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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二00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華盛頓 “9﹑11”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國際秩序﹑國家安全思維﹐雖然國際反恐聯盟和反恐戰爭都是暫時的﹐戰爭結束後人們基本上又會回到以經濟﹑政治﹑軍事利益為標準劃定的國際格局中行事﹐但是﹐可以斷言﹐對國際恐怖主義進行追根斷源的理論探討和國際行動決不會隨著這場反恐戰爭的結束而停止。有些人會繼續在宗教文化的領域裡找根源﹐有些人會堅持在經濟利益的爭奪上找原因﹐但是﹐所有反恐的努力如果不是置于人權的前提之下的話﹐只可能是緣木求魚。雖然﹐目前反恐聯盟有中共政府這樣的專制政權的加入﹐但是﹐人們終究會在專制主義這一恐怖主義的最現實資源上下功夫。換句話說﹐人們逐漸會明白如果要徹底剷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就必須首先剷除國家恐怖主義。許多朋友只看到了反恐在國際秩序中暫時取代人權的現象並為此感到沮喪﹐而忽略了這一對我們十分有利的世界大勢。同時﹐我們也應該在這種大勢中檢思我們推動中國民主化﹑建立憲政民主的總體策略。
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講到﹐目前中共的專制統治的是一個三條腿的桌子﹐看上去很穩定﹐但是﹐只要有一條腿出了問題﹐這張桌子就會垮下來了。那麼﹐這三條腿分別是什麼呢﹖一條腿是用提供貪污腐敗﹑腐化﹑不公平市場競爭的機會換取的大小官員﹑部份商人﹑部份知識分子的效忠﹐一條腿是謊言﹐一條腿就是國家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就是信奉並實踐系統地﹑隨時地使用國家機器製造暴力威攝以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當今的中國社會就是國家恐怖主義威攝保護下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一般民眾的基本人權受到嚴重的剝奪和踐踏﹐包括中共政府喋喋不休向世人宣稱做出巨大成績的生存權。中共官僚的權錢交易﹑猖狂盤剝﹑嚴重分配不公所踐踏的不正是無權力者的基本生存權嗎﹖面對著這樣的局面﹐我們民運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做什麼﹑怎麼做﹖當然﹐我們仍然可以把我們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揭露專制倡導民主上﹑用在游說和影響各國政府和輿論促成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力量上﹐用在為合適的民主英雄爭取諾貝爾和平獎重振民主運動的聲勢上﹐這些都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很少在政治行為上下功夫﹐我所說的政治行為是指直接涉及到政府決策﹑直接挑戰政權以及直接和未來的制度建設有關的政治活動。換句話說﹐我們亟需一套和憲政民主的目標相符合和直接相關聯的行動內容和行動原則。 限于時間﹐今天我只概括地講一講整體憲政民主運動最基本的部分–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運動。 我把非暴力作為憲政民主運動的行動原則提出來﹐我不是把它當作宗教來談﹐也不是以和平主義的角度來談﹐而是把它當作政治策略來談。我倡議﹕憲政民主與暴力斷絕一切關係。為什麼呢﹖
第一﹐抱持暴力的念頭﹑採取暴力的行動會使我們的道義資源流失。從純粹的物資資源上來看﹐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相比處于顯然的弱勢。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我們對未來依然抱持堅強的信念﹐是因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目標佔有強大的道義優勢。不負責任地鼓動或支持暴力會讓我們失去道義的優勢。 概括地講﹐中國到達民主的彼岸是靠“一個牽引﹑一個支撐”。這個牽引就是制度的牽引﹐人們大體上都同意憲政民主是中國的國家目標﹐中國終究要往那裡奔的﹐中國越來越多的階層也會認識到民主制度最可能保證他們的利益﹐因此也希望往民主的彼岸過渡的。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如何過渡﹐要付的代價有多大﹖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專制統治﹐全方位地﹐包括人心﹐破壞了促進民主化的正面因子﹐中國的民主化過程將充滿艱難險阻﹐其困難決不亞於以色列民逃出埃及尋奔上帝應許的迦南美地。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植留的暴力種子﹐一觸即發﹐一發即蔓。沒有道義的支撐﹐我們恐怕過不了“紅海”。非暴力可以創造道義的資源﹐道義可以呼喚高度的理性﹐支撐我們過“紅海”以及尋奔“迦南美地” 。民主運動責無旁貸地應該成為這樣的道義力量。
第二﹐倡導暴力正是拿我們的短處碰共產黨的長處。現在已經不是常軌武器時代﹐更不是冷兵器時代﹐反政府的力量很難武裝到可以威攝政權的程度。我們沒有能力運作一個可控的暴力﹐鼓動民眾殺幾個貪官不僅於建立憲政民主的大事無補﹐而且會給共產黨口實﹐更“理直氣壯” 地鎮壓民主力量。
第三﹐暴力行為會使我們喪失世界文明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世界文明的潮流是摒棄暴力行為的﹐特別是“九一一”以後﹐世界人民對暴力恐怖深惡痛絕。假如說﹐我們宣稱我們與暴力有關﹐我們將喪失世界文明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最直接的例證就是﹐由於極少數藏民鼓吹暴力﹐使得這次大會邀請的一位堅持和平抗爭的喇嘛拿不到美國簽証。我舉辦過數次民族對話的活動﹐由於少數維吾爾人鼓吹暴力﹐使得大部分堅持非暴力抗爭的維吾爾的朋友拿不到簽証﹐行動受到極大的限制。不可否認﹐全球反恐的氣氛為中共鎮壓各類反抗力量提供了許多國際政治資源。在國際環境中﹐我們也要考慮如何堅持立于道義不敗之地的問題。
第四﹐暴力的蔓延會延長中共的專制統治。可以想象﹐暴力反抗一開始也許是具有方向性﹐大致是民眾衝著貪官去的﹐可是﹐這種暴力的特點就是時間一久就失去了方向性﹐引起各種利益集團互相殘殺﹐使得人人可危﹐民眾這時就會反過來渴望畢竟還有幾份可預測性的專制秩序﹐對民主化充滿怨言和恐懼﹐這就為中共恢復專制秩序提供了環境和條件﹐說不定民眾會夾道歡迎解放軍來維持秩序呢。這是民主化的夢魘。文革的歷史可以引以為鑒。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號召民眾造各級黨委的反﹐造反派在幾個月內把全國的各級黨委幾乎全部打倒。造反的人中許多是中共統治時期的受害者﹐他們的造反有著相當的正當性。但是不久暴力就到處蔓延﹐保皇派與造反派﹑保皇派與保皇派﹑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互相殘殺﹐殃及無辜百姓﹐毛澤東周恩來等借著民眾對秩序的渴望﹐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恢復了以老幹部為主體的更加殘酷的專制秩序。
第五﹐我們不能再調動中國人的惡。半個多世紀來﹐共產黨是不斷地把人的惡調動出來並進行巧妙的利用來實行它的專制統治的﹐今天依然如此。人們常常悲嘆於當今中國人的道德淪喪﹐這其實成為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難題。暴力會進一步地調動人的惡﹐使人的道德更深地淪喪。民主運動應該逆其道而行之﹐與中共信奉的暴力邏輯一刀兩斷。設想﹐在一個普遍接受欺騙﹑腐敗﹑暴力為常態的社會裡如何建立起民主的制度﹖﹗
第六﹐我們對以暴易暴的結果沒有信心。我上面所講的暴力基本上是指不可控暴力。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有一個可控的暴力力量﹐推翻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不好嗎﹖當然不壞﹐但是﹐誰又會相信一個有能力推翻中共政權的暴力力量願意接受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呢﹖在整體上﹐民主運動比中共專制政權佔有道義優勢﹐但是民運中的個人與共產黨中的個人一樣﹐並不一定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其實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對暴力推翻暴政後的種種許諾大致是不能相信的。
當非暴力的原則確立了以後﹐我們就要問非暴力做什麼﹖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在中國推動一場非暴力抗爭運動。我們知道﹐在中國﹐有惡法﹑惡政策﹑惡規定﹐有貪官﹑惡官﹑暴官﹐受到這些惡﹑暴﹑貪影響的民眾應該形成不同的群體進行非暴力抗爭﹐成立各種非政黨性質的行業協會﹐把自己的利益堂正的擺在社會視聽之下﹐迫使有關政府部門讓步。當然﹐非暴力抗爭會引起當局的鎮壓﹐但是暴力抗爭引起的鎮壓會更加殘酷。當局對非暴力抗爭的鎮壓會使自己處在更加不仁不義地位﹐會引起國內外視聽更大的不滿﹐甚至會引起鎮壓力量的分裂。這樣以來﹐當局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政治變革的契機就會越來越大。
海外關於非暴力抗爭理論﹑實踐的總結非常豐富﹐我覺得海外民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它們介紹到國內。 從整體的憲政民主運動來看﹐這個階段是外力壓政階段﹐其實﹐幾十年來中國民運做的事情﹐包括今天我們在海外做的絕大部份工作都屬于外力壓政的範疇。當外力壓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開始借力參政﹐也就是利用現體制中的機制把外力壓政反映到社會的各階層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層面﹐把外力壓政的成果在制度層面鞏固下來﹐創造新機制為更大的借力參政準備條件。外力壓政和借力參政可以相當一個時期並存﹐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外力壓政和借力參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合力憲政的階段﹐也就是要解決中國的根本憲政民主的問題。今天就簡略地談到這裡﹐等以後有機會我會對憲政民主運動外力壓政﹐借力參政﹐合力憲政三個部份做更加充分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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