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16日訊】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師、新媒體專家魏武揮日前在《經濟觀察報》撰文，以韓國為例列舉了網絡實名制的開始、立法，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隱私的洩漏而最終導致破產的過程。魏武揮文章如下。
韓國是一個互聯網滲透率高達七成以上的國家，網絡社會非常發達。它也是全球第一個推行實名制且推行得最徹底的國家。早在2002年，它的15個政府部門就開始實施實名制，到了2005年的狗屎女事件(一女子由於未清理寵物狗在地鐵裡的排泄物而遭網民人肉與攻擊，導致此女患精神疾病)，實名制推向民間開始進入立法階段。2007年，信息通信部正式出台與網絡實名制有關的法案。而韓國人氣女星崔真實自殺，更是使得此項法案的支持率大升。從時間順序上，我們可以看到，網絡實名制並不是倉促之間拍拍腦袋的想法。必須承認的是，韓國政府也是小心翼翼的：從2002年的政府先行，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立法。
但如此長時間的試探，幾起引發全國人民關注的因網絡攻擊而遭受不幸的事件，卻抵不過一次隱私洩露。2011年7月，韓國兩個大型網站被黑客侵入，3500萬用戶(也就是95%的韓國網民)資料外洩。這起事件直接動搖了韓國實名制的基礎。雖然行政安全部8月提議取消實名制但遭到信息通信部抵制。也許是巧合，2011月黑客再一次出手攻陷某遊戲網站，1350萬玩家信息洩露，韓國政府終於退讓：限制網站收集和登記用戶身份證行為，實名制實質上宣告結束。
作為一個互聯網極其發達、政治制度實行民主化的西式國家，在早期網絡實名制得到巨大的擁護，是值得玩味的——相較之下，很多國家的這種動議並沒有高比例的民意支持。在我看來，這和韓國的集體主義盛行有關。
韓國是一個很「團結」的國家(民族)，在亞洲金融風暴時，甚至有國民出售黃金(而不是囤積以圖保值)幫助國家渡過難關。為了一個整體的利益考慮，韓國人可以委屈乃至犧牲自己。這是東方所謂儒家文化圈很典型的特徵，只是韓國的特徵過於突出罷了。
在這樣一種集體主義感召下，為了一個淨化的網絡環境，韓國國民能夠在實名問題上所謂「為大局著想」就不奇怪了。而這種集體主義觀念，也恰恰為韓國政府所利用。在韓國專欄作家金宰賢看來，實施網絡實名制，就是執政黨大國家黨企圖控制網上輿論。韓國記者李成賢進一步推斷，由於內閣中大國家黨佔有絕對多數，民意上只要稍加支持，這種實名製法案的出爐，並不困難。
但集體主義精神在個人利益遭到切膚之痛時便很快敗下陣來，那就是隱私洩露。集體主義精神再強的韓國人，恐怕都很難忍受自己的信息被非法竊取。如果說大多數人對政治冷感，對政府控制輿論這件事感受不深的話，那麼個人信息一旦外洩，隨之帶來的十分具體的不安全感無疑大幅增加。大國家黨即便在內閣佔有多數，面對民意的轉向，不得不重新考量實名制。
事實上，韓國幾個研究機構的數據也顯示，實名制其實對它所意圖解決的問題起不到多大作用。首爾大學的研究表明，誹謗跟帖數量從實名制實施前的 13.9%下降到後來的12.2%，下降幅度微弱之至。另一項由信息通信部自己參與的研究顯示，惡意帖僅僅減少2.2%。而反過來的數據則是——同樣來自首爾大學的研究——網絡論壇平均參與者從2500餘人銳減到不到800人。這些研究的數字告訴了民眾：你們所期望的淨化至少通過實名制是完全不可得的，倒是會讓更多的人在網上選擇沉默——即便沉默，個人信息依然有可能被竊取。
於是，在相對客觀中立的研究支持下，在個人利益的直接被侵犯下，在大國家黨不得不獲取民意支持以保住執政地位下，全球首個實施實名制的韓國，宣佈放棄了這項看上去很美好實則一點用處都沒有的網絡監管體系。
（責任編輯：葉清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