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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0日訊】閱讀最近中英文報紙上關於中共判處香港學者徐澤榮十三年徒刑的消息，一方面感到十分憤慨；另一方面又不僅啞然失笑，因爲這又是一起典型的烏籠“間諜案”,還顯示了製造者們近年來在這方面雖然動作頻繁，卻毫無長進。
明眼人一看便知，徐澤榮的牢獄之災起於他的學術研究：中共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我讀過徐所有的有關韓戰的論文，他立論最新穎之處是在於揭示了毛澤東與中共參加韓戰並非被史達林拖下水，而是積極主動。以數百萬志願軍的生命，去換取蘇共數十個師的武器裝備。這當然是中共不想讓人知道的歷史真相。但在學界，卻已經是一個漸被公認的共識。徐的論據，也盡出於西方和俄國解密的檔案。最近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原毛澤東秘書師哲的回憶錄，也披示了類似的真相。因而，說徐的研究泄密，實在是滑稽之說。因爲這等於說：凡歷史真相，均爲中共要掩蓋的“國家機密”。兩年前我因研究文革而在中國被捕，其中一篇揭露周恩來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的文章成了重要的導火線。兩者何其相似乃爾！
中共安全部起訴徐的主要證據，是說他“潛入某大軍區高級將領家中，竊取了四大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韓戰時中國軍隊出兵的機密資料。”又“出售給香港的南韓情報人員。共兩萬人民幣。”按中共自己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及其實施方法：絕密材料，三十年自行解密；機密材料，二十年自行解密。韓戰已經過去了五十年，這四本材料，還有什麽“機密”可言？中共近年來口口聲聲要保護人權，尊重學術自由。那麽，就完全應當主動公佈這些歷史檔案，讓學者們查閱研究，而不是自相矛盾地以國家機密爲藉口扼殺學術自由。
至於南韓的情報機關會感興趣於五十年前的韓戰材料，又是一個天方夜譚。現代情報機關決不涉足於歷史檔案（因爲那是檔案館的事），早已經是一個常識。至於“四大本”機密材料，情報機關才給了二千美金，又是太小看了南韓的國家財力。聯想到二年前中共國家安全部在我身上製造的沒有成功的“間諜案”中，把文革傳單、小報說成“國家機密，”還差一點把我任教的美國狄金森大學都打成“外國情報機構”，便可以想象這種烏籠證據有多大的可靠性了。
說到中共重判徐澤榮的真相，除了掩蓋歷史事實外，我以爲不應當忽略以下兩個因素：一是徐原爲中共高級軍幹子弟，是中共統治階層的叛逆者。中共對這樣的魏京生式的叛逆者，遠比對尋常的平民“反革命”來得仇恨，更欲置於死地而後快。二是徐是香港學者卻沒有美國背景。重判他不會引起國際糾紛，但卻起到了警告身處“一國兩制”中的香港學界和百姓的作用。聯想最近的黎廣強偷運聖經案，中共安全部通過徐澤榮案發給香港學界和百姓的警告是非常明晰的：不要以爲你們真有什麽“一國兩制”的學術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你們真想實施一下這些自由，對徐澤榮等人的判決便是後果！
徐澤榮，便不幸成了學術自由的又一個，又決不是最後一個的殉難者。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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