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2月01日訊】選舉結束一個星期了，在臺灣第二次丟失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似乎還沒有回過魂來。在飛返北京的班機上，看著臺灣報紙逐一點名分析朱立倫引咎辭去黨主席職務後，國民黨內還有哪些人可堪收拾殘山剩水；這些人在競選黨主席的道路上，又會怎麼合縱連橫……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一年多前、國民黨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六大「直轄市」僅存其一之後，我在回京飛機上讀報紙時的情境。
那些標題、那些報載的內容、對人物浮沉的分析，和一張張藍縮綠漲的版塊圖表，與上次回京時在機上的所見幾無二致。
唯一的差別，是引咎辭職下台的黨主席，從馬英九換成了當初請纓出陣、參選黨主席的朱立倫。連兩個人在辭職講話中，「我讓大家失望了」「記取慘痛教訓」「繼續爭取民眾的認同」等措辭，都如此的接近。
然而，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哪怕在13個月前，國民黨內外就已能預料到馬英九任期內這場「最終回」大戰落敗的風險。然而，仍然控有龐大行政資源、掌握約1.95萬億新台幣「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且在「立法院」還有65席過半席次的舉黨上下，在過去的13個月裡，仍然束手無策，完全無法煞住頹勢。
若將鏡頭稍微搖遠一點來看，從2014年初的「反服貿學運」重創國民黨當局形象和政策路線自信；到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島內大都要邑悉落敵手後，國民黨的處境，像極了歷經三大戰役後的1949年初。
此後，殘餘半壁江山裡的文武弁臣基本喪失戰鬥意志，困守朝台，坐待結局。這次的落敗，與國民黨在2000年下野、陳水扁以不到40%的微弱多數僥倖登位時不同。
十六年後的此刻，全島性「綠大於藍」的選民基盤結構，經2014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後被再次確認；國民黨首次同時失去行政、立法兩翼的主導權；地方派系力量動員效果再次失靈；45歲上下的中生代接班世代，在過去幾年的選舉和政局變幻中折損殆盡；島內更年輕一代的新血輪，則少有願意入黨，與國民黨為伍者。
在一片「不意外」的落敗嘆息中，卻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意識到、或願意承認，民意的鐘擺，恐怕是再也擺不回國民黨這一邊來了。
雖然「泛藍」未必會消失，或者說在島內政經趨向偏向保守派陣營、經濟上願意走發展主義道路、在兩岸外交上採妥協務實主義的陣營和群眾主張不會消失，但是中國國民黨自己作為一個政黨組織、作為一個政治市場品牌的命運，卻可能由此走向結束和消亡的開始。
這是由幾重原因共同釀成的。首先，是歷史。
【一】
對於一個在歷史上留有欠債的老黨來說，國民黨如今面對的最大危機，就是那個歷史上沾過污水、犯過錯誤的國民黨，和每天在新聞輿論、報章雜誌上看到的那個國民黨，不斷出現疊合和重影。
這毋寧是一個從威權時代轉入選舉民主時代的老政黨的最大噩夢。從1987年解嚴以來一直到2008年左右的一段時間裡，由於國民黨主動順應時勢、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其黨人和同道仍持續在解嚴後的臺灣輿論界與知識界，享有一段時期的優勢地位。故而國民黨的歷史欠債，在臺灣島內曾經隱而不顯或流為陳跡。
特別是在民主化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在野了的國民黨看似逐漸甩掉了歷史的包袱，轉而成為欠缺執政經驗、躁進、缺乏外交手腕和戰略眼光的民進黨政府的對照組。特別是陳水扁貪腐的陰影和馬英九在上升期的個人光環，讓國民黨看似一度成功地與島嶼的歷史和解了，走出了威權、放棄了獨裁，成為一個後民主化時代中的正常政治選項。
然而，從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2000年前後接受中學教育的一輩年輕人逐漸年滿20歲、獲得完整公民權，以每年約20多萬人、每四年「大選」便新增百萬人上下的速度，帶著他們接受的以臺灣史為中心的教育影響進入政治市場。
臺灣的本土化教育，從1998年的李登輝執政晚期由初中推開，到2006年的陳水扁執政中期，又進行了另一次意識形態的強化。眾人常云，臺灣的本土化歷史教育建立了一套使年輕一代「遠中」、「非華化」的意識形態基盤，並逐步使他們將中國史和大陸，視為臺灣的它者─或頂多只是一個關係比較密切的「它者」，而非依據島嶼地理生存空間和現有政治秩序邊界為劃分的「我者」。這固然是其中的第一層影響。
但或許，是更潤物無聲的第二層影響在於：隨著臺灣史課程的內容和元素不斷豐富，國民黨在臺灣土地上留下的歷史欠債，便被更鉅細靡遺地挖掘出來。
其中犖犖大者，包括1947年228事件的鎮壓、隨後的清鄉整肅軍事行動，以及從1950年代以降，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思想言論政治管制等等，這些是課本上會提、課堂上會教的大體敘事框架。
當然，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正面成果，諸如推行土地改革、普及國民教育、推動十大建設、善用冷戰時空建立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成長體系等等，也並未完全從課本上抹去。
但意識形態的主戰場，實則在課本以外、課堂以外的地方。所謂本土化教育的天然目標之一，即在於讓學生本能地對生活周邊的人事物感到親切、懷有認同，進而願意瞭解其過往，並賦予週遭環境和自我之間連結的意義。全球各地的歷史或民族主義教育，大抵都存在這種通過建立在地感情、訴說共同敘事，最終凝聚群體認同的目的性。
而當這一教育理念被放置到臺灣，所帶來的客觀政治效果就是：國民黨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留下的或深或淺的傷疤，不斷地被重新翻起、重新在新一代年輕人的心頭被提醒。
通過網絡平台的串聯，有志於追索、拷問這段歷史的年輕人，開始形成線上或實體的讀書會、散發閱讀素材、訪談在壓抑年代受過不正當對待的耆老(許多皆屬和政治原因相涉)，乃至於集結起來，推進改造空間和城市地景敘事的線下真實行動。
諸如近年內，在臺灣大學，即有學生集結呼籲為1981年被臺灣安全當局約談後、莫名奇妙墜樓死於臺大校園內的老校友陳文成，樹立紀念碑。而在南部的成功大學，亦有同情「臺獨」的學生社團，呼籲將校內一處植有大榕樹的未名廣場冠名為「南榕廣場」，以此紀念在1989年末期因言遭罪、拒不到案，最終在辦公室內自焚抗議的「臺獨」政論作家鄭南榕。
每一次的行動雖都由少數人發起，但經過網絡的宣傳、學生間的串聯、校方的猶豫阻擋、和來自校園外更高層政治人物的嘉許和推波助瀾後，都形成了鞭笞國民黨歷史舊帳的氛圍，更逐步影響了過去對國民黨只看當下、不論過去，甚至原本一點都不在乎現實公共新聞的青年群眾。
除了由學生、青年群體自主發動的類似行動外，島內各地於過去十多年間興辦的二二八紀念館、人權紀念園區等地，都成為了學生們經常指定參觀的校外教學處所。
此外，即使是興辦之初政治意圖相對較低的，如楊逵這樣的作家故居、蔡瑞月這樣的舞蹈家故居、乃至於殷海光這樣的思想家故居，甚至是在任何一處合唱團或唱片公司的歷史長廊，人們在參觀時，也仍然會看到他們在威權統治年代遭到禁言、禁演、歌曲禁唱、特務監視乃至身繫纍紲的慘痛故事或荒謬篇章。
對於這些不堪迴避的過往，今天的國民黨一不能否認曾經發生過的史實；二無法禁止人們參觀出版和討論；在必須的時候，還得由政治領袖應景地出面道歉。
但時至今日，這個從1945年以來，便在臺灣土地上功過交織、正負面影響幾乎滲入每一個村裡和家庭的全民政治組織，仍然未形成類似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的文件，對於該黨曾經犯下的錯誤，給予一定程度的定性、解釋或者是自譴；讓其他新晉或在那個時代裡不負有直接責任的從政黨員們，可以卸下重負輕裝上陣，在自身與歷史之間築出一道防火牆。
於是乎，在面對越來越具體的個案輪廓、越來越鮮活生動的年輕一代的指控時，國民黨的支持者或公職人員，只能蒼白地以歷史相對主義的修辭，如「啊……那個時代不能跟這個時代比啦」、「過去的時候，就都是用那樣的方法呀」，來回應從島嶼的各個角落所冒出來的質疑。然而，過去的人權標準固然可能和現在的不同，但過去釀成過錯誤的國民黨，今天仍然是這個在報端、在選票上出現的國民黨。這就給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人選擇支持國民黨，帶來了心理障礙，乃至於道德障礙。
大約在十年之前，我仍然清晰記得，一位溫和而鐵桿的綠營女性支持者，坐在臺灣大學的校園中，一字一句地告訴我：她認為國民黨作為一個有歷史血債的黨，根本沒有資格出現在今日臺灣政治的舞台上，不配繼續成為臺灣人民的選項之一。
當時，陳水扁剛因極具爭議性的「兩顆子彈」事件勝選連任，臺灣上下陷入嚴重政治撕裂，「第一家庭」的貪腐疑雲剛剛冒出第一縷煙霧，眼看國民黨很有可能在2008年挾馬英九的人氣班師回朝。
此時，用「根本沒資格出現在臺灣政治舞台」這樣的結論來標定國民黨，在當時一來顯得與時局略有脫節，二來在人群比例中，也顯得清醒但偏激，不給對手陣營留下任何餘地。
但在十年之後，經過互聯網大潮的淘洗，泛國民黨勢力在傳統媒體、出版行業中的言論優勢早已不在。擁有類似想法的人群，在臺灣35歲以下的年輕人群中，雖然仍未算得上是接近半數的主流；但是國民黨由於其歷史欠債，不應該再繼續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想法，從人群結構上來看，已遠遠稱不上是偏激─特別是在馬英九的任期內，當局又先後在「反服貿學運」中的學生違法進佔「行政院」大樓當夜，以警棍驅離群眾、把部分抗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欠下新的「血債」之後。
十年前，當首度拿到執政權力的民進黨，逐漸現出貪腐跡象，國民黨很有可能捲土重來之際，不少島內外的政治觀察家均預期，臺灣在戒嚴時期那種不由分說、先打倒國民黨再談、一切以「打倒惡魔黨」(臺灣早年著名漫畫《諸葛四郎》的台詞)為宗旨的黑白二元對立政治模型已經結束。接下來，臺灣應該要進入到一個長期穩定、健全的兩黨政治生態了，不再有什麼令人髮指、不由分說、非讓他走開不可的「惡魔黨」，充其量只是一個藍子裡待挑的兩顆爛蘋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歷經十年來現實公共政策的失政、國族認同板塊的消長、國民黨在臺灣時期的歷史污點不斷被拖出來剉骨揚灰；再加上國民黨自身對這段歷史反思、總結和辯護能力的失語，和一系列以青年為發動主體的社會抗爭運動的催化渲染，竟然使從「85後」以降、絕大多數都成長在後解嚴社會裡的青年族群中，再次蔓延起一種「這樣的國民黨非先滾開不可」的情緒。
彷彿，國民黨不再是籃中待挑的蘋果，而是一個必須先倒出去的惡瘤─而民進黨這顆蘋果不管再怎麼爛，年輕選民寧願去選其他不成氣候的小蘋果，也不願再給這一應該被歷史淘汰的惡瘤輸送任何養分和機會。
這一發展傾向，毋寧是臺灣政黨政治一項令人意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可能造成臺灣民主機制運作的一種中短期危機。
在2016年的這次選舉後，雖然質疑、未支持蔡英文和民進黨路線的選民仍有44%，但是反映在行政權力和議會議席中，泛藍在野陣營的發言聲量和政治能量，在未來四或八年裡，將遠遠低於44%這一數字的水平，形成一定程度的一黨或單一陣營獨大狀態。
而在選後，國民黨內部也一如過往，再次爆發是否應該改名、去掉「中國」前綴的爭論；國民黨中央過去幾年裡重點扶植的年輕世代工作人員，更直接以「草協」聯盟之名另立堂口，將半隻腳跨出了國民黨，意圖與黨外其他力量相結合，和國民黨本體拉開一定距離，尋找自身的政治新定位。
在未來幾年內，國民黨確有可能去掉「中國」前綴，但如果只做到這一點，非但不一定能挽回其在政治市場中的頹勢，更未直面黨史上的污點，和島嶼的歷史形成第二次的和解，並在黨內形成一套對內足以團結共識、對外可以回應質疑和批評的決議。
如此，則連國民黨從興中會以降一百餘年的傳承和宗法，都有可能在世代交替持續進行下的臺灣，遭到新一輩的黨人拋棄。一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執政黨，紛紛在鐵幕倒下前後，將黨名改名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甚至如原民主德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最後乾脆改名為今日的「左翼黨」，割裂與前身的歷史聯繫，亦不再為舊時代前身的負債辯護。
畢竟，對一個跨越了轉型社會和政治改革前後的老黨而言，在不能拒絕、禁止人們討論過往的條件下，最大的詛咒和災難，就是歷史污點和當下的執政缺點被合併著討論、包裹地提醒。甚至連黨籍政客們、如代理主席黃敏惠，在試圖引用一位本土藝術家陳澄波的名言雋語，想要拉近國民黨和土地的距離時，都會有刺耳的聲音大分貝地提醒：諸君，別忘了當年這個人，就是被當眾行刑，死在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的。多麼尷尬。
在選舉民主社會中，常流行所謂的「鐘擺理論」，即選民的口味和政策偏好，會自然地因為對在位者逐漸累積的不滿，而擺盪到政治光譜的另一邊去，並在下一次的選舉中自然呈現出制衡和調整的格局。
然而，這一理論更多地考慮的是可供辯論、可供攻防、可供說理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層次；一旦當公共政策層次和歷史欠債層次、意識形態層次、乃至於國族情感層次相糾葛的時候，在臺灣，後者驅動選票的能量，仍略勝於理性的公共政策。
一旦國民黨在後三者的領域中逐漸成為數量上的弱勢，甚至在一些脆弱環節根本無法辯解、無法還手；且直至今日，臺灣都快「解嚴」近30年了，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統一、有說服力的自譴論述，足以總結國民黨在舊時代的種種「過」與「功」的時候，無論民進黨在今後的四或八年裡做得怎麼樣，國民黨人所期待的「鐘擺」，恐怕是再也不會擺回國民黨的身上了。
【二】
造成國民黨難以回到政治舞台中央的另一個因素，是臺灣民間對「兩岸關係」概念期待的翻轉，和對政黨處理兩岸關係評價標準的變化。
簡言之，經過國民黨八年的執政，和國民黨過度渲染的兩岸經濟紅利未能落實到各行各業、讓大多數臺灣百姓直接「有感」的情況下，臺灣民間對兩岸關係的期待，已經從「機會管理」轉化為「風險管理」。
亦即，主流輿情對於兩岸關係改善所能帶來的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和個人發展機會，其期望值較八年前、馬英九甫當選時已明顯下降；且真正通過兩岸關係改善，促進了個人經濟機會、發展機會的受益群體，由於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已逐步遷移至大陸或頻繁往來於兩岸間，自然也越來越少在臺灣的公共話語圈中表達意見。長久下來，便形成已受益人群的聲量越來越小，未受益人群、或基於意識形態理由不願受益人群的政治聲量越來越大的「沉默螺旋」。
目前，在臺灣2300萬人口中，長居或頻繁往返於兩岸的遷徙人口據信已在150萬人以上；然而，在這次選舉中，根據臺商系統的估算，實際返鄉參與投票的旅居大陸人士應該只在10萬人左右，比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的20萬人還低。
而在過去八年間，兩岸關係迅速拉進後帶來的微觀社會摩擦，如大陸旅客湧入各地景區所零星發生的旅客、大陸學生與臺灣當地社會的言辭衝突，又因互聯網和主流媒體的傳播而得到放大。
其三，大陸本身製造業和科技代工業的崛起，如由臺灣媒體創造的「紅色供應鏈」一詞，更給中端以下的製造業，和代工環節多已外遷至大陸的臺灣產業界、投資界，帶來了被趕超、被取代、被邊緣化或是被併購的緊張感與迫切感。
其四，在服務業方面，一方面服務貿易協議在臺灣因政情理由遲未生效；而過去國民黨大肆吹捧、渲染其行業機會前景的金融業，如台資銀行、保險、證券等機構在大陸的拓展情況，實際上亦裹足不前。
國民黨執政八年來，雖有幾間銀行、保險機構獲准赴大陸設辦事處、或有少數辦事處改掛牌為分行分公司，但在營業網點方面並無明顯擴張，遑論由大陸市場帶來營收貢獻。而其他服務行業，如文教、餐飲、連鎖加盟、餐飲等行業，大陸本身的競爭早已如火如荼，遠遠不是九零年代初中期，那個只要掌握了方便麵技術、或是來賣賣米果，就能夠賺得滿盆滿缽的年代。但臺灣對於大陸市場的迅速發展和升級變化，總體而言，還是遲鈍的。
臺資企業來陸，一方面未盡能掌握本地消費習慣，二方面在各省份複製商業模式時，還需遷就各地略有不同的行政管理規章。在沿海成熟市場的一線戰區出頭困難，欲往內地二三線城市拓展時的供應鏈、人才鏈的佈局又所費不菲，常非多屬中小企業背景的臺資服務業所願為。
因此，臺灣第三產業過去八年來在大陸的情況是：以臺資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大陸「打群架」的成功案例少；而臺灣背景人才化整為零，被大陸企業、外資企業挖角聘走的情況多。這樣的發展模式，也讓理性關注大陸發展前景者，不得不對國民黨評估大陸市場的眼光、協助臺資廠商的意志、感測時局變化和調整政策方向的及時性，打上一個巨大的質疑問號。
八年前，馬英九團隊剛執政時，仍然照搬1990年代中期的「亞太營運中心」思路，作為臺灣經濟的發展方略。簡言之，這套方案是謀劃讓臺灣成為外資、外企進入大陸的跳板和主要通道，或者是服務業的實驗基地。此一方針在19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開放戰略實行不過數年之際，或仍有一定說服力。
但放到2008年、全球前500強企業多已在大陸直接設有辦事處、分公司或子公司之際再談，則不免已有滑稽之感。能被這套論述打動的，大概只有進入大陸市場，存在若干天然障礙的日本企業。更何況過去八年間，馬英九帶領的國民黨政府落實這套戰略方案的戰術手段，進展仍十分緩慢；除了實現「三通」直航，和開放島內銀行可開辦人民幣業務、准許讓臺灣民眾擁有人民幣存款，以成為潛在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以外，幾無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舉措。
直至馬英九即將卸任之際，即使在2016年2月1日以前國民黨都仍掌握「立法院」內的多數，然而，用以實現「亞太營運中心」戰略目標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仍未在「立法院」通過；對於放寬跨境人才流動、放寬陸企在臺派駐人才的行政法規鬆綁也流於牛步；而審批陸企在臺投資、參股的行政審查結果更趨於嚴格，在島內頗受民意掣肘。
綜言之，馬英九在2008年和2012年兩次選舉中，高舉的「兩岸經濟紅利」並未在民間普遍發酵；在當年與蔡英文激辯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過關、簽署之後，又過了整整一個任期，僅僅實現了早期收穫清單上的關稅減免等「小菜」；真正能夠深化兩岸經貿整合程度的兩道大菜─「服務貿易協議」、「貨品貿易協議」都未能上桌─前者在島內遭到「反服貿學運」徹底污名化；後者則在大選結果一出爐後，進行中的協商便遭臺灣官員宣告暫擱。
臺灣人民空等了八年的「兩岸經濟紅利」之後，扣除在大陸發展獲益的單位和個人不算，在島內能夠讓人民「有感」的主菜，皆因領導人推展政治議程的手腕低落而遲未成型，這當然使得臺灣政治市場，對國民黨高唱的「兩岸機會論」漸趨冷感。
在機會面拓展不力、風險面不斷增強，臺灣在國際上能「走出去」的平台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國民黨從2000年以來，自詡為「強項」的兩岸關係牌，在這次選舉中顯然失靈。甚至在選前已有島內民調顯示，民眾認為蔡英文「更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的朱立倫。
何以致之？
主因便是臺灣主流民情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期待，已由「機會管理」調整至「風險管理」的維度。且經過兩岸關係在過去八年間的迅速拉近，兩岸的經、社、人、文化等各方面因子，也有大量愉快或不愉快的接觸和磨合，輿論對與大陸繼續拉近距離的邊際期待正在遞減；而試圖維持自身一定舒展空間，和保持政治上固有選項不被快速整合的兩岸經濟現實所取消的對沖情緒，則在島內發酵。這也是何以一場違反臺灣法律體制、大幅衝擊並損害代議民主精神的「反服貿學運」，竟可在長達數十天的運動週期間，獲得臺灣民意較大同情的一個背景。
由此延伸而來，可以看見在蔡英文第二次挑戰大位的整個過程中，其在兩岸關係上對大陸直接批評得少，但對國民黨「試圖限縮臺灣人民前途選項」的火力則毫不保留。
在選後，蔡英文除重申要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續、可預測的兩岸關係外，還加碼承諾，在自己的任內，兩岸關係不會有意外、不會有挑釁。近日，對於大陸窮問不捨、尺寸必爭的「九二共識」問題，勝選後的蔡英文更進一步放緩姿態，除對1992年汪辜會談的歷史事實和當時雙方達成的「共同認知及諒解」表達尊重和理解之外，還稱，她將在92年會談的歷史事實、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兩岸二十多年來的既有交往與協商成果、「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和臺灣普遍民意和民主原則等元素所構成的「政治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蔡英文看似進一步溫和化的修正，一是為了向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承諾：再度上台的民進黨政府絕不會成為國際間的「麻煩製造者」，謹守對大陸「牽制」但不「衝撞」的分寸，以免衝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二是安撫臺灣內部務實力量和兩岸關係的直接受惠者，力求目前存在兩岸間的每週890個直航航班、已經生效的ECFA關稅減免項目、已經在運作的二十多項兩岸協議和官方互動機制，不要因自己的上台而停頓或倒退。
三是超過300萬票的大幅度勝選，和民進黨單獨過半的「立法院」席次優勢，讓蔡英文目前握有的政治能量和民意高度授權，可供其進行更穩健的操作，不必受制於陣營內部激進派的掣肘，只需將從馬英九繼承而來的「維持現狀」方針，在島內進一步詮釋為「維持臺灣目前自主、不受外力統治」的現狀，即可對支持者有所交代。
其四，當島內整體的民意基盤轉為「綠大於藍」，分離主義持續上揚並在輿論話語中成為一時政治正確的當下，分離主義要邁向「主流化」的一條必由之路，就是「溫和化」。
一如從2012年起跑、在2014年投票決勝負的蘇格蘭獨立問題，便曾經歷過類似的轉變。
當分離主義欲訴求主流民意的認同和信任時，就必須放下偏執、仇恨、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情緒話語，而改以追求更良善的治理、建立更有民意反饋能力的獨立政府、打造更有社會主義情懷且不受倫敦外力干涉的社會福利體系、收回每年大幅上繳到英國中央的蘇格蘭石油經濟利益等等訴求，以吸引群眾。
甚至到了運動末期，主張「蘇獨」的政治陣營還必須自己高唱「與英格蘭雖然分立分治了，但仍將共存共榮、維持友善關係」的論調─包括主張維持英鎊貨幣聯盟、繼續擁戴英國溫莎王室、保障英蘇邊界自由通行等等，以此來安撫民眾對蘇格蘭追求政治分離、另立中央的不安情緒。
雖然，蘇格蘭獨立派在2014年的公投中，以約10%的差距落敗於維持現狀派，但這一政治過程，已使「蘇獨」從被知識界、傳媒界和主流民意譏諷的偏激選項，一躍成為全蘇民眾認真討論其可行性的可能前途。「蘇獨」的支持率，從2012年公投活動起跑時的約25%，到2014年投票前最高峰的接近50%。且在公投落敗後，在2015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蘇獨」勢力的主要力量蘇格蘭國家黨，幾乎席捲蘇格蘭地區的所有議席，更可望在2016年的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繼續鞏固多數優勢席位、維持地方層面的執政態勢。
蘇格蘭所經歷過的這一「分離主義」主張同時邁向溫和化和主流化的訴求，也在目前的臺灣上演。且在蔡英文宣稱對大陸在兩岸關係上「不挑釁、沒意外」的接下來四年或八年間，整個執政機器和其各領域盟友，必將繼續從教育、文化、大眾傳媒等各條路線，繼續靜水流深地鞏固和形塑臺灣民意特別是年輕一代民意的分離認同。
面對民進黨執政下繼續鞏固的溫和分離主義意識，國民黨一方面難以否定、無法拋棄「以臺灣為主」的訴求，在島內政治現實中，國民黨仍必然會以臺灣一己、而非兩岸整體，作為思考政策優劣利弊的「我者」。對今後的國民黨來說，大陸就算不是「對抗的對象」，充其量，也僅是利害關係較為密切的利益相關者。
至於現今仍載於國民黨黨章中的，「追求國家富強統一的之目標」、「反對分裂國土」、「共同為中華民族之整體利益而奮鬥」等意識型態宗旨，在過去八年執政期間即隱而不顯。
在全黨上下的主要政治人物中，幾乎只有馬英九一人，將「拉近兩岸心靈距離」暮鼓晨鐘地掛在嘴邊；其餘行政官僚或地方諸侯，幾乎在他們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全然迴避或放棄了意識形態層次的追求和論述，僅僅如繞口令般地反覆以「和全世界一起到大陸賺錢」、「和大陸一起賺全世界的錢」等淺層、蒼白、甚至令人發歔的話語，作為整套執政理念和經濟方略的幼稚化包裝。
長期以來，「幼稚化」、「去意識形態化」和「去政治化」的包裝手法，是國民黨面對來自意識形態層次的質疑時，反覆使用的回應手段。
但如此操作久了，久而久之，便會把方法當然信仰、把手段當成了習慣，幾乎忘卻全黨真正的意識形態和終極政治目標是什麼。又或者，從威權時期「全民政黨」、也就是「整個社會沒有誰不是國民黨員」狀態轉型而來的這個組織，根本不敢、或也無力面對黨內成員之間實際存在的意識形態鴻溝。
過去，在黨籍候選人聲勢的上升期、「兩顆子彈」後大意失荊州的復仇期、或是2008年以來主政期間的利益共享期，國民黨內部意識型態目標缺失的問題，或許還能存而不論，暫時擱置。
然而，當執政紅利已然不在、政黨前景長期低迷時，整個國民黨充其量僅是「不同領域既得利益者的鬆散聯合體」的本質行將暴露。特別是當國民黨坐擁的上千億台幣龐大黨產，恐將遭民進黨政府和「立法院」以立法手段追繳、清算或逼還予政府部門之際，還有多少黨人能夠堅守陣地、又有多少利益扈送將就此分崩離析？從國民黨內部的成色來觀察，絕對難稱樂觀。這也將釀成國民黨恐將跌落歷史舞台邊緣的第三個原因。
【三】
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從政黨員可以從其出身，略分作幾大系統：文官體系中的行政官僚；靠近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和由知青成長起來的從政學者；地方派系中人；以及黨機器裡成長起來的專職黨工。
在幾大系統中，行政官僚一系的凋零最早。隨著臺灣「中央政府」政權在2000年首次輪替，地方各縣市政權經歷多次輪替、或如南部早已由民進黨縣市首長長期執政，政府體系中的國民黨動員能力，早已難滲透至基層公務員。黨內的協作機制，頂多只能停留在縣市首長和麾下的部分黨籍局、處、委、辦主官，時不時地與當地國民黨籍的縣、市議員、乃至鄉鎮長、村里長進行政策協調，交換、整合地方性的共同目標這一層次而已。
而對於中、長期性的政治人才甄拔、補充，行政官僚體系在臺灣民主化之後，早已難以成為、也不適宜再繼續成為國民黨的人才庫。在黨職和政府公職系統間的年資轉換軌道被清楚分開之後，也極少有常任文官公務員，願意僅以國民黨的黨意為依歸，辭去公務員職務出任黨職，或為國民黨披掛參選。
而國民黨的知識青年培養系統，從1990年代以降就大幅失血，到2000年失去政權以後，成建製成體系的黨組織漸次退出校園。黨部僅能用舉辦校園社團領導人活動、選戰營隊或大學教授自行吸納政見相近的學生等方法補充知青新血。
然而，國民黨接觸了此類知青後，仍缺乏中長期、有規劃、普遍性的培養路徑。因此，來則即去者不在少數；轉投敵營、博取更大發展空間者更所在多有。馬英九即便從2005年當選黨主席後，便倣傚共產黨於黨內設置青年團，但團的組織缺乏中、下層建制，僅在頂層浮有空殼；組織人事和工作方向亦隨每年的總團長人選改選而代謝。團的任務目標的延續性，和黨內外對其的認同度，至今仍頗受質疑。
至於地方派系則是國民黨遷台後，由於缺乏在地政治基礎、又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推開鄉鎮乃至於縣一級的行政首長和議會選舉。為此，國民黨必須和當地的傳統名望家族或士紳網絡連結，由其代表國民黨或輔助黨籍候選人在各地參選，鞏固基層政治實力。
於此同時，為避免單一派系坐大、壟斷一方，通常由黨組織一條鞭管轄的各地區黨部，又會將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由兩大或三大派系系統，依屆別輪流掌握當地政府、當地議會或當地農(漁)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等政經樞紐的主導權，並共同防堵「黨外」勢力的竄起。
然而，自1990年代以降、特別是2000年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後，黨組織系統對派系的分化和控制和掌握就漸失槓桿；再加上國民黨組織人才培育乏力，越往臺灣中南部的國民黨艱困選區，就越只能依賴派系在地方上代表國民黨出征。
而地方派系所提名參選者，往往又淪於「近親繁殖」，純粹依靠某單一家族的二代乃至三代人物參政，這不但對新選民缺乏吸引力，就連要鞏固既有的支持者都日益艱困。
特別是九零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民黨陸續丟失臺南、高雄、嘉義縣等地的地方執政權；到陳水扁任期內，民進黨的版圖更北上朝雲林等縣市推進。到馬英九於2005年首度擔任黨主席後，國民黨的地方執政版圖雖有一度反攻跡象，但旋即又在2009年和2014年的兩次地方選舉中，陸續丟失地盤。
特別是在2014年的地方大選中，連傳統上被視為「藍大於綠」的人口密集區─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都陷於民進黨之手，而在臺南市和高雄市的國民黨得票率更被壓縮在兩、三成左右的懸殊比例。足見，國民黨在地方層級選舉中一向倚重的地方派系逐漸失靈。當然，原本親國民黨的派系中人、地方社團組織，也有可能陸續被長期執政的民進黨地方政府，同樣以政經利益分配、收編。
再者，當今與1990年代、臺灣社會剛剛解嚴的時空相較，如今即使是在非都會區的鄉鎮地帶或鄉村地帶，越是年輕的選民，其依據傳媒、互聯網、報章雜誌自行決定投票傾向的自主性也越高。
國民黨傳統上依靠農會、漁會、同鄉會、青商會、宮廟信仰組織等社會團體，進行複合式選舉動員的效果不斷打折。而扈從在國民黨羽翼下的舊有地方政經頭人們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也常為所謂的「返鄉青年」，或當地具有改革意識的環保、社區營造、文化創意人士，和外來移入的知識份子所疏離和抗拒。
客觀地說，地方派系和國民黨黨組織之間的利益鏈結，大多強過於信仰或理念層次的交融。這導致長期以來，國民黨黨核心政治人物，對地方派系出身的人物只願利用，不願重用，造成了在各級選舉中，出力跑腿「打天下」，和在台北朝堂上「坐天下」兩類人的扞格。
馬英九執政八年以來，由地方政壇或「立法院」系統出身的政治人物，得以進入「內閣」各部委分享執政權力的派系中人屈指可數。而惟一扶持的地方派系二代樣版人物，又因貪腐案落馬，成為馬英九主政八年間，極少數因貪腐問題而下臺的部級以上高官。
長此以往，地方派系和國民黨組織系統離心離德、貌合神離之勢，難免越演越烈。
在2016年的大選中，由於落後幅度已大，地方派係為避免浪費實力、「棄戰」的傾向明顯。國民黨在凡由民進黨長期執政之處的得票率，大多被壓制到三成以下；而新近丟失的台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等地的得票，也都不足四成。朱立倫自身擔任市長的全台人口第一大城新北市，也毫不給現任市長面子，國民黨的得票率僅有33%。
在2014年和2016年的兩場選舉後，民進黨挾「中央」、直轄縣市和省轄各縣市層層執政之優勢，以人事位置挖角、以行政資源利誘、以蒐集貪腐事證移交檢察機關相脅等手段，將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裂解分拆；或將這些派系，在地方政經資源的分配過程中進一步邊緣化，將是題中應有之義，將毫不令人意外。此次，與國民黨合作的派系勢力代表人物，在「立委」選舉中落選大半，足可視為地方派系人物從「中央」政壇汲取資源、再灌輸分配至一己地盤的生存模式日漸式微的開端。
特別是在民進黨掌握「立法院」後，最優先處理的法案之一，必將包括用法律手段清點、收繳或限制使用國民黨上千億元新台幣黨產的《政黨法》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如果國民黨長期以來用以應付選舉開支的龐大黨產，遭到民進黨新政權以法律手段處理、收繳、逼捐甚至追究其侵佔公有財產之責，再加上在許多縣市國民黨眼看短期內反攻無望、有勝算的接棒人才斷源，則還有多少地方派系願意繼續逆勢與國民黨結盟合作，頗堪玩味。
除了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已現頹勢，國民黨黨中央在過去十年間，亦不斷面臨國民黨組織究竟是要轉型為一台純粹的「選舉機器」，抑或是要繼續作為一個「情義團體大家庭」這兩種路線間的兩難。
在馬英九和朱立倫的治下，移植自美國的「選舉機器」路線較佔上風。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黨國時期黨中央各部門主管均需論資排輩、拾級而上的官僚化、老齡化傳統，有助於更靈活地應對幻化快速的臺灣民意。然而，正由於「選舉機器」路線下的擇人授官過於彈性，使得過去國民黨累積數十年才形成的黨中央權威感蕩然無存。
黨中央的要職，如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部門正副主管的名器授予輕率，常由黨內資歷尚嫌淺薄的黨主席親信幕僚直接出任；甚至偶有非黨人士直接空降至黨內高層的例子，導致國民黨中央的名器價值迅速貶損。從2005年馬英九領黨以降，國民黨中央要調動地方、節制諸侯、震懾派系或揭櫫新路線、下達新政策的指揮成本均大為增加。
時至今日，在國民黨黨內民主日漸深化的情況下，誰能夠通過黨員直選爭到了黨主席的位置，誰就看似掌握了「國民黨路線」的定義權，無須再考量或消化其他黨內勢力的聲音。
然而，也由於黨中央機器的整副攤子，在每次改選後，都由新的黨主席當選者「勝者全拿」。因此，黨中央的平台，也更不易於凝聚非主席嫡系人馬對黨組織的向心力。
尤其是在2008年以來，馬英九有意識地「重政輕黨」或只准「以黨輔政」的安排下，國民黨中央和中常會等機構，政治份量江河日下；而在「後馬英九」時代，缺少了行政資源和官場人事任命權的籌碼，國民黨中央的威信更難以重建，恐將日漸淪為各路人馬摩拳擦掌，自以為一舉奪之便足以號令全黨的一面光桿令旗。
【四】
使國民黨恐將跌落歷史舞台的最後一個主要原因，是世代。
當前，國民黨最核心、最具有理念契合度的島內支持者，主要是現年50歲到70歲上下的戰後第一個世代，他們也是當前島內擁有最主要政治、經濟、傳媒和文化權力的世代。
他們多在國民黨統治最鞏固的時期，接受了完整而平均質量不低的教育，親身經歷過臺灣社會由貧至富的飛躍，見證了在威權秩序下的社會團結、高效政府、相對廉能幹練有擔當的技術官僚前輩，並和國民黨主政下的臺灣，一起從童年的風雨飄搖中，陸續挺過70年代的外交危機、石油危機，並在80年代末期迎來躁動但相對平和的民主衝撞轉型過程。
進入90年代，他們的事業進入衝刺或成熟期，臺灣的GDP一度達到大陸的約四分之一之鉅；而臺灣在區域間的政經實力，也隨著他們的努力而臻於高峰。
在國民黨和新黨、親民黨政爭的分分合合中，他們或曾出走、或曾歸隊，又一度團結在馬英九的個人光環和國民黨在2008年所高唱的政治經濟邏輯下。
在和國民黨一起走過失去政權的慘澹時光後，他們在各個領域試圖為臺灣在民進黨時期「失落的八年」趕緊補課，想「力用」大陸的成長力道，再造臺灣再起的時勢；將廣闊的大陸，視為臺灣經濟轉型躍升、擴大能量的「藍海」。
然而，他們的下一代─亦即廣泛參與進「反服貿學運」等社會抗爭運動的20歲、30歲上下的人群，卻已隱然把大陸對臺灣可能帶來的政治威脅、軍事風險、文化衝擊和商業挑戰，看得比大陸所能為臺灣帶來的機會更突出。乃至讓國民黨政府的政經佈局，出現了一套明顯的「世代斷裂「─當馬英九世代的政治領袖和技術官僚、學者，自認為替臺灣的產業、臺灣下一代的年輕人爭取到了比外國更好的貿易條件、鋪平了可供他們逐鹿大陸市場的坦途之際，十分欠缺「兩岸命運一體觀」或「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等思想、觀念和情感基礎的臺灣20歲、30歲世代，卻多選擇裹足不前，不願輕易涉足這片他們眼中，政治運行邏輯難以理解、社會文化線條相對粗疏、國族認同情感則與島內迭有衝突的神祕而混亂的大陸。
哪怕它看起來奔騰、迅猛而充滿著變化，卻有相當部分的臺灣年輕人認為：這早已不是自己有機會採到果子的黑暗森林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放下了他們父輩曾擁有的競逐神州的氣魄或想像；只盼著它的枝枒，不要再跨過海峽，攫取自己立身故園的養分，或恣意改變小而靜美的臺灣島上恬淡、單純、較有秩序的生態系。
在20歲、30歲臺灣年輕人的想像中，注重貿易公平的咖啡館、手工環保的肥皂店和手工文創品、溫暖雋永的二手書坊、散發著在地特色並足以串連起當地文化脈絡的民宿兼沙龍，在臺灣製造業大幅外移、科技業面臨激烈取代戰爭、互聯網商業和移動支付則因法規滯後而長年裹足不前的狀態下，變成了下一代臺灣年輕人創業的理想樣板。
而這些可名之為「小清新產業」的事業，也可以跟大陸不大陸、ECFA不ECFA沒什麼關係，還散發著清香的理想主義草根色彩。於是，這些小清新產業的夢想，就被蔡英文開心悅納地收入囊中，包裝為她第一次競選時的產業政策口號─「在地經濟」，以反襯國民黨重視擴張中大企業產能，仍以外貿支撐臺灣經濟發展的「陳舊」模式。
在2014年的春天，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然簽成、只待生效之際，一批擔心服務貿易協議會過度向大陸開放島內市場的年輕群體，更發動了「反服貿學運」，一舉掀翻了墨蹟未乾的談判桌，要求國民黨政府「撤回服貿」「重啟談判」。讓自詡已為臺灣爭取到極難得市場進入條件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瞠目結舌，碎了一地眼鏡。
由此而降，國民黨的路線和政策自信一夕盡失。在不知臺灣社會邏輯和主流輿論視聽，何以對政府部門抨擊至斯、對抗爭學生同情至甚的困惑和驚惶下，國民黨開啟了一系列的大敗局。
在這次赴臺觀選的過程中，我陸續見了約十位相交多年的老友。他們中的大多數，皆出身於所謂的泛藍背景家庭，各為軍人、公務員、大學教授、上市公司經理人、保守派報業中人家庭的子弟。在2005年他們陸續獲得公民權後，也都曾在不同時間點，一次或多次地支持過馬英九，或其他國民黨籍的「立委」、縣市長候選人。
但在這次的大選中，扣除兩位正在政治行業中的工作者，其他人皆無一例外地拋棄了國民黨的候選人，並表示自己的社交網絡同溫層中，表態要投國民黨的同學、師友、同事也幾近於無。
在他們眼中，國民黨並不是其父輩溫存涵泳過的那個胼手胝足、共同走過光榮、轉型和低谷的大家庭；國民黨更不是其父輩早年在臺灣省籍隔閡仍嚴重時，用以標定他我身份、回應本土主義反體制情緒波瀾的情感共同體。
國民黨，固然是一個「家裡頭過去比較支持」的政黨，但是其興衰榮枯，在年輕一輩眼中，早已屬於政黨政治發展的常態現象，不須將自己的生命和氣血綑綁於其上，為國民黨的起伏悲雨洗晴。
「你也知道，認同這種東西，一旦你覺得你是誰、而你不是誰，它就不會很輕易地再改變了」，上述友人中的其中一位，如此向我分析國民黨的困境。一來，許多泛藍家庭中的年輕子弟、包括所謂的「外省第三代」，已逐漸卸下了國民黨在臺灣政治市場上仍沒有完全拋棄的中國認同。二方面，在過去幾年間，由島內青年群體發動的一波波抗爭運動中，許多泛藍家庭出身年輕人，也陸續在某個時點，跨出家門，站到了國民黨的對立面。
在馬英九的八年任期中，Facebook等廣場式、開放式串連的網絡社交媒體在臺灣逐漸紅火，甚至襲奪了政治資源和話題的上游，成為新聞議題最主要的發動點和策源地之一。
從2008年以來，包括為抗議動用警力過當的「野草莓學運」、為反對親大陸財團收島內媒體事業的「反旺中運動」、為反對拆遷和爭地的台北「文林苑事件」和苗栗「大埔反徵收抗爭」、和從環保議題出發，反對公營石化廠擴建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到為意外死亡的陸軍士兵追問冤情真相的「洪仲丘事件」，和歷經前述一波波運動醞釀，終使青年介入政治之熱情達到高峰的「反服貿學運」，以及馬英九執政末期，乘「反服貿」學運東風而起的「反核四(第四座核能發電廠)運動」，和反對國民黨政府採用拉近兩岸史觀之教學大綱的「反課綱運動」等等，無一例外地，均依循著少數青年網絡串連、釀成零星線下抗爭、網絡社交媒體擴散、主流媒體跟進、更大幅度抗議行動升溫、反對黨因主流媒體跟進而介入，最終迫使國民黨政府在滾雪球般的群情下退讓、妥協、擱置爭議或收回成命的模式。
在這樣大規模且頻繁的，由網絡輿情倒逼現實政治的政潮沖刷下，抗爭的導火索橫跨兩岸問題、環保、文化意識型態、居住正義、軍中和軍法黑幕等各個領域。一旦島內青年在任何一個問題上受到觸動、和國民黨決裂，則在其他問題上，也自然更易於傾向反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甚至願意主動以自己的「覺醒」經歷，來「啟蒙」其他尚未和國民黨割席斷義的親友同儕。
在國族認同的遞嬗問題上，在所謂泛藍家庭中成長的青年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的腳步沒有跟上他們成長和變化的道路；在公共政策的論辯交鋒中，國民黨更早已丟失在網絡輿論中的話語權；而其在傳統媒體中的優勢，也隨著新聞工作者的世代更替，和媒體追逐讀者口味的天性而迅速凌夷。
出身於泛藍選民結構版塊的島內年輕人尚且如此，原本對國民黨即不懷好感的家庭的年輕一代選民，則更無向國民黨靠近的理由。
未來，一旦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能夠在兩岸「冷和」之中，重新摸索出一套和大陸打交道的模式，夯實除了「九二共識」四字以外，大陸尚可勉強接受的兩岸對話政治基礎，則國民黨連自詡比民進黨更能處理兩岸關係的最後一塊比較優勢，也將被抽空。
從孫中山在夏威夷創辦興中會以來，淵源已達121年的中國國民黨，如果就此在臺灣萎縮下去，逐步滑出歷史舞台的邊緣，未必算是一個特別差的終局。
從1945年光復臺灣和1949年舉黨遷台以降，國民黨體制在功過相抵之後，其在政治完全開放、1987年「解嚴」之後的垂30年間，還在大部分的時間段裡，享受了黨國體制的賸餘紅利；沒有遭遇暴力推翻或體制性的清算；甚至在近三分之二的時間中，仍然掌握著執政權，甚至主導設計了臺灣邁入選舉民主社會後，絕大多數的政治制度和基本遊戲規則。
即便如此，國民黨最終仍把自己一步步洗出了牌局，如一片枯葉，掉落在這片自己曾反覆翻耕和高壓宰制的土地上。這樣的結局，我不知道算不算公平？但至少，這是臺灣人民很可能會做出的決定。
徐和謙：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賴海榕研究員，針對日前所發拙作，寫出了一篇深刻而恢弘的回應。
賴先生同樣從歷史、兩岸、組織和世代的四個角度，探討了國民黨為什麼不一定會被掃進歷史的理由；特別是，通過國際政黨發展史的視野進行比較，指出國民黨和世局中的同類政黨相比，挑戰並不是特別小、但包袱也不是最重的。
而他敦促國民黨在再度下野後，痛改舊習，著力深化黨內民主一事的論證尤為精彩，強烈薦讀。
http://laihair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41976…
國民黨這次真的會被掃出歷史舞台嗎？
（賴海榕，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比較政治學博士）
中國國民黨在2016年1月16日臺灣地區的選舉中慘敗，引發了海峽兩岸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各方人士對國民黨前景的各種看法。青年觀察家徐和謙先生發表了題為《這一次，國民黨恐怕真要掉下歷史的舞台了》的長文，從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歷史負擔、親大陸的意識形態和兩岸交流紅利的吸引力下降、組織潰散、在新世代中聲望衰敗等幾個方面展開長篇論述，認為國民黨極有可能從此退出歷史舞台。該文歷史感強，觀察細緻入微，若干分析的理論基礎堅實，並且由於作者是生長在臺灣的年輕人，現場感強，因此所作的分析深厚透徹，非常值得一讀，也刺激了筆者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筆者對照了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歷史案例以及政治學的一些理論概括，認為有一些方面徐先生似乎沒有看到，而這些被忽略的方面可能導致對國民黨前景的另一種看法，即，這無疑是國民黨的一次重大挫敗，但是國民黨再起的可能性更大。
一、 關於國民黨歷史負擔的影響問題
從臺灣當前的輿論環境看，國民黨的歷史似乎全部是負擔，在威權統治時代侵犯人權的記錄，如「二二八」、美麗島軍法大審判等，一再被對立陣營端出來猛烈攻擊，國民黨無言以對，只能概括承受。然而這只是歷史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國民黨也有帶領臺灣擺脫貧窮落後跨入高收入門檻的光榮業績，有帶領臺灣從威權體制和平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巨大功勛。當國民黨掌權卻理政不力時，負面的歷史當然成為輿論的焦點，但是當國民黨處於在野地位，而執政的民進黨處理政務不得力時（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正面的歷史也會得到人們或明或暗的稱道。這其實已經發生過，2008年謝長廷對馬英九的選舉以及之前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的財經專長和領導經濟騰飛的歷史業績被一再喚起，對選民是有說服力的。未來一旦民進黨執政出現問題，國民黨的正面歷史必將被喚起，也一定能夠帶來一定的支持率。
就負面的歷史而言，國民黨承受壓力的高峰已經過去。負面歷史最嚴重衝擊國民黨的時候，是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之尊說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民進黨也高喊國民黨是壓迫者、是黑金賣台集團的時候，即大體上是1994年到2006年。這段時間是國民黨雖然擁有實際權力（2000-2006雖然失去行政權但是還有主導的立法權和地方層級的主導權力），卻在精神上抬不起頭的時候。此後，歷史負擔（也包括歷史業績）的選民動員效用迅速衰減。例如本次選舉，在主要場次的攻防上並沒有看到民進黨對國民黨基於歷史的嚴厲指控，選民由國民黨轉向民進黨是因為國民黨最近的「無能」和「酸腐」，而不是因為國民黨身上背負多麼沉重的歷史包袱，不是因為這些歷史包袱引發選民們的深仇大恨。
歷史因素的效用遞減，很大的原因是臺灣完成了政治轉型，臺灣的政治轉型涉及兩個層面，一是權力在族群之間的重新分配，二是權力分配體制的改變。在政治轉型以前，臺灣的政治經濟權力主要集中在追隨蔣介石到臺灣的外省軍政要員和大小官僚的手裡，外省精英把持權力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壓制和經濟收買。國民黨身上的負面歷史負擔主要與此有關，一旦這種結構解體，國民黨身上的負面歷史負擔也就失去了可以讓對立陣營攻擊的力道。只有國民黨高高在上，而且用國家強制力箝制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時候，民進黨對國民黨歷史負擔的抨擊才能在民眾中喚起共鳴。如今國民黨已經兩次被推翻下野，不再掌握任何國家強制力。經濟權力已經在臺灣經濟騰飛的過程中分散在各族群的手裡，政治權力中的行政權力已經兩次轉移給民進黨，這次還加上了立法主導權也轉移到民進黨手裡。就權力分配體制而言，在威權體制下，國民黨是威權體制及其一切壓迫特性的象徵，但是在政治轉型完成以後，國民黨只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可以被自由批判，可以通過選票推上台趕下台，國民黨的政治象徵意義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民進黨繼續猛烈攻擊國民黨的歷史負擔，除了歷史上直接受到國民黨嚴重打擊、有深刻仇恨的家庭，普通人未必會對民進黨翻國民黨的歷史舊賬感到激動人心，相反，多數人恐怕只會認為是不得要領、推卸責任、欺負弱者，甚至引起民眾反感也未可知。
如果與曾經處於類似狀態的政黨相比，也許有助於加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世界各國最近的轉型案例中至少有以下三個對照組：韓國保守的右翼政黨、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後繼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施行者南非國民黨。這三個對照組中的政黨都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擔，在政治變革後命運卻有著巨大的差異。
韓國的政黨政治有一個特殊的顯著特徵，即政黨名稱不斷更換，其骨幹成員卻基本上是同一群人，顯示政黨政治的發育在韓國處於初級階段。韓國當前的執政黨是新國家黨，屬於保守右翼陣營，從骨幹成員的師承關係和政治象徵的繼承關係，可以追溯到帶領韓國經濟起飛的獨裁者朴正熙，即現任總統朴槿惠的父親。這個陣營的歷史軌跡與臺灣地區的中國國民黨高度相似，金大中-盧武鉉及其繼承者所領導的激進左翼政黨從來沒有停止過猛烈抨擊保守右翼陣營的歷史罪過，也曾經因此取得了韓國的領導權力，但是並不能阻止保守右翼陣營在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帶領下復興執政。
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後繼黨涉及國家眾多，情況各異，大致出現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未改名、長期保持大黨地位，在可見的將來還會保持巨大影響力的後繼黨，如俄羅斯共產黨，在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歷屆選舉中，俄共不是第一大黨，就是第二大黨，過去人們認為俄共只是領取退休金的老年人的黨，但是近年來發現在青年中享有一定的支持率且有所提升。第二種情況是骨幹力量和主要成員仍然是過去的共產黨人，但是改了諸如社會主義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民主左翼黨等名稱，經受了劇變後選舉的洗禮，穩定成為所在國多黨政治重要一極，如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克羅地亞、德國（原東德）等國的共產黨的後繼黨就是這種情況。第三種情況是改了名，在劇變後最初的15年左右仍然有巨大影響力，甚至還曾經上台執政，後來卻一蹶不振，如波蘭和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後繼黨。
南非在1990年代上半段發生了種族隔離制度向民主制度的過渡，種族隔離時期代表白人壓迫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執政黨是國民黨，南非國民黨施行的威權統治的嚴酷程度遠非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所能比擬。經濟和政治權利完全集中在占人口約18%的白人手裡，白人對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壓迫長期而殘酷，黑人領袖曼德拉被監禁27年是其殘酷程度的一個例證。1990年代在黑人領袖曼德拉和執政的白人領袖德克勒克的共同主導下，從前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實現了歷史性的和解，南非開始過渡進程，政治權力迅速轉移給黑人。國民黨改名新國民黨，黨內改革思想較強的成員與種族隔離時期就主張應該和平放棄隔離制度的在野的白人活動家結合，共同組建了南非民主聯盟，在經歷了初期的低潮後，在2009年的議會選舉中得票16.66%，在2014年的議會選舉中得票22.23%，顯示這個以白人為主的政黨已經取得數量巨大的黑人和有色人種的支持，此外，還在2014年西開普省的選舉中得票59.38%，推翻了非國大在這個省的執政地位，顯示該省大批黑人和有色人種轉而支持這個以白人為主的政黨。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負擔在白人身上依然沉重，但是南非人民似乎已經逐漸走出了這個陰影。
以此觀照在臺灣地區的中國國民黨的情況，與上述幾組案例對比而言，國民黨的負擔不能說是很重的，雖然有「二二八」、美麗島大審判這樣的事件，但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對黑人和有色人種的迫害，韓國右翼勢力在「光州事件」和其他事件中對左翼活動參與者的迫害，以及其他政黨的錯誤過往相比，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地區的錯誤和問題是小一些的。而在業績方面，國民黨帶領臺灣經濟騰飛，對照組中只有韓國右翼勢力的歷史功績能與之相比，其他兩組政黨的歷史功績都遠遠不如國民黨。此外，人們是否記仇，也是影響歷史身影長的政黨在未來的發展前景的重要影響因素，以儒釋道融合的文化為主的臺灣人似乎不比以一神教為主導的東歐、南非文化更記仇。既然如此，假如歷史負擔不能壓垮上述案例中的政黨，那麼歷史負擔會壓垮國民黨，這是令人高度存疑的。2016年1月的臺灣選舉，對陣雙方的文宣主軸都鮮有提及陳年舊事，民進黨基本不提國民黨從前的壓迫戕害，國民黨也不提過去領導經濟騰飛的業績，說明無論來自歷史的利空還是利好，恐怕都已基本出盡。國民黨未來的前景，不會被歷史上的表現——無論陰影還是光彩——所籠罩，起決定作用的是國民黨當下和未來的作為。
二、 關於國民黨親大陸的意識形態和兩岸交流紅利吸引力衰退的問題國民黨在2008年選舉時以與大陸的友好協商和溝通能力主打兩岸關係牌，在當時陳水扁「烽火外交」殺敵一百自傷一萬的比照下，獲得了選民壓倒性的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16年選舉中，國民黨繼續強打兩岸關係牌，但是選民的反映卻不溫不火，甚至可以說相當冷淡。這是什麼原因呢？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民進黨看到選民正面看待兩岸交流，因此開始學習並靠攏國民黨的政策，降低了與大陸對抗的調門，從過去對九二共識嗤之以鼻，到「尊重」九二年會談，尊重和維持現狀，概括承接國民黨執政時期與大陸達成的各項協議。與過去衝撞大陸的政策相比，危險性（在臺灣人民看來）大為降低，民進黨不再是選民避之唯恐不及的選項。國民黨與大陸維持友好關係的優勢仍然在，但是很大程度上被稀釋了。二是國民黨在其他方面的不良表現，如在洪仲丘事件中的遲鈍傲慢、在有關服務貿易協議溝通中的笨拙、在黨內團結上的失策、在維持核心支持者向心力上的冷漠、在產生候選人過程中等待抬轎子的酸腐和個人利益算計的狹隘、在「立法會」中推動議案的無能，等等，在在都沖淡了自身在促進選民收穫兩岸交流紅利上的優勢。國民黨執政期間遇到國際經濟不景氣，使得臺灣經濟增長步履維艱，這是大環境使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受到強烈的負面影響，不能把責任全部算在國民黨執政的頭上，但前述各項問題卻是國民黨自身的問題，因此，無論國民黨在兩岸交流上能為臺灣人創造多大的紅利，都會在上述不良表現的衝擊下被掩蓋掉。
如此說來，國民黨的趨向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兩岸交流優勢對選民的吸引力是下降了，是否意味著國民黨從此就衰落了呢？回答這個問題要看臺灣的社會分野（socialcleavages）的情況，以及國民黨是否在這些社會分野的各端佔據了穩定的位置。任何社會都存在多重社會分野，語言、經濟收入、職業、政治地位、性別、族群、年齡、籍貫、對現狀的滿意度、對環保的重視度、對少數人群（如同性戀、單親人士）的態度等都是分野，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有些分野的重要性超過另外一些分野，但所有的分野對人們的政治行為包括投票意向都會發生影響。假如一個政黨只在社會分野的一端擁有支持者，那麼這個黨永遠是小黨，並且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消失。國民黨大批軍政人員在1940年代末初到臺灣時，確實是屬於只在社會分野一端擁有支持者的黨：說普通話、外省、收入相對較高、職業以軍公教為主、大體滿足現狀等，但是經過70年的演變，特別是國民黨自身的努力，國民黨已經超越了起初的侷限性，成為全民性的黨，在所有社會分野的兩端都有成員和支持者，因此有豐富複雜的、覆蓋全局的，而不是簡單的、服務局部的社會經濟政治政策。兩岸政策只是國民黨龐大的政策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兩岸政策固然是國民黨吸引選民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兩岸政策的吸引力下降，不意味著國民黨不再有能夠吸引選民的政策。
統獨雖然是輿論場上聲音最大的爭論，是調動人們感情活動最有力的因素，是大陸人最關心的議題，但未必是臺灣選民投票時考慮的第一因素。民進黨吸引選民的政策遠遠超過統獨之爭，動員戡亂體制結束前後，民進黨動員支持力量反對國民黨的王牌是反獨裁、反專制、反壓迫，1990年代加上了反黑金、反貪腐，2000年民進黨初掌行政權以後，上述政策的攻擊力量迅速減弱，「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統治時期留下來的不公正，如黨產等）、環保、警惕舊體制班師回朝、以及警惕賣台成為民進黨的攻擊主軸，只有這個時候，反對統一才成為民進黨在政治競爭市場上與國民黨角逐的主軸。反對統一是民進黨長期以來的思想，但並不是自始自終都是檯面上文宣動員的主軸。在經過8年沉寂，經由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刺激後，反統一再次成為民進黨選戰的主軸之一，但是烈度已經大為降低，從陳水扁時期追求法理臺獨弱化為維持現狀，不反對深化交流。這是一個顯著的轉變。梳理民進黨的主打議題的變化過程，是要指出，民進黨並非自始自終高舉統獨之爭，而且民進黨反統一的烈度本身也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民進黨並非主要依靠反統一來吸引選民支持。這可以從反面說明，趨向大陸的意識形態和促進兩岸交流的優勢也並非國民黨吸引選民的唯一議題，儘管一度這個議題在國民黨吸引選民支持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統獨議題冷卻，不意味著國民黨的歷史終結和民進黨的永恆執政，只意味著兩黨要在其他議題開闢戰場。我們還不能忘記，國民黨並非從來就是兩岸交好的政治象徵，2005年國民黨時任主席連戰率團訪問大陸以前，國民黨跟大陸並不友好，國民黨曾經長期是兩岸對立的政治象徵。相反，民進黨後來在臺灣取得「大位」的一些政治人物，是突破了國民黨當時的禁令，取道第三地輾轉訪問大陸的，在國民黨嚴拒大陸時，民進黨對大陸抱著友好的態度，只是這一情景在1990年代後期發生了反方向的變化，持續將近20年後，民進黨再次調整方向。這個過程表明，國民兩黨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及其政治象徵內涵不是一成不變的，換句話說，兩岸關係上選票動員力量的興衰也不是任何一個黨派中長期興衰的決定性依據。
這恰是一個普通的民主政體的常態，正常的民主政體裡，並不應該是兩個立場截然相反、政策針鋒相對的兩個黨，而應該是兩個大多數方面相當接近，只在一些方面有些不大差別的兩個黨輪流執政，例如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共和黨略傾向企業、富人、虔誠基督教徒、白人，但是絕不是不照顧勞工、窮人、非基督教徒、黑人亞洲人拉丁裔的利益；民主黨略傾向勞工、窮人、非基督教徒、黑人亞洲人拉丁裔，但絕不是不照顧企業、富人、虔誠基督教徒、白人的利益。共和黨在國家安全方面比較傾向與使用武力，但絕不是輕視外交；民主黨比較傾向於使用外交手段，但絕不是不用武力。英國的保守黨、法國的保衛共和聯盟、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比較類似於美國共和黨，而英國的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則比較類似於美國民主黨。不考慮兩岸政策的差別，臺灣地區的中國國民黨的政策取向比較接近美國共和黨，略為傾向企業、商人、中高收入、軍人公務員教師、北部、都市、經濟發展；民進黨的政策取向比較接近民主黨，略為傾向勞工、中低收入、南部、農村、環保。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對陣，已經從過去的代表體制與反體制的激烈對壘，演變成民主政體裡兩個立場接近的普通政黨的對壘，國民黨與民進黨兩者在這種體制裡是缺一不可的，任何一方的沉浮都是暫時的，所謂的鐘擺現象是社會經濟運行和體制運行本身的週期決定的。
我們再來看兩岸交流優勢吸引力對於國民黨的影響，固然在本次選舉中吸引力是下降了，但是「臺獨」立場對選民的吸引力就上升了嗎？當然沒有，如果「臺獨」立場吸引力上升，民進黨就會大力宣揚臺獨，而不是從陳水扁後期的激進臺獨立場退卻調整。民進黨在這次大選中不僅沒有高聲宣揚臺獨，反而是公開宣佈維持現狀，承接國民黨執政時期與大陸交流的成果，不挑釁，不做麻煩製造者。所以在看到傾向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兩岸交流紅利的吸引力下降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另一陣營一度發揮巨大效應的神主牌也發生了變化，臺獨圖騰的吸引力也是下降的。
徐和謙先生的文章引用最近蘇格蘭獨立公投雖未達成目標，但是蘇獨的支持率從公投啟動之初的20%多上升到40%的例子說明，獨立意識的增長不可遏制。筆者以為，這自然是一種可能性，應該加以注意，但是臺灣的情況並不能用蘇格蘭簡單相比，例如，蘇格蘭在面積上與英國的主體英格蘭差不多，而大陸在人口和面積上是臺灣十幾倍和幾十倍；蘇格蘭雖然目前通行英語但有迥異的特殊語言和文字，而大陸和臺灣使用同一種語言和文字；蘇格蘭與英格蘭只是在1707年以後才結合為一體，大陸和臺灣連結可追溯到紀元初；由於英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蘇格蘭追求獨立的過程不會遇到英格蘭的軍事打擊，而中國大陸則有著萬不得已，將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獨問題的堅強決心；凡此種種都是蘇格蘭獨立運動所不能比的。經過50年後，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在今天的臺灣人看來完全不具有可能性，因而是過時可笑的，未必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經過一段時間後，臺灣人也會認識到法理臺獨不具有可能性。
此外，既然已經看到獨立意識成長的蘇格蘭案例，也應該看到獨立意識沒有成長甚至有所回落的案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運動。還應該看到分裂民族持續存在統一意志的案例，如東西德，冷戰時期東德曾經提出「兩個民族」的理論，主張東德和西德已經成為兩個不同的民族，永遠不可能統一，可是冷戰結束之際，東西德就統一了。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例子，可供考察，但這是另需專文探討的議題。我們在這裡只需要說明，蘇格蘭的例子有啟發，但是不足以類比臺灣的情況。
三、 關於國民黨組織渙散的問題
國民黨派系林立，表面一團和氣，實際四分五裂；黨中央與地方派系只有利益聯結沒有理念認同，一旦沒有利益輸送，地方派系就轉換忠誠；黨組織人才匱乏、意志渙散、軟弱無力；在需要勇敢承擔責任的時候有需要眾星捧月大家抬轎子的矯揉造作、忸怩作態的酸腐氣，讓支持者厭惡；黨內大佬在需要犧牲奉獻的時候精於個人利益計算，讓支持者心寒；這些確實是國民黨存在的問題，也是導致本次選舉失敗的重要原因。如果國民黨在這次失敗後不加以改變，確實有可能葬送未來。
然而，上述問題有些是國民黨特有的現象，有些卻是一般政黨的普遍現象。例如派系就是一個普遍現象，國民黨有，民進黨也有。目前民進黨裡有新潮流系、美麗島系、福利國連線、一邊一國連線等，甚至有圍繞重量級政治人物的所謂蘇貞昌系、謝長廷系；民進黨的前身黨外運動和民進黨成立早期也有所謂「編聯會」和「公政會」兩大派系。縱觀20年來兩黨內的派系互動，大體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模式，即，在沒有資源可供分配的在野時期，在仰攻政權的時候，各派系都能相忍為黨，精誠合作；一旦取得政權，有資源可供分配以後，反而明爭暗鬥，鬧不團結。國民黨如此，民進黨也不遑多讓。例如在陳水扁執政後期，民進黨的內鬥也是很厲害的，以至於謝長廷對陣馬英九的時候，一些民進黨人輔選熱情很低，沒有真正出力，只是做做表面文章，應付了事。國民黨派系內鬥厲害也是在朝的時候，如1990年代末，以及馬英九執政後期，前者是宋楚瑜系對連戰系，後者是馬英九對王金平；而國民黨在野時，反而團結了，2004年連戰和宋楚瑜就克服困難，團結起來仰攻政權。如今民進黨上台，與國民黨朝野異位，團結和內鬥模式是否重演，且拭目以待。
黨內民主的缺乏是國民黨特有的問題，國民黨帶領臺灣社會邁向民主，但奇怪的是，國民黨自身的黨內民主並沒有得到同步的發展。這在上層和基層的關係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國民黨縣市黨部主任委員多由自上而下「空降」任命，而民進黨縣市黨部主任委員多由自下而上選舉產生。各種選戰中國民黨候選人由黨部指派或徵召的比例遠遠超過同層次同級別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的指派和徵召比例。因此，國民黨官氣較重，有些人油潤圓滑，整體上缺乏活力；民進黨論功行賞，個個躍躍欲試，整體上活力充沛。2000年丟失行政權，李登輝被開除出國民黨以後，國民黨的黨內民主進程才開始啟動，然而未及深化，就在2008年重新取得執政地位以後有些舊態復萌。如果這次大敗以後，能夠痛定思痛，推進黨內民主，國民黨的組織再造並不是沒有機會。
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的分裂，與國民黨缺乏黨內民主不無關係，甚至缺乏黨內民主是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1990年代初，國民黨內對李登輝拖延拉近兩岸關係的主張持保留意見的一批人士由於李登輝的強力壓制在黨內沒有活動空間，選擇退出國民黨組織新黨，1990年代末出現連宋爭議時，缺乏黨內民主機制協調解決，僅憑李登輝一個人的意志作出決斷，迫使宋楚瑜退出國民黨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選舉，並在選後挾高票落選的態勢成立親民黨。國民黨與親民黨基本上沒有理念的差別，主要是因為個人恩怨而分裂為兩個黨派，也分散了藍營的力量。個人恩怨能佔主導，表明個人強於組織，這是黨內缺乏民主的典型表現。國民黨和親民黨從親民黨成立不久就開始談合併問題，但是由於關注焦點不是機制，而是人事，因此始終不得要領，不了了之，甚至舊怨添新怨（因為理念相同，所以不是新仇舊恨，而只是一些怨氣）。但是選舉政治的規律並不理會國民黨和親民黨的糾纏不清，除了不分區立委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下，親民黨能夠獲得兩個議席以外，所有區域立委的選舉，居於少數的親民黨全軍覆沒，這是選舉制度對親民黨的壓力，親民黨最終必須尋求與國民黨的密切合作，一旦深化了黨內民主，而且世代更替移除了歷史上的恩怨情仇，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併的可能性極大，將增加國民黨的力量。
這次被選民看笑話的抬轎子文化、密室算計文化、大佬幕後指揮、「總統」換了五任黨主席換了六位還在做「國會」議長的歹戲拖棚政治，全部都是國民黨缺乏黨內民主的併發症。由於缺乏黨內民主，國民黨對於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在選民中間的認可度就頻頻判斷失誤，這次南部區域立委選舉全軍覆沒，說明選民完全不認同國民黨推送到前台的人物，而前台的這些恰恰是被國民黨高層認為是個寶的人物。馬英九和國民黨的一批人看出了有些人物的問題，走了一條要把這些人開除出去的道路，這是錯的，這個錯誤不在於沒有預料到法庭盡然判決國民黨敗訴，也不在於沒有預料到對國民黨團結造成不利影響，而在於沒有把力量用在黨內民主的深化這個根本上。國民黨只把注意力放在人事上而不放在黨內民主的制度機制上，就永遠解決不了組織渙散的問題，一旦國民黨的有志之士突破瓶頸，能夠深化黨內民主的機制，國民黨與親民黨甚至新黨一定能夠聯合起來，聯合起來的革新的國民黨一定可以煥發曾經有的朝氣和活力。
從2015年的「九合一選舉」開始，國民黨的「官二代」作為候選人紛紛落馬，就有一種議論認為是選民討厭官二代。這個議論看到了現象，但沒有觸及實質，實質不是特定人選，而是產生人選的機制。幾個大佬密室磋商出來的人選，不是官二代也沒用。經過公平初選考驗的人選，就是官二代也不一定有問題。從2015年到2016年的選舉，民進黨裡當選的候選人就有不少官二代，例如謝長廷的兒子謝維洲、蘇貞昌的女兒蘇巧慧，沒問題，選民認可。關鍵是機制問題，通過黨內民主機制產生的人選，無論什麼出身，都有較大的正當性和戰鬥力；未經黨內民主機制產生的人選，無論什麼出身，正當性和戰鬥力都不足，還沒有上選舉戰場，已經先矮人一截了。
選民用選票懲罰國民黨，讓國民黨下台，是要讓國民黨反思，並給予國民黨改革機制、重新組織的機會，而不是要消滅國民黨，把國民黨掃入歷史垃圾桶。國民黨的有志之士如果能夠認真體會到這一點，奮力改革，重新站起來的機會是很大的。
四、 關於國民黨在新世代中聲望低落的問題
徐和謙先生文章的第四部分探討了這個問題，他以一些外省子弟對國民黨意興闌珊的事例說明國民黨在新世代中聲望低落的情景，敘述真切，令人感慨。但是如何解讀這個現象，筆者以為還有深入思考的空間。
國民黨第二代不認同國民黨，其實早已有之，最著名的例子是蔣介石的秘書陳佈雷的孫子陳師孟，他家庭出身的國民黨色彩已經無人可及，他1948年出生，1949年隨家人移居臺灣，1991年8月加入民進黨，1992年4月任民進黨秘書長，1993年12月起任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黨部顧問，1994年8月參與發動組織「外省人臺灣獨立協進會」，並任副會長、執行委員，同年12月被陳水扁延攬出任台北市政府副市長，2002年1月任「總統府」秘書長。起初沒人比他更藍，後來沒人比他更綠。
可是陳師孟以及一縱國民黨子弟拋棄國民黨加入民進黨甚至台聯黨陣營，並不妨礙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取得執政地位，說明國民黨已經紮根臺灣本土，深入臺灣社會，外省族群固然是國民黨遷播臺灣初期的依靠力量，甚至是唯一的依靠力量和社會基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在地化的努力，國民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型，早已跨過了起初的單一族群，而逐漸深入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國民黨在臺灣如今是一個各族群、各階層、各地域都有廣泛支持者的全民黨（catch-allparty），藍營第二代或第三代對國民黨的觀感發生分化，這應該是非常自然的現象。既然有本省人及其第二代、第三代從對國民黨陌生到認同國民黨，當然也就會有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從對國民黨的認同轉向排斥。藍營家庭第二代第三代對國民黨的意興闌珊不能說明國民黨的衰落，只能說明藍營家庭已經完全融入臺灣社會，已經與本省人家庭毫無二致。
外省族群只佔臺灣人口約15%，但國民黨在哪個地方哪次選舉的得票率都遠遠超過這個比例。歷次贏得選舉的得票率超過50%，這就不用說了。就是國民黨輸了的選舉，得票率也遠遠超過外省族群所佔比例，在「總統」選舉最低潮的2000年，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是23%，2016年的得票率是31%。在「立法委員」不分區選舉的部分，2016年是最低潮，得票率26.91%。這些數據未包括親民黨及其候選人得票率，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國民黨的支持率，而不是廣義的藍營的支持率。這些數據證明，國民黨早已超越單一族群和階層，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國民黨未來能夠再起的根本依據。
徐先生文中提到馬英九倣傚大陸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在國民黨內成立共青團以培養青年人才和支持力量，但是成效不彰。這確實是國民黨應該注意的問題。筆者在這方面掌握的材料較少，難以展開論述。不過這個組織成立於2006年，時間不是很長，給它下個結論或許還為時尚早。如果有什麼值得議論的，那麼仍然是其焦點應該是機制問題，而非人事問題。國民黨似乎比較容易在創設新組織的時候陷入人事安排的漩渦，而在構建體制機制上下的功夫較少。
這幾年看到國民黨在進一步深化與臺灣的連結，意圖改善國民黨的形象，提升國民黨的聲望，其中一個辦法是努力挖掘1945年以前臺灣人與國民黨的聯繫，馬英九多次出席這樣的歷史研討和紀念會，闡述二者的密切關係。這是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歷史的利多或利空，其實都已出盡，人們雖然對昨天受到的委屈或得到的惠顧有所反思或眷戀，但是更關心的明天是否會受委屈，明天能否得到惠顧。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任何一個政黨）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今天和明天，應該甩開歷史包袱，既不要為歷史上的錯誤懷憂喪志，也不要為歷史上的業績自滿自足。在民主選舉民意流變的浪潮裡，任何政黨的形象和聲望雖然受昨天的影響，但是只要昨天的形象和聲望不是單一的不可救藥的負面，而是多元的複雜畫面，那麼都不取決於昨天，而是取決於這個黨對今天和明天的闡述。
從比較成熟的民主體制，比如美國的情況來看，執政必然帶來負擔。執政者掌握資源分配的權力，但是手中的資源永遠比人們的期望要少很多，給了這部分人，必然引起那部分人不滿意，因此執政時間長了，不滿意的人一定越來越多。在野黨就沒有這個問題，只要在野黨沒有讓人害怕的主張，跟執政黨差別不大，人才也夠，看上去在努力，也謙虛，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被人寄予希望。此外，選民還有需要權力制衡的考慮，不希望一個黨做得太久，防止體制倒退，而要讓不同的黨先後上台，能將前一任的作為曝露於天下，讓其無所隱瞞，從而使各主要政黨相互監督，有所顧忌，謹慎、合法地使用權力。這是發生鐘擺現象的原因，但是鐘擺不是幾個月、一年、兩年的短期，而是四年、八年、十二年的中長期。有時候，執政黨沒有做錯什麼，在野黨也沒有做對什麼，選民可能僅僅因為審美疲勞就有可能轉向支持對象。在任內立下了終結冷戰功勞的老布什總統幹了一屆就被選下來，執政期間經濟發展表現很好的克林頓的後繼人戈爾輸了總統選舉，原因之一是選民的審美疲勞。到老布什的時候，共和黨已經做了十二年，人們已經厭倦；而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十分穩健，卻也引燃不了選民的熱情。事情就是這樣，有時候很複雜，有時候其實是簡單的。既然國民黨不可能永遠執政下去，民進黨也不可能永遠執政下去，國民黨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國民黨仍然根基深厚、組織健全，雖然不能排除從此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其聲望僅僅暫時受挫，未來仍然很有回升的機會。
——徐和謙：財新傳媒公共政策記者,愛丁堡大學當代史碩士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