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29日訊】近日，一則報導安徽9歲留守兒童小林上吊自殺的新聞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相比小林自殺的消息，他絕望的選擇結束生命的原因則更加令人揪心。由於常年在外打工的母親今年又不能回家跟自己團聚，傷心至極的小林最終選擇了以上吊自殺的極端方式來宣洩內心深處被父母遺棄的憤懣與悲傷。對小林來說，孩子若享受不到父母的舐犢之愛，活著的世界將與死亡一樣黑暗。
小林的案例並非偶然，因父愛母愛的被缺失而產生絕望情緒的留守兒童並不止小林一人。甘肅青神縣留守兒童陳勇強在出生幾個月後，就一直由於父母在外地打工而生活在「無父無母」的孤單環境中。遠離父母14年的他在一篇日記中寫道，「我的媽媽、爸爸到很遠的地方打工去了，幾年才回來一次。我想要我爸回來，他只說他在外地能掙更多的錢。……我不希望有更多的錢，我只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
儘管這兩個孩子表達自己對父母思念的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他們也不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呼喚著「我想有個父母相伴的家」這樣的基本訴求。對於大多數平常人家的孩子來說，這種訴求並不難滿足，甚至是垂手可得。但對於留守兒童來說，這樣的渴求卻需要用生命的代價來得以告白。在感歎他們可憐可悲的同時，我們或許應該深究，到底是誰導致了這些孩子的年幼無依？我們該厲聲譴責父母的失職失責，還是該鄙夷他們那顆為了賺錢竟不顧孩子的逐利之心？
常言道，可憐天下父母心。身為父母者，懷揣著父母之心的人，試問有誰願意拋下自己的孩子遠赴他鄉？動物皆有「舐犢之情」，何況初為人父人母，又怎能割捨親身骨肉？然而，這種有悖常理人倫的真實故事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發生在「活的比任何時候都幸福」的中國當下。
一些數據可以清楚的告訴我們，父母與孩子相隔兩地的分離絕不是個案，也絕非偶然。中國衛計委在2013年9月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中分析得出，2012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36億，相當於每6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其中，已婚育齡婦女2012年的生育數量佔全國出生數量的1/3。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大致估測，到底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又有多少年邁的老人常年見不到自己的孩子。
此外，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有1.2億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城裡工作。而這個數字若以不同的口徑估算，可能高達1.5億，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三億。而以農民工進城的數量來估算，就有2300多萬孩子被留在了農村老家。百度百科在對「留守兒童」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群體進行調查統計時稱，中國農村的「留守兒童」數量超過了5800萬。57.2%的留守兒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兒童是父母同時外出。
當我們看到如此驚人的數字，再想起那位等不回父母而選擇上吊自殺的孩子時，這樣的連接是否讓人不寒而慄？而更應該發人深省的是，中國這般大規模的由農村向城市的求職遷徙，究竟是甚麼在背後形成了強大的推動力？
既然背井離鄉的是農民，那麼我們必然要從農村當下所存在的問題上找尋原因。而中國各地政府以賣地來謀取GDP政績以及中飽私囊的普遍現象將直指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一系列政府暴力強征土地的惡性事件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競相上演，同時政府授意開發的重工業項目在原本充滿生機的土地上留下了難以修復的重度污染。於是，無地可耕的農民在抗議反而被抓、上訪也沒有出路的窘迫現實下，不得不開始向農村以外的世界尋找繼續生存的方式。而此時，城市裡大規模的房地產擴張所帶來的建築工地對施工人員的招募以及製造業、服務類行業的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似乎為正在謀求生計的農民找到了新的希望。
面對著家庭的溫暖、孩子的期待與求生這二者的艱難抉擇，「活著」便成為了大多數農民工義無反顧的無奈選擇。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強忍著不回家與孩子團聚，或許只是為了多賺一些錢，讓孩子能在未來的某一天到城市享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成長環境。然而殊不知，若不是專制的體制，謀私的特權將人人都應共享的資源壟斷，人為的製造出不同區域的教育差別、就業差別、生存環境的差別，在城市打工的農民根本就不必欽羨城市優越的條件與資源，更不必犧牲與孩子共享天倫的機會與權利、付出更多的辛勞為孩子打造他們或許並不那麼期待的未來。在孩子眼中，有父母呵護的童年才是最幸福的童年，有父母關愛的成長環境才是最好的環境。
而令人髮指的是，孩子因遠離父母而演繹出的一幕幕悲劇竟是當下政府為了自己謀求私利、為了掩蓋自身惡行而親自導演所成。作為無辜充當該劇表演者的父母，也不幸的淪為拋棄孩子、甚至導致孩子在遠離父母的絕望中自戕的惡者與罪人。可見，中共這個邪靈一般的導演不僅能製造悲劇，而且還能塑造出替自己承擔罪責的犧牲品和替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