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04日訊】從三聚氰胺毒奶粉到最近的瘦肉精事件，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4月3日，《南方都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源於缺乏符合國際監管規律的監管體系；中國需要一場食品安全進步運動；建議更多的消費者應該行動起來，與生產農戶合作，強調食品的本地化，縮短整個供應鏈，並迫使政府和企業回應。
中國食品安全「叢林狀態」
1906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根據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廠的生活體驗寫成了紀實小說《叢林》（The Jungle），揭露食品生產過程中各種安全問題。時任美國26屆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他邊吃早餐邊看《叢林》，看到這些大叫一聲把手中的半截香腸扔到了窗外，他選擇了與辛克萊見面，推動通過了《純淨食品與藥品法》，並創建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FDA）的雛形。
中國當今的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較之一百年前的美國，已不可同日而語。如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曾在2006年5至8月間，對五個廠家生產的牛奶樣品進行抽檢，結果顯示，63.2%樣品含有β-內酰胺酶（解抗劑）。這種通過基因工程使微生物發酵獲得的β-內酰胺酶被用來水解飼養過程中過量使用而蓄積在牛奶中的抗生素。不夠純化的解抗劑可混入生產β-內酰胺酶的工程菌，該菌進入人體後通過細菌間的傳播，架起了直接通往一個又一個「超級細菌」的橋樑。
而曝光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竟是中國奶製品行業的潛規則，震驚中外。
一個普通美國作家在肉類加工廠裡面實地考察經歷，成為美國曾經的食品安全改革催化劑。而這只能讓生活在中國的人羨慕嫉妒。十多年來，不知道多少中國記者和維權人士寫下汗牛充棟的文字，反應中國各地層出不窮的毒食品問題；但結果毒食品問題愈演愈烈，而揭露問題的維權人士卻不斷被抓被打甚至成高危「被失蹤」一族。如北京三聚氰胺毒奶粉患兒家長趙連海因協助組織了其他受害家長進行抗議，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半的監禁。
評論指出，更為恐怖的是，面對層出不窮的毒食品問題，人們已麻木得有些可怕，不捨得「扔掉手中那半截火腿腸」。最近的瘦肉精事件，甚至已經不能觸動人們的神經。
中國缺乏符合國際監管規律的監管體系
涉及到食品安全監管，國際上多由專門獨立的食品藥品管理局負責。美國FDA、歐盟、日本等國家級的食品藥品管理都有實實在在的權力，除了協調功能，還應發佈食品安全標準，同時具有獨立的食品安全評價委員會，由食品藥品管理局統一聘請專家，而不是分散在各個部門。
但中國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食品監管方面的功能很不夠；它沒有辦法協調農業部、商務部、衛生部等部門。而且對這個監管機構本身的監管也存在很多問題。中國食品監管現由各級政府各自負責。地方保護主義以及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使得監管名存實亡。
不少媒體已揭露，在北京二商集團的倉庫裡，有一套與普通人並不相干的獨立的供應體系。評論指出，針對特權階層的食品特殊供應體系使得食品安全的決策與自身安全利益的脫節，也是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遲遲難以解決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受害人的公益訴訟一直未被真正支持。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後，孩童家長的法律訴訟受到了各種干擾和打壓。
中國需要一場食品安全進步運動
評論指出，中國各種安全監管機構的運行、分工以及對這些監管機構的監管制度沒有真正確立起來，監管機構本身的問責性、透明性、獨立性以及專業性都存在不足；從經濟性監管到社會監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放開公益訟訴制度，相關的法律都不完善，也未被執行。
現今的食品工業運營模式往往是大型企業採購小農戶產品再集中加工售出，這些大型企業在全國有消費渠道；在面對大型企業時，小農戶的談判能力過低，存在被壓搾行為。大型企業將公司化流程下對農戶的剝削以供給低質量產品的形式返還到消費者身上，而一旦出現問題，監管者還是習慣於從單個的農戶身上開刀，歸罪於農戶道德敗壞。
評論認為，簡單的道德判斷不能解決問題，更需思考的是貿易是否公平，利益在產業鏈中如何分配，以及消費者把錢究竟給了誰的問題。
評論建議， 消費者應與生產者合作，強調食品的本地化，縮短整個供應鏈，才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食品本地化，是發達國家新興起的運動。這不僅僅是消費者法律意義上的維權，而是消費者主動用自己的行動支持本地農民，支持本地生產，消費本地農產品，通過主動積極的選擇來保證自己的食品安全。消費者和農民可採用主動的替代性方案——社區支持農業的模式以及團購合作社的方式，通過雙方利益保證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還可以讓現有的農戶處於弱勢地位的產業模式受到挑戰。
評論認為，食品不單單是一個工業產品，它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中間，消費者個人，公民社會都需要做些甚麼，也都可以做些甚麼。更多的消費者應該行動起來，以迫使政府和企業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