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編者按：上個世紀末，歷史學者、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繼出版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并應邀在北美洲作巡回演講之后，因在北美華僑、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中獲得巨大反響，遂又應邀在美國東西部几個大城市講演“新十六字綱領探討”，不但迭起震動，而且“新十六字綱領”亦開始廣為流傳，并出現了眾多不同的“版本”。加之，《誰是新中國》頗為深入人心，特別是深入大陸讀者之心，辛先生遂在各方要求之下，開始撰述“新十六字綱領”的講演稿，并在黃花崗雜誌連載刊登。
各位華僑，各位留學生朋友們：
我今天要講的是“新十六字綱領”。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將近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為了發動中國的國民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王朝，推倒已經延續了二千余年的君主帝制，志在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所以，他便從中國同盟會的誓詞里面，擇出了四句話，十六個字，來做為發動國民革命的綱領，這就是：
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這個“十六字綱領”，在他和他的時代，應該說是胜利地完成了。但是，民國創建之后，不僅出現了袁世凱复辟帝制，張勛复辟滿清，和北洋軍閥打著“共和”的旗號，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以企圖重新實現“專制一統”，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指責的，“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而且，由于蘇俄帝國的長期陰謀顛覆，日本帝國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國共產党長期受俄命而造反奪權，因此，曾推倒了數次复辟、戰胜了日本侵略的中華民國，又在一九四九年，于中國大陸遭遇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專制复辟”。只因這個复辟，既以革命為名義，又以馬列的共產主義理想為號召，更在國際共產專制复辟勢力的挾裹之下，實行殘暴的專制統治，因而，才將辛亥以來，我們正在艱難推進著民主共和的中國，推進了一個万劫難复的痛苦境地。
我雖然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里面，已經將中國國民革命慘遭共產專制复辟的歷史，作了一個十分明确的證明和闡述，但是，那也畢竟只是揭開了歷史的真相，揭露了中共“革命”意在實現、并已經實行了專制复辟的本相而已。但如何推倒這個复辟，重新開啟中國的民主共和進程，還我國民的民權和民生，直至還我中華民族的本來面貌和應有精神，使一個已經被中共的專制复辟統治徹底敗坏了的中國，“死而复生”。對此，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依然認為，“要想擁有一個正确的未來，必須先有一個正确的史觀”，誠如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向后看，就是為了向前進”。
自然，也正是因為“向后看”了，也才使我們看到了晚清洋務運動和中共改革開放，在形式、手段、性質和目標上的完全一致性；看到了中共專制复辟政權和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一樣，都不甘心將它們的專制制度改革成民主制度的歷史一貫性；看到了要想真正地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就不得不推倒共產專制复辟制度的革命必要性；因此，我們認真地研究了孫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十六字綱領”，并以它為基礎，結合當代中國的現實需要，然后才提出了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新十六字綱領”，以期“廣作革命宣傳，普及革命知識，開啟民智，凝聚民心”，或為推翻中共專制复辟統治，或為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而盡我們應盡的一點力量。
這便是“新十六字綱領”的由來，是我要在各地講演“新十六字綱領”的初衷，也是我要將它寫成講稿、并要在《黃花崗》雜志上連載的目的。
我現在可以講這個“新十六字綱領”了。
當然，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新十六字綱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形成，确實是經過了許多思考和磨礪的結果。因為，我第一次和朋友們談到應有一個“新十六字綱領”，那時還在北京，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初春，在我“自我流放海外”之前。而我第一次公開提出它，是在一九九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紐約發行講演會上。當時，在中華公所大禮堂主席台兩邊的大圓柱上，貼著的，就是推倒專權，還我民權；繼承民國、統一中國這十六個字。這大約便是最早出現的“新十六字綱領”了。嗣后，我又經過了多次的思考和改動，并多方地征求了意見，特別是國內讀者的意見，才終于形成了下面的十六個字和四句話。它們是：
驅除馬列──恢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還我民國──凝聚中華中國的國家認同；
實行民權──确認中華立國的民主方向；
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自由統一。
倘若只摘取這四句話的前十六個字，那就是：
驅除馬列，還我民國；實現民權，愛我中華
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來探討的“新十六字綱領”了。
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它的“第一講”：驅除馬列，恢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認為，它才是當代中國民族民主的第一歷史使命，更是一場必須的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在“第一講”里，我要講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真正做到驅除馬列和恢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現在就先講第一個問題：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為什么要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我們的中華，向來就是一個禮儀之邦，向來就是一個雍容大度的民族。數千年來，我們不僅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采取抵制、排斥、消滅的態度，而且，總是虛心接納，認真研究；甚至融匯發展，相得益彰。從而才愈來愈形成了我們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于今只剩下中華這一國与世長存；斷流了七百余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國因“漢傳”才得到了再生、發展和回流；至于顛覆了宋、明兩朝的蒙人和滿人，卻不僅為中華文明所征服，而且為中華文化所同化，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具有這种“德性”所至……
風水輪流轉。到了滿清末年，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落后了，我們一些有眼光的知識分子，非但主動地開始接納外來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學習起西方進步的文化和文明來了。晚清時代的“西學東漸”，各种西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發展，說到底，莫不是因為我們具有著這樣博大的民族胸怀所至。而也正是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也才被挾裹在“西學”之中，“東漸”到了我們中國。那個時候我們雖然還沒有能力辨識它在西學中的地位和性質，更不可能辨識它“不過是對西方民主進步潮流的一個反動”──也就是說，它雖然打著悲天憫人的共產主義旗號，鼓吹的卻是一种主張專制倒退的复辟思潮。
但是，中華非但沒有驅除它，而且在“歡迎”它，研究它，傳播它和批評它。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事實上，毛澤東的這一句話，与他的許多話一樣，不過都是一個個天大的謊言罷了。因為，馬克思主義絕不是蘇俄的所謂革命送來的，而是早就送來了。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里，就把這個事實挑明了。因為：
一是早在一九零三年，滿清還遠沒有垮台的時候，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就已經由趙必正先生翻譯成漢文在中國出版了，它是隨著西學東漸而進入中國的首批馬克思主義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中國同盟會的机關刊物《民報》第二號；一九零八年，中國《天義報》第十六號和十九號，就已經翻譯和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党宣言”。也就是說，連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都非但沒有驅除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允許它“東漸”來到了中國。
二是辛亥之后，由于國民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國的大地上，更是出現了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种學術政治觀點，不但可以自由并存，而且可以自由競爭。那個時候，非但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大的傳播，并且具有鮮明共產主義色彩的《中華民國工党》和“中國社會党”，也已經應運而生。胡漢民、戴季陶等人還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開始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梁啟超的“共學社”已經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和《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等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雜志，也已經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也就是說，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后，即使新中國正處在民主革命和种种專制复辟勢力的反复和艱難較量之中，即便是中國正處在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倒退統治之下，中華也沒有驅除馬列，而是允許它在中國傳播，甚至是結社，就不說一九二零年八月，蘇俄就已經派人到中國來創建了“認馬為宗、認蘇俄為祖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党了！
三是一九二七年之后，就是按照中共顛倒歷史的說法，中國已經處在“國民党反動派”的反動統治之下了。但是，在蘇聯大舉侵略中國和妄圖顛覆中華民國之時，當政的“國民党反動派”，也只是對“拿槍造反”、并且志在遵俄命“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國共產党，進行了完全正确的征討，但卻對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列宁主義，非但沒有采取嚴厲禁止的態度，而且還本著輿論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當的新聞出版自由。那個時候，豈只是宣傳無產階級革命、號召要“殺光國民党”的小說，都能夠出版“出名”（參見本文作者的“所謂左聯五烈士”一文），甚至連馬克思列宁主義的著作，包括前蘇聯一些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文藝理論著作，竟都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几乎得以全部出版。也就是說，被中共指罵為反動派的國民党，也沒有“驅除馬列”，雖然馬列已經開始在可怕地禍害著我們的中華了！
四是在中國人民長時期的艱苦抗戰中，為了團結抗戰，中華民國政府又對那個慣用“陰陽兩謀”的共產党，采取了“團結”的方針。因此，“國民党反動派”不僅不再征討使它腹背受敵的武裝共產党，而且還允許它在大后方辦報、辦刊、辦出版，演戲、演劇、拍電影。就是打著宣傳抗日的旗號，大肆地宣傳馬克思列宁主義，宣傳共產革命，從而使得不抗日的共產党，和“只有后方、沒有前方”的中共軍隊，有了整整八年的時間，在全中國范圍內宣傳馬克思主義，集結共產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積極准備內戰打天下。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歲月，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人民進行長期的艱苦抗戰之中，中華也沒有驅除過馬列。雖然它終于“遺禍無窮”……
至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國大陸人民，不論是心甘情愿者，還是被迫無奈者，就更不可能敢于驅除馬列了，換句話說，則是只能坐待馬列來“收拾、禍害”他們了！
朋友們，上述這些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都只能說明，我們中華，從來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從來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寬容待人，以能夠包容一切的胸襟，來對待人類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對那些有害的文明和文化，我們都能夠以“仁”為怀，亦以雍容大度為姿態，接納、鑒別，絕不輕易“驅除”，更不會以“殺伐”相待。這就是我們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又有誰能說，我們中華如此文明的文明，竟還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呢？
但是，盡管中華有如此地見識、文明和胸怀，馬列又是怎樣對待我們中華的呢？
第一、馬列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所謂族權，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傳承權和發展權。
我先說傳承權。因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被稱為民族而傳承，除掉人种、地域、語言等等自然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由這個文化所凝聚的民族性了。中華民族在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中，不論進退或胜敗，天下大亂還是天下大治，哪怕是兩度被亡了國，都沒有遭遇民族覆滅的命運，相反，民族反而得到了發展，民族性反而得到了丰富，就是因為連我們的敵人也承認了我們民族的好文化。因為我們先進的民族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說，我們民族文化中的先進成份，美好成份，既同化了我們的敵族，也吸收了我們敵族可取的文化。直到將我們的敵族熔進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里面。所以，中華民族的傳承權不但沒有被僭奪，相反，中華民族的發展權甚至得到了更大的歷史空間。
但是，在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奪取了大陸的政權之后，他們竟然立即僭奪了中華民族的傳承權。
它們是怎樣僭奪的呢？
一是以反對封建文化為籍口，全盤否定已經存在和發展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甚至以造反、抄家和“破四舊”為號召，瘋狂毀滅我們的文化古籍，將我們歷經數千年建設和流傳下來的种种好文化破坏殆盡。直至任何一家宗教和宗教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不能幸免。毛澤東那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么！”實在將他對我們民族文化史無前例的“焚和坑”，總結得再生動不過了。
二是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為借口，將民國以來中國人民早已擁有的思想權、信仰權、輿論權和出版權剝奪殆盡，徹底廢除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家宗教和思想在中國的自由存在，更不用侈談什么自由競爭了。從而將那個外來的“馬列邪教”獨尊為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就是所謂“國教”。并從此“獨尊馬列，罷黜百家”，非但連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就被他們斥為“過時”，而且凡是与三民主義有關的，不是廢，就是抓，不是打，就是殺。過來人都知道，凡父母年輕時為抗戰報國而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豈但他們的父母沒有了好日子過，就連他們自己也再不要想過好日子。中華民族（大陸）終于為馬列邪教所一統。
三是以馬列的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鏈條”為依据，連續地發動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實行瘋狂屠殺和強迫改造。目的和手段呢？就是既要毀滅中華文化“源遠流深”的下層社會基礎，也就是要在鎮反、肅反等各种連續的政治鎮壓中，以鎮壓“反動的道會門”為名義，全面取締城鄉一向自由存在的民間宗社團體，殘酷夾殺民族文化在民間的形形色色傳人；又要持續地和大面積地迫害知識分子，包括對民族和國家有著重要貢獻的著名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并強迫他們進行永無休止的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必要時，甚至不惜策動單一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直至誘發全面的“反右派斗爭”，以明火執仗地鎮壓和迫害知識分子文化人。從而不僅消滅了中華文化的下層社會基礎，而且，從此窒息了代表了中華文化傳承和發展成就的文化人，使他們從此成為一群不敢思想、不會思想的“腦死知識分子”，甚至成了專制复辟時代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木乃依”。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利，終于為馬列所徹底僭奪。
四是就像任何一個好人家，都會有垃圾，也都要倒垃圾，家族歷史越是綿長的，一旦清掃起來，垃圾就越多。同樣的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里面，也就一定會存在著不好的思想文化成份，也就是落后的部份，糟粕的部份，何況一個綿延了數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但是，馬列雖對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好思想、好文化，進行了真正史無前例地“既焚又坑”，并且讓秦始皇也“望馬興嘆”，但是，它卻對我們民族文化中不好的成份，糟粕的部份，專制落后的部份，非但不檢不棄，而且“欣賞備至”，甚至要“戮力發展”──也就是要用馬列的思想，將它們理論化和現代化，說白了，就是馬列化，就是要將它們“建設”成為馬列文化的一個部份。而其中最為斯大林和中國馬列子孫們所相中的，一個就是被中國數千年正宗思想所一再批判過的，“流民造反思想和流民造反文化”。特別是它們在經過毛澤東的“創造性發展”之后，也就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思想文化了。這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句名言──“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真正由來。另一個，就是由中國數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特別是兩千年君主專制制度所積累起來的，專制統治的權術，說是純專制統治的哲學也行。但是，正是這個与近代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相去甚遠的專制權術文化，也為中國的頭號馬列子孫毛澤東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并為馬列王朝層層級級的大小馬列子孫所“心領神會”，甚至使得中國大陸的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都能夠深諳其中的奧妙，從而使專制的權術斗爭，豈但是在理論上，特別是在實踐上，均被他和他那個馬列王朝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地。半個世紀以來，在這個洋教王朝的每一級封建政權和每一個“封建單位”里面，所無時無刻不在表演著的，丰富而又精彩的權術斗爭，實在要讓我們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劇作者們“欣喜若狂”。再就是，中國極少數帝王所“興”過的“文字獄”，竟然也為馬列所“情有獨鐘”。就像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在從來沒有實行過宗教專制統治的中國歷史上，也就是在從來沒有實行過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中國專制歷史上，實際上，“文字獄”只是很少出現過的一些“個案”，并且范圍小，時間短。有的，只是為偶然出現的民族原因所導致，所謂由“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所引發的清代“文字獄”，便是如此。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卻在馬克思主義、列宁主義的指導下，將它發展成了馬列專制極權統治下，“大規模的、一再發動的、和無限血腥的”文化鎮壓運動和民族鎮壓運動──說白了，便是它要借机利用馬列這個洋教和邪教，來鎮壓我們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為此而家破人亡者，何止是千千万万！至于中國的梁武帝，因篤信佛教，而能夠与不信佛教者開台辯論，并且就是辯輸了，也不關人、殺人，像這种优秀的思想文化行為，馬列倒是“不肖一顧”的了！所以，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份，而制造出來的种种“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于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种“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
五是馬列子孫利用獨霸的國家權力，以歐洲中世紀教權統治者建立宗教經院哲學為模式，自上而下、全方位地建立了馬列經院哲學，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創立了形形色色的馬列研究机构，或挂鉤式的馬列指導机制，以將一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都系統地納入馬列邪教的“指導”之下，更將一批又一批复辟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個地都扭變成了只會呼喊馬列口號的“邪教徒”，和只會在馬列指導下“做學問”的“馬教知識僧侶”，甚至是“根本沒有知識”的馬教僧侶──一邊熬受非人的人間痛苦，一邊卻要千方百計、甚至是口不應心地證明“馬氏邪教天堂”的虛幻存在。今天，我們只需翻閱數十年間任何一本由馬列王朝所出版的思想文化著述，甚至是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后才出版的思想文化書籍，讀一讀那一句又一句、一篇又一篇和一本又一本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寫作出版的政治、歷史、經濟和文化著作，除掉只能令人作嘔之外，我們還能企圖在他們里面得到什么呢？
但是，正因為如此──獨尊馬教，才變成了全方位的馬教統治；罷黜百家，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殺盡百家。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豈止被褫奪一盡；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經迅速地為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
一九四九年之后，似乎沒有經過太長的歲月──
中華主體文化“以仁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變成了馬列的“以斗為綱”。豈止要公然宣布“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且還必須“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說白了，就是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直到他們斗得“其樂無窮”，斗得黎民百姓“其苦無限”，斗得遍中國大陸“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至斗死了數千万人民，竟然仍不甘心，還要號召“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還要“繼續斗下去”，即便是斗到了馬列子孫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手里，也還是要“變著法儿”繼續往下斗……直到連只要練功強身的“法輪功”，也要被他們斗得“七死八活”……
中華“以中庸為道”的理想行為方式，竟徹底改變成了馬列永遠要“實行專政”的極端專制行徑。歷史的事實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僅要用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無休止地對付他們已經十分可怜的“敵人”和完全無辜的民眾，而且要用無休止的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對付自己邪教的“袍哥”們。他們從對高崗饒漱石專政，直到對馬列王朝的主席劉少奇專政，直至把他自己那些邪教徒們，斗得哭的哭，叫的叫，想活的不得好活，要死的不得好死……
中華以“兼收并蓄”為模式的思想文化發展，則變成了外來馬教只允許“獨姓單傳”的思想文化專制。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包括邪教王朝的所有臣民，不僅被逼迫得“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而且被逼迫得“事必奉馬列”，連和尚也必須學馬列，非馬列邪教的“大袍哥”、共產党員趙朴初，便無人可以擔當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席……而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向來具有的“著書立說”之權，如前所述，除掉只允許“在馬列主義指導之下”以外，一概取消取締，稍有离經叛道，或只是被怀疑為离經叛道，便動輒被批判斗爭。中華自古以來就是“儒不獨，三教并”的思想宗教自由，也就是“儒、釋、道”均可以同存同興的自由，竟從此變成只能夠“為馬教殺人的自由”。多少無辜的中華儿女，就是在馬列子孫們所謂“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宁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党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之下，被邪教主和邪教徒們瘋狂殺害……甚至就連“拍馬屁”，都會因拍得大小邪教教主們不夠舒服，而被整治得家破人亡。著名的馬教教徒、中共中央党校校長楊獻珍和一大批著名邪教徒的悲慘下場，便是明證。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實在是遭遇到了“滅絕性”的瘋狂鎮壓……從此，中華文化的优秀傳承和傳承优秀的中華文化，似乎只能在那個小小的台灣島上和漫漫海外，成了炎黃子孫們的一廂情愿了。
中華以“王道樂土”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為馬列“血腥霸道的共產主義”所玷污、所取代。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明白，為什么深講孝悌之道的中國，竟然會在馬列邪教統治的專制复辟時代，時時處處地都會出現“妻子揭發丈夫、儿女斗爭父母”這樣大規模“不孝不倫”的社會現像？為什么“禮、義、仁、智、信”這五种為人的美德，在中國數千年的民間，男女老幼皆可以耳熟能詳，但到了馬列复辟統治的時代，几代大小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橫豎不知，卻又要將它們當作封建文化而大批特批？至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中華文化的优秀內容，所體現的做人、治學和深怀理想的精神，就更是在馬列邪教“大亂中華”的复辟歲月里，既為中華的馬列子孫們棄之如弊屐，又為無數的中華儿女所不知和不解……
而中華以“制民之產”為代表的，有助于保護“私有制”和促進私有經濟發展的民族文化，又為馬列所謂的“公有制”文化所強行取代。從而不僅將中華民族數千年合法存在的私有財產制度破坏殆盡，而且對“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私有文化觀念進行了“連根拔”式的徹底破坏。所以，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大陸人民才不得不將自己的人身依附于中共一党，人人成了共奴；鄧小平之后，中共又在權力私有、財產更要私有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將整個中國大陸惡變成了一派“党治、党有、党享、党貪”的亡國景象……
孫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誡說：“要想消滅一個民族，必然首先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來，馬列豈只是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為了亡我中華啊！因為滅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我們中華民族，豈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奪走了魂靈的“行尸走肉”了嗎？
然而，馬列又豈止是“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而且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生活方式的傳承權。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國元年之后三十八年間相當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几乎全部無法傳承下來了。
具體地說，一是中國農民數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生活方式，被馬列在經濟上的公有制所徹底消滅。如前所述，中國的數億農民，從此成了“共產農奴”。也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家樂，從此竟在中國成了歷史的絕響。
二是大家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個體戶，就允許做生意，特別是小生意。說得“專業”一點，就是：自秦以前，中國就有了自由的個體商人，和存在了數千年的市場經濟初級形式──商品交換。到了中古，尤其是近代──宋、元、明、清時期自由經濟發展的萌芽，晚清改革開放所奠定的市場經濟的基礎，特別是民國創建之后迅速建立起來的自由經濟體制，及其成就，竟然就因為中共要用馬列所謂的公有經濟理論治國，而被破坏殆盡。所謂“小生產是資本主義汪洋大海”的馬列教條，所謂要“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种种倒行逆施，連一個老婆婆賣几個雞蛋也要被斗爭、被批判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將中國人民推進了几千年所未遇的痛苦生存狀態之中。
三是自秦以后，中國就開始廢除封建貴族政治，逐漸确立了君主平民政治，并通過“毫無出身限制”的科舉考試，以選拔人才、為政府“吐故納新”。中國古代歷史上，曾出過多少貧苦人家出身的“好宰相”！到了民國時代，根本不看出身的平等的公務員考試制度，也已經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得到了立法和推行。更早一些，連辛亥之后軍閥混戰的歲月，北洋政府都要敞開“官門”，絕對不查出身地考試選拔他們的“官員”。歷朝歷代的“反動統治階級”們，至少沒有剝奪普通民眾讀書、考官和做官、做事的權力。但到了馬教專制复辟時代，馬列子孫們卻依据馬列極其反動的“階級論”、“血統論”和“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將中華民族上述進步的、或含有進步內容的政治生活方式，廢除殆盡，而代之以“唯成份論”和所謂的“重在政治表現論”。中共的土貴族子弟們，甚至能夠一邊揮舞著浸血的皮鞭，一邊將“老子革命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的“革命歌曲”唱徹云霄，從而將眾多所謂“出身不好者”、和所謂的五類分子們參与政治生活的應有權利，參与其它种种社會生活的應有權利，甚至僅僅是謀生的起碼權利，几乎剝奪得一干二淨。
四是如前所述，中國知識分子數千年來所擁有的，相當自由的思想表達權、文化著述權和人身自由權，特別是他們對歷代統治者所擁有的“不合作權”，“反改造權”，以及“自我標价”權、也就是“歸隱山林”以求曲線做官的“權力”，統統剝奪一盡。以致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已經真正地出現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濱，莫非党奴”這樣一個“全方位專制复辟的現代極權气概”……
我顯然應該說清楚的是；直到不得不与晚清一樣，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之時，中共才在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以馬教極權統治為體、而不是以中華專制統治為體”的前提下，仍然為保護這家洋教專制复辟統治，而將我們在晚清和民國早已存在和發展過的一切，開始了遠沒有“到位”、也沒有可能“到位”的恢复。它在改革開放中──所“改”的，不過是馬列統治的枝葉，而不是馬列專制的朝綱；所“放”的，不過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被馬列強行禁錮、橫加破坏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發展內容”罷了。這就是我所說的“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意思所在。雖然，它那個以馬體為體的改革開放，卻正在將整個中國社會推向真正史無前例的腐敗和腐爛之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也正在遭遇著馬列又一輪惡毒的精神污染和毀滅性的破坏。
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傳承權遭遇了馬列無情的僭奪，那末，中華民族的發展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更加可怕的僭奪了。而這种可怕的僭奪，一個就是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推動民主變革和扞衛民主變革成果的權利，另一個則是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借鑒和學習西方進步思想和文化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族從近代開始，由于漫長的君主專制制度，已經走向了它的消亡期；腐朽的滿清王朝，也已經面臨著它的覆亡；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經濟進步和新式文化，不僅給已經落后了的中國，帶來了新鮮的歷史進步气息，和“非變法不能強國”的迫切感；而且，世界列強的欺侮和凌辱，也已經威脅到了中華民族的存亡和興廢。因此，“歐風美雨”才會吸引了中國的先進人士，“變革圖強”也才會成為愛國志士的一心追求。如果說晚清政權的改革開放，既因此而催生；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更因此而發動；那末，由滿清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結果──近代自由經濟在中國的產生；和由孫中山的革命所帶來的政治成果──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創建；便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身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獲得的重大歷史進步。
雖然這個進步因外族的顛覆和入侵，而步履艱難；更因專制勢力反扑的必然性，而一再地出現過進程中的混亂，但是，新中國──中華民國，還是對外戰胜了侵略，對內戰胜了袁世凱的公然复辟帝制，張勛的公然复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從而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中華民族的這個發展，卻因為遭遇了那一場“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复辟，而前功盡棄。從此，中華民族的中國，竟然為中國馬列子孫所竊奪，中國的民主進步更為中共的全方位專制复辟所阻斷，中國人民歷經了近百年的艱難奮斗才看到的光明和希望，竟只因為“錯把复辟當成了革命”，而將自身民族的發展權，葬送在馬列和馬列子孫的手中。之后，就像我在“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的馬列子孫們，竟是“以奪命來奪志”的方法，又將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扞衛自己民族和國家追求進步發展的權利，淹沒在一片又一片的血泊之中了……
然而，奪取了權利、實現了全面專制复辟的中國馬列子孫們，由于它們將馬列邪教──這個在近代西方反對自由進步、鼓吹專制倒退的所謂革命哲學，頂禮膜拜為中華的絕對統治思想，甚至以長時期的“閉關鎖國”為手段，來斷絕所有中國人對近現代西方的了解，因而，又將中華民族借鑒和學習近現代西方真正進步文明的權利，僭奪殆盡。這就使得身處复辟時代的中國大陸人民，在漫長的黑暗歲月里面，只知馬列洋教，而不知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西方進步思想了。這就不僅造成了人民重新覺醒的推遲，而且造成了民族重新發展的艱難。
中共在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之后，固然因為門窗不得不開，而使得复辟時代的人民，突然感受到了當代真正西方文明的刺激，也使他們感受到了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真正恐慌。但也正因為中共立國的思想基礎就是馬列，所以，本身就是全盤西化之怪胎的中共，就還是要不斷地反“西化”，就是反對真正的西方文明，反西方進步思想文化的“污染”，直至只准許“挂狗頭，賣羊肉”，而絕不准許“挂羊頭，賣羊肉”；明明是要“維持一個由馬列統治的中國”，卻非要聲稱，要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的，在馬列子孫們心里，說到底，中國不過是一個“特色”而已，它們所要的，還是“馬列的社會主義”，還是馬列！此一言實在是道破了馬列子孫們的“天机”！因為，哪怕它說的是“有馬列特色”或“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那也畢竟是先要中國，然后再要“馬列特色”或再要“社會主義”，也就不算是“本末倒置”了！當然，中共的一廂情愿，最后也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但是，在當代這個迅疾發展的世界之上，馬列對中華民族學習西方真正現代文明、特別是進步思想文化權利的僭奪，實在將中華民族太長地推陷在它那個全方位專制复辟的死港之中了。
我剛才已經講了馬列是如何僭奪了我們的族權的，我現在就要接著講，馬列又是怎樣地篡奪了我們中華中國的國權的。
為什么說馬列篡奪了中華中國的國權？而且，什么才是中華中國、和中華中國的國權呢？
明白地說，所謂中華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而中華民族建立自己漢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的權利，就是中華中國的國權。可以說，自有中國以來，一直到滿清、民國，它們都是中國，并且都是中華民族的中國。因為他們不僅“形是中國”，而且“神是中國”，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在形體上、規模上、民族的多寡和民族的熔合上，有了怎樣的變化，只因這個中國的立國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的建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所要傳承、發展和扞衛的，全是中華民族的，即便是要學習借鑒別人的，也一定要將它熔化成中華民族自己的，那它必定無疑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了。這也是滅了南宋的元朝，竟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朝代；滅了明朝的滿清，就更是中華民族之一個朝代的原因。因為他們都接受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并被中華民族所吸收、所同化。慈禧太后張口便是“中華”，而從來就沒有自稱過“滿華”。如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她那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与族之歡心’的話，雖然浸透了她無可奈何的賣國情緒，但是在她的深心之中，早就將滿族當成了中華民族的統治者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复中華”，雖然是要借民族革命為一助，但是，他還是對“驅除韃虜”作出過極為明确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他要驅除的，不是滿人和滿族，而是滿族貴族的君主專制統治。并且他還更明确地說過﹕“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他所從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貫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論他們在打江山之前，還是在占江山之后，他們所要建立的，所要維護的，都不是中華的中國，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為什么？
這是因為：
首先，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獨立建國的權利。因為不論它們曾處在“革命造反”時代，還是已經處在奪權掌權之后，它們都是在“思想上認馬為祖，關系上以俄為宗，行為上，則是以分裂、出賣、搞亂和禍害中華民族，推翻和消滅中華中國為目標”。特別是他們為了定馬列為“獨尊”、更為了將馬列邪教來作為統治中華民族的思想，而敢于連續地“為這家洋教屠殺中華儿女”的殘酷統治行徑，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他們雖然也是“黑發黃皮”，但卻是地地道道的“馬列子孫”，是道地的洋教徒和邪教徒。所以，由這群背宗忘祖的馬列子孫、邪教徒所建立的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馬列的中國，一個由外來邪教統治的中國。而這個馬列中國，既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邪教教廷的一個宗屬國，又是我們那個世仇大敵──新沙皇俄國的附庸國。如此，我們指斥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在現代獨立建國的權力，也就言之不過。
其次，馬列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因為眾所周知的是，中國自辛亥之前，君主立憲的追求者們就已經在謀求“君主王冠下的憲政”了。辛亥之后，中華民國的創建，就將建成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當成了中國人民的根本追求目標。連袁世凱在掌權之初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都明确地指出過：“中華民國為永遠統一之民主國家。”并且稱此條原則，“永遠不得予以修正。”
然而，馬列又是怎樣地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的呢？
我認為，馬列是以在中國制造“四大歷史混亂”的方式，來篡奪中華民族民主建國的權力的。
一是制造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混亂。因為，正是這個馬列，和由這個馬列在中國煽起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在理論上將孫中山先生發動和堅持的中國國民革命，指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而亟欲取代之；而且，更因他指罵孫中山的革命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一定要推翻之。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當中國國民革命正在擔負著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复辟的重大歷史使命之時，由蘇俄建立的第三共產國際教廷所命令、所指揮的中國共產革命，也就是中共的武裝造反，它們不是受俄命陰謀加入中國的國民革命，而制造兩种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就是公然背叛國民革命，立即反扑國民革命，而造成了兩個革命的混戰。從而將辛亥之后志在扞衛新中國──中華民國，和志在推進中國民主憲政的中國國民革命，反而給推到了一個“被革命”的荒唐地位之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因此而遭遇了巨大阻礙，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亦因此遭遇到了被阻斷的不幸命運。
二是制造了中國國家分裂的混亂。我們不能想像的是，一個正在被分裂的國家，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建設著它們的民主憲政；我們更不能想像的是，一個正在外敵的命令之下，企圖以分裂祖國為手段，來顛覆自己國家的武裝造反党，卻是一個正在為自己國家建設民主憲政的党。如果我所說的上面這兩條理由能夠成立，那末，我們只需要稍稍地檢索一下中共在蘇聯命令下，持續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們就能夠證明，正是中共，才制造了國家分裂的混亂，從而成為破坏中華民族一心進行民主建國時代的“家賊”。并且這個家賊還在數十年間，不僅里通外國，而且始終為外賊所命，更為外賊所用。如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中所揭穿了的那樣，一九二九年，它在前蘇聯大舉武裝侵略我們的祖國時，就曾受斯大林之命，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里應外合”。一九三一年，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全中國都在沸騰著抗日御侮的愛國情緒時，這群馬列子孫，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篡立了認俄為父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甚至在它的“憲法”里，公然地號召要分裂祖國，不僅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作了榜樣，而且，從此將中國分裂至今。至于中共与台灣分裂勢力親密的歷史關系，至于中共在當今海外与台獨勢力的一唱一和，及其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真不知已經制造了多少要求台獨的分裂主義者，和多少正在“假愛國、真擁共”的“和平統一論者”了！
三是制造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因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發動局部侵華戰爭始，中共在其后整整四年的時間里面，非但無一言一行以抗戰，相反，卻是利用中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机，在新沙皇斯大林的三項命令下，發動農民暴動，實行武裝割据，在中國篡立俄國人所需要的所謂“蘇維埃政權”，直至干脆建立了第二國中國──認俄為宗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率先分裂了中國。這就不僅將正在被迫抗戰和積極准備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逼迫到了腹背受敵、外患加內懮的痛苦境地，而且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實際上進行兩面作戰，既削弱了自身的對外抵抗力量，又增強了外敵的侵略野心。這是其一。
其二，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雖然堅持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竟能夠在戰火之下，勉力推行民主憲政的建設，可以說是舉世沒有第二國，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馬列子孫們，卻又認定：中國人民長期的反侵略戰爭，不過是他們“要在長期民族革命戰爭的歷史條件下，發動革命以奪取政權”的大好歷史机遇，從而決策了日蔣火并的“偉大抗日策略”，走“專打友軍，不打日軍；專圖擴張，不圖抗日”的所謂抗日路線，直到干脆“要与日寇夾擊（參見毛秘書李銳新著）正在堅持抗日的國民党軍隊”。并且，誰要是揭穿了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行徑，他們馬上就大打出手，利用國民政府給了他們的新聞、出版自由，利用國際間對他們不抗日真相的難以了解，高喊“要擊退反共高潮”，“要打倒國民党頑固派”，“要對外宣傳我們共產党才是抗日的，國民党才是不抗日的”。這不僅使得正在艱苦領導抗戰的國民党及其政府，打它不是，不打它又不是，只能“徒喚奈何”！而且，中國人民的長期艱苦抗戰，就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破坏搗亂，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賣國擴張，便在她極為艱苦血腥的抗戰歲月，將一個本已在全民族一致對外的偉大衛國戰爭中，團結奮發起來的中國，活生生地又被他們分裂成了兩個。就像當年左傾的民辦報紙《大公報》所說的那樣，“不少友邦人士到了延安，看著到處飄揚著的鐮刀斧頭旗，听著共產党的國際歌，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了……”
這伙馬列子孫所制造的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豈只是“痛苦’二字便可以包括得了的，由這一混亂所造成的禍患，竟然直到今天，都還在禍害著我們的中華。
四是制造了“錯把复辟當革命”的混亂。眾所周知的是，馬克思主義是被他的徒子徒孫們稱做“革命的哲學”的，而這一家所謂的革命哲學，它的鋒芒所向，竟全都是那些剛剛推翻了封建專制、和剛剛開始建設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在西歐，它的革命對像，就是高舉英、法民主革命的旗幟，正在擺脫封建壓迫、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只因為西歐自由民主力量的日漸胜利，才使它在整個西方徹底敗下陣來，并永無翻身之日了。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被迫東渡，卻使它在農奴制解體不久的專制俄國，將其旨在复辟倒退的革命目標，指向了剛剛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從而“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列宁名言），徹底地、全面地复辟了專制制度，并將俄國的專制統治推向了馬教專制复辟統治的極端。
而由俄國共產專制复辟政權直接向中國輸入的馬教革命，自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猶豫地將它的革命茅頭，指向了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二千年帝制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并且在俄國新沙皇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非推倒這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便絕不罷休。
然而，一是它在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里，因高喊革命，而混淆了視听，模糊了真假革命的界限，制造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二是它在民主革命和專制复辟必有的較量歷程中，既以革命的名義來發動專制复辟，又以革命的熾情來推動專制倒退，從而制造了革命与复辟在口號、形式和手段上的糊涂不清；三是它既然能夠利用“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實現了俄國民主革命后的倒退和复辟，那它就完全可能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并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起義都是意在“建立新王朝、复辟舊制度”的歷史經驗中，將馬克思主義這個旨在鼓吹复辟倒退的“普遍真理”，与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發動農民造反打江山的陳舊歷史方式，在辛亥之后的中國，更在中華民國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复辟勢力一再反扑的艱難民主進程中，來發動他們旨在“利用新名號复辟舊制度”的革命了。這既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教導中共說，“中國共產党革命的成功，就看它掌握農民武裝的多少”的由來；更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中，曾一再地要教導他的党人和軍隊說，“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的原因。
若再加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儒家大同思想，既被馬克思霸道血腥的共產主義所侵染、所玷污；辛亥之后外敵內亂的交相煎迫，也就是外患無止和內亂無休；和國際戰爭所帶來的非常歷史條件；于是，一場錯把复辟當革命的歷史性混亂，也就敷演出一場太大的歷史荒誕劇。在這出歷史荒誕劇里，真正的民主革命，竟然變成了“反動的革命”；复辟的專制勢力，倒成了必須謳歌的“民主對象”；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非但被顛覆、被推翻，虛假的人民共和國，卻在“中國人民從此跪下去了”的尖利嘶叫聲中，成立了馬列的專制王朝，而非中華的民主中國；而那個复辟了封建統治和專制統治的北京洋教政權領袖，非但無需加冕，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所有帝王都自嘆不如的“超級帝王”，他甚至能夠史無前例地昂然挺立在象征著中國數千年封建和帝制的天安門城樓上，逼迫全中國都要對他“山呼万歲万歲万万歲”……辛亥革命三十八年之后，終于得逞的全面專制复辟，甚至是全面的封建复辟，終于用無數人民的鮮血，凝結并照耀出了一片“复辟的輝煌景象”……而中華民族在近現代獨立建國、特別是民主建國的國權，就是這樣地被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篡奪罊盡！
然而，馬列豈止是篡奪了我們獨立建國和民主建國的權力，而且，破坏了我們恢复民族自治的權力，阻擋了我們反對專制一統、追求民主統一的權力。這自然也是馬列對我們國權的篡奪。但這一部份的內容我將在“新十六字綱領”的第四講──“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自由統一”里面，再作系統的解說。
朋友們，如果說馬列只是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和國權，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馬列還殘酷地、徹底地、和長時期的地剝奪了我們中國人民的民權。
如我前面所講，他們一是以進行思想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思想權，甚至是思考權。也就是說，馬列子孫們用他們已經奪取的統治權力，規定了中國人民只能信仰馬列邪教，并且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而本民族和全世界的其他任何思想宗教和文化，均被列在被否定、被批判和被掃蕩之列。一旦稍有异議，或者僅僅是被怀疑“有异議”，便因“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宁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思想罪，而列為反革命罪，并且是重罪，甚至是極刑之罪。這自然是中世紀歐洲宗教思想統治的翻版，是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的复辟，更是對前蘇聯現代教政合一專制統治的全面照搬。在毛澤東時代，為“三反”罪而被虐殺的，真不知有几万几百万之多。所以，人民因長期失去了思想的權力，而終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毛澤東之后，直至今天，被當作异端邪說而身陷囹圄或被迫逃亡者，亦不知還有几千几万。因此，在回首自身民族思想和追尋我們民族自身發展新思想的道路上，仍然是荊棘叢生，仍然是苦恨綿綿。今天，就不說那些要民族、要自由、要富強的中華儿女們了。僅僅是那些法輪功的信徒們，竟只因為相信了“法輪大法”，竟只因為要練功以強身，便被中共視作大逆不道，中共便一定要將他們斬盡殺絕而后快。這就實在地證明了，在從來就擁有宗教自由的中國歷史上，這种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今日，就發生在北京那個洋教統治的淫威之下。
他們二是以殘酷的政治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權。一九四九年之后，馬列既剝奪了我們人民參与感興趣政治的權力，又剝奪了我們人民對不感興趣的政治的不參与權。也就是說，只有一种政治權力，即由馬列所操盤的專制政治，它需要你參与，你就必須參与，它若不許你參与，則你便不能參与。除此以外，任何政治及其形式，任何人都不准感興趣，就不說是參与了。反革命罪，對一切企圖從事非馬列政治的人都是适用的重罪，甚至是死罪。至于它又用馬列的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要害政治理論，將無數与政治有關的，或与政治無關的人民，豈止是逼迫得走投無路，甚至是打進了十九層地域，連同祖宗三代都不能翻身。即便是到了為自救而改革開放的年頭，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敢于賜予人民的政治權力，倘若一定要拿來和我們祖宗的時代相比較，也是根本不能相比。就不說，一九四六年，在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其白紙黑字寫著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級考試、監察官員必須超党派（化）”的“四化”，對今日的北京洋教政權來說，竟只能叫它心惊肉跳。它豈止是不敢干，甚至連想也不敢想。至于“選舉”一詞在馬列邪教政權那里，所富有的“公然欺騙和存心玩弄”的馬教特色，雖然能叫海外几個“中共”不要的“體制內”和不明真相者沾沾自喜，但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也只能贏來“滿嘴嘲笑和無窮苦恨”罷了。馬列在中國以殘酷迫害為手段，來剝奪人民所有政治權力的超歷史罪行，無疑將永遠地被保留在足令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永世蒙羞的痛苦歷史上。
他們三是采取殘酷經濟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經濟權。因為，馬列的專制复辟統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專制統治的地方，就是，它還是一家全方位的專制統治。也就是說，全部國計民生，都在它的一統之下。特別是馬列用“革命暴力”、“革命專政”和連續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鏟除經濟私有制，逼行經濟“公有制”──就是在中共“政治私有制”的前提下，強迫實行“全方位的專制計划經濟”，實在將城鄉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小知識分子的活路，完全控制在他們一党的手中，使得人皆為“邪教之奴”。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馬列王朝光是餓死黎民百姓就達數千万之多。人民生活的窮苦和悲慘，就不用細說了。林彪在“571工程紀要”里面所講的，所謂“國富民窮”的話，實際上不過是“國窮民窮”而已。相反的是，在任何一個馬教國家，由馬列邪教所厲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恰恰又是一批又一批邪教掌權者們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個層層權力集團“予取予求皆自得”的腐爛生活方式，特別是毛澤東的荒淫無恥生活，亦早已為它提供了鐵證。即便是毛死之后，中共邪教政權雖為自救而要推行改革開放，但他們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結果，就仍然使它在馬列教權統治的這張底牌上，將經濟改革推向了仍然要由邪教專制權力操控發展的邪路﹕因為要讓一些人先富起來的結果，就是讓當朝掌權的馬列子孫們，立即暴發式的、并且是瘋狂地富裕了起來；要讓沿海一帶先富起來的結果，卻是制造了廣大內地民眾的持續貧窮和無限怨恨，從而為“亂世”的到來，積累了無窮的惡性造反力量；要學滿清西太后和俄國斯托雷平式的“一手厲行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結果，就是官場腐敗和社會腐爛的迅速擴張，直至將世道人心推向了几要永劫不复的境地……中國大陸無數民謠里面所唱的，實在都是這家洋教政權在覆亡前的絕唱；中共官員們個個都要瘋狂貪污留后路、謀出國的“崩潰前大逃亡”景象，确實已經能夠證明這家洋教朝廷的“來日無多”了……
他們四是采取文化迫害的手段，無情地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就像我在前面所講的那樣，他們首先是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傳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權力，同時又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在求發展的歷程中，要求借鑒和學習西方現代進步文化的權力。然而，這還不夠，由于他們擔心“本民族的封建文化和外來的資產階級文化”，既會像大海那樣，終究會淹沒他們的馬列文化；又會像所謂的“資本主義小生產”那樣，會海潮般地、自發地形成發展，來沖擊他們的邪教文化；所以，他們就在獨尊邪教、殺盡百家的前提下，利用他們已經奪取的全部國家權力，來強行地培植馬列邪教文化。非但將“歌頌邪教思想”，強行規定為一切文化藝術所必須表現的內容，而且為馬列制造出一套又一套的“文藝理論”，用來限制文化發展，特別是指導文藝創作。最典型的，就是由中共按照馬列思想，規定創作主題，划定創作內容，制定創作方法，配合政治運動。逼迫文藝家們寫他們所需要的，卻是讀者不需要的；強迫文藝家們寫假的和不熟悉的，卻不准他們寫真的和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列宁所制定的“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學”這樣一個專制文藝模式，在將全中國的出版事業都迅速一統到中共的絕對統治之下以后，并且在利用小說反党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下，他們豈但剝奪了人民的全部出版權力，而且動輒批判文藝作品，斗爭文藝家，不斷地在文學藝術界發動連續的和神經質的政治整肅運動，把一批又一批的文藝家斗得七顛八倒，死去活來。于是，制造文字獄成了家常便飯，害死文藝家成了理所當然，利用文藝界發起政治斗爭尤為駕輕就熟。只需了解一下中共文壇皇帝周揚臨死前的忏悔，听一听他那一句“魯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門前等殺頭”的無限感慨，便可以因其一言而了然于胸了。如此，一大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曾創造出傳世之作的大文藝家，從此心神枯竭，只能靠講假話、寫假作品來遮擋政治風雨，以求活命──矛盾、曹愚、巴金等等，個個如此；而一批又一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成名成家的文藝家，就更只能先做成“專說假話并善于欺騙”的當世坏人，才有可能成為馬列王朝的文藝大師。這就是在毛澤東時代，既產生不了真作品、又產生不了真作家的原由；又是中共改革開放之后，既不可能產生真正大作品和大作家的原因；更是馬列王朝五十余年，豈止是文化文學成就絕然不能与民元之后三十八年稍稍一比的歷史來由，又是在中共洋務運動時代，竟然產生不了滿清洋務運動時代，那些真正敢于揭露官場社會腐敗之真作品和好作品的歷史由來。
他們五是以非道德的道德迫害，剝奪了中國人民的道德權。而所謂道德權，就是講道德和守道德的權力，就是中國人民信守基本民族道德和普遍做人道德的權力。但是，自從馬列邪教入侵中國、占領中國之后，馬列子孫們就強行地用階級觀和斗爭觀，壓迫和取代了我們固有的道德觀，更用常規的學馬列、用馬列、特別是頻繁的政治運動，不僅將中華民族的民族道德，和標識了近現代文明發展的人文道德破坏殆盡，而且使用無處不在的專制權力，將其不講道德的馬列邪教，及其獨家的階級文化、斗爭文化和專政文化，一步一步地灌輸進了中華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什么“什么藤子結什么瓜，什么階級說什么話”；什么“親不親線上分”，實在是將几代中華儿女，變成了不得不“嗜斗如命”的馬列子孫。王若望先生那一句“我們人人心里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名言，确實將一個被馬列邪教施行過“血腥洗禮”的古老文明民族，變成了宵小遍地，賊鼠滿屋的“斗爭天地”；連大學、研究院和作家協會也處處可見嗜斗如命的“流氓無產者”。毛澤東那一句“向來被認為是流氓、地痞和惡棍者，才是最堅定、最徹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的馬列流氓革命哲學，居然就在他親自移植的馬列王朝里，成了馬列革命的道德經典。否則，我們便不能理解，“以斗為綱”竟然就能在毛澤東統治的近三十年間，使無數的家庭變成了父子妻儿進行階級斗爭的戰場；否則，我們也就不能理解，在中國大陸每一個有著党委書記的單位里面，為何直到今日，都還在“年年斗、月月斗和天天斗”；否則，我們同樣不能理解，為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竟然不是“衣食足而禮儀興”，而是“道德的全面淪喪和社會的極端腐敗”？猶如國人所痛言的──“道德底線的全面崩潰”？有人總愛將這一切歸結為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和我們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就像大陸歷史電視劇在表現宮廷斗爭時的那些“無比精彩情節”，不過是將馬列王朝的無休止惡斗及其惡斗的“殘酷技巧”，強加給了我們的中華古人罷了。其實，我們的祖宗實在是沒有這么坏！其實，這一切都實實在在地由馬列邪教的劣根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所光大！我們的先人和祖先，何曾發明過這樣一些“以斗為命”的極端、而又無時無處不在的殘酷文化啊！
朋友們，正是因為馬列將我們中國人民的思想權、政治權、經濟權、文化權和道德權剝奪殆盡，所以，豈但民國創建之后三十八年間，大陸人民所曾享有的思想、信仰、文化、新聞、出版的自由，被全部剝奪，而且，民國之前數千年間，我們歷朝歷代人民、特別是歷朝歷代知識份子所曾享有的，相當自由的思想、信仰、文化權，亦同樣被剝奪殆盡。不必從現代的民主思想出發，退一万步說，就是從中國上古時代就有的，意在維護君權的民本思想來說，中華古人提倡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馬列子孫們做的，卻是“馬為貴，中華次之，民為賤”，甚至是“洋教貴，中華為賤，民可殺”──只因馬列及其子孫在中國的反動，确實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所以中國人民所遭遇的，就實在是万古一劫了！
但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遭遇的這個“万古一劫”，究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為可怕的危害呢？因為，我們也只有將馬列對中華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确深刻的認識，才能使當代中國曾為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對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產生最為痛切的認同，更因為“冤有頭、債有主”，才能對馬列真正地同仇敵愾起來，才能夠凝聚起“非驅除它不可”的民族決心和民族气概。
辛灝年紐約講演會標語﹕做中華儿女，不做馬列子孫
黃花崗雜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