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8月08日訊】最近，上海政法學院某教授在媒體上公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提高學費能否提升高等教育質量」。而這位教授不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還在其長篇累牘的「論證」中，拼湊出了「為大學學費提供合理性論證的理論」，「主要包括收益論、居住地論和支付能力論」。
對其「收益論」，即「主張以個人回報率的高低來確定學費」之說，不少人立即表示，「現在高等教育回報並不很高」。對其「居住地論」，即「本地居民享有低學費的權利」之說，不少人立即回答，「學費住宿費加上生活費，一個學生一年差不多3萬，這對於很多家庭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了」。至於那個「支付能力論」，不少人更是直接怒懟，「很多家庭已舉債供孩子上大學了！」
大家生氣的同時，不免感到震驚。堂堂大學教授，竟然公開向學生討要學費，這種表現是否太Low？但仔細想想，又很符合中國當下的現實。要知道，如今高校裡那些頂著政治頭銜、替政府搖旗吶喊的教授，原本就不是為了給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更不會具備感念民生疾苦的人文情懷。
在教育已成中國人「三座大山」之一的境況下，有人竟然建議政府「提高學費」，這不是在找罵嗎？該教授或許並不是沒料想到，只是在他看來，討好學校領導、為政府如何搜刮人民出招，這才是其「職責」所在。當教育已經淪為「政治的奴僕」，這樣的專家、學者、教授就會比比皆是。看到他們，中國人不懷疑教育質量才怪呢！
既然這位教授非要代表官方、說出政府的意願，那我們不妨就反觀之。不難看出，迫使教授公開出來討要學費的政府，似乎已窮的揭不開鍋了。該教授坦言，之所以要「提高學費」，是因為「經費投入與教學質量一般而言是成正比的」，但如今「政府財力有限」，於是「經費投入很大程度上要來源於學費」。
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財力有限」決非空穴來風。從剛剛出爐的今年上半年各省財政收支情況就可窺見一二。從「各省財政收支」不難看出，「只有上海有結餘，其餘各省都是赤字」。但令人感到憤怒的是，「政府財力有限」、經費不足，就要在學生身上揩油嗎？僅從這點來看，中共紅朝可比中華民國差遠了。
網絡文章《科技精英竟都是民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專門講述了民國抗戰時期的教育經費投入情況。文章說道，「在國難當頭，救亡圖存第一的戰爭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規的發展」；這是因為「在這關鍵時刻，從蔣介石到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都力挺教育」。儘管「抗戰爆發後，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為嚴重」，但「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然而，在如今的中共紅朝，惟一能與軍費比肩的，就只有中共用來鎮壓人民的「維穩費」了。《中國財政年鑑》上有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6年，中共維穩費的實際開支比起預算，年年都超支1%到19.5%不等，連續6年都超過軍費。
蔣介石當局投入教育，不僅數目、金額有保證，更重要的是，大筆經費實實在在的用在了受教育者身上。《科技精英竟都是民國教育培養出來的》一文指出，在抗戰時期，「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有政府免費教育，包括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公務員好很多」。
國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投下去，老師比公務員都過得好，這是一個腐敗的利益集團能做得到的嗎？相比之下，紅朝的教育經費投入情況，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反面教材。中共號稱「教育經費總支出一直處於上漲狀態」，且「以每年千億元的增長速度逐年向前發展」，然而直到現在，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能做到真正的免費，也就更別提大學生了。什麼免費的伙食和醫療保障，那都是身在大陸的學生們不敢奢望的事。
大筆的科研經費倒是不斷的下撥到重點院校裡，但非重點的，就望塵莫及了。更需提到的是，在普通的中、小學，還有大量的教師被長期拖欠工資。農村小學還不斷傳來因「撤點並校」而使不少孩子輟學的消息。有意思的是，被投入最多的大學教育，腐敗也是最厲害的。學術造假、科研腐敗，已讓中國各類高校成為該國教育腐敗的重災區。
陸媒曾公開報道過，「清華和北大在2017年度獲得的財政撥款最多，分別為55億元和53.7億元」；但同時，流失的人才也差不多是最多的。更何況，清華、北大還是全國狀元雲集的最高學府。它們都留不住人才，豈不咄咄怪哉！難道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已低劣到讓人才都為之唾棄、鄙夷了？
可見，教育的質量其實與教育者的人品、德行極為相關。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教授都是一所大學的活招牌、乃至整個國家的精神名片。教授的言行、態度、素養可直接反映出所在大學的內涵與質量。
只可惜，充當政府「犬儒」、甘願被其利用的教授已無底線、骨氣、良知、精神可言。連有沒有學問，都是問號。對於這樣的教授，學生給其再多學費、納稅人給其再多經費，顯然都無法讓中國當前的教育質量提高。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