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29日訊】
一、出逃
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在楚國大夫屈原以身殉國而投向汩羅江的端午節，天下著驟雨，一葉小舟載著一個來自楚地鄉下的大男孩，他披著蓑衣，帶著簡單的行李橫渡湘江。「我望著東南方向的雲層，我知道在那遠處的天底下，就是我想投奔的地方——台灣。投向渺渺的遠方，我不知道我將遭逢到何等的命運，我祗知道必得勇敢地去進行搏鬥。」
小船靠岸後，他上了南下廣州的火車，火車經過宜章時，他從窗口向前望去，遠處一脈高聳接天的大山，在山後面就是廣東了。「我凝視著山影，心中湧現出高度的情感，因為我要同湖南告別了，在山那邊將開展我新的生活，而我逃亡之能否順利成功，尚在未知之數。我有著冒險家揚帆向海洋的彼方去尋覓新大陸似的胸懷。」車上坐的幾乎全是林彪四野部隊的官兵，他們將去竊取中國大陸最後一片土地。一個十八歲的高中學生，負載著國殤的沉重，離別雙親家園，「去打擊共產黨匪徒，這是我脫離共區時所立的誓言」。他家叫「學延堂」，正門的對聯是「學識及遠，延慶為嘉」他取其下面的兩個字，以不忘故居親人，期許自己胸懷愈廣而眼光自遠。
少年時期——愛國思想的孕育與形成
陳嘉遠先生原名陳心憬，1932年黃曆3月18日出生於南京。其父任職於軍政界，故幼時隨父母在外，居於江蘇蘇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其母攜子女，返原籍祖居——湖南湘鄉城江烏泥塘。
他是在對日抗戰時期成長的，那時，他哥哥在湖北前線與日軍作戰，姐姐在常受敵機轟炸的臨時省城耒陽唸書，父親則在雲南工作，「我們住在鄉下，社會秩序也不安定，每當夜半犬吠甚急時，母親就悄然下床，揭開窗簾向外探望，恐怕有盜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使我感染到憂鬱的情懷。」他自小就充滿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狂熱地忠愛著自己的國家，「我忘不了秋海棠美麗的倩影，我看不厭青天白日艷紅旗，這都是，因為我一向愛你。」他讀初小時就知道中國的版圖像秋海棠，他最喜歡這首歌。
他在《自傳》中說：「我認為我以後思想行動的表現，小學的教育以及家庭的教育，實具極大的影響力。」
他小學就讀的紀綱小學，是清朝名臣劉錦棠宮保創設，環境優美，如同公園。小學校歌為「紀綱創始溯先哲，歷史播芳芳。四維三化繼陶鑄，精神奮自強。改良社會與民族，蔚為邦家光。愛我羣來樂我羣，風起雲飛揚。」
他談到在小學所受的教育：「在抗戰期間，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之培育，殆為教育之一大特色，配合先天性格，遂能使我定型，忠愛國家民族，歷經受難磨折而無移易。猶憶小學三、四年級之常識課，即提及香港九龍。第十五課《台灣糖》，至今尚能背誦：『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甲午之戰我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四年級國語課中，有岳飛精忠報國，題『還我河山』的事，其詩句『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為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在小學即已講授傳誦。此外如唐王昌齡之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塵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亦復如是。音韻鏗鏘，辭意豪壯，使我在幼小的心靈中，激發共鳴，而具有此等情懷。高小的國語課本中，有張巡和許遠共守睢陽，城陷死難的故事，予我以至深刻之印象。文天祥、史可法的壯烈，浩氣長存，讀之令人感奮，『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人之所以景仰感佩者，也正就是此種志節操守。小學習字帖用黃之元之『宋文信國公正氣歌』，其中，『時窮節乃見』之句，我認為乃至言；祗有在危難的世局中，方能呈現一個人的秉持桌然超特，不同流俗。當中國大陸陷落的時候，這句歌詞，時縈心懷而念念在茲。」
小學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培養了他優良的品德，同時，他的家庭教育也對他有極大的影響。他在《自傳》中感念道：「父親愛國家敬領袖的言行，成為我的典範。他是江蘇陸軍講武堂出身的，參加革命，童時曾聞其與父執輩談及光復南京，驅除旗人的事蹟。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他隸屬孫傳芳部，隨張中立師長起義投向國民革命軍，遣散後，曾經出任過松江警察局長。抗戰初起時任職江蘇稅警，抗戰期間任職雲南鹽務管理局（局長張中立）。家父在外之日居多，勝利後退職家居，管教子女嚴格；以後，當我少年時，一人數千里飄泊，無不良嗜好，得以免於沉淪者，實得力於家父菸酒不沾，正大自持的影響。民國三十二年，小學畢業，我專程赴衡陽去投考幼年空軍。家父其時任職國家總動員會議駐湘機構，在衡陽工作，他購新出版之《中國之命運》相授，當時對該書之辭句，有者對方自小學畢業之我，尚覺深奧難明，如『行焉不著，習焉不察』之句，曾持之以詢家父求解，彼逐章詳為講述。該書中曾昭示青年，窮理知言，對於一個學說，應求其證據於事實，察其行動；不盲從附和，不模稜兩可。『凡謬亂邪說，其危害國家民族愈大，其持論愈巧。』這成為我思想的南針，以後，當我身陷匪區，接受『學習』的時候，儘管那些『政委』們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為所動。」
青年時期——將思想化為行動
他初中、高中就讀湖南湘鄉縣立中學。該校的校歌歌詞：「西接龍山南衡嶽，漣水清漪東北一望收。這其間，多少名人輩，芳蹤自昔留，後來俊秀，濡漸景仰發新獃。東皋舊是弦歌地，改造迄今步美歐。遞今朝，贏得城南勝跡付吾儔：東台蒼鬱，孤舟擁碧流。愈益進取愈益修，發揚精美趁思潮，莫悠悠。努力革新向上求，此志不容休。文化重開新紀錄，青年共負到肩頭。更不要忘卻了，求得中華民族平等與自由。」（一九二九年）該校可謂人傑地靈，他是同學心目中的佼佼者，這都是他努力學習得來的，「我讀書非常的勤勉用功，考試總是在第一二名，後來竟得到全校成績最優的榮譽。」他不僅學習好，也喜歡看課外讀物，圖書館借書的次數和冊數他是最多的。這都為他學養豐厚奠定了基礎。初中時，他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我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前鋒，我們是革命的戰士，我們是無名的英雄。我們有鐵的意志，火的熱情，純潔的心胸……」他認為這「雄壯的歌聲，向青年們作革命的召喚，唱起立覺使人崇高。」
中華民族歷經八年艱苦卓絕浴血奮戰，有二百多國軍將軍戰死疆場，以千萬國民的犧牲和付出，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中國人還沒有過上幾天安定的日子，這時趁著國家內憂外患坐大的中共，發動了推翻中華民國的內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在日記中說：「抗戰勝利不久，共產黨就作亂了，哥哥在東北與匪軍作戰，這自然使家中的人為之擔心掛念。大陸變色了，我的正統思想與國家民族觀念，此時使得我深為苦痛。」
初中畢業後，考入該校新成立的高中部就讀。「其時，剿匪的戰事，在華北及東北進行，湖南尚屬安全，使我得以有幸進修。家兄服役關外（中央軍校成都總校十五期畢業）屬鄭洞國部，使我自然的關切戰況與時局。由於我曾在校內及校際間所舉行的論文比賽、演講比賽屢次得獎，在校內頗為突出，曾被選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區隊長、學生自治會主席等職務。記得一次參加縣黨部主辦的演講比賽，獲第一名，獎品之中，有一冊《偉大的蔣主席》畫傳，是國防部新聞局編印的；在光榮的喜悅中，使我對領袖遙遙的具有親摯的情感。以後，我曾多次不揣冒昧，上書佈露一個年輕國民的熱忱。三十七年的冬天，有山東煙台流亡學生一批，長途跋涉過境，率領者為趙蘭坪及鄒鑑先生。由我發動湘鄉的中學，組織接待委員會，對他們安慰鼓勵。我們自己同學讓出寢室，使流亡同學睡床位，我們搬到課室地板上鋪陳稻草的臨時位置去睡，同時在同學間募集銀元相贈。這項真誠的同胞愛，使他們受到很大的感動。」
湖南家鄉雄偉峻峭的羣山，尤其是他家附近的南嶽衡山，以壯美的自然風光和佛、道兩教並存的人文景觀而著稱。「那時我舉頭望到橫亘於前的羣峯，心中在想：我要超越它；在我的意念中，它代表著前途的困難和阻障，如果我要去向遠方，就必得超越這些山脈。」千仞壁立的高山峰巒、明澈柔美的江河湖泊陶冶了他的性靈，使他胸襟宏遠、情感真摯、思想成熟、精神獨立、敬天信神，自拔於流俗。出身書香門第，積善之家，父親克己厚德，簡樸節儉，待人樂善好施，將佃農視為家人，將孤兒視為己出；母親相夫教子，賢惠能幹，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父母的為人潛移默化著他，培育了他真誠善良慷慨無私的品德。
他在《自傳》中寫道：「湖南一直到三十八年春，才感受到變亂的直接影響，左傾份子開始製造學潮，教員中也有潛伏的共黨份子。我曾向當地縣長鄭遠進言，彼為蘇北人，堅決反共。而其時湘省主席程潛，態度曖昧，倡『自保自救』之說，鄭縣長不久亦去職。湖南陷落後，由於以往之表現，被目為『死頑固』，不能安身而往長沙，寄居親戚家。這時，我閉門看克耶夫琴柯著的《我選擇自由》，對共黨統治的惡毒陰險，獲得認識。街頭秧歌隊的醜態，使我憤恨！共黨的第四野戰軍，以馬拉大車入市，看來殊非精銳，而其軍中有不少前國軍士兵，皆心懷二志者。我覺得共黨既曾滲入我政府區活動破壞，我又何賞不可以潛入其內部從事組織分化？將來配合接應國軍反攻。林彪部在長沙以『革命大學』、『軍政大學』、『軍需學校』等名義，大舉從事吸收青年。我決意打進共黨內部以謀反抗。共黨對所有報名的人，來者不拒，全部收容。故此，入學的人形形色色，無所不包，真是三教九流。有人嘲笑說這樣也配稱大學？共黨幹部解釋說：『大家來學，就是叫做大學。』[…]我們在十二月間開學，幾星期根本是無所事事，讀報紙、座談，還可以到南嶽街上去閒蕩。但以後『正式學習』開始後，每日聽大課、討論、生活檢討、集體扭秧歌，由晨至晚，皆無片刻空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運動，所謂『過封建關』、『建立革命觀點』等，使人緊張恐怖。」
成立「自由中國青年聯盟」
在這種恐怖的環境中，他和幾個年青的朋友，深夜在衡山百步雲梯的地方，焚香秉燭；嚴肅隆重的宣讀《自由中國青年聯盟》的誓詞。他們一個個的宣讀著：「以自己所有的一切，貢獻給偉大的革命事業。我們要反擊共匪政權，為國家的獨立康強，人民的安樂幸福而堅決戰鬥。」宣誓「信奉三民主義，效忠國家領袖」。四野漆黑，他們默禱山靈以及南嶽忠烈祠內抗日陣亡將士的壯魂，暗中佐佑我等成功。那種浩然正氣，真是慷慨悲壯。
但其中間有者逃亡，有者被改編離散，難以發展。尋且被發現，他被稱為「反革命份子」，「國特」，而遭受到酷烈的鬥爭。要他脫去衣服，謂「不配穿人民的衣服！」被強迫跪伏毛匪像前，謂「向毛主席低頭認罪」。共匪政委在大會上說「這傢伙反動成性，自以為年紀輕、聰明、能力強，膽大妄為，想和人民作對到底！」是時他為十七歲。也許是他的年齡救了他，沒有像在「鬥爭會」中有人提議的「活埋」、「送人民法院「，而祗是被判「無發言權」，「從勞動中表現悔悟」。
他在日記中說：「春天是美麗的，但在共產黨殘暴統治下的人民，他們的心目中卻永遠沒有春天。記得1950年的春天，我在湖南，心中祗是滋生著強烈的出走的意願，我的時間被控制，我的身體和精神都受困禁，在緊張的『勞動生產』中，對著路邊滿樹的桃花都毫無心情去欣賞了。」他決意逃離匪區，到中華民國所在地的台灣去讀軍校以反攻大陸。他向姐姐借錢，他姐姐給了他幾塊銀元，還將腕上的手錶取下送他。其父在農會關押，他也在被監視中，無法回家辭別父母，當時以為「王師北定中原日」祗須一二年，很快就能回去，卻萬萬沒有想到這一走竟與父母天人永訣！
火車到了廣州，下車後他發現錢被偷，要去香港，只有冒死偷渡。他從深圳河潛遊，泅渡到了香港。
二流亡香港
1950年7月10日，他到了香港。「舉目無親，生活至為困頓，然重獲自由，衷心至為興奮。」
在香港，他取名「永堅」，他說：「它是永遠堅強的意思，絕不會軟弱屈服。」「我不畏強暴險阻，專愛與惡勢力相鬥的特性。在常人認為依從馴服，尚不會受到如許的迫害打擊的，可是我卻在逆境中搏鬥呼嘯，從而發揚自己的生命力。」
為了生存，一個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文質彬彬的書生，開始在建築工地做小工，沒活做時就得挨餓。他曾在飢餓難忍時，厚著臉去熟人家：「老輩，不好意思，小侄想來叨擾一頓飯。」對方不失禮貌地說：「哎呀，陳先生，抱歉，你早來一步就好了，我們剛剛才吃過了。」人情冷暖，生活艱辛，孤立無援，這位「負氣狷傲的少年」都咬牙忍受了。
無論再窮，他都掛念著他的父母，他省吃儉用只要有一點錢，他就立即寄回家。寄過幾次後，他姐姐來信說，不要再寄錢了，我們不需要你的錢，你也不要再來信了。他馬上明白了他的父母親人因他的流亡而遭到株連迫害，自此，他和親人斷了聯繫。他在詩作《殊方行》中痛心疾首：「英雄淚與離人淚，家園今在何方？」「大嶼山之頂峰，曾屢屢再登臨，痴痴地向西北遙望，那邊顯現的一抹山影，是我祖國的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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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