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08日訊】王立軍叛逃美領館，揭開了中共政局這個大膿瘡，隨後事態逐層向中共高層發展，薄熙來、周永康相繼被牽出，整個事件將如何發展，背後的決定因素是甚麼，想必是現在大家非常關係的問題，本文從中共政權面臨的問題和其特點開始，剖析一下這個問題。
1. 中共權貴財富與政權統治策略決定中共的走向
2011年後，國際上發生的最大的事情應當是中東幾個獨裁專制政權的瓦解。其瓦解的過程完全就如同非線性理論中常說的那只蝴蝶引起的風暴一般，看似一個微不足道的大學生慘死事件，引發了民眾和平理性反抗暴政的茉莉花革命，迅速橫掃幾個中東專制國家，同時使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共產政權驚恐至極，連被中共罩了多年的拉登也在這種震動恐慌之中被美國乘機拿下，一時風傳大批中國富豪加快了向海外轉移的步伐。
根據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 ，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萬7,31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站富豪總數的91％，他們擁有資產2萬450餘億元。
根據中共官方一貫做法，這些公佈的數據應當只是冰山的一角。經過江澤民當政十年的縱容和直接參與，近二三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放所積累的財富已經被中共權貴太子們瓜分完畢，量級在百萬億人民幣，甚至造就了一批百億級權貴太子富豪。因此中共太子富豪們掌握的資產和人數要遠大於現今一般披露的數據。
胡潤聯合中國銀行私人銀行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稱，14%的千萬以上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請移民當中，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也就是說，大致有一半的太子黨富豪在考慮移民海外。且目前這些富豪給出的移民理由都是擔心財產安全。 那麼對他們財產威脅最大的是甚麼呢?
一般人們會認為是中共政權不穩定導致了富豪們的恐慌性外逃，尤其是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使人們更加確信中共政權也是處於一個臨界狀態中，一觸即潰。但是對於中共權貴們，他們還面臨另一個更現實的威脅。2002年10月左右，在中共的十六大之前，胡錦濤和朱鎔基共同在新聞聯播中公佈，中國每年的外逃資金500億美元，顯然這是暗指江氏一黨交權前，關聯太子富豪的逃亡。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共領導層的更替，一定伴隨著一批富豪的跌落和新的一批富豪的崛起。所以對於這些太子富豪的財富，不僅要面對中共政權崩潰的威脅，還要面臨領導層更替的考驗。現在中共面臨又一次領導層大換血，這些太子富豪和他們的代理人們，更為迫切的需要尋找保護他們財產安全的途徑。
當魚比池塘小時，不會感覺到池塘的約束，而當魚甚至比池塘還大時，問題就出來了。一般的富豪，三、五千萬，三億、五億的，把財富轉移到西方政治穩定的國家，社會安定，吃穿不愁，似乎確是一條不錯的退路，但是對於這些擁有天量財富的太子們，他們已經會直接感受到池塘的約束。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黃怒波在冰島購地受到西方社會質疑。
英國《獨立報》說，黃怒波宣稱，在冰島買下這塊土地是為了鞏固自己作為中國最重要旅遊企業家的地位，但事情的另一個解釋是，他的收購與北京意圖統治北極新航道有關，甚至可能威脅冰島的主權。該報甚至認為可憐的冰島有被中國殖民的危險。這些曾經叱吒中國的富豪們，不會甘心只在美國的聖蓋博谷買個豪宅做寓公，如此天量資金必然觸及所在國的政治勢力。沒有政治權力的保護，到了海外不就是人家案板上的肉麼。所以對這些太子富豪們，海外只能是一個退路，財富安全的出路還在中國。
一般講來，一個政權的最基本作用是保護私有財產。但是中共政權是從沒收富人財產起家的，起家之後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公眾認可的統治策略，沒有立足於對私人財產的保護。雖然前幾年中共在修訂憲法時，加入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但是這一條款與整個中共奉行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它採取的一套不斷剝奪，製造危機、多頭相鬥的統治策略相悖。中共執政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剝奪個人財富，摧毀社會經濟，製造危機和動亂的歷史，所以這些太子富豪們能在中共現行的統治框架內找到保護自己財產的途徑嗎？找不到的情況下，他們會做甚麼呢？顯然，這將是決定中共走向的最關鍵因素。
2. 中共的統治策略及其對經濟的破壞
易經為群經之首，也可說是群經之始，中國的傳統統治策略皆依此而定。天地感應、陰陽交替、官民互動，才能流水不腐，長治久安，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是將其局限在了官民互動範圍內，道理還是一個道理。中共則是在階級鬥爭、路線理論的基礎上，採用隔離、阻斷式的統治策略，使用暴虐、血腥的多頭相鬥來激發自身的活力，多頭相互牽制，遏制其中任何一頭不受控制而導致整個體系迅速崩潰。中共需要不斷的製造內、外部危機，從而為幾個巨頭相互掐架中伴隨的暴力製造藉口。
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政治特點，一直把中共的領導人分為保守派和改革派。實際上中共並不存在甚麼保守派和改革派，中共黨員可能有好人、壞人，但是中共內所謂的民主派、保守派，開明派、守舊派，只是中共統治機構內不同部門或不同體系各自的利益驅動的表現，因此用這種對立兩派的觀點將無法看清中共局勢。
中共不同的政權部門的利益取向，造成了其大相逕庭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是兩個方面互動的結果，一方面是部門內的成員謀求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是長期的部門領導自身的偏好。如果一個部門領導忽視了部門成員的利益，他將會被很快趕走，因此部門領導就不得不盡力的爭取自身部門的利益，從而不斷的與其他部門爭鬥。強悍如毛澤東，也不得不一週花費5天時間與軍頭在一起，時刻掌握軍隊的動向，引導軍隊的走向，滿足軍頭們的要求。一般，即使一個領導有不同的個人偏好，也只是能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調整這種利益傾向。代表一個派系的巨頭只能以這個派系利益相適應的政治傾向出現。
中共統治體系基本上可分為四個部份：軍隊、黨務、政府和政法四個系統。這四個系統的代表人物總是會與系統本身需要的面貌出現。國家不打仗，軍隊的勢力就會逐漸衰落，所以軍隊要打仗。不能對外打，也要對內打，這就要求頭領有軍事獨裁的面目。不講共產主義，不講政治，不講黨性，黨務系統就毫無權威，因此黨務系統的代表總要以原教旨共產黨人的形象出現。國家政治民主開明，情治強力部門則無事可做，因此它們一定要不斷的製造出各種危機局面，培養出足夠的刑事罪犯和黑社會，樹立敵對勢力，主管政法的頭領就要殘暴、專制。沒有寬鬆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教育將得不到發展，因此總理就需要表現的開明和親民。
中共七十多年統治的歷史，可以看作是這四個系統相互傾軋、搏鬥的歷史。搏鬥的結果使中國經歷了三次從放鬆管制-》經濟發展-》不同系統之間的吞噬傾軋-》加強管制和控制-》經濟結構被破壞-》重新放鬆管制這樣的循環。
第一個循環是從1949年開始到1960年。這個階段的初期，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中共政務系統大展身手，劉少奇甚至提出了資本家剝削越多越有功的說法，政法系統也在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中施展拳腳。隨著經濟的恢復，在經濟發展中被冷落的黨務系統開始出擊，對私有經濟的大規模剝奪開始，公私合營，人民公社，在大躍進的口號下一、兩年就把經濟結構完全破壞，1960年，數千萬中國人被餓死。
第二個循環是從1960年到1976年。代表政務系統的劉少奇在中共7000人大會上反擊，黨務系統退縮，政務系統開始主導經濟恢復。經濟很快恢復後，軍隊系統又耐不住寂寞，在毛的帶領下，先作為後盾支持大、中學生組成紅衛兵打垮了各級政府，然後對各級政府進行軍管，一度接管了政務系統，結果是再一次摧毀了經濟。物資供應極度緊張，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又將面臨另一次的大饑荒。
第三個循環是1976年到現在。在四人幫倒台後的十餘年，中國經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政務系統一度強勢，地方和各部門首腦更換為行政領導。這時黨、軍系統又開始蠢蠢欲動，64屠殺兩敗俱傷，政務系統雖然被鎮壓，但是軍隊也因惡名昭著，而不得不收斂。鄧深知黨、軍系統主導會摧毀剛有所恢復的經濟，因此在鄧的強行主導下，中國得以能夠繼續保持一定的開放。
之後經濟沙皇朱鎔基的強力運作，為中共積累了更多的財富，這些財富按照朱的原意，是要在取消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之後，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系統，使中國走上良性運轉軌道，但這無疑會使政務系統更加強勢。當時，經濟學家、企業家們如日中天，軍、黨、政法系統幾無人問津。
上世紀最後一年，在軍隊的支持下，政法系統在江氏的帶領下出擊，把朱積累的財富都用於鎮壓一些善良的煉功民眾。雖然鎮壓慘敗，並把中國經濟幾度推入困境，但是也把政法委書記推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這些年，在江系支持下，政法系統越來越強勢，甚至藉口鎮壓幾個訪民，花費了比軍費還多的維穩費用。同時，黨務系統中的毛氏遺族與投機分子薄熙來沆瀣一氣，聯手江系干將周永康掌控的政法系，在重慶高舉毛氏大旗，唱紅打黑，一時紅歌席捲大半中國，大有重啟文革之勢。
但這第三個循環與前兩個循環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共的統治體系在前兩個循環中主要是依靠對人們的思想控制來維持，現在卻完全依靠經濟利益。文革對經濟的破壞眾所周知，按照「薄澤東」在重慶砂鍋搗蒜的做法，如其掌權，無疑又會徹底摧毀一次中國經濟，沒有經濟利益維持，整個統治體系會迅速崩潰。中共高層手中已經聚集了天量的財富，他們要保護這些財富，必然不能允許這種崩潰，所以薄、周被現在的權勢集團拋棄成為必然。
3. 中共當前的困局
胡溫拿下薄周，並不意味著解決了他們面臨的根本問題。胡錦濤在中共中央二十多年，對中共的現狀瞭解入微，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目前面臨的困局——統治體系內不同系統吞噬金錢的不平衡，吞噬金錢能力越來越大與接近枯竭的金錢，完全對立的官民，中共暴力統治的一個基本策略是依靠掌握整體更強、更多的資源，對局部較少資源形成的實施暴力控制，維持這種統治一個關鍵是要把局部的爭鬥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才能維持整個機制的存在，否則會直接拆散中共。因此任何地方勢力的獨立、分裂傾向，中共黨內都會最迅速的達成一致，實施鎮壓。前有陳良宇，後有薄熙來，都是犯在這一點上。所以薄熙來、周永康被抓住了謀反的把柄，除非他們能把整個中共翻掉，否則被中共除名只是時間問題。這也是中共總是要強調穩定的終極原因。上訪人群、民主運動只是一些假設的維穩對象，真正的維穩對象是中共的不同派別。
縣管鄉，省管縣，九個常委各自分管一些省和不同的系統，最終總書記通過中央警衛團和特情系統控制九個常委，軍隊保證最終的威懾力，行政、政法、黨務相互競爭和制衡，形成了這種整體控制局部的統治格局。為了保持這種逐層、多頭互鬥機制的存在和運轉，在摧毀了正常的道德和社會倫理之後，唯有採用經濟收買的辦法，控制統治體系中的各層人員。
雖然中國古代與現在的中共政權都同樣使用了文官統治體系，但是中國古代很大程度上是用道德、文化、禮儀來控制，現在中共完全是用經濟利益來控制。這兩者有不同的特點，人們越提倡道德約束，則道德資源就越多，從而道德約束也越強，因此前者越用越多。當更多的利益用於這個控制體系時，社會投入盈利的資源將減少，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經濟利益減少，因此後者是越用越少。考慮到這個控制體系的自利性是局部的，應此也一定是整體非理性的，它不會因為這種總體經濟的減少而減小這種掠奪。相反，這個控制體系還會迅速生長，因此就需要更多的資源去滿足它。
這就導致了一個死局，各個系統競相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形成了數個吞噬金錢的怪獸群，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不僅吞噬了每年國家GDP的60～70%，還吞噬了一、兩百萬億貨幣紅利中的絕大部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已經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百萬億量級的財富，因此這些系統正在更迅速的吞噬民企和民間財富，系統之間的相互吞噬也已經開始，並且系統的上層還在吞噬下層。在這種吞噬過程中，官民迅速對立，財富逐步向高層集中，統治結構也在逐步瓦解。
當前中國社會的經濟很大程度上是靠民企來支撐的。三十年前由於經濟的崩潰，導致中共政權放鬆了對經濟組織的管制，從而使民企獲得了發展空間。民企發展與國有壟斷企業對經濟的破壞還佔有優勢時，整個經濟還會得到發展，民企也積累了一定的資源。但是當整個控制體系在賣光了土地、礦山等存量資源後，現在正在進行的是對民企的掠奪。隨著對民企掠奪的啟動，社會總體經濟資源會迅速減少，並且還會引起民企資源迅速外逃，整個經濟將會陡然下降。最後當這個控制體系從社會可獲得利益小於維持其存在需要的利益時，體系各層的自利性將會瞬間瓦解整個體系。
4. 走出困局的唯一出路
當中共權貴們擁有了十億、百億資產的時候，他們應當馬上可以意識到甚麼樣的社會制度能夠最好的保護他們的資產。雖然他們會宣稱朝鮮政治正確，但是誰也不會把他們的資產存入朝鮮，甚至是也不會存入他們一度屬意的南美諸國，他們只會把錢存入英、美和瑞士。為甚麼，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財產保護透明和穩定，這些國家的體制提供了對財富的最佳保護。
這些國家的體制不外乎就是議會制度和文官制度的結合。通過議會這個籠子把文官系統和軍隊這兩個怪獸關起來，與財富階層隔離，使其自身不能無度的吞噬財富的同時，也使得財富階層不至於利用這些怪獸吞噬社會大眾，或相互吞噬。做到了這一點，現有的財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
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共難道不懂嗎？顯然不是不懂道理，而是中共有一個龐大的黨務系統在阻擾中共任何削弱和拋棄共產主義的變革。與共產主義者所宣稱的解放生產力相反，這個黨務系統所作的任何一個強化共產主義的做法，都是在摧毀社會經濟體系。如這個黨務系統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不惜花費數十億人民幣扶持一個數千人的村莊為社會主義典範，同樣的錢卻可以在十年內使全國的失學兒童都入學。所以說，這個黨務系統的存在本身已經是對中共政權的最大威脅。
是不是這個黨務系統的成員都堅信共產主義，也不是，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八千萬黨員中，已經沒有一個人真正的信仰共產主義。這個黨務系統之所以要維護共產主義，目的只在於維護這個黨務系統自身的利益。中共權貴為了減弱這個系統對市場經濟的抵制，採取了國企黨委書記充任董事長等措施，實際上只是挖肉補瘡的做法。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高層一夜之間宣佈這個黨奉行一個甚麼新的主義，只要這個系統中的成員利益沒有受到損失，他們也一樣會全員擁護。所以只要名義上改換一個旗幟，就會實質性的改變這個黨務系統的政治取向。
王立軍事件為中共的權貴實現體制的轉型提供了一線稍縱即逝的希望。通過清算王立軍牽出的薄熙來、江系等血債派，獲取民眾的支持；拋棄中共名頭，消除黨務系統這個最大的阻礙；徹底解散政法委，恢復司法的獨立，借勢切割權貴階層與文官體系，還百姓公正；藉此次事件中已經公開的中共黨內爭鬥和除卻共黨外衣之機，把暗箱內部操作，轉化為公開的黨派競爭，同時也便於清除那些依靠黑暗，搗亂、破壞的壞人，一舉實現開放、民主、開明的政治局面。如此，國之大幸矣。
（責任編輯：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