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9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革命」
「革命」一詞，始見於中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革殷受命」，皆為王朝易姓而言。近代以來所謂革命一般是指社會的變革，或是政權的更迭，或是社會制度的嬗變，本無正邪、進步與落後或是正義與非正義、褒義與貶義之分。然而，在中國，中共掌權之後，革命一詞被扭曲了基本含義，被賦予了極端意義，成了概括中共歷史及其特徵的一個政治術語。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革命曾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左得邪乎，紅得發紫！神聖不可侵犯！是區別先進與落後的標準，成了多少人人生的一部份，多少人以革命為榮！太多的人甚至將其視為一種神聖的行為，「參加革命工作」、「參加革命時間」、「為革命幹了一輩子」、「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家庭」、「革命聖地」、「無產階級革命家」、「幹革命」、「革命與反革命」、「這人真革命」……等等，特別在十年「文革」時期，革命簡直比太上皇還要了得，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便以「革命」的名義打擊、打倒他人。整個中共的歷史如果以兩個字加以概括的話，那就是革命，血腥的革命。革命成了中共胡作非為的藉口。中共打著革命的旗號，在革命的名義下，實施了多少令人髮指的罪惡！
應當說，絕大多數人心目中革命的含義，與中共假革命之名行反人類之實有著本質的區別，就大多數人來說，革命在他的心目中是神聖的、積極向上的，是正義的事業，甚至是純粹的不摻雜個人私情的。特別是早期的一些革命者，甚至為了革命去獻身都在所不惜，他們完全以革命為榮，單純的為了一種正義的事業，一個積極的正面的目標去所思所為，去追求嚮往，去拼搏奮鬥。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九三五年六月，高文華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兼河北省委書記。「沒有經費，同志們不能出差，無法開展工作；北方局機關和同志們租住房屋的房東時時在催要房租；高文華的女兒餓得難受，不得不到田野裡捉蝗蟲，拿回來燒著吃；高文華患有嚴重的肺病，經常吐血……」當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事這樣回憶。由於無錢買藥物，高文華只好喝鹽水治病。高文華的妻子賈璉當時擔任北方局與河北省委秘書並兼職財經工作，她看到高文華營養不良，病情惡化，非常著急，就想把掛在牆外裝飾門面的一塊臘肉取下來吃，但高文華堅決不同意。因為那塊臘肉不光用來為商人身份裝門面、擺闊氣，同時也是地下黨前來聯繫工作時報平安的標誌。賈璉多次把這塊臘肉取下又掛起，始終沒有吃掉。「我愛人賈璉同志眼看著這種情景，心裡十分難過。她跟我商量，要賣掉我們的孩子，來維持一下這段困境。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東光）。那年頭，男孩比女孩要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4個月大的兒子賣了50元大洋。」高文華後來這樣回憶。當時賣一個女孩才10元大洋，三個女孩全賣了不過才30大洋，為多賣點錢就把還不會喊爹娘的兒子賣了50大洋，賣給了一個國民黨連長的不能生育的小老婆。高文華靠著這50元大洋，整整維持了中共北方局3個月的生活。「談及『賣子籌經費』的往事，高老低下頭，想了很久，不說一句話。」高文華的女兒高鷹對父母當年的舉動有著自己的理解，「他們那一代人，受了太多苦，也做了很多今天的人無法理解的選擇，因為他們總是把信仰、理想看得高於一切。」為了自己心目中高尚的事業，不惜把自己的親生骨肉賣掉，這就是當時人的思想境界！
然而，可悲的是，絕大部份中國人決不會想到，自己的高尚被中共卑鄙地利用了，很多人甚至被肆意利用了一生！且看以下佐證。
抗戰時期，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特派員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長駐延安的幾年中寫過一本《延安日記》。其中有這樣的記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還記道：「我們越來越發現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們不僅和日本人在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和日軍的司令部直接聯繫，派了他們最有利的幹部潘漢年、楊帆這樣的人走入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要求和日軍一起來夾擊國民黨，它們等不及了，終於在日本人那裡討到了好處，日本人把蘇北的七個縣城給了他們，條件就是和它們一起消滅國民黨軍隊。」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寧波最大的民營報紙《時事公報》第二版揭露：「毛澤東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並合攝一影……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毛澤東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時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亦由大同經su縣到達該地，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毛岡訂約定後，曾合攝一影，以志紀念。」
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嚐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甚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國歷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九評共產黨》中這樣描述：「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那漫延全國的武鬥濫殺，造就了多少腥風血雨！毛澤東公開支持武鬥：「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甚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武漢、廣西「四•二二」、北京大興縣、內蒙「內人黨」血案、雲南、四川等大屠殺，不啻外族入侵的戰爭。廣西武宣縣有組織的殺人、吃人，更是把時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蠻荒時期。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拽住哪塊割哪塊。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盛極時期，甚至擺出「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連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食堂的大鍋裡都煮過人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短短五、六天之內，北京市大興縣「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即有325人被殺害，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者僅滿38天，其中有22戶全家被殺絕！湖南的道縣專門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八月二十九日，湖南省駐軍陸軍第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九月初的幾天裡還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空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直到十月十七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二零零九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在其「絕不說半句謊言」、如實記錄「文革」血淚的《牛棚雜憶》一書中說，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慄、毛髮直豎」。「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筆記錄文化大革命。」
有「中共的良心」之稱的胡耀邦認為，「文革，那像納粹法西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承認，文革「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30週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會上首次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摘錄其中部份內容：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怎麼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二十六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1975年12月3日：「一場政治疾風暴雨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1975年12月28日：「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6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
周對1976年元旦社論的反應：1976年1月1日：「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對共產黨的革命不理解的還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一九五七年她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宋慶齡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她在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甚麼原因？」
以上是中共高層對中共革命的認識，如果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還有一個基層的例子。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當時年僅19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學生。在參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聆聽了副統帥林彪的講話後，她想起了德國納粹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兩者簡直沒甚麼區別。她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她決定「豁出去把心裡話說出來」。九月二十四日，她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甚麼？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甚麼？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致禮！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
這封抗議書，王容芬還同時郵給了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團校。之後，她以死抗爭，喝下了四瓶DDT殺蟲劑。幸運的是她沒死成，救活後被判處無期徒刑，送往監獄。在監獄裡王容芬受盡中共獄卒非人的磨難。曾被看守反擰雙臂，上了半年的背銬。當背銬取下來時，鎖已銹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不能動了。最後，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文化大革命」被毛澤東稱作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而其實當時對於為甚麼要搞「文革」，以及怎樣搞「文革」，連劉少奇、周恩來兩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麼回事！劉少奇猜不透：「你們問我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告訴你們，我也不知道。」周恩來也猜不透，他說：「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夢也沒想到。要有做夢想到的，我佩服你們。」（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接見科學院革命代表的講話）老帥及其他政要們更是蒙在鼓裡。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國慶節，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老帥們以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場了，該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橫掃了，劉少奇檢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經是老六了，「四舊」已無藏身之地了，還要怎麼樣？該收場了！沒想到林彪卻在講話中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以黨而論，這麼大一件事，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國家而論，執政黨的主席要搞一次有關國家命運的大行動，國家主席、國家總理不清楚。就這麼荒唐，就荒唐到這般地步，而太多的中國人卻還在那裡擎著小紅書，傻乎乎的「萬歲！萬歲！」喊不停。
中共革命的實質就是暴力加謊言。暴力自不必說，誰都知道中共的起家靠的是暴力革命搞打砸搶，欺騙民眾跟著它鬧革命，這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期、任何國家和朝代都是典型的土匪強盜行為。為甚麼中共在教科書中一再美化農民起義，就是為了漂白自己，讓人們感覺中共的秋收起義、彭湃的農民運動、賀龍的兩把菜刀鬧革命等等，都是正義的，而不是土匪造反。
中共撒下的太多謊言是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
中共對中國人的欺騙是從學生開始的，全面而系統的造假。這種造假幾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如今年的《中國歷史》（八年級上下冊，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課程教材研究所歷史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不少與史實不符的內容以及疏漏重大歷史事件的情況。譬如，遵義會議確定的中共領導人，就被搞錯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官方承認錯劃右派55萬人（據《炎黃春秋》是461萬人），教科書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隻字未提；1958年大躍進運動造成全國三年大饑荒，餓死了3,700多萬人，教科書中根本未說「餓死人」情況，只是用了「探索中嚴重失誤」造成「嚴重經濟困難」的表述就把3,700多萬鬼魂給敷衍了；等等。歷史教科書在第13課《紅軍不怕遠征難》中說：「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以後，在毛澤東領導下……」這些表述，明顯與歷史史實不符。據解密的鄧穎超日記記載，周恩來1975年11月15日口述：「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在。」等等。
中共的愚民宣傳教育中，一直強調它領導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但從來不提在有中華民國的前提下，在同一塊國土上再建立一個國家實際是分裂國家，是非法政權。回顧中共的所謂革命歷程可以用三個階段來概括：抗戰前、抗戰中、抗戰後。抗戰前，中共就是軍閥，一直在南方江西、福建一帶搞割據、搞分裂，一九三五年曾在江西建立非法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民國是民選的合法政權，中共一直想要推翻合法的現政權，建立自己的赤色政權，赤色紅禍攪得南半個中國不得安寧。抗戰中，中共借國民政府拼死抵禦日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西北大後方不斷發展壯大自己。抗戰結束後，羽翼豐滿的中共向國民政府軍隊舉起了屠刀，推翻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以軍事政變手段，竊據了大陸，建立了自己的非法政權。整個抗戰期間，共產黨沒有打一個像樣的大規模戰役，像國民黨幾十萬人的大型會戰一個都沒有，而國民黨有22個；國民黨有較大戰役1,117次，一般戰鬥38,000餘次，共產黨就是地道戰、地雷戰、武工隊、游擊隊小打小鬧，很多時候還是游而不擊。一個平型關還吹離了譜，不過打死幾百人，還不是戰鬥部隊而是運輸部隊；百團大戰實際是百排小戰，還成了彭德懷暴露八路軍實力的罪證，成了彭德懷永不能平反的原因。國民黨戰死二百多位將軍，共產黨抗戰期間只死了一個左權和楊靖宇，還不是死於戰場。抗戰結束後，在延安窯洞一蹲八年的政治流氓毛澤東，反誣蔣介石從重慶下山摘桃子。飛機、軍艦、大炮都有的武裝到牙齒的日本鬼子正規軍，那是你土八路、游擊隊幾條破槍能打敗的嗎？還是埋幾顆破地雷、挖幾條破地道能打敗的呢？自吹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民族抗戰，你共產黨就是西北一隅，充其量算上華北的部份根據地，你如何能領導了廣大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民眾抗戰？那是你的地盤嗎？人家聽你的嗎？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能有你共產黨藉機坐大嗎？毛澤東曾多次親口對日本侵略中國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就不會有今天的赤禍亂中華。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中共建黨90週年、蘇共亡黨20週年，又恰逢全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捲而來。在此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南方週末》報社等主辦的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週年座談會8月27日在北京舉行。北京政治、經濟、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一百餘人出席，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對中共建政前30年的革命歷史高調評判。摘錄其中幾條：
《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黨史上，黨中央經常出現反革命集團，這是為甚麼？要反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於建嶸：決議為何沒檢討建國三十年執政問題？現在思想解放還不如三十年前。黨的治國理念存在問題。國家是誰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基本制度該不該改革，問題從哪來？黨連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麼辦？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一、政治家不能從公務員中產生。公務員機械化，無思想；二、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多是假歷史，不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靈魂不可能乾淨。要公開檔案。三、要落實憲法。憲法只有一條真落實：堅持黨的領導。其他的，我們的憲法條款都落空了。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落實憲法。
中共的革命，又稱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對象本應該是資產階級，但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所謂的資產階級，純粹是共產黨為了實踐它的鬥爭哲學、搞階級鬥爭生造出來的一個東西。顯而易見，有資產才能稱得上資產階級，而中國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根本就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大量的資本家，所以也就沒有甚麼資產階級。有限的一部份城鎮工商業者勉強可以稱為資產階級也被共產黨打倒了，資產被共產；農村的地主也被以土改的形式消滅了。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就失去了靶子，所以共產黨就把革命的矛頭、鬥爭的對象反過來對準了無產階級，自己整自己，所以共產黨的歷次政治運動，共產黨就向內部開刀，隨便按上個莫須有的罪名，就可以大開殺戒。
整個中共的革命實際就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完全是共產黨為了取得執政權，實行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一切為了人民云云，完全就是一派謊言。當年右派的言論一片赤膽忠心，完全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人民的根本福祉，但共產黨就是要打擊；劉少奇六十年代初就提出包產到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調動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共產黨就是不實行；八九年「六四」事件，學生們反官倒、反腐敗，共產黨就是要鎮壓；法輪功學員學法煉功弘揚大法，提升道德素質，強身健體，共產黨也要鎮壓。等等。
今天的改革開放也不是共產黨為了百姓生活的幸福，而是為了挽救它的統治危機。建政後一波又一撥的政治運動，光琢磨著怎樣整人害人，根本就沒把國家建設當回事，國家經濟面臨崩潰，不改革死路一條。「文革」後的一九七七年六月，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在當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心區的大別山金寨縣的一個村，萬里發現一個老人和兩個姑娘竟然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嚴寒中只能蹲在鍋灶口取暖！在鳳陽縣前進生產隊，10戶人家中4戶沒有門，3戶沒有水缸，5戶沒有桌子。生產隊長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個飯碗！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田紀雲《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後來在國務院召開的高層會議上萬里直言：「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一九七八年九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也承認：「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這才是改革開放的真正動因。
太多的人沒有去想一想，在那些打人、害人、整人的政治運動中，那些被當做反面的、反動的，被當做反革命、壞分子打倒、打死、被迫害的人，他們究竟有甚麼錯誤？有甚麼罪行？以致罪當致死？至今，中共製造的幾乎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集團冤案基本已全部平反，恢復名譽。平反說明甚麼？說明當時的處理是錯的！而且這個錯並不是事過之後才知道錯，而是當時就知道錯了。你要錯一個、兩個說明是工作失誤，錯三個、五個是嚴重失誤，需要追究責任，而你基本全錯，說明甚麼？說明中共就是個專門禍害中華民族的邪教！
靜下心來想一想，當年的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四清、社教、三反五反、十年「文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所有被抓被關被殺的人，有幾個人是真正應該被打倒被殺的？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至今壓著不予平反，無論是學生還是市民他們反的是共產黨的腐敗，他們擔的是全中國人的道義，發出的是全中國人的心聲，他們是敵人嗎？他們值得共產黨動用幾十萬野戰部隊去鎮壓嗎？法輪功學員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學法煉功、強身健體有甚麼錯？你共產黨鎮壓了十二年！那個反革命，說白了，不過是跟共產黨的看法不一致。革命實際上是助紂為虐，成了中共實施犯罪的協同。
中共的革命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中共的革命罪惡累累！罪愆深重！中共的革命是八千萬冤魂的始作俑者！革命是一切社會動亂的總根源！中共的革命必須被清算！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