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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7日訊】王希哲供稿。
一、文革前夕，中國社會階級矛盾
57年以后，獨占著中國國家机器，對人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共產党，已經成了与中國工人、農民、市民政治上尖銳對立的階級。
經濟上，共產党特權官僚階級，已在形成。
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和“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提出及“四清”運動的開展，更加激化了上述矛盾。
二、文革前夕，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斗爭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最深刻的危机。
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托洛茨基第四國際對共產党新階級的理論闡述，埋葬了共產党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話。
為證明“東風壓倒西風”而開展的“三面紅旗”運動的失敗，毛澤東在廬山遭到了嚴重挑戰，這是中共七大以來的第一次。
大飢荒和遍地餓殍 使毛澤東不得不決定自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面收拾局面。毛澤東感到了自己統治的危机，他害怕自己成為中國的“斯大林”，他敏感地警惕著“身邊的赫魯曉夫”，他必須在身前挖掉這些“定時炸彈”。
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改變了，上層建筑，特別是傳統文化，思想沒有改變，因此，必須繼續文化革命。
但不僅此。他更需要的是政治革命。他要清除一切可能危及他的身前身后統治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中國的赫魯曉夫”，因此，文化革命，必須是文化“大革命”。
動員什么力量來進行這埸“大革命”呢？除了身邊的內戚“宦官”集團（秘書集團）外，他把眼光注視到了被壓迫的基層工人、農民、市民的身上。這些基層工農、市民，是被毛澤東所鍛造的共產專政机器壓迫的。但毛澤東高高在上，直接壓迫他們的，卻是共產党各級職能統治机器的職能官僚。這批職能官僚，是毛澤東最感威脅的劉少奇、鄧小平官僚集團的基礎。“三面紅旗”失敗后，他們最擁護劉、鄧的溫和經濟路線。因此，必須打倒他們，他們是“走資派”。毛澤東這樣告訴人們。
四、“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恐怖
毛澤東向人民發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他要打倒的是他的政治敵人。
但這時的中國卻出現了二种慣性：
一個是，被壓迫的工農、市民出于被壓迫的慣性，心怀恐懼，不敢起來造反。
一個是劉少奇官僚職能机器壓迫人民的慣性，使他們立即把文化大革命解釋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四清以來對人民，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斗爭（因為現在是 “文化革命”）。
各級工作隊進駐各大、中學，各文化、宣傳、教育机關，划分階級路線，煽動“左派群眾”（請注意，不是什么“造反派”）大規模殘酷揪斗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近四十年來，使中國知識分子最刻骨銘心的，嘮叨不絕的，就是這一幕。
而反對工作隊對知識分子迫害的最敏銳的一批大、中學生（著名如蒯大富、陳家吉）等，也同時遭到工作隊的迫害，使之成為了后起的學生造反派的領袖。
紅色恐怖進一步到來。劉少奇官僚集團對知識分子瘋狂的迫害鼓舞了他們的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漢”，北京高干子弟聚集的學校清華附中、一0一中等率先出現了高干子弟紅衛兵。三論造反。他們要造的，是“牛鬼蛇神”的反，“地富反坏右”的反（黑幫也陪襯了一下）。這些人的“反”還需要“造”？為了顯示英雄气概，他們要揪斗他們，打殺他們，抄他們的家，把他們赶到街上，肆意污辱，按照《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教會他們的，把皮帶抽在地富反坏右身上，把皮鞋踏在地富反坏右的頭上。他們伸出指頭隨意問他們的同伙：“你打死了几個？我打死這么多！”這個紅色恐怖，很快席捲全國，叫作“紅八月”。今天人們提到的文革的恐怖，也就是這個“紅八月”。
毛澤東發現文革的鋒芒，未能按照他預定的方向前進。于是調兵（38軍）包圍了北京，在大軍壓境下，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寫下“炮打司令部”，明确告訴了人們，這次文化大革命，他的目的是什么。
中央文革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高干子弟紅衛兵們對這突如其來的家族統治特權的危机感到恐懼。立即組織了“聯動”，向中央文革發動了沖擊（為此，陳云、鄧小平感慨万千，認定了“還是我們的子女可靠”）。中央文革不得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血統論”，實際是號召最基層的受壓迫工農，市民起來造反。（當然，必須是為他們火中取栗）。
于是，成千上万的兩派群眾才好像從地下蜂擁出來一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才正式開始了。
五、造反派与保党派
如果文化大革命發生在今天，應該說，中國的絕大多數工人，都會成為造反派。
但那時，工人已經被共產党的階級划分政策分化。一部分從共產党統治那里獲得了部分利益的党，團員工人站到了共產党官僚一邊，而長期遭受壓制和不公正待遇的“成分不好”的工人，“表現不好”的工人，則開始組織起來造反。首先要求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党委為他們或他們的代表人從四清以來所受到的壓制迫害平反，“恢复名譽”。他們揪斗大小党委書記，把“走資派”和完全不相干的“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帽子，扣在他們頭上。党委書記妥協了，就向他們提出經濟補償的要求。這才是他們最實際的目的。
在可分配的經濟利益有限的情況下，已經慣于与共產党官僚結合對成份不好的工人進行政治經濟壓制的那部分工人當然不滿。他們認為這是“地富反坏”造反，“牛鬼蛇神翻天”，于是也在共產党官僚的背后操作下（如党委癱瘓，就由武裝部操縱），也組織起來，打擊造反派。
他們是保党派。只是文革期間，“保党”成了忌諱，于是被稱為保守派，延續下來。但今天應該為他“正名”：它是作為造反派對立面的“保党派”。
各大厂武裝部歷來受厂党委和省軍區的雙重領導，不易癱瘓。厂的民兵裝備都在他們手里，保党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有恃無恐，反造反派特別堅決。你反党委，他要保党委；你奪權，他要反奪權。“二月逆流”，各軍區在葉劍英的命令下，出動取締造反派，保党派工人一馬當先，配合各城市警備司令部抄砸造反派總部，拘押、批斗、毆打造反派工人領袖，轉交警司送監獄關押。
這樣，保党派与造反派就結下了“血海深仇”。67年四-五月，廣東造反派由周恩來平反，卷土重來，勢力猛漲并向迫害他們的地方軍事首長算帳，炮轟他們。軍事首長必須更依靠保党派工人、學生，才能抵抗造反派工人、學生的進攻。
于是，以各地軍方為后盾的保党派對造反派的“武斗”，就開始了。
六、保党派工人對造反派工人的戰爭
青海、內蒙軍區直接開槍對造反派學生的屠殺不算，67年5月，四川132飛机制造厂保党派“產業軍”向手無寸鐵造反派工人打響了全國第一槍。
35年了。今天所有的資料都顯示，無論在哪個省，無論是開槍還是長矛大刀，首開殺戒肇事，使文化革命變成流血革命的，無一例外，都是保党派工人。
武裝起來了的保党派工人和保党派紅衛兵（主要由軍干子弟組成，廣州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不停的制造血案，廣州大規模武斗爆發前，保党派工人紅衛兵制造的大型血案就有7.23中山紀念堂事件；8.11省人委伏擊事件；8.13白鵝潭槍殺事件和8.20三元里屠殺事件。
造反派工人和造反派紅衛兵（主要由非紅五類平民子弟組成），在遭到了一系列無辜屠殺后，除了少數隨机的抵抗（如7.23中山紀念堂），還不敢有組織的去獲得武裝。只是在江青對河南27公社“文攻武衛”講話后，才開始組織從一些零星的軍事單位或警察單位，搶出一些拉雜的裝備，來武裝自己，以作自衛。
造反派工人和造反派學生過去搶過厂（校）党委的檔案室，為從里面搜出迫害他們的黑材料，現在又從軍事單位搶了一些槍支，這就是造反派著名的“打砸搶”。這個罪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經成了人們的口頭禪：“造反派打砸搶！”。但是他們為什么要“打砸搶？”為了自衛。這完全是正義的舉動。那些保党派工人保党派紅衛兵天天對造反派打砸搶，他們不會去搶党委和軍區的。因為他們是一家人。党委保險柜里只有他們的紅材料；軍區和武裝部會把最好的武器交給他們，他們為什么要搶呢？打砸搶造反派當然不算打砸搶，于是他們也就沒有了“打砸搶”的惡名。
一派由軍方秘密配備了武裝；一派也搶到了一些武裝。于是，造反派工人、紅衛兵對共產党統治階級及其幫凶集團的保党派工人、紅衛兵的自衛戰爭，就爆發了。
我們要問：
被壓迫人民，被壓迫階層，有沒有組織起來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
當他們組織起來，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斗爭，受到迫害的時候，有沒有反抗的權利？
由于他們的反抗，遭到統治者及其幫凶集團屠殺的時候，有沒有自衛（包括武裝自衛）的權利？
在這場戰爭中，保党派工人要捍衛的是自己從共產党那里分得的一點特權地位。他們只許自己是特權工人，不許自己的另一部分階級兄弟也成為有尊嚴的人，能夠享有平等權利的人；他們要屠殺他們。
反過來，造反派工人要爭取的，是自己也獲得尊嚴，及与上層工人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他們在屠殺面前要保衛自己。
有人說，不，他們兩派都喊的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
這是皮相之見。
一般來說，保党派工人、軍干子弟紅衛兵是不會喊“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他們心里明白，“毛主席”那時不在他們那邊。他們很明白他們保衛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們的政權利益。他們喊的總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牛鬼蛇神！”，“殺、殺、殺，殺絕地富反坏狗崽子！”這些口號，他們用血一般淋漓的油漆，寫在他們總部周圍的牆上。
造反派工人和紅衛兵喊的倒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不能不有的幌子。
這里有兩种，一种如方圓領導的奪了全國總工會權的“全紅總”，他們的領導人早就明白，他們的“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過是使其反共合法化的外衣；但相當一部分造反派工人這時還未能把他們的利益与“毛主席革命路線”分開，他們還以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真代表了他們求平等、求尊嚴的利益。他們的覺悟，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戰爭（武斗）發生后，造反派學生和保党派學生退出運動成為逍遙派的，遠比工人兩派多，為什么？因為學生還沒有在社會具有自己的獨立地位，他們的口號，還真的比較多的帶著理想主義的性質，遠遠比不上造反派工人与保党派工人的斗爭在爭奪實際利益上所具有的复雜和深刻。
七、造反派的被消滅
67年末，68年初，毛澤東認為劉少奇舊官僚體系已經徹底摧毀。“一月革命”以造反派工人為主奪權結合軍隊、新官僚組織新的共產党統治机器的嘗試，除上海外，由于各軍區軍事首腦對造反派的仇恨、打擊都歸于失敗。毛澤東再次嘗試以各軍區軍事首腦為主，促成保党派工人、紅衛兵与造反派工人、紅衛兵的“大聯合”，再結合新官僚組成各級“革命委員會”。
但是這個結合體系，非常脆弱。軍事首腦們堅持以保党派工人為主，并把大批長期躲在后面操縱保党派工人的舊官僚，也結合了進去，形成了革命委員會內對造反派工人領袖的絕對專政。這种結合，完全經不起一點風浪。果然，“反擊右傾翻案風”一來，聯合立即破裂。這已經是第二次破裂了。
造反派工人、紅衛兵和軍事首腦已經勢不兩立。這樣，毛澤東必須作出最后抉擇：拋棄造反派工人，還是听任造反派工人打倒各軍區軍事首腦？
在這最后的一刻，毛澤東暴露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偽民主，真專制的本質。他不能動搖他的“鋼鐵長城”，他選擇了安撫軍隊。毛批發了廣西“七.三”、“七.二四”布告，放手各軍區，特別是廣州軍區軍事首長出動軍隊，以保党派工人武裝為先鋒，在廣西、廣東（包括海南）大片地區，對造反派工人、學生、市民展開了慘無人道的大圍剿、大掃蕩和大屠殺（廣西的吃人，就在這時發生），成千上万手無寸鐵的無辜群眾死在“人民解放軍”的沖鋒槍和炮火下；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工人、學生被保党派工人捆綁殺害，扔進了西江、東江。江水為之變紅，捆綁著的尸體大批飄入香港灣，引起了世界的震動。被結合的省市、各大中學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全部清洗、批斗、毆打、審查、逮捕、關押（王希哲挂“反革命小蔣”牌子批斗，并被打得頭破血流，打落兩顆牙齒，就在此時。那時，王希哲忽然想起，1927年春國民党對共產党“清党”時，大概情形也是這樣吧？后來才知道，遠遠比不上1968年夏的殘酷）。
從此，造反派被消滅了。
八、异端思潮
1967年造反派在毛澤東所稱“全面內戰”中的失敗，和1968年在軍事掃蕩下的被消滅。每一次，都激活了造反派青年學生的异端思潮。反映1967年“全面內戰”失敗的，是湖南長沙一中的楊曦光（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反映1968年造反派被徹底消滅的是廣州李一哲的《關于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
《中國現何處去》的貢獻，在他第一次明确了1968年的內戰，是中國民主派向中共官僚階級統治爭民主的一場革命戰爭。他的缺點，是還沒有擺脫對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的民主幻想。
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沒有在1968年立即出現。它經歷了整整六年的觀察和思考。其中經歷了林彪集團（包括兩廣全面屠殺的最高軍事首長黃永胜）的覆亡。
《民主与法制》發現了中國人民奮起投身的民主斗爭与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兩回事情。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為的是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比斯大林主義更集中專制的，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為支柱的向個人效忠的封建“禮治”國家。中國人民必須突破毛澤東御用革命的框框，為自己的利益奮斗，才能創建出一個真正民主法制的國家。
因此，李一哲認識到，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政治勢力，今天已不是劉鄧舊官僚而是毛澤東的專制主義和四人幫的極左政策。必須批判清算這种專制主義和極左政策（所謂“林彪體系”）。
這樣，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們，就不是再跟在毛澤東后面解釋他的文化大革命， 而是獨立地向人民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綱領了。
九、四五運動，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中央文革在“批林批孔”中，忽然又想起了造反派，企圖把它再扶起來，為他們的反周火中取栗。
李一哲大字報對毛澤東、中央文革倒周用心的公開揭露，使他們再次利用造反派計划破產。中央文革惱羞成怒，指令廣東省委、廣州市委根据毛澤東的批示對李一哲開展批判。
廣東廣州省市委召開了上百次有數百万人次參加的批“李”大會。數十万冊的李一哲文章《民主与法制》及与廣東省委宣傳部“宣集文”辯駁的材料，下發到了工厂、机關、部隊、學校、街道基層。又經過大量翻印，擴散到了全國，使全國千千万万的人民了解到了，今天中國要建立起民主与法制，就必須首先搬倒中央文革，必須保護周恩來，必須反對“秦皇”的封建專制。
1975年6月，對李一哲的全省，几乎全國的批判結束。
第二年，199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反四人幫，保周恩來，批“秦皇封建專制”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最后一幕，也是徹底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限的群眾運動的最壯麗的一幕 。它繼承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造反的傳統，即“人民的文革”，同時，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成為了獨立的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
四五運動最杰出的人物中，王軍濤、陳子明至今還在為中國的民主前途奮斗著。我向他們致敬。
十、共產党舊官僚階級統治的复辟
1976年9月，毛澤東在“四五運動”的打擊下去世。他一輩子以為人民永遠站在他一邊，臨死才惊恐地看到了人民對他的公開反抗。
10月，共產党舊官僚葉劍英、李先念唆使華國鋒發動政變，推翻了四人幫為代表的新官僚統治，迎回了鄧小平、陳云，复辟了共產党舊官僚階級的統治。
鄧小平、陳云為代表的舊官僚對文革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有著刻骨的仇恨。他們一上台，就立即對早已被消滅了的造反派的可怜的殘余，進行階級報复。發起了“清除三种人”運動。甚至把呼吁反對四人幫，也就因此為他們的胜利創造了條件而又不愿歸順他們的李一哲中的王希哲，又一次送進監獄。
葉劍英一句話將文革定義為“十年浩劫”。這個“浩劫”的內容，完全是造反派的對他們的造反和“打砸搶”，而他們和他們的子弟對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工作隊的暴政，紅八月的恐怖，1967年的血案，1968年的大屠殺，則完全不算什么“浩劫”。造反派至今還要“忏悔”，那些真正雙手沾滿了鮮血的保党派殺人犯，卻早已被培養為“第X梯隊”，現在，更已經大批接班。
于是，歷史就由他們來這樣寫下了；造反派的案，就由他們來這樣定下了。他們是胜利者，是中國今天的權勢者。
那些在工作隊的暴政，紅八月的恐怖中，受過一些磨難和惊嚇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明知當年迫害他們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們明知沒有造反派對工作隊的抵制和對當權派的批判，他們還會受更大的磨難，是造反派保護了他們，但是在權勢者定案后形成的強制性語境之下，也就大多昧著良心，順著杆爬，落井下石，寫起文革遭孽之時，就含含糊糊地寫“紅衛兵、造反派”如何如何坏。好像文革“浩劫”中的一切坏事，倒都是造反派干的。為什么他們從不提党干軍干子弟紅衛兵，不提保党派作惡呢？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他們不得不向共產党統治獻媚罷了，但這一來，卻誤盡了天下后世的青年，使他們熟讀了一部顛倒的歷史，使他們正邪善惡完全不能分了。
1989年6.4，是誰竟能毫不猶豫地把野戰軍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屠殺新一代的造反派—-北京和全國的學生青年的？正是這批用殺人來扑滅群眾運動已經成了習慣的共產党舊官僚。
有人說，我們不能饒恕一切殺人犯；我們發誓要追究一切殺人犯。好，就讓我們來追究這批1949年前，發動武斗內戰，殺害了8百万國軍；1949年后，殺害了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無辜群眾和學生青年的共產党官僚集團吧！
甚至那些滿身血腥气高喊“共党万惡，唯善六四”的，我們也要追究他鼓動殺人的幫凶之罪的。
十一、造反派与保党派之間的斗爭已經是歷史了嗎？
不，還在繼續。
只要中共對中國的專制統治還在繼續，那么造反派与保党派之間的斗爭就一定還在繼續，實質沒有任何的不同，不同的，僅僅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被稱呼的名稱，及“造反派”對自己歷史承擔的覺悟程度。
保党派要保党從而保衛党給自己的利益，他們是几十年一貫覺悟的；但造反派要推翻共產党的專制統治，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才有自己的“出頭天”，則是經歷了几十年的艱難痛苦，走過了受蒙蔽，被利用，被出賣，被關押，被一次又一次的屠殺的血的歷程，其中包括了1968年的大屠殺和1989年的大屠殺后，才最后醒悟了過來的；雖然今天還有不少的“獨立”自由知識分子花言巧語，千方百計要把他們再蒙蔽了回去。
楊建利博士早就發現并指出，“民運与造反派有著天然的血緣聯系。”而當年的保党派与今天的什么人有著“天然的血緣聯系”，難道還需要我來指出嗎？
不但一般的政治斗爭繼續著，甚至保党派對造反派的武斗，也還繼續著。你們看网上，那些不停的“殺民運狗，殺、殺、殺”，“殺盡你們洋奴賣國賊，殺、殺、殺”；甚至在出現了批毛澤東的貼后，立即會有人送上“地富反坏休想翻天，殺、殺、殺”…的跟貼。這些紅著眼睛，刻骨仇恨，殺气騰騰的叫囂，來自哪里？顯然來自35-6年前和13年前，他們早已“殺”慣了的父兄對他們的耳提面命，他們繼承了他們父兄為保党而殺人的血腥的獸性和衣缽。甚至，他們還叫囂著要開著坦克去把東北的工人運動掃平呢！
你以為這不過是网上虛擬的“武斗”，這些人不過是過過口癮嗎？不，他們早已跳下网來制造血案了。芬蘭保党派對王勇罡的流血襲擊；芝加哥保党派對法輪功學員的結伙毆打；紐約、多倫多、舊金山保党派（甚至領事館人員親自出馬）對民運活動、法輪功練功的謾罵威脅和動武的摩擦，在在都顯示著保党派們早已不滿足于在网上的打殺叫囂了。他們來到了國外，也就把“打殺”帶到了國外。好像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角落，不是他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勢力所在。和文革情景一模一樣，我們至今找不到一例，在世界各地，這种武斗或臨界動武的摩擦，是由民運首先挑起，鐵證如山的是，每一例都是由嗜血的共產党保党派蓄意挑起。
中國的民主運動一定要竭盡全力力爭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在最和平的狀態下完成，但中國特別保党派嗜血的本性，使我們對此也不能抱太大的天真。也許中國的內戰不可避免，造反派（民運）与保党派（愛國賊）還要在戰場上見。我們要有這個准備。因此，無論其成效如何，我贊成王炳章、彭明運動中共軍官的思路，使未來的事變中，軍隊盡可能中立，盡可能使一部分軍隊，站到民運的一邊來。
最后要提到的極其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說，文革內戰中，保党派殺人的先鋒是軍干子弟紅衛兵的話，其主力，畢竟是保党派工人。但今天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已經不會有任何一個階層，可以成為保党的力量了。而党，除了特權階級暴發戶外，也不能再指望任何上層工人會操起長矛大刀來為他們保駕了。工人已經沒有了上層，他們已經全部淪入了社會的最底層；當年的保党派工人的子弟和造反派工人子弟們，早就在“反腐敗、反掠奪、反下崗、反飢餓”的口號下，站到了一條戰線上了；無論東北、四川、貴州、湖北工人運動興起的地方，我們沒有能夠發現任何一處還會出現保党派工人的跡象了。
2002年12月15日于美西海灣橡樹山下
對本文的几點說明
1、本文是今后寫書的提綱。它只能對文革史作大體的描述。2、造反派史同樣這里也只能是以廣東為中心的大體描述。其例外的發展，如上海“一月革命”后，主流造反派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掌權，以及四川、湖北、浙江等，保党派瓦解后，造反派之間在軍隊各派或軍地首長各派的影響下發生了內戰，其性質，就需要另外的描述了。3、世界各著名大學研究中國文革資料大多當年收集自香港，香港資料又大多就近收集廣東，故文革的研究往往以廣東為重心，這也是受限于客觀條件，并非完全因為我身處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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