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20日訊】1998年1月，哈耶克的經典名著《通往奴役之路》終於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知道這本《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陸並非最早的中譯本。最早的中譯本作為「內部讀物」，是1962年北京外語學院滕維藻先生受命完成的譯本，僅限高層官員及高校少數講授馬克思經濟學的教授閱讀，實際出版後即如泥牛入海，沒有人對這位市場經濟的守護神、20世記古典自由主義最後一位元標誌性人物有絲毫興趣。其實，哈耶克的這本書最早譯成中文，並在台灣《自由中國》上連載，標題為《到奴役之路》，時間在1953－1954年間，譯者是後來享盛譽的台灣著名學者殷海光。彼時殷是台大研究生，每兩周去一次鄰近台大的紫藤廬參與茶話討論，而那時的紫藤廬原名尊德性齋。在尊德性齋的討論中，將哈耶克的這一德文原著解紹給殷海光，並建議譯成中文者，正是殷海光的老師、尊德性齋主人周德偉先生。後期胡適對哈耶克古典自由主義的有限認知，除在《自由中國》上閱讀《到奴役之路》外，靠的也是與周德偉通信。
我在上世記末開始閱讀哈耶克的這本名著時，只知有哈耶克，而不知世上還有一位傑出的華人學者，對哈耶克理解之深切、與哈耶克交往之密切、在中文世界傳播哈耶克自由主義之不遺餘力，無人堪與比肩。直至十餘年前，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周德偉論哈耶克》（原書系台灣1975版《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綜述》），才知世間曾有高人周德偉。現今內地少數學者已知台北紫藤廬，提起紫藤廬想到的就是周先生，紫藤廬也成台北重要文化地標。關於《通往奴役之路》，毋需我在此饒舌。上世記前期，當東西方普遍鍾情於計劃經濟的時候，唯有哈耶克與乃師米塞師挺身而出，向不同學派的知識份子發出警告：既論證了計劃經濟不可行，又指出這是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並告誡世人必須謹防極權主義的再生。
周德偉1902年出生於長沙，少年時即顯露悟性超群的天資。就讀長沙府中學時，有幸遇校長邀請才華橫溢、學貫中西的章士釗（字行嚴，號孤桐老人）來校演講，標題為《社會調合論》。年僅14歲的周德偉在台下竟聽得入神，又經面試後終獲校長賞識。行嚴先生曾在日本創刊《甲寅》，成為英國先進的政治思潮在亞洲的傳播陣地。《甲寅》封面畫有老虎，時人稱老虎雜誌。先生以文言下筆的習慣不改，被提倡白話的新文化運動大將們視為對手。行嚴先生早年就讀牛津大學，修政治學、法學兼邏輯學，將Logic巧譯為「邏輯」者也正是他。因行嚴先生浸潤於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故《甲寅》明顯具有對政府權力限制的訴求，比起激進的《新青年》更注重對憲政與人權的探索，由此可窺知其價值取向，並直接催生了新文學，也因激怒袁世凱政權而被迫停刊。《甲寅》非當年北大宣導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可比，且比《新青年》早一年問世。可以說《甲寅》在學理上的進步，比《新青年》更勝一籌。《新青年》大體沿笛卡爾—盧梭—馬克思的崇尚理性一路，寄希望於少數人的超常理性，以為即能設計未來完美世界的構想。上世記末，楊小凱對「五四」時的北大，專注于對民主與科學的訴求，也頗不以為然，指出民主潛藏多數暴政之惡，而共和正是對民主的不信任。《新青年》推動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及稍後共產主義小組的出現，而真正催生了新文化運動者乃是《甲寅》。是故民國學者常乃惠在《中國思想小史》中指出：新文化運動的培植人不是胡適與陳獨秀，恰恰是被稱為「舊文化的守護人」、《甲寅》創辦者的章士釗。
章士釗在長沙府中學的演講後不久，愛才如渴的校長將幾冊《甲寅》贈周德偉。從此周德偉深深迷上《甲寅》，這也是周德偉接觸西歐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發端。8年後在北大，鄧中夏與羅章龍力挽周德偉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遭到周的明確拒絕，亦非偶然。
1920年周德偉入北大預科，次年升入經濟系本科，因得遇德藉教師海理威，並從《德意志科學論文選讀》這門課程中，開始接觸到奧地利學派的第一、第二代要人的經濟學思想，其中包括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等重要經濟學家。可見周德偉在未與哈耶克謀面之前，已開始接觸奧地利學派之學說，此時哈耶克自己也正在維也納大學研讀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海理威還向周德偉贈送了嚴複所譯《原富》（即《國富論》）與密爾的《論自由》等典藉。1933年身無北大文憑的周德偉赴英留學，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這對周德偉而言，無異如魚得水，因為他的導師正是哈耶克。
按一般說法，周德偉系哈耶克的親傳弟子，對此我稍有異見。1931年哈耶克的論著《價格與生產》甫一出版（尚未赴英倫），對奧地利學派已有相當程度認識的周德偉，即已認真研讀。所以二人初次見面，周即指出哈耶克《價格與生產》的觀點不只是與新古典經濟學分道揚鏢，而且與同為奧地利學派的維塞爾也顯示出區別。這令哈耶克吃一驚，他壓根兒沒想到，眼前的這個中國人對他的學術思想如此熟悉，何況哈耶克年長周德偉僅三歲。師生之誼固然不容置疑，但二人長期交往中建立的友誼也是事實。鑒於此，我更傾向于將哈耶克與周德偉視為亦師亦友的關係。
哈耶克的研究譜系，雖直接始於對門格爾主觀價值論的傳承，但又無法離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與亞當‧弗格森（周譯「費格森」）的古典自由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傾向於對人性與道德的客觀剖析，崇尚個人主義，對個人的自利作出肯定的評價，這與光榮革命時期輝格黨人的偉大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理論，實際殊途同歸，共同構成古典自由主義的兩大分支。這兩大分支所遇的共同難題是，既要引導人們逃離霍布斯叢林的風險，又要避免因列維坦之權力引致的通往奴役之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所遇的重要思想對手，來自笛卡爾的唯理性主義。笛卡爾崇尚絕對理性，無視理性的有限，所以宣稱「我思故我在」。這種對理性力量的迷信，不承認經驗積累的文明，延至法國大革命時期，促成革命領袖們從唯理主義觀念出發，高喊狂熱的革命口號，以為凡不合理者，全可一舉廢除。由此使得法國革命雖「爆發於黑暗，電閃雷鳴，暴雨如注，照亮並蕩滌舊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由此造成混亂、暴力與恐怖，並「迅速回歸黑暗」（朱學勤「《姊妹革命》中文版序」）。
到了19世記，唯理性主義獲進一步擴張，自稱已洞察社會發展之規律，以為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模式的機會已到。早已接受哈耶克自發秩序觀的周德偉，1975年在台灣出版了《當代大思想海耶克學說綜述》一書，對哈耶克關於經濟、政治與法的哲學觀念作出精深的闡釋。30年後，這部力著述終於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以《周德偉論哈耶克》①的書名再度付梓刊行，由此讓大陸知識界得知台北紫藤廬，及其原主人周德偉先生的不朽貢獻。在這部著作中，周德偉不厭其煩地揭示：
據若干人之意見，社會乃一獨立存在的實體，有其自己的目的，超越於個人追求的目的之上，故社會的目的與其分子的個人目的之間可能發生矛盾。
為保障社會的發展及滋長，必須控制個人的自私，迫使個人犧牲私利與成就社會之功業。（見《周德偉論哈耶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版）這裡，對現代極權主義的畫像已呼之欲出，文中所謂「若干人」，甚至描繪出靠理性設計的美好烏托邦，要求人們普遍接受「若干人」推行的「人造秩序」（或組織秩序），並為這一壯麗的明天放棄個人財產甚至生命。這種對極權主義的戒備與警惕，周德偉與哈耶克是一致的。哈耶克終生捍衛市場自由、抨擊極權主義與計劃經濟，為了此一目標除經濟學外廣泛涉歷各學問領域，包括政治哲學、法學諸方面，方得構建起自生自發秩序理論（後期又稱擴展秩序理論）的大廈，並將知識作為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周德偉深敬哈耶克的博大精深，不僅全面接受並傳播乃師之古典自由主義學理，同時又在書中指出哈耶克的某些不足。如首先糾正和清算笛卡爾唯理性主義謬誤者，是康得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巨大貢獻，這一問題恰恰被哈耶克忽略了。但對自發秩序闡釋得令哈耶克本人也感無瑕可擊者，正是周德偉。
竊以為，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尚未被置於更恰當位置，人們至今還未認識到「自發秩序」與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其內在機理其實是緊緊連貫一致的，兩者恰好比一對燦爛的雙子星座高掛星空。承認「無形之手」而無視「自發秩序」，必將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周德偉對哈耶克的研究與理解，確已到了「化」的境界，從他們初次交往開始，就達至一種默契。不僅如此，周德偉結束在英、德的留學生涯後，回國在湖南大學、中央大學執教起始，通過課堂講授與辦刊物，不懈地解紹、傳播哈耶克的理論，成為向中國移植古典自由主義與奧地利學派的第一人。可惜受人為設計秩序影響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人，與周德偉失之交臂，未能獲得點滴啟迪。周德偉在對哈耶克理論的解紹與傳播中，又溶入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學精華。對此我雖有保留看法，但因對儒學所知甚少，無法具體論事。「五四」後民國多少優秀的知識精英，包括許多學科的奠基人，他們沒有獲得周德偉的提醒與指點，不明白人類自生自發秩序才是社會演進的結果，看不到有人正試圖供給一套以服從為準則的人為設計秩序，當然更看不到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於是他們只能在彷徨與僥倖的觀望中停下腳步。他們在50或60年代最後的結局，今人多已看得很清楚。即便自視甚高的羅隆基與眼光犀利的儲安平，也終因不知人為設計秩序的恐怖，依然如同盲人摸黑，時間一到便一頭撞在巨石上並墜入深淵。至於道德文章為世人推重的陳寅恪，雖宣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強調的僅僅是治學態度，及反對政治對學術的幹預，與周德偉的自由主義理念完全很難等量齊觀。所以在他的全部文字中，找不到有關「共和」、「憲政」或「制衡」等詞的蛛絲馬跡，1948年終於在「留」與「去」的抉擇中，完全陷入糊塗，捱至文革自然難逃悲哀的終局。
周德偉先生幾乎是古老中華民族在現代史上唯一的先知。他借助對哈耶克古典自由主義與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完整體悟，對狂妄的精英設計秩序推行的後果看得異常清晰。深知應以憲政限制政府權力的周德偉，在當時的台灣亦不受官方歡迎。這不難理解。遺憾的是，他的學識與思想也難以被普羅大眾所接受，他只能是一位孤獨的先知，以至被我們這個時代拋棄在邊緣。不僅如此，台北紫藤廬附近，還時時有國民黨特務暗中窺視他的行蹤。這不僅使他厭惡，更令他徹底心灰意冷。這是他最終選擇離開台灣到西雅圖定居的原因。1986年，這位孤獨的先知終於帶著深深遺憾，在大洋彼岸告別了人世。
所幸的是，周德偉傳播哈耶克經濟自由主義的種子，在中國並未完全消亡。上世記末隨著計劃經濟在世界範圍的覆滅，國內知識界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已掀起，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米塞斯、哈耶克、周德偉乃至活躍在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第四中堅人物如羅斯巴德、柯茲納的著作也相繼引進國內，《周德偉文集》也在籌畫中。人們終將重新認識周德偉這個光輝的名字，也將明白台北一座重要文化地標——紫藤廬的意蘊。只因周德偉曾在在此引領學生坐道論學，傳播哈耶克與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在我看來，這裡曾經是西歐自由主義在亞洲一座光輝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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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德偉論哈耶克》一書，我想補充說明的是，周先生的文字純正無絲毫污染，大體以白話下筆，間或夾帶「五四」時代的文字特徵，因而更顯質樸典雅。在翻譯哈耶克的《自由憲章》一著時，也是字斟句酌，每每為一句一詞一字難以定奪，匆匆趕往夏道平（米塞斯巨著《人的行為》譯者）的寓所專門討論，務求精准達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大出版社不識廬山面貌，對周先生原著中的文字提出「委婉的指正」。《周德偉論哈耶克》的「編者前言」有一小段文字：「但考慮到原書稿的印製錯訛較多，本書對一些詞彙和標點、數字等細節也略做改動，如『元始』改為『原始』，『發見』改為『發現』，『事象』改為『事項』，『含蓋』改為『涵蓋』，等。」
這哪裡是錯訛？這是大陸學校教育長期強求遣字用詞的高度統一，由此形成的少見多怪。不久前我看到中小學誤人子弟的語文老師，也是將學生筆下出現的「掩耳偷鈴」，堅定判錯，強行改為「掩耳盜鈴」才肯作罷。譴字用詞的統一化，源自對思想統一的要求。上世記80年代末，我讀潘光旦先生的譯著《性心理學》，書中多次出現「發見」一詞，三聯書店的編輯沒有自作聰明，將所有「發見」全改成「發現」，保護了潘先生的文字原貌。對遣字用詞的統一化強求，是對學者文字風格的損壞。尤其是此類委婉的「統一」與「糾正」，發生在《周德偉論哈耶克》這樣的學術精品讀物上，難免令人遺憾。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