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忍氣吞聲的《塘沽協議》

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與日軍激戰兩個多月，終因傷亡慘重，後援不繼，而不得不撤出長城各關口。日軍入關作戰，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相繼佔領冀東各縣，直抵北平郊外的密雲、懷柔一帶，對平津構成威脅。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攻佔山海關、進兵熱河，進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時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連連發起進攻，佔領四省，可見倭寇侵略中國的野心，正在猛烈地、急劇地、迅速地、狂妄地膨脹中，看來作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市，失陷是在所難免，無非時間長短而已。因此，彙集中華文化精華的故宮文物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國民政府對此非常重視，並及時作出相應安排。

其實，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北平故宮博物院就已經接到上峰指令，將文物整理裝箱，準備隨時「南遷」。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經過反覆斟酌，遂於一九三二年秋，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打包工作。熱河淪陷之後，國民政府乃決定迅速採取行動，將之疏遷南方。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夜晚，開始自故宮秘密搬出，運往南京朝天宮山洞庫房收藏。在兩個月之間運出約一萬箱。這個緊急措施，實在是非常明智之舉。後來，當中日戰爭的戰火擴散全國之際，這許多文物木箱原封不動地疏運到四川省的樂山、峨嵋等安全地區，得以防止損害。及至中日戰事結束之後，一度運回南京，旋因戡亂戰事惡化，復於一九四八年底移送台灣。為中華民國之所繼承、而以故宮文物為其象徵的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就是這樣得以倖免於戰火。

七十年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畫面非常清晰：在抗日戰爭期間，13427箱故宮文物的精華被迫運離北平，先至南京，後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輾轉流離，跨越兩萬里的行程、十四年的光陰流失、一場殘酷的衛國戰爭。當文物重返故都時再次清點，幾乎無一損毀，無一遺失。這在後人看來真是天大的奇蹟。這一奇蹟，正是那時候的「故宮人」，把象徵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祖國文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貴重，他們不辭辛勞、兢兢業業、捨生忘死、始終不渝為保護珍貴文物而奉獻出自己的一切而創造出來的，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其勞、其苦、其功、其勳，將為後世代代相傳，人人敬仰，流芳千秋。

雖說蔣介石先生用盡心血，在一九二八年完成了北伐，實現了國家統一，但這只是形式上、民心上的統一，而在政治上、軍事上，並未達到實質性的目的。

中華民國統一甫定，倭寇的侵華魔爪即伸向中國的東北，伸向中國的上海。「九一八」，「一二八」，……日本的侵略挑釁，接二連三，步步緊逼。日本侵略者正在按照「田中奏折」的要義，「東方會議」所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有計劃的付諸行動，這是他們於明治時代所確立的對外擴張的侵略性國策。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日本人從政治上、思想上、人心上、軍事上、物質上、財力上進行了系統的準備，已經在軍力、物力、財力上打下了豐厚的基礎。

中華民國統一甫定，又剛剛經歷了一場「中原大戰」，對於外來侵略的防禦，事先還沒有時間、沒有力量進行準備。面對日本灼灼逼人的攻勢，究竟該怎麼辦？國民政府心中自然清楚：面對倭寇強敵，戰必須宣，仗必須打，而且最終必須要勝。所以何時宣戰，何時開打，便成為運籌帷幄的最高原則。巧妙運用縱橫捭闔之法，折衝樽俎之術，暫與敵人週旋，來延緩敵人的軍事進攻，以求得備戰時間儘可能的長一些，再長一些，而不失為當時的國防上策。

正在這個當口，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就是日本軍隊突然轉回頭去，開始向關外撤退。在此之前，一意擴大戰線的日軍，竟然有如此奇突的行動，故而天津有關報紙乃報導：「日軍兵力不足，加以恐懼招至國際干涉，所以中止進攻平、津。」

日軍突如其來地撤退，在當時曾引起各種揣測；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真相公開，乃是由於關東軍之向關內進兵，並未得到日本天皇的許可，軍部受到天皇詰問，遂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匆遽發出撤兵命令。

然而，關東軍雖則一時撤退，可是進行侵略的陰謀則並未停止。擔當此一謀略的人，就是那個板垣征四郎。

當時，在日本參謀本部任職的板垣，於二月間關東軍進攻熱河的前後，潛入華北，以天津為中心，極力策劃製造中國的「內亂工作」，這就是「天津特務機關」的開始。

這個工作的目標，是要扶植日本的傀儡在華北製造「反中央政權」。日本之所以要這樣做，是顧慮到如果不顧一切地進軍攻擊北平、天津等國際矚目的大都市，則將會受到全世界的指責，加以如果攻佔平津，則必需出動大量兵員，關東軍卻未能擁有如此力量；而且軍部此前向天皇報告進攻熱河時，當面說明以不越過長城為限。基於這些因素，所以設想到最好的辦法是不用經過戰爭以達到控制華北的目的。

板垣首先意圖是想把段祺瑞或孫傳芳拉攏出來，但結果失敗；接著則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乃至石友三等舊軍閥接頭。張敬堯自吹自擂說他和宋哲元有深厚關係，向板垣賣弄，板垣深信不疑，曾經給予三十萬銀元的工作費。

四月十八日，板垣密電關東軍報告﹕「張敬堯預定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政變，宋哲元同時響應。」並且要求關東軍為援護張敬堯的行動，加緊南下進攻；可是，關東軍則於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謀劃未能實現。

張敬堯，安徽霍邱人，是北洋軍閥中的一個干將，袁世凱死後，成為”皖系”中的大將。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軍治湘兩年中縱兵殃民，出賣湖南地礦權利給外國，罪惡纍纍，民眾罵他叫”張毒”。1920年張敬堯兵敗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張宗昌。北洋軍閥瓦解後，他避匿大連日租界，投靠日本，當了漢奸。1932年到長春投身剛成立的偽滿洲國。1933年初日軍進攻長城各口，進逼平津，張敬堯被日本人任命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攜700萬元經費，潛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進了六國飯店，收集舊部，勾結流氓土匪，策動駐軍，準備配合日軍在北平城內暴動。 　　

張敬堯和日特勾結，對華北地區的抗日運動構成極大威脅，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特務處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正為華北局勢頭疼，得此消息後，立即指示特務處處長戴笠制裁張敬堯。戴笠經精心策劃，即將張繼堯擊斃於東交民巷內的六國飯店，清理了北平市內的隱患。
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設立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熟悉日本情況的黃郛為委員長，準備交涉停戰事宜。

在同一天，日本方面歸國述職的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返回大連任所。他在東京獲得了天皇和陸軍首腦部允許其進軍灤東地區。關東軍司令官武籐信義，當天便下達了「關內作戰」的命令。

在日軍攻擊之下，中國方面並沒有放棄和平解決的努力。

「 黃郛在上海，與根本博不斷接觸，試探關東軍的真意；關東軍乃通過根本博轉達﹕「日軍並無進攻平、津之意，但望中國軍隊能撤至日軍守備區域炮程不及之地點。」所謂「守備區域」究竟是指那些地方，並不明確；但總之首先可以窺測得到日本是想在華北設立不讓中國軍隊駐屯的區域。

於是，蔣總統乃致電黃郛指示如次﹕『倭寇得寸進尺，吾人求近反遠，如無誠意保障，決不能輕於退讓。蓋入關內攻，乃其既定方針，根本絕不轉變。』

何應欽也於五月十五、十六兩日三度派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總參議熊斌和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見面，探究停戰真意，未料日軍卻反而加緊進攻。

永津此時曾強硬主張﹕「華軍應撤退到蘆台、寶坻一線」。當熊斌接受了這個條件，以示讓步時，而永津卻立即通知關東軍﹕「中國軍心不穩」，要他們更加強攻勢。

十七日，唐山陷落，十八日至十九日密雲、三河、薊縣賡繼易手，日軍前鋒進迫到距離北平市區只有五十公里之處。」（28）（《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此時，板垣征四郎所主持之天津特務機關正極力煽動在以前曾經叛離中央的石友三舊部於十八日在灤州宣稱「獨立」，繼之，又唆使無賴之徒向天津日本租界的海光寺投擲炸彈，以及炸毀在北平的日本海軍武官室之菊花紋章。這些做法，都是在製造社會不安，好為日本增兵的藉口。

事有湊巧，五月二十日，又發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有一個中國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館衛兵的事件。這在日軍來說，真正是求之不得的藉口。於是天津日軍遂即引據辛丑和約打出「出兵防衛」的招牌，調派炮、步兵等共六百人開進北平城內。

此時，全世界嚴峻的目光，無不投注於日軍大舉侵犯華北的局面。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在美訪問的宋子文發表共同聲明希望迅速恢復遠東和平。然而，在國際間一意孤行的日本，已經是和世界撕破了面皮，肆無顧忌地加速了他的軍事行動。

「『倭奴因美總統聲明書發表，惱羞成怒，連日積極進攻，前線各軍皆損失甚大，其未參加戰鬥者，僅餘少數部隊。

『養日（五月二十二日），新河村至馬駒橋方面，以萬福麟、王以哲兩部紛紛潰退，不知何往，致宋哲元右翼空虛，無法守禦；復因杜家塢方面有一部敵人渡過河西，東北（平、津的東北前線——筆者）突然緊張。……

『事已至此，唯重整陣容，堅守平、津之東北前線，與敵相持死拚，以促國際形勢之變化，而徐圖轉機。

『第列強所謂助我者，僅予日本以一罵，而日本必即還我以一刀。立國不能倚賴他人，全仗自己努力。………』」（29）（《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立國不能倚賴他人，全仗自己努力，無論何時何事，無不如此，這正是中華兒女的共同心聲！
然而，就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夜，事態急轉直下，出現了趨向「停戰」的情勢。

接觸停戰交涉的人，是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他的秘書李擇一在當夜報告﹕來自日本公使館海軍武官籐原喜代間的要求，「請不要帶任何人立即惠臨一談。」

黃郛便如約到達籐原喜代間那裏，看到有籐原本人以及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中山詳一、駐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在等著他，向他提出停戰交涉。

日軍之所以突然主動要求停戰，是由於其軍事行動已經到達極限；而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北平製造內亂的策謀也沒有發生作用，於是，日軍乃省悟到﹕和堅決死守北平的中國軍力拚，實屬愚蠢行為。

黃郛和永津等人交涉到二十三日拂曉的午前四時半，作了下列四點條件的結論﹕

一、中國軍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以南以西，今後不得有一切挑戰行為。

二、日軍亦不越過上述之線進擊。

三、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何代理委員長應欽派正式任命之停戰全權員往密雲，對日本高級指揮官表示停戰之意。

四、以上正式約定後，定某日某時作關於停戰成文之協議。」（30）（《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這一條停戰線，是要中國軍撤離山海關以南約達二百公里的地區，實在是相當屈辱的內容；但黃郛鑒於日本以軍事壓力擺開在眼前的此時此際，是不得不有所忍耐的。
黃郛離開籐原那裏，便去到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會悟何應欽，說明和永津交涉的內容，並表示﹕「如果能夠同意，我便馬上電話通知日方中止攻擊。」

何應欽立即邀集張群、熊斌等人會商。熊斌提出﹕「北平為文化古都，必須保全；倘輕易放棄，責任太大。似宜忍辱負重，姑且派員試行接觸。」這個意見，獲得大家同意，乃決定接受黃郛和永津所交涉的結果。

於是，何應欽便通過黃郛轉告籐原喜代間-「同意」；同時，並寫了一封給黃郛表示同意的信，由他出示永津一閱。接著，便派遣北平軍分會參謀徐燕謀前往密雲，磋商停戰事宜。
在南京方面，以行政院長汪兆銘為中心，連續於二十三、二十四兩天舉行國防會議，商討停戰對策，決議在仍然堅持可和可戰的兩面肆應原則之下，指示何應欽「與日方洽商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為原則。如萬不得已，祇可作軍事協議，不涉及政治。」可是，在日軍槍口之下的第一線-北平，已經是處於很難完全顧到中央指示的境地。

「「當時，何應欽在發給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總統）的電報中陳述此次交涉的苦衷如下﹕

「熟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得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守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

『余前既電告﹕只要不使片紙隻字落倭手，不派軍使進入其哨線，為有形之交涉，則余皆可盡心力而為之。今聞竟接受其要求矣！前途交涉，艱難必多。惟敢毅然承當此任，其心苦矣，亦甚可嘉！故余覆電﹕仍由余負責，勿使其為難。』（五月二十四日日記）」（31）（《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中國軍隊自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開始，向協議所決定之線撤退。

翌日（二十五日），徐燕謀、李擇一和永津佐比重、籐原喜代間四人同往密雲，會晤日軍第八師團長西義一，正式表示停戰之意。

在這一天，　蔣介石致電黃郛，再度表達非常關心和日方的交涉，並提醒其注意﹕「 『弟（蔣總統）始終不信倭寇有休戰誠意，尤在威脅吾人使之自動撤退，俾其垂手而得北平也。

『至於協議一節，總須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將來引以為例，其端由吾人而開也。

『否則，萬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過去年淞滬之協議，絕不能涉及偽國（滿洲國）事實之承認，以及東四省之割讓與界限問題。………

『以後，周折必多，應付甚難，故於談判時期，城防設備尤應加緊。………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奴之欲，亦不得國人諒解也。』」（32）（《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停戰交涉終獲成議，戰火難得平熄，但在此刻　蔣介石先生所感到痛心的，是當調赴華北時勖（xu)勉大家馬革裹屍、誓不南歸而終於為國捐軀的將士們，是故在正式停戰交涉之前的二十九日，心懷悼念為國捐軀將士之情，留下了這樣的日記：

「此次戰鬥結果，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各師所餘官兵，不過三分之一，而各團反攻時，有只餘六人生還者，其因傷自戕之官長，不可更僕數（此語出禮記，謂多至難以計算）。激烈至此，　總理之靈，當可慰矣！惟何以慰我陣亡忠勇將士之靈？勉之！」（33）（《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中日兩軍第一次的正式停戰談判，是於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在塘沽日軍運輸支部舉行。中國軍方代表為熊斌、徐燕謀等六人，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永津佐比重等七人出席。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談判正式開始。日方突然提出一分印刷好的「停戰協議草案」，由岡村寧次說明：「這是關東軍最後案，一字不能變更，中國代表應在一小時半以內（上午十一時以前）作允諾或不同意的答覆。」

「協議草案」列有五項內容：

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的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線前進，並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它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加保護及予以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業已遵守時，即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一概歸還於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五、本協議經簽署之後生效。」（34）（《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熊斌在首先認明這個草案純屬軍事性質的條文之後，相對地，也提出事前準備好的一分意見書，希望對於中日兩軍撤退後區域有關保障治安等問題能先有所協議。

可是，岡村寧次則表示毫無商量的餘地。他說﹕「對於停戰協議案，只能有『諾』與『否』的回答。至於其它意見，須俟協議簽字之後，另行協商。」

岡村寧次的無理蠻橫，使人深感「塘沽協議」真是無異於一紙「城下之盟」。使中國軍人蒙盡羞辱！然而正義必定戰勝邪惡，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鐵則；歷史輪迴的無情，也常常是讓人無法預料。此時此刻的岡村寧次驕橫跋扈，不可一世，而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像得到十二年之後，他會以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的身分，解除武裝、向中華民國軍政部長何應欽呈遞「降書」的命運正在悄悄地等待著他。

在有限時間的壓迫情況之下，中國代表已經不可能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拖延到時間極限的上午十一時十一分，乃依照原草案簽署了這分協議。
這份協議，因在塘沽簽訂，史稱《唐沽協議》。

由於這個《塘沽協議》，乃在冀省東北地區劃定了一片廣大的不設防地帶，以致北平、天津便和日軍只是隔著徒有距離的空間，等於是比鄰而居。

鑒於東北三省的同胞與關內同胞骨肉相連，心靈相通；東北父老與逃難流亡關內的親人們骨肉情深，所以緊接著又簽訂了內地與東三省的通郵、通航協議。從而暫時保全了華北。
就是這樣的協議，如果日本方面能夠誠實遵守，則也還會具有保障華北和平的性質；然而，要是日本在簽訂之後，只顧於自己有利地斷章取義，曲解內容，則難免不會被利用為其壓迫華北的工具。

屈辱求和的《塘沽協議》，不僅令國人無比憤恨，作為國防軍事委員委員長的蔣介石更是痛心疾首。發誓要臥薪嚐膽，以期十年之內湔雪此恥！

「『協議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情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復興之基乎！』（六月五日日記）

『於此停戰蒙恥之時，使吾人臥薪嚐膽，而不自餒自逸，則將於建設計劃，確定步驟，切實推行，以期十年之內，可湔雪此恥乎！』（六月六日日記）」（35）（《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蔣介石面對強敵的狂傲，國人的責罵，不計羞恥，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以屈求伸，湔雪國恥。行勝於言，十年之後打敗倭寇，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不愧為一代中華男兒中的佼佼者！

第七節 蔣介石確立「持久抗日」的戰略原則

繼「九一八事變」之後不到半年時間，日寇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淞滬之戰」，對整個中國震動很大，這時，蔣介石已開始作與日寇「長期作戰」的準備，他首先著手的部署，是將國民政府臨時遷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陽。這是因為已經成為戰場的上海，距離南京不到三百公里，而且有一條大動脈-長江連貫兩地。在日本軍閥的戰爭意圖已經明顯的此刻，為避免黨政中樞暴露在日軍的直接攻擊之下，故而向內陸地區遷移，實為當務之急。關於遷都洛陽的利弊得失，蔣介石在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說：

『余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於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遠非余一人獲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犧牲個人，以救國家，他復何所惜哉！』（元月二十九日日記）（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由此可見，早在一九三二年初蔣介石先生就已經萌生對日作「持久抗戰」的思想。同時還作出了相應的部署。

一二八中日淞滬戰爭之後，日本又在北方挑起戰端，野蠻狂傲驕橫之態，不可一世。蔣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記述了當時對於日本的觀感以及其胸中已定的對日作戰的戰略原則﹕「倭寇之目的敵，實在美俄；如其果與我國大規模正式開戰，則其無的放矢，雖勝必敗。此為其最大之弱點，吾惟有與之持久戰鬥耳！

「觀倭今日之驕橫，其真欲與世界各國為敵。彼不自量力，必欲以其為亞洲之主宰，而傚法美國門羅主義，不問其地與時之能否，如此倒行逆施，殆自取滅亡耳！」（25）（《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蔣介石對於國際形勢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尤其對於日本，從其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狂傲驕橫的表現，已經看透了日本侵略者的「始」與「終」——欲征服中國、與世界各國為敵、必欲以其為亞洲之主宰、倒行逆施、自取滅亡！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必由之路及其最終的結局。

日軍誠然是訓練精強，而且更賦予物質條件；但是，中國軍隊經歷了上年的「一二八戰役」和這一次的「長城之戰」，對於抗拒日軍侵略，也培育了牢固的信心。所以此後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話時曾對軍官們說：「抗日不在有最新之物質，而在有最新之精神。要能以最舊的戰術，對抗最新的戰術；以最舊的武器，對抗最新的武器；以劣勢的部隊，對抗精良的部隊。……

「我可以舉我們最近抗日的實例來證明敵人不足畏，與我們的精神戰勝他們物質之可能。……

「我們由兩次抗日的實例，可以知道我們死傷一個半人至兩個人，日本一定要死一個人。但是，我們有四萬萬同胞，他最多隻有六千萬人口，我們還拼不過他嗎？何況土地、物產、歷史、文化和其它種種條件，我們都要勝過他。只要我們全國的國民、全國的軍人能夠真正覺悟起來，協同一致，敵人還在我們眼中嗎？

「何況過去在淞滬和長城一帶抗日，還並不是正式作戰，只可說少數部隊臨時接觸，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損失；將來我們如果有相當的準備，和他正式作戰，還有我們的敵人嗎？」（26）《蔣介石文集．演講．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由此可見，蔣介石於一九三二年元月所形成的「持久戰鬥」的軍事思想，正是基於對上述國情與國際形勢分析所提煉而成的結晶。

同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會上，蔣委員長宣示了抵抗日軍侵略的決心：「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

「日本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

「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纔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27）（《蔣總統秘錄》第十一章 敵乎？友乎？）

蔣介石針對日寇入侵的具體狀況，及時提出「持久戰鬥」、「作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軍事戰略原則，此後，蔣介石曾多次告誡國人：願吾同胞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從而益堅其自信。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以上三義者，實為我克敵制勝之必要的因素，而實決定於抗戰發動之初。

「長期作戰」、「持久戰鬥」這不正是日後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文章的思想源頭？1938年5月毛澤東方纔完成《論持久戰》一文的寫作，而在五、六年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多次提出「長期作戰」、「持久戰鬥」、「作長期不斷的抵抗」、「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只不過是對蔣介石「長期作戰」、「持久戰鬥」軍事戰略思想的一篇專題論文罷了。在這一點上，蔣、毛二人可謂是心有靈犀，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但是，長期以來，中共卻極力宣揚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經典軍事理論著作，被譽為世界十大軍事名著之一，這一說法顯然與史實不符，因為不曾一字提及這一戰略思想的源頭，是一種欺世盜名的冒功行為，是一種以撈取政治資本為目的的自我鼓吹。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