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人其事

吴惠林

【大纪元2021年11月17日讯】2021年10月11日发布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名单,由三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分别是65岁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61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以及58岁的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他们获奖的主因是,开创了利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研究经济政策和其他事件因果关系的经济研究方法先河,他们提供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视野,并展现出我们可以从自然实验得出的因果结论。这种方法已经应用至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观察研究。

劳动经济学者获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社会科学中有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移民如何影响薪酬和就业?教育及学习时间如何影响你未来收入?今年获奖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劳动市场新见解,并展示可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大卫・卡德使用自然实验研究最低工资、新移民和教育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他的研究指出,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而且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有影响,此结论与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卡德后来进一步研究该主题,得出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这个结论,而且远比三十一年前人们以为的还要小。他的研究还发现,新移民到来时,本地出生的劳工收入反而会因而提高,但更早到来的移民收入却可能受负面影响。

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依据自然实验的数据,研究分析学生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发现同龄学生若在学时间较长、且获得较多的教育时间与资源,每多受一年的教育,在未来可提高约9%的收入。若学校可提供他们感兴趣、愿意主动学习的课程,则可更大幅提高未来的收入约16%。他俩的研究指出,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对于学生未来在劳动市场上的影响,比过去所想像的更大。

有意思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大卫・卡德将独得一半奖金,另一半奖金则由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共享。合理的推测是:原先得奖者应有四位,那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南・克鲁格(Alan B. Krueger, 1960~2019),因为卡德的诸多研究都和克鲁格共同完成,尤其在最低工资的影响研究,但克鲁格已在2019年过世,依诺贝尔奖传统不会将奖项赠与已过世者,因此就由卡德代收。我们就来认识这三位得奖人。

奶农子弟大卫・卡德

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大卫・卡德于1956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贵湖市(Guelph)出生,父母亲是加拿大奶农。卡德大学就读皇后大学,1978年毕业,之后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在阿辛飞尔特(Orley Ashenfelter)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于198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指数化长期劳动契约”(Indexation in long term labor contracts)。

1982年还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卡德就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开启其学术生涯;1983年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短短四年后的1987年,就晋升为教授;1997年卡德转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系任教迄今。1990至1991年,卡德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2000到2001年,卡德也曾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客座教授,2008年也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客座教授。

1988到1992年,卡德担任《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副主编;1993到1997年卡德是《经济计量期刊》(Econometrica)的共同主编;2002到2005年,他也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的共同主编。现今卡德是《人口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应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三个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卡德专攻劳动经济学,由于研究成果的杰出,卡德获得诸多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项:分别是1995年获颁“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7年获得“弗瑞希奖章”(Frisch Medal),2014年获颁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以及2021年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拉克奖章是美国经济学会(AEA)颁发的奖项,自1947年开始,每两年(2009年以后改为每年)一次颁给一位四十岁以下美国经济学者,表彰其“对于经济思想和知识有卓越的贡献”,卡德是因为在最低工资和Mariel升船机的经济影响有杰出研究成果获奖。早年得此奖者几乎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而1995年之前获克拉克奖的24位学者己有13位荣获诺贝尔奖,卡德就是最新的一位,而2010年得奖者法裔美籍的埃丝特・杜芙洛(Esther Duflo)则在两年前(2019年)就获颁诺奖了。

2014年的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卡德是和李察・布伦戴尔(Richard Blundell)共同获奖的,表彰他们“对实证个体经济学的贡献”,也就是说,“在重要实证问题的推动下,他们开发和估计了适当的经济计量模型,在此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方法论贡献。两者都以其对制度细节的关注、谨慎和创新的研究设计、经济计量学工具的严格应用,以及冷静的结果报告而闻名。”

在2009年一项对经济学教授的调查中,卡德被评为60岁以下最受欢迎的在世经济学家第五名。2014年,他和曼昆(N. Gregory Mankiw)一起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AEA)副主席。卡德也在202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卡德专研劳动经济,对种族、工资结构、失业、劳动供给、教育、健康保险、最低工资、职业训练、工会和集体议价等课题都有研究。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工作论文很多,有很大部分都与他人合撰。

卡德最受瞩目的研究是在1990年代对“最低工资”政策造成的影响之研究,先是1990年12月在产业关系研究学会(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年会发表的〈最低工资和青少年劳动市场:加州个案研究,1987~89〉(Minimum Wages and the Teenage Labor Market: A Case Study of Califonia, 1987~89),接着1992年10月在《产业和劳动关系评论》(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上刊登的〈最低工资真的减少就业吗?加州个案研究, 1987~89〉(Do Minimum Wages Reduce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Califonia, 1987~89)和〈运用区域工资变动测量联邦最低工资的影响〉(Using Regional Variation in Wages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两篇论文。之后他和克鲁格一起合撰了六篇关于最低工资的实证论文,最受瞩目的是1994年9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ER)的〈最低工资与就业:纽泽西州及宾州速食业的个案研究〉(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2000年12月,他俩再利用新资料重新研究纽泽西州最低工资的影响,文章也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卡德和克鲁格把他们对最低工资研究的重要发现写成《迷思与量测: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2016年出了第二版。

除了最低工资这项最主要研究课题外,卡德还对移民、教育、工作培训和不平等的研究作了根本性的贡献。他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在不同状况下的比较。在移民方面,卡德的研究显示,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小。他对移民群体快速同化作了几个案例,发现他们对工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举例来说,卡德研究Mariel升船机的经济影响,并且比较迈阿密、亚特兰大、休斯顿、洛杉矶和坦帕的经济影响,发现尽管迈阿密的低技术劳工急遽增加了7%,但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并未受显着影响。更有进者,他发现由于移民的突然涌入,迈阿密劳动市场的整体失业率和工资并未发生变化。他在2006年7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老实讲,我认为反对移民的经济论据是薄弱的,他们几乎无关紧要”。不过,这并不能引伸到,卡德相信应该增加移民,只能说移民的增加并不会对劳动市场造成威胁。

尽管卡德的研究议题有极强的政治意涵,但他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不过,其研究结果却时常被作为支持增加移民和最低工资立法政策的有力论据。

以色列裔美国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里斯特

安格里斯特于1960年9月18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但在宾州的匹兹堡长大。大学就读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1982年获经济学学士。之后到以色列定居,直到1985年再回美国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他在以色列时服役、担任以色列国防军的伞兵,1987年和1989年分别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和卡德一样,安格里斯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也是阿辛飞尔特,论文题目是“越南战争兵役彩票抽签的经济计量分析”(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Era Draft Lottery),该文部分内容写成一篇论文,刊登在1990年6月出刊的《美国经济评论》(AER)上。

完成博士学位后,安格里斯特就到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1年转赴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担任高级讲师,在晋升为副教授之后,于1996年回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担任副教授,1998年升为正教授,自2008年7月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教授经济计量学和劳动经济学。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学校效率和不平等倡议”(MIT’s School Effectiveness & Inequality Initiative, SEII)研究计划的共同创始者和共同主持人,SEII侧重于研究美国的人力资本和所得不平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安格里斯特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杜芙洛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三年内师徒先后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徒弟竟然比师父先得奖!

安格里斯特曾于2018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Wasley Clair Mitchell客座教授,他也参与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劳动经济学IZA研究所、美国经济学会(AEA)、美国统计学会、经济计量学会、美国人口学会,以及劳动经济学家学会。安格里斯特也曾担任过《经济计量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期刊:应用经济学》、《商业和经济统计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劳动经济学》(Labour Economics),以及《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等等学术期刊的编辑。

安格里斯特的研究领域涵盖教育经济学、教育改革、社会计划和劳动市场、移民的影响、劳动市场管制和制度,以及计划和政策评估的经济计量方法。他在劳动经济学、都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上,都在全球最顶尖经济学家的行列中,在研究公共政策和经济社会环境变动的影响上,使用准实验研究设计(如工具变数)广为人知。他常常和伊本斯、克鲁格、皮斯恰克(Jorn-Steffen Pishke)等学者共同发表文章。2018年,他和皮斯恰克合写《掌握“指标”:从原因到结果的路径》(Mastering ‘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这一本书,是专门为大学部经济计量学学生而写的,也就是教科书。

安格里斯特在教育经济学上做了大量研究,最先做的是学校教育年数的报酬,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和工具变数(IV)进行政府政策的实验研究。在一项早期研究中,他和克鲁格利用儿童出生季节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政府政策和法律规定了入学和义务教育年龄,他们发现教育报酬率接近他们的OLS估算值,而〈强制出席法〉限制了大约10%的学生留在学校。安格里斯特还用美国义务教育法的变化,来估计人力资本外部性,也探讨了摩洛哥学校教育的报酬,利用其教学语言由法语变为阿拉伯语的转变,发现该政策经由降低他们的法语写作技能,大大降低摩洛哥青年的返校率。

学生学习的决定因素是安格里斯特在教育经济学方面的另一项研究,从事各种投入和规则对于学习的影响研究。举例来说,在与拉贝(Lavy)的合作研究中,他利用将班级规模限制在40位学生的Maimonides’ Rule,来研究班级规模对以色列学校学业成绩的影响,发现班级规模的减少显着提高了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的考试成绩。安格里斯特也研究了教育的同伴效应(peer effect),也探讨教师考试的影响,发现国家规定的教师考试,提高了教师的工资,但没提高教师素质。他也利用双胞胎出生的差异和父母对混合性别兄弟姐妹构成的偏好,检视贝克(G.S. Becker,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儿童数量和质量间替换(trade-off)假说,证据显示该假说不成立。自2000年代后期以来,安格里斯持也对美国的特许私立学校(charter school)进行广泛研究。

在劳动经济学研究方面,安格里斯特也经常使用准自然实验来确定因果关系,在其博士论文改写发表于1990年6月出刊的《美国经济评论》文章中,指出越战退伍军人的终生收入较那些非退伍军人约少15%。若考虑退伍军人的教育和训练补贴福利,他发现这些福利使美国的学校教育年数增加约1.4年,退伍军人的收入提升6%。安格里斯特还与克鲁格一起调查美国二战军人的收入是否高于非退伍军人,发现至多与可比的非退伍军人一样多。他俩将他们关于劳动经济学因果关系的研究总结,写成一篇文章作为1990年出版的《劳动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一书中的一章。

除了实证研究外,安格里斯特也在经济计量学有着重大贡献,尤其在工具变数估计的使用方面贡献更大。例如他开发了一个两阶段最小平方法(2SLS),其效率等同于Wald估计器。他和伊本斯共同开发了局部平均处理效果的概念,并显示如何认定和估计它们,以及如何用2SLS来估计变数处理的平均因果效应。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合撰,发表于2001年12月11日出版的《经济观点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这篇〈工具变数和搜寻认定:从供给和需求到自然实验〉(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fication: From Supply and Demand to Natural Experiments)论文中,一再强调要关注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例如使用工具变数。安格里斯特在2010年6月11日出版的《经济观点期刊》中,为文回应了爱德华・李蒙(Edward Leamer)1983年对经济计量学的批评,认为个体经济从那时起经历了一场“可信度革命”,而这得拜赐实证研究设计的重大改进和对因果关系的重新关注。

荷裔美籍经济学家吉多・伊本斯

拥有荷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吉多・伊本斯,于1963年9月3日出生在荷兰的格个洛普(Geldrop),1975年全家搬到杜恩(Deurne),他在那里就读于皮兰学院(Peellandcollege)。伊本斯从小就是一个狂热的西洋棋棋手,在2021年受访中,伊本斯将他对经济计量学的热情归因于他儿时就开始对游戏(赛局,game)的兴趣。

伊本斯在1983年获得鹿特丹伊拉斯莫(Erasmus)大学的经济学学士,1986年获得英国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理学硕士(MSc),1989年和1991年分别得到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后,伊本斯先到哈佛大学任教(1990~97),之后再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1997~2001),2002年再转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2002~06)担任教职,2006年又回哈佛大学任教(2006~2012)。2012年他到史丹福大学商学研究院担任应用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史丹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高级研究员和该研究所人文与科学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伊本斯专攻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尤其专精于描绘因果推理的方法;2019~23年,伊本斯担任《经济计量学期刊》主编。是经济计量学会(2001年)和美国文理科学院(2009年)会员,他在2017年当选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20年当选为美国统计学会会士。

伊本斯在2002年与苏珊・阿蕾(Susan Athey)结婚,阿蕾是史丹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7年克拉克奖章得主。婚礼上的伴郎是安格里斯特,19年之后两人分享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在维基百科网页上,关于伊本斯的介绍,没有伊本斯相片,却有阿蕾的玉照,没注意看还会误会伊本斯是女生呢!

在学术研究工作上,伊本斯与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等经济学家分工合作,他专注于开发方法和架构,帮助经济学家使用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称作“自然实验”—来检测现实生活理论。具体而言,经由他的研究,帮助了因果关系的分析,诸如大学教育或额外教育年数对收入的影响之因果关系。他的因果关系研究架构,在其他多个领域都引用了,包括社会和生物医学科学。他的研究为跨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了理解现实世界实验局限性的工具,提高了他们更好地了解,基于现场和实验数据的干预措施效果之能力。这些方法对研究人员分析各种问题非常有用,譬如研究新管制措施对经济活动和新药对患者有效性的如何影响。

在一项与安格里斯特合作的早年研究中,伊本斯引用一种称为“局部平均治疗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的模型,该模型帮助研究者从观察资料中描绘出因果推论。1994年,他俩合撰〈局部平均治疗效果的认定和估计〉(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这篇刊载在AER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个模型。他们引用自然实验的理念,此即,以真实世界的事件和情势与受控状况相比,来研究关键变化的影响。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俩利用了真实世界中自然发生的角色变化和随机性,而不是用受控的模拟,这种做法很可能昂贵、费时,而且是不道德的。这篇文章和模型对经济计量学、统计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都产生显着的影响。伊本斯将他的一些成果写在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统计学、社会和生物医学科学因果推理:导论》(Causal Inference for Statistics, Soci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这本书中。

最近,伊本斯与其夫人致力于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特别是对称为因果森林(causal forests)的随机森林的修改,来估计因果推论模型中的异质处理效果。

有感于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01年设立的诺贝尔奖,原先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五种。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针对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

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开始颁发,而且与原先的五项一起同时揭晓、颁发,给奖标准也相同,亦即针对“发现”、“发明”和“改善”评量给奖,基本上将经济学视为科学。而1969年首次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专家”,也可印证经济学被视为一种实证科学,是经由应用、检定、改进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而成,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就非常强调这一特点。也就因为经济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乃使其在社会学科中享有后冠,也才被列为诺贝尔奖的颁授对象,因为唯有能够实证,才可拿出证据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政策,也才使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本届三位得奖者就是典型的实证经济学家,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言:“本年度获奖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并展示了可以由自然实验来得出关于原因的结果和效力。他们的方法已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由此可知三位得奖人有“发现、发明和改善”三种成效,而获奖也就实至名归,且他们也都著作等身,研究成果丰盛。

检视迄今53届得奖者,经济计量学家和实证经济学家有不少,而劳动经济学家和个体经济计量学家也有舒尔兹(T.W. Schultz, 1902~1998, 1977年得主)、贝克(G. S. Becker, 1930~2014, 1992年得主)和黑克曼(James J. Heckman, 2000年得主),即使是因果关系检定,也有2003年得奖者葛兰杰(Clive Granger)。而黑克曼的“黑克曼二阶估计法(Heckman’s Two Stage Estimation) ”和“葛兰杰因果检定法”更是脍炙人口,想必本届得奖者的“自然实验”更有突破性和实用性,在“大数据”时代的现时,恐怕非得使用“自然实验”不可了!但如何避免有“不道德”情况却必须严肃对待。

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应指的是卡德和克鲁格在1990年代对于“最低工资”影响效果的实证,得出“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此结论与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这个研究结果,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政策的有力论据,很有必要详加解析。

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在1995年于美国《商业周刊》专栏上的〈调高劳工最低工资,就会降低就业机会〉这篇专文,已就此争议说的很清楚。他指出,德州A&M大学的迪尔(D. R. Deere)和威尔屈(F.R. 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莫菲(K.M. Murphy,1997年克拉克奖章得主)教授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所举行的会议里,就指出卡德的研究本身犯了严重错误,举例而言,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提高之后,纽泽西州的青少年就业人数减少的幅度,就已经比宾州大了许多。这是为什么该州在1992年自行调高最低工资后,就业人数的降幅没比其他州来得大的原因。因为资方在第一波调升最低工资时,就可能料到该州的最低工资在次年还会调升一次,因而先行大幅削减了工作机会。

贝克指出,很多研究证明调高最低工资会对就业状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不能拿来作为反证。相反的,由迪尔、莫菲和威尔屈所作的研究显示,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分两次由3.35美元调高到4.25美元以后,青少年、高中辍学者,还有技术层次低的劳工,他们的就业机会的确是降低了。贝克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们已把当时的经济衰退因素列入考虑。贝克下结论说:“‘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

我同意贝克的说法,毕竟最低工资是典型的“价格下限”政策,在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作为教学的标准案例,也就是“供给过剩”是结果,在劳动市场里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即失业,而最低工资是针对“边际弱势劳工”市场,影响的只是“边际劳工”,不只工作机会减少,还会阻碍他们接受训练的机会,但因这些边际劳工相对少,在整体劳工中占比低,往往被忽略,而实证研究难以捕捉到他们,以致于会得到影响小或没影响的结果。

不过,这些弱势边际劳工却是最低工资立法所要保护的对象,结果却反而受到伤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饭吃却变得无饭可吃”下场,是标准的“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事例。虽然卡德本人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但其研究却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有力论据,是不是类似“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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