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71大遊行後，香港政治氣候起了大變化。人們能明顯看到感到的是香港民主的勝利，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感到香港民主在勝利中的失敗，更少人能看到感到失敗中的勝利。
本文想從一國兩制成敗的角度談香港自由民主的成敗。若一國兩制能存活並發展，則香港自由民主勝；若前者廢敗則後者敗。
大凡一種社會制度必須有相應的利益作支持才能生存。一種制度給人們謀利增益，則勝而存，否則敗而廢。人以利益而群分，在中國而言，最基本的是當權者及其同謀者和民眾的權利和利益之劃分。因而，當權者與民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要求不同。
當權者解讀一國兩制明擺著是作為一個增進和鞏固權力的策略性權宜措施。這從下面一些事實可以看清楚。為了能控制西藏，就權宜地給出兩制，西藏兩制無助于增進鞏固權力時就廢之。強迫臺灣接受一國兩制，是因為臺灣的權力還沒有到手，而最能無需付出成本就能淨取得臺灣權力的辦法是一國兩制。其他如聯邦制其麼的都要現大陸當權者交出其手中的部分權力作交換，但是，取得臺灣權力則有限；與一國兩制無本生意比，這可能是一筆利小或得不償失的買賣，所以一概不加考慮。給香港一國兩制是因為要減低收回香港的港人壓力，也給英國一個交權的道義和政治理由。強塞董建華當頭、強調和高壓地要求通過23條，是因為要力減香港的兩制以達到香港政治大陸化，即讓當權者能更直接操控香港的目的。
民眾接受和理解一國兩制與當權者相異。西藏在全部喪失權力和保留部分權力之間，作出接受保留部分權一國兩制的決定；現在要求一國兩制是想從權力全失情況下取回部分權力。臺灣是既擁全部權力情況下，拒絕交出全部或大分權力的一國兩制。香港民眾是在無權置喙的情況下以“煮到來就吃”的被動心態接受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一到手，港人就以自己的利益解讀和要求。港人的兩制要求是港人治港，保留香港既有的自由經濟、自由社會、相應的民主制度、個人權利和生活方式。認為這樣才是真的一國兩制。這和官方的“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的經濟生活兩制，政治、社會一制的要求是不同的；香港人會認為這是假的一國兩制。
現在談論香港自由民主的成敗，基本上就是指香港的原有政治社會保留和發展的成敗。中共的制度性的權力欲望和港人要求港人治港的地方自治權利相悖。而現在的當權者和五十年前的意識形態上並沒任何改變，都是抓權壓倒一切。就是這種制度和當權者意識讓撕毀西藏“十七條協議”和在香港強行23條立法。
23條在港人看來是嚴重地剝奪了香港人的既有的自由民主權利和大程度地改變的生活方式；視這樣的作為是行假一國兩制。這是讓真的一國兩制壽終正寢。
根據上述見解，現在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看香港的自由民主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
香港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明顯的。71大遊行直接的實效是董建華集團全面退卻。劉淑儀辭職、撤23條、現在的董政府一遇民眾反對就退卻，例如填海、縮短投票時間，都在民眾反對下屈服了；在劉淑儀時代是無法想像的，和幾個月前董建華劉淑儀公然在立法會藐視和譏辱民選議員那副趾高氣昂的景況大異其趣。這是一種直接的有形有實的自由民主勝利，所以人人見到和感覺到。
在這種顯性的自由民主勝利的大好形勢下，香港的自由民主也呈現了敗象。其表現為董的民望冒升，達到了安全線的45%以上，已經消除了管治危機；民主黨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人們心態由過去的隔離大陸到變成期待和依賴大陸，大陸以經濟吸納政治的運作已初步見效；因為民主派失去了政治訴求，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未必能壓倒保皇的民建聯，這是潛在的失敗。
要注意的是這種對香港自由民主的逆轉，是在香港和大陸官方只作消極的響應，只是收回天怒人怨的措施而已；對時政並無作出任何補求的工作，也沒有作出任何政治改革，香港既存矛社會盾原封不動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個形勢有可能應了徐匡迪“壞事變好事”的判斷。現在的實情是由中央主導，繞過董挺董、避開董指導香港消解危機和施政的做法，極可能造成既成事實的一國一制。香港多少有些71前爭取自由、批評董倒行逆施，71後爭取中央皇恩，讚美黨的關懷，依賴中央求港的趨向。如果香港人和其代表民主派沒有作為，而官方收買人心策略又得宜，北向神州、由爭取態勢變成待賜態勢的話，由此平順地由一國兩制度到一國一制也許並不是奇怪的事。
經濟吸納政治在國內目前而言已收實效，能否長期有效是未知之數。在香港，就眼前看也收北向神州之效；不過依我看來，香港是一個已經擁有好的經濟政治社會基礎，是一個實存的公民社會，想像大陸那樣用經濟收買港人政治，看來成功的機會不大。
在這種勝利中的失敗裏面，又包含著更為人難以見到感到的自由民主的勝利；而且這勝利又是更本質、更重要、更深層、更具趨向性的。這個更為人難見到難感到的勝利是民主文化的勝利。
香這次類天安門事件，沒有出現開拖拉機進維多利亞公園的場面，但也沒有因而令當權者改專制變民主：徐匡迪對71大遊行“壞事”定性比六四天安門更嚴重，是絕對負面的判定，這是官方立場和心態的表達；至今為止中央還是視代表香港民意主流的民主派為敵，奉召入京面聖者一個民主派成員也沒有。
當權者的本質和心態與反右、六四時並無二致，但對事件處理手段卻絕然不同。這個手段不同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它說明了官和民之間實質上作出了讓步和妥協。官方沒有高壓，民間也沒有得到得勢不饒人，沒有走極端；沒有在董下臺方面僵持，給他一條生路，讓他回過氣來。讓官方從現實壓力中變得理性，並和民間相互間健立了良性互動。於是維持了和平與穩定的雙贏局面（雖則是民間贏多官方贏少）。
第二、它建立了一個範例。這個範例的內容是，民可以反官，而且民反官是有效的；民間的聲音你官老爺必須聽，你必須得到我們這些被統治者的同意才可施政。當這個範例用多了就成了慣例，有了慣例後，人們就會自然地依慣例行事；到了這個地步，我們說民主文化在某方面建立起了。當這些民主文化累積多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我們常說的漸進民主與和平演變，實是包含著這個民主文化建立的過程。
第三、範例的垂範作用。現在畢竟是官民雙贏的局面，民贏不言而喻，官贏則是潛在的，但也是實在的。當官的會用64天安門和71維園不同手法處理比較中得出各自的利弊得失判斷。這一比較必然取維園模式棄天安門模式。於是這個範例就具備了規範和指導作用。更重要的是既然存在這個範例，若香港或大陸以後發生類似的情況，人們都會要求援例而行。我說過香港牽著北京鼻子走，有人反駁說：你牽得動嗎？其實我這個比喻不是說香港擺出一副教師爺架勢握鞕牽牛，而是說港的官民共建的範例，讓人們自覺地、樂意地順著香港給出範例的道路走而已。
我說這個民主文化，只是一個可能性很大的民主過程，而不是說今後發展必然就是依這個進程前進。同樣上面所說的民主勝敗，除了一些既是事實之外，也只是某種可能的預測而已，並不是說這是歷史必由的規則。因為中國和香港的民主是一個極之複雜，影響因素極多的進程；這裏只是從某個角度探討和預測其發展可能而已。
2003/9/28@(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