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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5日訊】對南京914中毒事件，最後中國官方版本是，200多人中毒，38人喪生。雖然這個數字之低人們普遍質疑，但由於中國沒有獨立媒體和調查，誰也無法拿出更準確的數字。但即使這個數字，也是38條人命啊！
南京中毒事件後一個星期之內，中國又發生了數起嚴重中毒事件。據《健康報》和《南方周末》等報道，河北霸洲110名學童食炸雞中毒，廣東和平縣106人食染農藥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學校55人吃盒飯中毒；湖南漢壽縣22名學生吃八寶粥中毒。僅這幾例官方公開報道的中毒人數就達293人，遠超過南京的中毒人數。
中國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統計說，中國每年有10萬人中毒，其中5到7萬人是因鼠藥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陳正平一樣，是故意用鼠藥殺人。去年12月29日江蘇網報道，南京江浦縣永寧鎮83歲的王老太往30多戶同村鄰居放毒，利用串門機會，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強”。被抓獲後她說，因玩牌賭錢輸了，想報復。中國人怎麼會“毒”到這種程度？
其實這些中毒事件，僅是中國整個社會道德淪喪、人心險惡的一個縮影；它是在共產黨摧殘人性的半個世紀統治下，醞釀、發酵的惡果。這裡僅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及在海外看到的報道，就可看出那個社會已經被毒到多麼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辦報時，就曾採訪過市工商局查獲的製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廠。其實所謂“工廠”就是當地漁民村的住戶，屋裡滿地污水，廁所都堆著茅台酒瓶；他們是用殺蟲劑“敵敵畏”配水製的酒，居然還很有茅台味道。自從看到那個“茅台廠”之後，我這個喜歡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條件反射想起敵敵畏，嚇得不敢“舉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幾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剛從北京來的朋友帶來一瓶“酒鬼”。這是近年中國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開蓋就滿屋飄香，朋友們齊聲叫好。那天有十多個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後剩下一些沒喝，因那天有個喜歡酒的蒙古族朋友沒趕到，給他留一口。
過了約兩個星期，我實在忍不住酒癮，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來，決定“替” 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來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湯。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稱之“陳年老酒”，這“酒鬼”才打開蓋兩個多星期，就變酸了，哪裡會是真酒？
如果說平民百姓沒權沒勢，活該上當，那麼有權有勢的人就有了保險嗎？前年三月台灣大選時，我受《台北時報》邀請去觀選及寫些評論，選舉結果出來之後，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在家裡請新聞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慶家做的菜相當講究，可能有高級廚師；當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馬上就提到曾喝過假酒。但這位企業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滿滿地說，他家的酒絕對不會有假的。隨後他就講起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宴請他的往事，說謝非準備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訴謝非，這酒不對勁兒。謝非很認真地說，“我請你王董事長的酒絕不會有假”，但這位台灣企業家也是說一不二的人，堅持說這酒有問題。於是謝非叫人把酒拿去檢查，換了別的酒。後來謝非見到王永慶，給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確實“有問題”。我聽到這段故事相當感嘆，連堂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請客的酒都是假的，這中國還有沒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慶對假酒這麼警惕，對真酒的識別又那麼在行，我也就放懷暢飲了，因為“酒鬼”實在醇香宜口，兩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來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觀察到王永慶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紐約後，我仍是堅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為了防假，人們可以戒煙戒酒，但卻無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條路，當南京的中毒冤魂。幾年前，我的一位大學老師來紐約探親，他抱怨中國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壞了。後來1995年6月7日從《北京青年報》看到報道說，吉林省伊通縣糧庫主任領人在廢棄的軍用飛機場上往糧食裡摻沙子，2,700噸玉米，摻了157噸沙子。當接到報告的公安人員來查問時，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家的糧食，我們願意摻啥就摻啥，摻狗屎你們也管不著。”
而後來中國發生的“毒米”更是駭人聽聞。據去年11月29日《山東日報》報道，濟寧市魚台縣14家大米加工場，把工業用油噴洒到60噸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澤。這種礦物油可導致腹瀉、昏迷，嚴重影響兒童發育，並可使老人患痴呆癥。
中國報紙上不斷有這類報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層被涂抹了工業油而導致的中毒事件，如濟南用有毒農藥噴灑的西紅柿和葡萄（光澤鮮艷，食後慢性中毒）；浙江摻了工業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後嘴臉發麻）；湖北和廣東噴灑了礦物油的“毒餅干”（表面極為明亮，一點火就能燒著，冒出黑煙）；吉林摻了輕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煉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去年12月23日《燕趙都市報》報道，河北曲周縣槐橋鄉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醬等食物以及飼料中都發現有鼠藥，全家7口人中毒後，兩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頭豬和12只羊也被毒死了。
藥物本來是救死扶傷、人道主義的產物，但中國卻大量出現假藥，更是邪門透頂。1985年我曾在福州採訪過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是共產黨內相當開明、能幹的一位官員，但後來因為轟動全國的福建晉江假藥案，而被保守派借機整下台。晉江假藥案僅是一個開端，後來中國報紙上不斷有關於假藥的報道。
共產黨的宣傳總是說西方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中國貧窮但人們精神充實。但今天看看，中國人充實的是什麼。人性墮落的明顯標誌之一是造假。現在中國是假煙、假酒、假藥、假茶葉、假油條、還有假合同、假護照、假結婚、假學位，假人民幣，無所不假。有一家鎖廠生產的五千把鎖，一把鑰匙全都能打開，都是假鎖。不久前還看到報道說，中國竟查獲了“假雞蛋”，外殼是塑料，蛋黃是染料做的。雞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國人的造假工藝真是出神入畫了。
中國社會不僅漫天造假，還到處有真殘忍。從報上看到台灣一位女作家從大陸回來寫的遊記說，她親眼看到推銷燙傷藥的人把八、九歲的孩子當眾用燒紅的烙鐵燙，然後涂上“燙傷藥”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燙得嚎叫的孩子，嚇得訪客們紛紛解囊，懇求不要燙孩子，藥他們全買。幾天前，一個美國女性在停車場打自己孩子的場面被錄了下來，結果成了美國各大電視的新聞。警方說，這位母親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國，別說打自己的孩子，當眾用烙鐵燙孩子都無人管。
黑龍江的報紙報道說，一位先鋒派藝術家，在哈爾濱街頭，當眾用大鐵錘一下子砸在一只活蹦亂跳的猴子腦門上，然後把猴子腦漿迸裂、血水橫飛落到地上白布的血點圖，稱之為“行動藝術”。看到這條新聞，讓人想起那個用斧頭砍死妻子的詩人顧城（報道說，顧城砍了妻子一斧頭後，人沒死，在抽搐掙扎之際，顧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從哈爾濱砸猴子腦門的畫家，到用斧頭砍妻子的詩人，這種“藝術家、文化人”不讓人想起來就脊背發涼嗎？
中國人怎麼會這麼“毒”到這種程度？問題不在人種上，而在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毒化。同樣是中國人，同樣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背景，在香港，在台灣，在海外的中國人社區，都沒有像中國大陸那樣發生那麼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產黨的文革，灌輸人們的是暴力和殘忍，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其惡果現在就開始惡性循環﹕在商業大潮的惡性競爭中，人們為了金錢不擇手段，以至親人相殘，真是“殺生宰熟”。更嚴重的是，整個社會價值顛倒，沒有任何道德準則的底線可言。如果你批評那些老百姓，他們會說，你看看當官的，哪個不貪，哪個不佔，哪個不腐敗。上樑不正你就別怪下樑歪。中國官員腐敗到什麼程度？有人說，把中共局級以上官員挨排一個個都槍斃，可能會有冤枉的；但隔一個斃一個，一定會有漏網的。當擁有六千萬共產黨員的執政党可以胡作非為、無法無天（而且永遠當權）時，它的政府還有什麼資格和能力使這個社會的民眾遵紀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國政府最後給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結論是個人行為所致，這是事實；但它所反映的本質卻是，共產黨給每個中國人心靈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是每個中國人長期吃的“有毒早餐”，共產黨給中國放了50多年的毒，毒化了13億人的靈魂！
表面上看，中國轟轟烈烈，經濟在發展，國力在增強。但人的心靈毒素蔓延整個社會的現狀卻是無法回避的；在人類歷史上，即使在資本積累最殘酷的時期，都從未有過類似中國目前這種道德底線徹底崩潰的現象。共產黨把經濟改革稱為“鬆綁”，鬆了點綁中國的經濟就迅速發展（如果壓根不綁，中國人早就會發財致富）。經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但一個社會正向的文化、道德水準、社會整體的文明，卻需要幾代人才可能建立起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古代學者王陽明曾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共產黨給中國人放的那個“心中賊”，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會“清除”。今天，南京當局把下毒的凶手抓獲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國繼續發生著，因為真正的凶手還在逍遙法外，它的名字叫“共產黨”。
（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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