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5月26日訊】讀阮毅成先生《八十憶述》，他在小學時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於1905年，幼時在江蘇興化上過私塾，1917年隨伯父、當時有名的律師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小學時代的老師，給他印象最深刻、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是兩位國文老師，教他寫白話作文的張元孟先生，教他寫文言文的趙敏栽先生。趙是前清的秀才，不但講解精詳，改作文也十分用心，有眉批，有總評，有圈點。而且每改一字，必說明原因，如果他下次也沒有注意，先生就會說：「我對不起尊大人。」直到晚年他還保存有當年的作文簿，並錄了一篇在書中。這篇作文題為《民為貴》，只有短短三百六十字：
處今日共和之時代，莫不曰尊重民意矣。若戰國時代，國君好行專制，大權在於一人，人皆知有君，不知有民矣。君之視臣如土芥，君之視民，更犬馬奴隸之不若矣。惟民貴之說，孟子能首倡之。亦謂國無民，何以為國；君無民，何以有君。國祚有短長，而民意無盛衰也。國運有否泰，而民志無變遷也。是以國政有改革，而民氣初無常變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書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而知天心，即民心也；民意，即天意也。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誰謂民不當貴哉！然而國家既眷念斯民，而人民何以報答夫國家？果其蒿目時艱，為士民者，必先立志。不存苟安之意，不為無用之學。研求政法，可以利濟夫蒼生。探討科學，可以裨益夫社會。開士民之風氣，備國家之任使。藏器待用，固人民之素志也。經濟匡時，亦人民之願望也。人能若是，庶幾不愧為共和國家之國民也歟！
他曾出任浙江大學、台灣大學法學院教授，有法學著作存世，也有豐富的從政閱歷。他在作文簿中任選的這一篇，只是想說明當時對國文教學的重視，與小學生的國文程度。我從中看到的卻是那個時代小學生的大關懷，口氣中露出的不僅是老到，更有「共和國家之國民」 的擔當、責任意識。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就關心「民為貴」這樣的大題目，不管是出於老師的命題，還是學生自己的選題，都讓人心生感慨。他不是一般地闡述孟子的「民為貴」舊說，而是放在新的共和時代背景下，思考這一古老的說法。作為一個小學生，他還沒有能力展開長篇大論，但在短小的篇幅中，他已觸及許多有價值的方向。言雖短，意甚長。
阮毅成此文不是一個個例，生於1904年，曾多年任清華、北大、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的葉公超，也保存了一本南開小學就讀時的紅格子作文簿。其中一篇作文《論團體之精神》，雖老師點評：「劈頭破題，一針見血，惜哉而血不多！」但所論之問題也甚大。翻開《周恩來早期文集》，比他們年長一些的周恩來（生於1898年），小學和中學時代留下的多篇作文，也都與此呼吸相通，比如1914年9月的《愛國必先合群論》、1915年的《共和政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論》，後一文是對孟德斯鳩有關共和精神的闡述。
他們雖處少年時代，落筆之際卻不忘國家社會、人類福祉，議論常溢出個人生活的範圍，超過了年齡的限制，其氣度、格局都有大國民風範。在白話文普及之前，這些文言寫下的作文傳遞的已不是古老的傳統價值，而包含了許多新思想的萌芽。我想起那個時候的小學生課本，關於共和、國民之說，在國文、新修身等不同課程中都有，被學校廣泛採用的商務印書館《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高小第四冊有《大國民》的課文（沿用的是晚清《最新國文教科書》），很好地回答了甚麼是「大國民」：「所謂大國民者，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豪奢也。所謂大國民者，人人各守其職，對於一己，對於家族，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
那個時代的小學生筆下關懷之大，立言之高遠，毫無疑問與教科書的熏陶有關，與那個時代的氛圍有關。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教科書，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教育，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氣，由此陶鑄出來的一時代的學生，誠然因個人性格、選擇、機遇之不同，所走道路乃至各人命運也各不相同，但他們身上仍深深地打上了相似的時代印記。由小學生的作文看一個時代，只是以管窺天，卻也未嚐不是一個有意思的視角。
文章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