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1月17日訊】2021年10月11日發布該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名單，由三位美國學者共同獲得，分別是65歲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卡德(David Card)、61歲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以及58歲的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他們獲獎的主因是，開創了利用「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來研究經濟政策和其他事件因果關係的經濟研究方法先河，他們提供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視野，並展現出我們可以從自然實驗得出的因果結論。這種方法已經應用至其他領域，並徹底改變觀察研究。
勞動經濟學者獲獎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聲明中表示：「社會科學中有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因果關係。移民如何影響薪酬和就業？教育及學習時間如何影響你未來收入？今年獲獎者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勞動市場新見解，並展示可以從自然實驗中得出因果關係的結論，徹底改變了實證研究。」
大衛･卡德使用自然實驗研究最低工資、新移民和教育對勞動市場的影響。他的研究指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而且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導致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有影響，此結論與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卡德後來進一步研究該主題，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這個結論，而且遠比三十一年前人們以為的還要小。他的研究還發現，新移民到來時，本地出生的勞工收入反而會因而提高，但更早到來的移民收入卻可能受負面影響。
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依據自然實驗的數據，研究分析學生受教育年限對收入的影響，發現同齡學生若在學時間較長、且獲得較多的教育時間與資源，每多受一年的教育，在未來可提高約9%的收入。若學校可提供他們感興趣、願意主動學習的課程，則可更大幅提高未來的收入約16%。他倆的研究指出，學校提供的教育資源對於學生未來在勞動市場上的影響，比過去所想像的更大。
有意思的是，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大衛･卡德將獨得一半獎金，另一半獎金則由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共享。合理的推測是：原先得獎者應有四位，那一位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南･克魯格（Alan B. Krueger, 1960~2019），因為卡德的諸多研究都和克魯格共同完成，尤其在最低工資的影響研究，但克魯格已在2019年過世，依諾貝爾獎傳統不會將獎項贈與已過世者，因此就由卡德代收。我們就來認識這三位得獎人。
奶農子弟大衛･卡德
擁有美國和加拿大雙重國籍的大衛･卡德於1956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貴湖市(Guelph)出生，父母親是加拿大奶農。卡德大學就讀皇后大學，1978年畢業，之後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在阿辛飛爾特(Orley Ashenfelter)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於1983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指數化長期勞動契約」(Indexation in long term labor contracts)。
1982年還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卡德就到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擔任助理教授，開啟其學術生涯；1983年回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助理教授，短短四年後的1987年，就晉升為教授；1997年卡德轉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系任教迄今。1990至1991年，卡德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2000到2001年，卡德也曾回到普林斯頓大學任經濟學客座教授，2008年也到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客座教授。
1988到1992年，卡德擔任《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副主編；1993到1997年卡德是《經濟計量期刊》(Econometrica)的共同主編；2002到2005年，他也曾擔任《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的共同主編。現今卡德是《人口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應用經濟學》(Applied Economics)和《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三個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委員。
卡德專攻勞動經濟學，由於研究成果的傑出，卡德獲得諸多榮譽，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項：分別是199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7年獲得「弗瑞希獎章」(Frisch Medal)，2014年獲頒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以及2021年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拉克獎章是美國經濟學會(AEA)頒發的獎項，自1947年開始，每兩年(2009年以後改為每年)一次頒給一位四十歲以下美國經濟學者，表彰其「對於經濟思想和知識有卓越的貢獻」，卡德是因為在最低工資和Mariel升船機的經濟影響有傑出研究成果獲獎。早年得此獎者幾乎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候選人，而1995年之前獲克拉克獎的24位學者己有13位榮獲諾貝爾獎，卡德就是最新的一位，而2010年得獎者法裔美籍的埃絲特･杜芙洛(Esther Duflo)則在兩年前(2019年)就獲頒諾獎了。
2014年的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卡德是和李察･布倫戴爾(Richard Blundell)共同獲獎的，表彰他們「對實證個體經濟學的貢獻」，也就是說，「在重要實證問題的推動下，他們開發和估計了適當的經濟計量模型，在此過程中做出了重大的方法論貢獻。兩者都以其對制度細節的關注、謹慎和創新的研究設計、經濟計量學工具的嚴格應用，以及冷靜的結果報告而聞名。」
在2009年一項對經濟學教授的調查中，卡德被評為60歲以下最受歡迎的在世經濟學家第五名。2014年，他和曼昆(N. Gregory Mankiw)一起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AEA)副主席。卡德也在2021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卡德專研勞動經濟，對種族、工資結構、失業、勞動供給、教育、健康保險、最低工資、職業訓練、工會和集體議價等課題都有研究。發表的論文和未發表的工作論文很多，有很大部分都與他人合撰。
卡德最受矚目的研究是在1990年代對「最低工資」政策造成的影響之研究，先是1990年12月在產業關係研究學會(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年會發表的〈最低工資和青少年勞動市場：加州個案研究，1987~89〉(Minimum Wages and the Teenage Labor Market: A Case Study of Califonia, 1987~89)，接著1992年10月在《產業和勞動關係評論》(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上刊登的〈最低工資真的減少就業嗎？加州個案研究, 1987~89〉(Do Minimum Wages Reduce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Califonia, 1987~89)和〈運用區域工資變動測量聯邦最低工資的影響〉(Using Regional Variation in Wages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兩篇論文。之後他和克魯格一起合撰了六篇關於最低工資的實證論文，最受矚目的是1994年9月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ER)的〈最低工資與就業：紐澤西州及賓州速食業的個案研究〉(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2000年12月，他倆再利用新資料重新研究紐澤西州最低工資的影響，文章也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卡德和克魯格把他們對最低工資研究的重要發現寫成《迷思與量測：最低工資的新經濟學》(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一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2016年出了第二版。
除了最低工資這項最主要研究課題外，卡德還對移民、教育、工作培訓和不平等的研究作了根本性的貢獻。他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在不同狀況下的比較。在移民方面，卡德的研究顯示，新移民對經濟的影響非常小。他對移民群體快速同化作了幾個案例，發現他們對工資的影響很小、甚至沒有影響。舉例來說，卡德研究Mariel升船機的經濟影響，並且比較邁阿密、亞特蘭大、休斯頓、洛杉磯和坦帕的經濟影響，發現儘管邁阿密的低技術勞工急遽增加了7%，但低技術工人的工資並未受顯著影響。更有進者，他發現由於移民的突然湧入，邁阿密勞動市場的整體失業率和工資並未發生變化。他在2006年7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老實講，我認為反對移民的經濟論據是薄弱的，他們幾乎無關緊要」。不過，這並不能引伸到，卡德相信應該增加移民，只能說移民的增加並不會對勞動市場造成威脅。
儘管卡德的研究議題有極強的政治意涵，但他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不過，其研究結果卻時常被作為支持增加移民和最低工資立法政策的有力論據。
以色列裔美國經濟學家約書亞･安格里斯特
安格里斯特於1960年9月18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一個猶太家庭，但在賓州的匹茲堡長大。大學就讀於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1982年獲經濟學學士。之後到以色列定居，直到1985年再回美國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他在以色列時服役、擔任以色列國防軍的傘兵，1987年和1989年分別得到普林斯頓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和卡德一樣，安格里斯特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也是阿辛飛爾特，論文題目是「越南戰爭兵役彩票抽籤的經濟計量分析」(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Era Draft Lottery)，該文部分內容寫成一篇論文，刊登在1990年6月出刊的《美國經濟評論》(AER)上。
完成博士學位後，安格里斯特就到哈佛大學擔任助理教授，1991年轉赴以色列希伯萊大學擔任高級講師，在晉升為副教授之後，於1996年回美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擔任副教授，1998年升為正教授，自2008年7月起，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福特經濟學教授，教授經濟計量學和勞動經濟學。他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學校效率和不平等倡議」(MIT’s School Effectiveness & Inequality Initiative, SEII)研究計畫的共同創始者和共同主持人，SEII側重於研究美國的人力資本和所得不平等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安格里斯特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洛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三年內師徒先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徒弟竟然比師父先得獎！
安格里斯特曾於2018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Wasley Clair Mitchell客座教授，他也參與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勞動經濟學IZA研究所、美國經濟學會(AEA)、美國統計學會、經濟計量學會、美國人口學會，以及勞動經濟學家學會。安格里斯特也曾擔任過《經濟計量期刊》、《美國經濟評論》、《美國經濟期刊：應用經濟學》、《商業和經濟統計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經濟學快報》(Economics Letters)、《勞動經濟學》(Labour Economics)，以及《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等等學術期刊的編輯。
安格里斯特的研究領域涵蓋教育經濟學、教育改革、社會計畫和勞動市場、移民的影響、勞動市場管制和制度，以及計畫和政策評估的經濟計量方法。他在勞動經濟學、都市經濟學和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上，都在全球最頂尖經濟學家的行列中，在研究公共政策和經濟社會環境變動的影響上，使用準實驗研究設計(如工具變數)廣為人知。他常常和伊本斯、克魯格、皮斯恰克(Jorn-Steffen Pishke)等學者共同發表文章。2018年，他和皮斯恰克合寫《掌握「指標」：從原因到結果的路徑》(Mastering 『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這一本書，是專門為大學部經濟計量學學生而寫的，也就是教科書。
安格里斯特在教育經濟學上做了大量研究，最先做的是學校教育年數的報酬，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和工具變數(IV)進行政府政策的實驗研究。在一項早期研究中，他和克魯格利用兒童出生季節和教育程度之間的關係，這是由於政府政策和法律規定了入學和義務教育年齡，他們發現教育報酬率接近他們的OLS估算值，而〈強制出席法〉限制了大約10%的學生留在學校。安格里斯特還用美國義務教育法的變化，來估計人力資本外部性，也探討了摩洛哥學校教育的報酬，利用其教學語言由法語變為阿拉伯語的轉變，發現該政策經由降低他們的法語寫作技能，大大降低摩洛哥青年的返校率。
學生學習的決定因素是安格里斯特在教育經濟學方面的另一項研究，從事各種投入和規則對於學習的影響研究。舉例來說，在與拉貝(Lavy)的合作研究中，他利用將班級規模限制在40位學生的Maimonides』 Rule，來研究班級規模對以色列學校學業成績的影響，發現班級規模的減少顯著提高了四年級和五年級學生的考試成績。安格里斯特也研究了教育的同伴效應(peer effect)，也探討教師考試的影響，發現國家規定的教師考試，提高了教師的工資，但沒提高教師素質。他也利用雙胞胎出生的差異和父母對混合性別兄弟姐妹構成的偏好，檢視貝克(G.S. Becker,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於兒童數量和質量間替換(trade-off)假說，證據顯示該假說不成立。自2000年代後期以來，安格里斯持也對美國的特許私立學校(charter school)進行廣泛研究。
在勞動經濟學研究方面，安格里斯特也經常使用準自然實驗來確定因果關係，在其博士論文改寫發表於1990年6月出刊的《美國經濟評論》文章中，指出越戰退伍軍人的終生收入較那些非退伍軍人約少15%。若考慮退伍軍人的教育和訓練補貼福利，他發現這些福利使美國的學校教育年數增加約1.4年，退伍軍人的收入提升6%。安格里斯特還與克魯格一起調查美國二戰軍人的收入是否高於非退伍軍人，發現至多與可比的非退伍軍人一樣多。他倆將他們關於勞動經濟學因果關係的研究總結，寫成一篇文章作為1990年出版的《勞動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一書中的一章。
除了實證研究外，安格里斯特也在經濟計量學有著重大貢獻，尤其在工具變數估計的使用方面貢獻更大。例如他開發了一個兩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其效率等同於Wald估計器。他和伊本斯共同開發了局部平均處理效果的概念，並顯示如何認定和估計它們，以及如何用2SLS來估計變數處理的平均因果效應。安格里斯特和克魯格合撰，發表於2001年12月11日出版的《經濟觀點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這篇〈工具變數和搜尋認定：從供給和需求到自然實驗〉(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fication: From Supply and Demand to Natural Experiments)論文中，一再強調要關注經濟學中的因果關係認定，例如使用工具變數。安格里斯特在2010年6月11日出版的《經濟觀點期刊》中，為文回應了愛德華･李蒙(Edward Leamer)1983年對經濟計量學的批評，認為個體經濟從那時起經歷了一場「可信度革命」，而這得拜賜實證研究設計的重大改進和對因果關係的重新關注。
荷裔美籍經濟學家吉多･伊本斯
擁有荷蘭和美國雙重國籍的吉多･伊本斯，於1963年9月3日出生在荷蘭的格個洛普(Geldrop)，1975年全家搬到杜恩(Deurne)，他在那裡就讀於皮蘭學院(Peellandcollege)。伊本斯從小就是一個狂熱的西洋棋棋手，在2021年受訪中，伊本斯將他對經濟計量學的熱情歸因於他兒時就開始對遊戲(賽局，game)的興趣。
伊本斯在1983年獲得鹿特丹伊拉斯莫(Erasmus)大學的經濟學學士，1986年獲得英國赫爾大學(Hull University)理學碩士(MSc)，1989年和1991年分別得到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拿到博士學位後，伊本斯先到哈佛大學任教(1990~97)，之後再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1997~2001)，2002年再轉到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2002~06)擔任教職，2006年又回哈佛大學任教(2006~2012)。2012年他到史丹福大學商學研究院擔任應用經濟計量學和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史丹福經濟政策研究所(SIEPR)高級研究員和該研究所人文與科學學院的經濟學教授。
伊本斯專攻經濟計量學和統計學，尤其專精於描繪因果推理的方法；2019~23年，伊本斯擔任《經濟計量學期刊》主編。是經濟計量學會(2001年)和美國文理科學院(2009年)會員，他在2017年當選為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2020年當選為美國統計學會會士。
伊本斯在2002年與蘇珊･阿蕾(Susan Athey)結婚，阿蕾是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2007年克拉克獎章得主。婚禮上的伴郎是安格里斯特，19年之後兩人分享諾貝爾獎。有意思的是，在維基百科網頁上，關於伊本斯的介紹，沒有伊本斯相片，卻有阿蕾的玉照，沒注意看還會誤會伊本斯是女生呢！
在學術研究工作上，伊本斯與安格里斯特和克魯格等經濟學家分工合作，他專注於開發方法和架構，幫助經濟學家使用現實生活中的情況—稱作「自然實驗」—來檢測現實生活理論。具體而言，經由他的研究，幫助了因果關係的分析，諸如大學教育或額外教育年數對收入的影響之因果關係。他的因果關係研究架構，在其他多個領域都引用了，包括社會和生物醫學科學。他的研究為跨學科的研究人員提供了理解現實世界實驗局限性的工具，提高了他們更好地了解，基於現場和實驗數據的干預措施效果之能力。這些方法對研究人員分析各種問題非常有用，譬如研究新管制措施對經濟活動和新葯對患者有效性的如何影響。
在一項與安格里斯特合作的早年研究中，伊本斯引用一種稱為「局部平均治療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的模型，該模型幫助研究者從觀察資料中描繪出因果推論。1994年，他倆合撰〈局部平均治療效果的認定和估計〉(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這篇刊載在AER的文章，詳細介紹了這個模型。他們引用自然實驗的理念，此即，以真實世界的事件和情勢與受控狀況相比，來研究關鍵變化的影響。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倆利用了真實世界中自然發生的角色變化和隨機性，而不是用受控的模擬，這種做法很可能昂貴、費時，而且是不道德的。這篇文章和模型對經濟計量學、統計學和其他領域的研究工作都產生顯著的影響。伊本斯將他的一些成果寫在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統計學、社會和生物醫學科學因果推理：導論》(Causal Inference for Statistics, Soci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這本書中。
最近，伊本斯與其夫人致力於使用機器學習方法，特別是對稱為因果森林(causal forests)的隨機森林的修改，來估計因果推論模型中的異質處理效果。
有感於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01年設立的諾貝爾獎，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五種。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周年，在1968年出資創設「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開始頒發，而且與原先的五項一起同時揭曉、頒發，給獎標準也相同，亦即針對「發現」、「發明」和「改善」評量給獎，基本上將經濟學視為科學。而1969年首次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專家」，也可印證經濟學被視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是典型的實證科學，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就非常強調這一特點。也就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學科中享有后冠，也才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關係。
本屆三位得獎者就是典型的實證經濟學家，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所言：「本年度獲獎者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並展示了可以由自然實驗來得出關於原因的結果和效力。他們的方法已擴展到其他領域，並徹底改變了實證研究。」由此可知三位得獎人有「發現、發明和改善」三種成效，而獲獎也就實至名歸，且他們也都著作等身，研究成果豐盛。
檢視迄今53屆得獎者，經濟計量學家和實證經濟學家有不少，而勞動經濟學家和個體經濟計量學家也有舒爾茲(T.W. Schultz, 1902~1998, 1977年得主)、貝克(G. S. Becker, 1930~2014, 1992年得主)和黑克曼(James J. Heckman, 2000年得主)，即使是因果關係檢定，也有2003年得獎者葛蘭傑(Clive Granger)。而黑克曼的「黑克曼二階估計法(Heckman’s Two Stage Estimation) 」和「葛蘭傑因果檢定法」更是膾炙人口，想必本屆得獎者的「自然實驗」更有突破性和實用性，在「大數據」時代的現時，恐怕非得使用「自然實驗」不可了！但如何避免有「不道德」情況卻必須嚴肅對待。
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應指的是卡德和克魯格在1990年代對於「最低工資」影響效果的實證，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此結論與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這個研究結果，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政策的有力論據，很有必要詳加解析。
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在1995年於美國《商業週刊》專欄上的〈調高勞工最低工資，就會降低就業機會〉這篇專文，已就此爭議說的很清楚。他指出，德州A&M大學的迪爾(D. R. Deere)和威爾屈(F.R. 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學的莫菲(K.M. Murphy，1997年克拉克獎章得主)教授等人，在美國經濟學會所舉行的會議裡，就指出卡德的研究本身犯了嚴重錯誤，舉例而言，聯邦最低工資於1990年及1991年提高之後，紐澤西州的青少年就業人數減少的幅度，就已經比賓州大了許多。這是為什麼該州在1992年自行調高最低工資後，就業人數的降幅沒比其他州來得大的原因。因為資方在第一波調升最低工資時，就可能料到該州的最低工資在次年還會調升一次，因而先行大幅削減了工作機會。
貝克指出，很多研究證明調高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狀況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卡德和克魯格的研究是有問題的，不能拿來作為反證。相反的，由迪爾、莫菲和威爾屈所作的研究顯示，聯邦最低工資於1990年及1991年分兩次由3.35美元調高到4.25美元以後，青少年、高中輟學者，還有技術層次低的勞工，他們的就業機會的確是降低了。貝克認為他們的看法是對的，因為他們已把當時的經濟衰退因素列入考慮。貝克下結論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
我同意貝克的說法，畢竟最低工資是典型的「價格下限」政策，在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中都作為教學的標準案例，也就是「供給過剩」是結果，在勞動市場裡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即失業，而最低工資是針對「邊際弱勢勞工」市場，影響的只是「邊際勞工」，不只工作機會減少，還會阻礙他們接受訓練的機會，但因這些邊際勞工相對少，在整體勞工中占比低，往往被忽略，而實證研究難以捕捉到他們，以致於會得到影響小或沒影響的結果。
不過，這些弱勢邊際勞工卻是最低工資立法所要保護的對象，結果卻反而受到傷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飯吃卻變得無飯可吃」下場，是標準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事例。雖然卡德本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是不是類似「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呢？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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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