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相同的起點,殊途而同歸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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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6月10日訊】晚清中國從改良運動到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四個歷史人物,毫無疑問是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和孫中山,1895年是一個分界線,這一年泱泱大國被一個東方的蕞爾小國擊敗,簽定了屈辱的《馬關條約》,良心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民族的處境。我們都知道,四個人後來走了不同的道路,從這一年開始,張謇(季直)回家鄉南通辦實業,埋頭苦幹、實幹,在本土走出了一條通往現代的大道;孫中山在遙遠的異鄉組建了革命團體「興中會」,走上推翻滿清、創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為、梁啟超師生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則直接推動了三年後的百日維新,在維新失敗、流亡海外的歲月裡,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路線,特別是梁啟超通過辦《新民叢報》等一系列報刊,繼續影響著晚清中國。其實,在1895年之前,四個人的思想並無多少差異,即使孫中山也曾主張走改良道路,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改良是他們共同的起點。

1894年,青年西醫孫中山放下手頭的醫務,到翠亨村家中閉門多日,寫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鴻章書」,提出對國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歷史學家左舜生說:「在清末一切談改革談洋務的文字中,就我涉獵所及,以孫先生這封上李書第一。」當中最有名的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條。實際上這是當時改良派的基本共識,並不是孫中山的原創,比他年長的思想家、買辦鄭觀應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裡就說過:

「……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貨暢其流』。」

孫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條「物盡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發表前,一般都要請他的朋友批評、斟酌,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經向陳少白、鄭觀應、王韜等人請教乃至代為斟酌過,鄭是他的廣東香山同鄉,他北上天津,路經上海,拜訪了鄭,還有思想相通的王韜,兩位有聲望的老人給這封上書作過修改是可以肯定的,這幾條是不是鄭加上去的,我們則無法知道了。王韜還親筆寫信介紹他去見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希望引見。然而時間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戰前夕,李鴻章沒有時間接見一個微不足道、從廣東來的年輕人,乃至有沒有看到過這封8千言書,也是一個疑問。孫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頭而去。

張季直是東南實力派領袖,1894年中狀元,以漢人而對清室懷有感情,辛亥前的將近10年間,他一心推動君主立憲,是晚清立憲運動的靈魂人物,和孫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錯失良機,到最後,革命風暴起來時,他斷然選擇了共和。他從立憲轉向共和並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來訪的美國工商代表團,不會英語的他就立憲等問題,通過翻譯請教美國人,其中一個美國人發現——「商人與官吏之間存在對立情緒,我清楚地察覺他們之間的裂痕業已擴大。」並在日記中留下了這個記錄。1911年5月,他曾到過一次北京,受到攝政王的親自接見,北上途中,隨行的江蘇諮議局議員雷奮對他說,清廷斷無不倒之理,愛好和平的各省諮議局議員,如果大家不肯出頭,局勢將不可收拾,懇切地忠告他:「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實。須知皇帝與國家比較,則國家重於皇帝。」當時也在場的劉厚生證實,他以十分欣悅的態度完全接受了這個建議。

1895年之前,他們都站在改良的起點上,從改良到革命,從立憲到共和,這是歷史的邏輯。當年,29歲的孫中山拖著辮子來到天津,一年後亡命異國,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徵的辮子。相隔十幾年後,59歲的張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辮子,可謂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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