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26日訊】【編者按】總部設在美國三藩市矽谷的Google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2月15日（週二）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演講時表示，谷歌為員工戈寧（Wael Ghonim）感到「非常驕傲」。戈寧是谷歌中東及北非地區行銷主管，他參與領導了推翻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反政府抗議活動。
戈寧在社交網絡方面的專長協助引發了埃及數十年來最大抗議活動。施密特表示，這提供了一個範例，不久，不僅是社會精英階層，廣大民眾也可以受益於科技，因為科技會為他們提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資訊。
在Facebook上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網頁的谷歌高管戈寧（Wael Ghonim），2月11日在穆巴拉克下臺後對CNN說：“這場革命是從互聯網上開始的，是從Facebook開始的。”“如果你想要一個自由的社會，只要給人民互聯網。”
社交網站 PK 獨裁統治
（大紀元記者馬天祥綜合報導）與以往相比，2011年開端就顯得與眾不同。一股讓獨裁者顫抖的歷史氣勢，猛然踏入世界舞臺。在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相繼爆發反抗獨裁的抗議運動，以排山倒海之勢擊碎了獨裁者的明日幻想。他們甚至來不及從睡夢中清醒，就不得不匆匆踏上逃亡之路。
2011年一開始，鐵腕統治二、三十年的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就相繼倒臺。人們不僅要問，為何這些獨裁者如此不堪一擊？是什麼力量讓今天飽受屈辱的民眾，可以如此迅速的擊倒這些貌似強大的獨裁者？
突尼斯革命的指揮部
1987年發動政變上臺的本•阿里，已連任四次總統。其奪權之初曾承諾給人們民主化、自由化和多黨制，但掌握權力後卻無一兌現。人們沒有表達自由，報紙處處受限，反對派頻遭打壓。突尼斯變成本•阿里的“家天下”。美國駐突尼斯大使高德斯在一份報告中稱突尼斯是“員警國家”，本•阿里家族過著奢侈生活，其家族猶如黑手黨，控制著整個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而與此同時，飆升的失業率卻讓民眾陷入生活困境。
當代獨裁者從掌權開始就具有一種陰暗的企圖：為享有特權和滿足貪欲，一定會嚴禁言論自由，控制人們的思想，因此限制媒體，監控網路。在突尼斯，除Facebook外，許多流行的交流工具被禁用。
Facebook在全球有近5億用戶。其特點是，能幫助用戶通知朋友們將發生的活動，組織線下社交活動，將用戶和周圍的人聯繫在一起。突尼斯一千多萬人口，網路用戶350萬，Facebook註冊用戶近200萬。
一位網名為“阿裏”的突尼斯網友，通過 Facebook以及翻牆軟體，曝光了本•阿裏家族腐敗和貪婪的真相。當自焚的26歲青年穆罕默德•蒙阿西的故事在Facebook上傳遞後，突尼斯民眾憤怒爆發，掀起了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
隨著抗議規模逐漸擴大，本•阿里政府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慌忙採取“堵漏”措施，把Facebook列入監控名單，甚至使出盜取用戶Gmail、Facebook帳戶的手段來監控網友活動。但為時已晚，真相的傳播已失去控制，本•阿里政府只能招來民眾更大的不滿。
儘管政府對Facebook實行管制，但消息依舊在傳播。“阿裏”他們通過突破封鎖，建立新的交流平臺。民眾的行動在與網路的互動下被聯結成一個整體。儘管本•阿裏發表了電視講話，表示將在2014年不再謀求連任，但民眾的怒火卻無法遏制。直到1月14日，本•阿裏看到大勢已去，無法扭轉，只得逃離突尼斯。
Facebook成為突尼斯革命的指揮部。
埃及革命從Facebook開始
與突尼斯本•阿里政權相似的是，埃及權力集團的腐敗也令人震驚。2010年，埃及廉潔度在全球一百八十個國家中倒數，穆巴拉克和他家人利用獨裁權力攝取巨額財富，其家族資產淨值4百億到7百億美元之間。而與此同時，埃及有近四千萬人活於貧窮線下，每日收入不到2.5美元。
讓人們意想不到的是，繼突尼斯革命之後，Facebook在埃及的反政府抗議風潮中再顯威力。抗議活動僅持續三週，鐵腕統治埃及30多年的獨裁者穆巴拉克邊黯然下臺。
從去年6月埃及青年薩伊德在咖啡館遭警方拖走，被活活打死之後，Facebook上便出現名為「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社團，其在Facebook上的網頁有阿拉伯語和英文兩種語言。
埃及反抗者通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交流觀點，傳達資訊，聚集情感。從去年七月開始，「我們都是薩伊德」社團即發揮了組織作用，先是號召人們在7月23號以個人或者是群體的形式，為薩伊德默哀；8月20號下午又組織第二次默哀活動，並喊起反酷刑、反戒嚴法口號；然後就是今年1月25日讓世界矚目的大規模遊行。
面對大規模民眾抗議示威，穆巴拉克開始採取鎮壓行動，祕密逮捕了一千多名活動人士，並關閉了互聯網、黑莓手機服務等溝通平臺。
但現代社會對網路仰賴太深，貿易、運輸業、甚至政府運作都仰賴網路，斷網只能讓局面更加失控。更重要的是，谷歌推出一項特殊服務，使埃及民眾可通過電話留言發Twitter短訊，在通過電話上網接受資訊，突破政府的封鎖。斷網失敗了。8天後，穆巴拉克無奈地恢復網絡，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眾叛親離，大勢已去，直到2月11日被宣佈下臺。
在Facebook上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網頁的谷歌高管戈寧（Wael Ghonim），2月11日在穆巴拉克下臺後對CNN說：“這場革命是從互聯網上開始的，是從Facebook開始的。”“如果你想要一個自由的社會，只要給人民互聯網。”
「埃及」、「開羅」在中國已成為敏感詞
埃及和突尼斯的反獨裁浪潮觸及了中共的敏感神經。中共下達禁令，大陸媒體報導埃及事件用通稿，並禁止大型微博網站搜尋「埃及」。「埃及」、「開羅」在中國已成為敏感詞。出於隱瞞真相的需要，中共每年都要製造出大量敏感詞。
Facebook和Twitter在2009新疆“七五”事件後，在中國大陸被全面封殺。去年中共高層智庫的一份報告還把Facebook貼上“政治威脅”的標籤。2010年，谷歌公司也因中共要求配合「當地」法律來進行自我審查，於當年三月份關閉了谷歌中國網站。因此，儘管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網路用戶總數近5億人，但中共的新聞審查制度，卻封鎖了國內民眾表達真實心聲的自由。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曾指出，生活在集權國家的民眾能自由的獲取資訊就會改變，這也是為什麼獨裁者花大力氣封鎖網絡的原因。
但「全球網絡自由聯盟」開發的“自由門”等突破網絡封鎖的軟件，卻使中國大陸的民眾可以隨時翻閱這道21世紀最大的「柏林牆」。這些破網軟件每天向一百多萬用戶提供自由的資訊。藉助自由門，中國大陸的民眾還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絡。
骨牌效應已經開始，這股自由的力量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衝向抵觸它的地方。現在，人們已經可以看到獨裁者內心的末日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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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和Twitter：反獨裁運動指揮部
（大紀元記者馬天祥綜合編譯報導）不久前，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忽然爆發反獨裁運動。與以往的反獨裁運動不同的是，這新一輪爆發的民主運動時間快，規模大，影響迅速遍及全國。兩個以鐵腕統治民眾長達二、三十年的獨裁者，還未弄清形勢，便不得不在民眾排山倒海的憤怒中倉皇下臺。
反抗運動中，沒有表達自由的民眾是如何以驚人速度溝通的？在突尼斯首都生活過兩年的美國非政府組織人員Ben Kerson的有關記述可以看到，社交網絡Facebook和Twitter在其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突尼斯民眾自由的唯一管道
在突尼斯民眾眼裡，政府的新聞機構很難有像新聞的新聞。突尼斯有個笑話說，不管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政府的報紙總是說，“本阿裡正在以高超的藝術進行處理。”政府的審查制度嚴厲到可笑的程度，以至於電視台的晚間新聞節目，只能放兒童舞蹈的錄像。正因為如此，多年來，突尼斯人學會了漠視主流媒體的存在。
但真相總會大白。過去三年，社交網絡成為突尼斯民眾獲取未過濾資訊的主要方法。突尼斯Carthage市商學院學生Bad Adalla說，在一個處處存在廣泛審查制度的國家，社交網絡幾乎是政府不能控制的唯一可自由發聲的管道。
近幾年，突尼斯青年生活的一個主要方式就是在社交網絡上保持在線狀態。“社交網絡一直是我們表達自己的一個空間，”一個呼叫中心的僱員Tarek Marounani說，“我們可以在這上面發送資料和視屏，顯示真相，（國內）沒有任何頻道或報紙能做到這一點。”
“我們的第一個資訊資源就是Facebook，”一個失業的大學生說。這樣的網頁在Facebook上有1.9萬個。據調查，突尼斯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近200萬Facebook用戶，還有大量的Twitter人群。
讓民眾震驚的Facebook
這次抗議運動中，Facebook上每天都發布即時新聞。突尼斯33歲的醫生Mohamed Nafti說，他“每天每夜都被Facebook震驚。”年輕的突尼斯人在抗爭中用手機捕獲大量的鏡頭和圖像，在網絡上闡述自己的觀點。
突尼斯北部城市Bizerte的Ms.Ben Slimane回憶說：“我們大膽的說出自己的觀點，我們知道我們都面臨同樣的問題。”不滿的民眾通過社交網絡形成新型組織。
在1月8日的一個集會上，6人被政府殺害的錄像迅速在Facebook上被公開出來，這在突尼斯電視台根本無法看到。電腦工程師Majed Fanta說：“抗議開始前，民眾的憤怒已壓抑了很久。但是，在社交網絡交流觀點後，抗議者的數量便以政府無法預測的速度迅速增長。”無數抗議團體在Facebook上籌劃，Facebook把地方性的集會變成一個全國性的運動。
突尼斯的民眾說：“白天我們在街上抗議，晚上我們在Facebook上抗議。” 1月14日促使本•阿里出走的最關鍵抗議就是在Facebook上組織的。
埃及抗議運動的新聞中心
同樣，開羅廣場的抗議者對穆巴拉克的憤怒也不是突發的。獨立的新興媒體The Faster Time評論員Jeff Jarvis說，早在6個月前，他們已在Facebook建立一個群組上的博客。埃及的抗議也是在線網絡的完美產物。
在那個叫薩伊德的年青人被政府的便衣殘忍毆打致死並扔在大街上後，一個叫“我們都是薩伊德”的匿名博客創立了。隨後，這個博客的人群慢慢增長，最後變成了一個線上的塔利爾廣場——這是反對者呼籲結束穆巴拉克獨裁專制、並舉行會議的地方。這個群組積累了約60萬追隨者，並演變成運動的中央新聞中心，為反抗運動提供源源不斷的最新消息。
在穆巴拉克下臺後，谷歌在中東的高級主管，“我們都是薩伊德”博客創辦者戈寧（Ghonim）對CNN記者表示，他想和Mark Zuckerberg見面，對他和他的臉書表示感謝。
如果沒有社交網絡，這場抗爭能發生嗎？“絕不可能。”突尼斯人Ms. Agreb說。社交網絡使每個人都可以為這場抗議盡一份力量，甚至是在Facebook上即時更新的一個短句，也能引起無數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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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英雄的傳奇故事
（大紀元記者馬天祥綜合編譯報導）1月25日，埃及首都開羅出現大規模民眾抗議示威。兩天後，穆巴拉克採取鎮壓行動，祕密逮捕了一千多名活動人士，關閉了互聯網等。向谷歌公司請假回家“辦私事”的谷歌高級主管戈寧，在這天“被失蹤”。谷歌公司發出聲明四處尋找戈寧。
80後的威爾.戈寧，來自埃及首都開羅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先後畢業於埃及的開羅大學和美利堅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加入谷歌(Google)在埃及的分部，辦公地點在阿聯酋首都迪拜。他太太是美國人，有兩個孩子。
戈寧在Facebook上設立了「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社團，紀念埃及男子薩伊德。薩伊德在去年6月遭警方由咖啡館拖走後，被活活打死。這個臉書網頁成為埃及反獨裁運動的象徵和精神支柱。
2月7日，戈寧終於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原來，他被祕密員警帶走。期間，他一直被蒙住眼睛，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
審訊他的人不相信如此大規模的抗議是年青人和其他民眾自發的，堅持認為背後有“黑手”，而且還堅持說抗議者都是“背叛祖國”。
戈寧激動地說：“假如我要‘背叛祖國’的話，那我為什麼不繼續留在阿聯酋、在自家的游泳池裡休息？！掙一份不錯的工資、繼續升遷？！人云亦云、任國家怎麼搞？！”
戈寧說，和他一起辦Facebook網頁的其他人，不少人都有房子、汽車，還有的非常富有。他說，我們當中，沒有人有政治野心，這麼做只是“因為我們愛埃及，因為埃及是我們的國家。”
在被關押期間，戈寧不知道外界情況，加上“賣國”的指控，讓他感到痛心和焦慮。埃及官方一直拒絕通知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到處找他，走遍了開羅一家又一家的醫院。
2月7日戈寧獲釋時，開羅抗議高潮似已過去。穆巴拉克通過暴徒、員警、甚至軍隊，來威脅抗議民眾，試圖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分化瓦解抗議者。
此時，剛剛出獄的戈寧接受了埃及民營電視台(Dream TV)“晚間10點”訪談節目的專訪。在訪談節目結束之前，戈寧看到電視台播放的五、六張死難者的照片：他們都是面帶著笑容、看上去對生活充滿了愛和希望的年青人，年紀都和戈寧差不多。
戈寧痛哭流涕。他說：“我想告訴每一個失去了兒子的父母，我很抱歉，但是這不是我們的過錯！我向上帝保証，這不是我們的過錯！這是那些牢牢把持住權力、不肯放棄的人的過錯！”
大批民眾看了那段電視採訪，非常感動，第二天他們再度湧上街頭，並且再度表示決心，不會先於穆巴拉克離開解放廣場。一度低落的抗議形勢再度興起。
2月11日星期五，統治埃及長達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被迫下臺。
（轉載舊金山大紀元時報，灣區焦點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