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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7日讯】王希哲供稿。
一、文革前夕，中国社会阶级矛盾
57年以后，独占着中国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与中国工人、农民、市民政治上尖锐对立的阶级。
经济上，共产党特权官僚阶级，已在形成。
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及“四清”运动的开展，更加激化了上述矛盾。
二、文革前夕，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引起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最深刻的危机。
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对共产党新阶级的理论阐述，埋葬了共产党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
为证明“东风压倒西风”而开展的“三面红旗”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在庐山遭到了严重挑战，这是中共七大以来的第一次。
大饥荒和遍地饿殍 使毛泽东不得不决定自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面收拾局面。毛泽东感到了自己统治的危机，他害怕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他敏感地警惕着“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必须在身前挖掉这些“定时炸弹”。
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传统文化，思想没有改变，因此，必须继续文化革命。
但不仅此。他更需要的是政治革命。他要清除一切可能危及他的身前身后统治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中国的赫鲁晓夫”，因此，文化革命，必须是文化“大革命”。
动员什么力量来进行这埸“大革命”呢？除了身边的内戚“宦官”集团（秘书集团）外，他把眼光注视到了被压迫的基层工人、农民、市民的身上。这些基层工农、市民，是被毛泽东所锻造的共产专政机器压迫的。但毛泽东高高在上，直接压迫他们的，却是共产党各级职能统治机器的职能官僚。这批职能官僚，是毛泽东最感威胁的刘少奇、邓小平官僚集团的基础。“三面红旗”失败后，他们最拥护刘、邓的温和经济路线。因此，必须打倒他们，他们是“走资派”。毛泽东这样告诉人们。
四、“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
毛泽东向人民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他要打倒的是他的政治敌人。
但这时的中国却出现了二种惯性：
一个是，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出于被压迫的惯性，心怀恐惧，不敢起来造反。
一个是刘少奇官僚职能机器压迫人民的惯性，使他们立即把文化大革命解释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四清以来对人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现在是 “文化革命”）。
各级工作队进驻各大、中学，各文化、宣传、教育机关，划分阶级路线，煽动“左派群众”（请注意，不是什么“造反派”）大规模残酷揪斗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使中国知识分子最刻骨铭心的，唠叨不绝的，就是这一幕。
而反对工作队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最敏锐的一批大、中学生（著名如蒯大富、陈家吉）等，也同时遭到工作队的迫害，使之成为了后起的学生造反派的领袖。
红色恐怖进一步到来。刘少奇官僚集团对知识分子疯狂的迫害鼓舞了他们的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北京高干子弟聚集的学校清华附中、一0一中等率先出现了高干子弟红卫兵。三论造反。他们要造的，是“牛鬼蛇神”的反，“地富反坏右”的反（黑帮也陪衬了一下）。这些人的“反”还需要“造”？为了显示英雄气概，他们要揪斗他们，打杀他们，抄他们的家，把他们赶到街上，肆意污辱，按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教会他们的，把皮带抽在地富反坏右身上，把皮鞋踏在地富反坏右的头上。他们伸出指头随意问他们的同伙：“你打死了几个？我打死这么多！”这个红色恐怖，很快席卷全国，叫作“红八月”。今天人们提到的文革的恐怖，也就是这个“红八月”。
毛泽东发现文革的锋芒，未能按照他预定的方向前进。于是调兵（38军）包围了北京，在大军压境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下“炮打司令部”，明确告诉了人们，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的目的是什么。
中央文革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高干子弟红卫兵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家族统治特权的危机感到恐惧。立即组织了“联动”，向中央文革发动了冲击（为此，陈云、邓小平感慨万千，认定了“还是我们的子女可靠”）。中央文革不得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实际是号召最基层的受压迫工农，市民起来造反。（当然，必须是为他们火中取栗）。
于是，成千上万的两派群众才好像从地下蜂拥出来一样。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才正式开始了。
五、造反派与保党派
如果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今天，应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人，都会成为造反派。
但那时，工人已经被共产党的阶级划分政策分化。一部分从共产党统治那里获得了部分利益的党，团员工人站到了共产党官僚一边，而长期遭受压制和不公正待遇的“成分不好”的工人，“表现不好”的工人，则开始组织起来造反。首先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党委为他们或他们的代表人从四清以来所受到的压制迫害平反，“恢复名誉”。他们揪斗大小党委书记，把“走资派”和完全不相干的“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党委书记妥协了，就向他们提出经济补偿的要求。这才是他们最实际的目的。
在可分配的经济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已经惯于与共产党官僚结合对成分不好的工人进行政治经济压制的那部分工人当然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地富反坏”造反，“牛鬼蛇神翻天”，于是也在共产党官僚的背后操作下（如党委瘫痪，就由武装部操纵），也组织起来，打击造反派。
他们是保党派。只是文革期间，“保党”成了忌讳，于是被称为保守派，延续下来。但今天应该为他“正名”：它是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党派”。
各大厂武装部历来受厂党委和省军区的双重领导，不易瘫痪。厂的民兵装备都在他们手里，保党派在武装部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反造反派特别坚决。你反党委，他要保党委；你夺权，他要反夺权。“二月逆流”，各军区在叶剑英的命令下，出动取缔造反派，保党派工人一马当先，配合各城市警备司令部抄砸造反派总部，拘押、批斗、殴打造反派工人领袖，转交警司送监狱关押。
这样，保党派与造反派就结下了“血海深仇”。67年四-五月，广东造反派由周恩来平反，卷土重来，势力猛涨并向迫害他们的地方军事首长算账，炮轰他们。军事首长必须更依靠保党派工人、学生，才能抵抗造反派工人、学生的进攻。
于是，以各地军方为后盾的保党派对造反派的“武斗”，就开始了。
六、保党派工人对造反派工人的战争
青海、内蒙军区直接开枪对造反派学生的屠杀不算，67年5月，四川132飞机制造厂保党派“产业军”向手无寸铁造反派工人打响了全国第一枪。
35年了。今天所有的资料都显示，无论在哪个省，无论是开枪还是长矛大刀，首开杀戒肇事，使文化革命变成流血革命的，无一例外，都是保党派工人。
武装起来了的保党派工人和保党派红卫兵（主要由军干子弟组成，广州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停的制造血案，广州大规模武斗爆发前，保党派工人红卫兵制造的大型血案就有7.23中山纪念堂事件；8.11省人委伏击事件；8.13白鹅潭枪杀事件和8.20三元里屠杀事件。
造反派工人和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非红五类平民子弟组成），在遭到了一系列无辜屠杀后，除了少数随机的抵抗（如7.23中山纪念堂），还不敢有组织的去获得武装。只是在江青对河南27公社“文攻武卫”讲话后，才开始组织从一些零星的军事单位或警察单位，抢出一些拉杂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以作自卫。
造反派工人和造反派学生过去抢过厂（校）党委的档案室，为从里面搜出迫害他们的黑材料，现在又从军事单位抢了一些枪支，这就是造反派著名的“打砸抢”。这个罪状，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造反派打砸抢！”。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打砸抢？”为了自卫。这完全是正义的举动。那些保党派工人保党派红卫兵天天对造反派打砸抢，他们不会去抢党委和军区的。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党委保险柜里只有他们的红材料；军区和武装部会把最好的武器交给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抢呢？打砸抢造反派当然不算打砸抢，于是他们也就没有了“打砸抢”的恶名。
一派由军方秘密配备了武装；一派也抢到了一些武装。于是，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对共产党统治阶级及其帮凶集团的保党派工人、红卫兵的自卫战争，就爆发了。
我们要问：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阶层，有没有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
当他们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受到迫害的时候，有没有反抗的权利？
由于他们的反抗，遭到统治者及其帮凶集团屠杀的时候，有没有自卫（包括武装自卫）的权利？
在这场战争中，保党派工人要捍卫的是自己从共产党那里分得的一点特权地位。他们只许自己是特权工人，不许自己的另一部分阶级兄弟也成为有尊严的人，能够享有平等权利的人；他们要屠杀他们。
反过来，造反派工人要争取的，是自己也获得尊严，及与上层工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在屠杀面前要保卫自己。
有人说，不，他们两派都喊的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这是皮相之见。
一般来说，保党派工人、军干子弟红卫兵是不会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心里明白，“毛主席”那时不在他们那边。他们很明白他们保卫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的政权利益。他们喊的总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牛鬼蛇神！”，“杀、杀、杀，杀绝地富反坏狗崽子！”这些口号，他们用血一般淋漓的油漆，写在他们总部周围的墙上。
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喊的倒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能不有的幌子。
这里有两种，一种如方圆领导的夺了全国总工会权的“全红总”，他们的领导人早就明白，他们的“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过是使其反共合法化的外衣；但相当一部分造反派工人这时还未能把他们的利益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分开，他们还以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真代表了他们求平等、求尊严的利益。他们的觉悟，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战争（武斗）发生后，造反派学生和保党派学生退出运动成为逍遥派的，远比工人两派多，为什么？因为学生还没有在社会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的口号，还真的比较多的带着理想主义的性质，远远比不上造反派工人与保党派工人的斗争在争夺实际利益上所具有的复杂和深刻。
七、造反派的被消灭
67年末，68年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旧官僚体系已经彻底摧毁。“一月革命”以造反派工人为主夺权结合军队、新官僚组织新的共产党统治机器的尝试，除上海外，由于各军区军事首脑对造反派的仇恨、打击都归于失败。毛泽东再次尝试以各军区军事首脑为主，促成保党派工人、红卫兵与造反派工人、红卫兵的“大联合”，再结合新官僚组成各级“革命委员会”。
但是这个结合体系，非常脆弱。军事首脑们坚持以保党派工人为主，并把大批长期躲在后面操纵保党派工人的旧官僚，也结合了进去，形成了革命委员会内对造反派工人领袖的绝对专政。这种结合，完全经不起一点风浪。果然，“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联合立即破裂。这已经是第二次破裂了。
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和军事首脑已经势不两立。这样，毛泽东必须作出最后抉择：抛弃造反派工人，还是听任造反派工人打倒各军区军事首脑？
在这最后的一刻，毛泽东暴露了他的“文化大革命”伪民主，真专制的本质。他不能动摇他的“钢铁长城”，他选择了安抚军队。毛批发了广西“七.三”、“七.二四”布告，放手各军区，特别是广州军区军事首长出动军队，以保党派工人武装为先锋，在广西、广东（包括海南）大片地区，对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围剿、大扫荡和大屠杀（广西的吃人，就在这时发生），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死在“人民解放军”的冲锋枪和炮火下；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工人、学生被保党派工人捆绑杀害，扔进了西江、东江。江水为之变红，捆绑着的尸体大批飘入香港湾，引起了世界的震动。被结合的省市、各大中学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全部清洗、批斗、殴打、审查、逮捕、关押（王希哲挂“反革命小蒋”牌子批斗，并被打得头破血流，打落两颗牙齿，就在此时。那时，王希哲忽然想起，1927年春国民党对共产党“清党”时，大概情形也是这样吧？后来才知道，远远比不上1968年夏的残酷）。
从此，造反派被消灭了。
八、异端思潮
1967年造反派在毛泽东所称“全面内战”中的失败，和1968年在军事扫荡下的被消灭。每一次，都激活了造反派青年学生的异端思潮。反映1967年“全面内战”失败的，是湖南长沙一中的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反映1968年造反派被彻底消灭的是广州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中国现何处去》的贡献，在他第一次明确了1968年的内战，是中国民主派向中共官僚阶级统治争民主的一场革命战争。他的缺点，是还没有摆脱对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的民主幻想。
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没有在1968年立即出现。它经历了整整六年的观察和思考。其中经历了林彪集团（包括两广全面屠杀的最高军事首长黄永胜）的覆亡。
《民主与法制》发现了中国人民奋起投身的民主斗争与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情。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比斯大林主义更集中专制的，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支柱的向个人效忠的封建“礼治”国家。中国人民必须突破毛泽东御用革命的框框，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才能创建出一个真正民主法制的国家。
因此，李一哲认识到，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政治势力，今天已不是刘邓旧官僚而是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和四人帮的极左政策。必须批判清算这种专制主义和极左政策（所谓“林彪体系”）。
这样，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们，就不是再跟在毛泽东后面解释他的文化大革命， 而是独立地向人民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纲领了。
九、四五运动，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中央文革在“批林批孔”中，忽然又想起了造反派，企图把它再扶起来，为他们的反周火中取栗。
李一哲大字报对毛泽东、中央文革倒周用心的公开揭露，使他们再次利用造反派计划破产。中央文革恼羞成怒，指令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对李一哲开展批判。
广东广州省市委召开了上百次有数百万人次参加的批“李”大会。数十万册的李一哲文章《民主与法制》及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宣集文”辩驳的材料，下发到了工厂、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基层。又经过大量翻印，扩散到了全国，使全国千千万万的人民了解到了，今天中国要建立起民主与法制，就必须首先搬倒中央文革，必须保护周恩来，必须反对“秦皇”的封建专制。
1975年6月，对李一哲的全省，几乎全国的批判结束。
第二年，199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反四人帮，保周恩来，批“秦皇封建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最后一幕，也是彻底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限的群众运动的最壮丽的一幕 。它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造反的传统，即“人民的文革”，同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成为了独立的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
四五运动最杰出的人物中，王军涛、陈子明至今还在为中国的民主前途奋斗着。我向他们致敬。
十、共产党旧官僚阶级统治的复辟
1976年9月，毛泽东在“四五运动”的打击下去世。他一辈子以为人民永远站在他一边，临死才惊恐地看到了人民对他的公开反抗。
10月，共产党旧官僚叶剑英、李先念唆使华国锋发动政变，推翻了四人帮为代表的新官僚统治，迎回了邓小平、陈云，复辟了共产党旧官僚阶级的统治。
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旧官僚对文革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一上台，就立即对早已被消灭了的造反派的可怜的残余，进行阶级报复。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甚至把呼吁反对四人帮，也就因此为他们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又不愿归顺他们的李一哲中的王希哲，又一次送进监狱。
叶剑英一句话将文革定义为“十年浩劫”。这个“浩劫”的内容，完全是造反派的对他们的造反和“打砸抢”，而他们和他们的子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工作队的暴政，红八月的恐怖，1967年的血案，1968年的大屠杀，则完全不算什么“浩劫”。造反派至今还要“忏悔”，那些真正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保党派杀人犯，却早已被培养为“第X梯队”，现在，更已经大批接班。
于是，历史就由他们来这样写下了；造反派的案，就由他们来这样定下了。他们是胜利者，是中国今天的权势者。
那些在工作队的暴政，红八月的恐怖中，受过一些磨难和惊吓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明知当年迫害他们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明知没有造反派对工作队的抵制和对当权派的批判，他们还会受更大的磨难，是造反派保护了他们，但是在权势者定案后形成的强制性语境之下，也就大多昧着良心，顺着杆爬，落井下石，写起文革遭孽之时，就含含糊糊地写“红卫兵、造反派”如何如何坏。好像文革“浩劫”中的一切坏事，倒都是造反派干的。为什么他们从不提党干军干子弟红卫兵，不提保党派作恶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不得不向共产党统治献媚罢了，但这一来，却误尽了天下后世的青年，使他们熟读了一部颠倒的历史，使他们正邪善恶完全不能分了。
1989年6.4，是谁竟能毫不犹豫地把野战军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屠杀新一代的造反派—-北京和全国的学生青年的？正是这批用杀人来扑灭群众运动已经成了习惯的共产党旧官僚。
有人说，我们不能饶恕一切杀人犯；我们发誓要追究一切杀人犯。好，就让我们来追究这批1949年前，发动武斗内战，杀害了8百万国军；1949年后，杀害了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无辜群众和学生青年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吧！
甚至那些满身血腥气高喊“共党万恶，唯善六四”的，我们也要追究他鼓动杀人的帮凶之罪的。
十一、造反派与保党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是历史了吗？
不，还在继续。
只要中共对中国的专制统治还在继续，那么造反派与保党派之间的斗争就一定还在继续，实质没有任何的不同，不同的，仅仅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称呼的名称，及“造反派”对自己历史承担的觉悟程度。
保党派要保党从而保卫党给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几十年一贯觉悟的；但造反派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有自己的“出头天”，则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痛苦，走过了受蒙蔽，被利用，被出卖，被关押，被一次又一次的屠杀的血的历程，其中包括了1968年的大屠杀和1989年的大屠杀后，才最后醒悟了过来的；虽然今天还有不少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花言巧语，千方百计要把他们再蒙蔽了回去。
杨建利博士早就发现并指出，“民运与造反派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而当年的保党派与今天的什么人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难道还需要我来指出吗？
不但一般的政治斗争继续着，甚至保党派对造反派的武斗，也还继续着。你们看网上，那些不停的“杀民运狗，杀、杀、杀”，“杀尽你们洋奴卖国贼，杀、杀、杀”；甚至在出现了批毛泽东的贴后，立即会有人送上“地富反坏休想翻天，杀、杀、杀”…的跟贴。这些红着眼睛，刻骨仇恨，杀气腾腾的叫嚣，来自哪里？显然来自35-6年前和13年前，他们早已“杀”惯了的父兄对他们的耳提面命，他们继承了他们父兄为保党而杀人的血腥的兽性和衣钵。甚至，他们还叫嚣着要开着坦克去把东北的工人运动扫平呢！
你以为这不过是网上虚拟的“武斗”，这些人不过是过过口瘾吗？不，他们早已跳下网来制造血案了。芬兰保党派对王勇罡的流血袭击；芝加哥保党派对法轮功学员的结伙殴打；纽约、多伦多、旧金山保党派（甚至领事馆人员亲自出马）对民运活动、法轮功练功的谩骂威胁和动武的摩擦，在在都显示着保党派们早已不满足于在网上的打杀叫嚣了。他们来到了国外，也就把“打杀”带到了国外。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不是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所在。和文革情景一模一样，我们至今找不到一例，在世界各地，这种武斗或临界动武的摩擦，是由民运首先挑起，铁证如山的是，每一例都是由嗜血的共产党保党派蓄意挑起。
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要竭尽全力力争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在最和平的状态下完成，但中国特别保党派嗜血的本性，使我们对此也不能抱太大的天真。也许中国的内战不可避免，造反派（民运）与保党派（爱国贼）还要在战场上见。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因此，无论其成效如何，我赞成王炳章、彭明运动中共军官的思路，使未来的事变中，军队尽可能中立，尽可能使一部分军队，站到民运的一边来。
最后要提到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文革内战中，保党派杀人的先锋是军干子弟红卫兵的话，其主力，毕竟是保党派工人。但今天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已经不会有任何一个阶层，可以成为保党的力量了。而党，除了特权阶级暴发户外，也不能再指望任何上层工人会操起长矛大刀来为他们保驾了。工人已经没有了上层，他们已经全部沦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当年的保党派工人的子弟和造反派工人子弟们，早就在“反腐败、反掠夺、反下岗、反饥饿”的口号下，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了；无论东北、四川、贵州、湖北工人运动兴起的地方，我们没有能够发现任何一处还会出现保党派工人的迹象了。
2002年12月15日于美西海湾橡树山下
对本文的几点说明
1、本文是今后写书的提纲。它只能对文革史作大体的描述。2、造反派史同样这里也只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大体描述。其例外的发展，如上海“一月革命”后，主流造反派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掌权，以及四川、湖北、浙江等，保党派瓦解后，造反派之间在军队各派或军地首长各派的影响下发生了内战，其性质，就需要另外的描述了。3、世界各著名大学研究中国文革资料大多当年收集自香港，香港资料又大多就近收集广东，故文革的研究往往以广东为重心，这也是受限于客观条件，并非完全因为我身处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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