要從根本上解決問責不公，問責不力，只有問責於黨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