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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豐:三百年說不完的謊言 也有始端

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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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日訊】一﹑提要

到底什麼是紅朝第一謊言﹖畝產紅薯三十萬﹖砸鍋炒鋼880萬﹖反革命﹑右派﹑異見﹐還是搶掃人群裝甲碾肉蛋﹖……《蝶戀花》毛老匪給它同學李叔一作答﹕“柳植旬烈士”奮鬥共產信念為蒼龍所殺﹐到了九十年代初﹐從中共自己的檔案裡才發現﹐那懷揣共產主義大目標的柳植旬竟是共產主義的絞肉機活活絞殺。《中國共產黨黨史全編》江西鎮反政委可以把軍長拴馬上拖死(為節省子彈)……新世紀碰上這sars病﹐它不怕專政﹐不怕中共酷刑﹐矛頭才直逼共產。……這些都是謊言的實例﹐事件﹔到底何為第一謊言﹖鄙人不同意一般看法﹐大家都把共產黨當成假惡丑一個事實來看﹐而我卻認為“共產黨”首先是個言﹐而後是個謊言﹐經了邏輯檢驗﹐它是世上第一語言。

二﹑由緣﹕

和﹕鄭貽春《紅朝謊言三百年說不完》﹔兼評東海一梟《騙子的土壤》

常言﹕萬里行程始于足下﹐共產紅朝裡這三百年也說不完的謊言始于哪端﹖它是什麼﹖東海一梟做了回答﹐是土壤。若土壤不好﹐能造成的只是所種植的東西只莠而不良﹐卻也不能是種了豆﹐長出了瓜。他說“專制政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見不得人曝不得光的謊言政治﹑黑箱政治。如果一切都擺到桌面上陽光下﹐一小撮掌握特權的騙子惡棍野心家再想化公為私以權謀私裝神搗鬼欺世盜名﹐豈不是太不方便太少機會了嗎﹖所以﹐造假撒謊“大”言惑眾﹐是專制與生俱來的固疾和變本加厲的頑疾……”。這篇文章並不是為鄭貽春的命題而作﹐但其立論卻是還原謊言。

《大紀元》闢“紅朝謊言”專欄﹐鄭貽春妙言“三百年也說不完”。但是卻沒有先想想﹕什麼是謊言﹖

“騙子的土壤”應回答的就是為什麼是騙子政治﹖卻只舉出一些騙子事實。拿了組織﹑政府﹑國家等龐然大物對比個人道德﹐得出了個人力量渺小無力。作者忘了他應回答的就是這些東西為什麼會龐然﹖而只是說它是龐然﹐他已經設定了“專制政治”﹐這專制就是對組織﹑政府﹑國家的概括﹐應回答的就是為什麼專制﹖卻是用了具體專制來解釋專制﹐犯了個邏輯的循環。這還是同一個因原﹕作者沒想過﹕什麼是騙子﹖就只能列舉一些謊言事實。漏網了的偏偏就是這問題的關鍵

–什麼是謊言﹖

以上兩例都只知道事實上的謊言﹐卻未解釋﹕什麼是謊言。因而就必定正確指從﹕什麼是第一謊言。

謊言就是﹕

其名不是其所是(實)﹔名與實不符﹔一事物不是其名所指的那類事物。

這答案﹐經了邏輯之拳的千錘百﹐也還須在更廣闊的背景裡獲得還原﹕凡“謊言”就必須是——“言”(語言)。真言謊言都是__言(語言)﹐才能在機理上澄清謊言。

世界這麼大﹐唯有人類才有視野﹐這是為啥﹖就因只有人類有語言。

人類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有明白能力的物種。

這定義流傳了兩千多年﹐翻譯成白話就是﹕明白自己﹐明白對象﹐明白週圍環境。人的“明白”能力怎麼來的﹖是語言。人又是借助什麼去明白﹖還是__語言﹗

一梟君引證了嚴復百年前批判﹐可是卻沒在嚴復《名學》概念下展開理解。在嚴複眼裡﹐整個語言都是“名”﹔被“名”描述的對象則是“實”。語言並不直接的是它反映的那事實﹐只是事實的中介。事實是借著“言”才能進入意識﹐感覺對象才成為可被知覺的。語言是事物與人的意識的中介﹐因而才說它是個“名”。“名學”早有開端﹐如惠施﹑公孫龍之輩。這一段在於告訴我們﹕

語言﹐是人所以為人的發端。——就在這裡潛伏了騙子與謊言必生的機緣。沒有“言”人就只是動物﹐有了言﹐可就不只是對著身外對象﹐人的需求﹑慾望﹑傾向也都要通過語言。語言能用來達到明白﹐也就可以用來掩蓋真相﹐就因為它的功能只是描述﹐所以揭述者可以這樣地去描述﹐也可以那樣地去描述。即使描述了﹕對象還是對象﹐語言也還是語言。語言是人腦子裡的﹐對象卻是時空裡的。時空裡的事實要進入人腦﹐必須描述轉換。謊言——其名非其實。所說的與所是的不相統一﹐不相符合。

沒有語言﹐人類無以致明白。——吃了糖覺甜﹐或渾身痛﹑酸……若語言中沒有“甜”﹐沒有“痛﹑酸”這些“名”……即使刺激引發了這種感覺﹐人也不能知道所感覺的是“甜”﹐是“痛”﹑是“酸”。因此﹐“言”與所反映的對象必須統一﹐相符﹐否則無以有語言﹗人也成不了“能明白”的動物。

這簡單的批判﹐能發現——只有用了語言﹐通過了語言﹐那對象﹑事實﹑感覺才成為被知覺的﹐人才成了能明白的。

在名與實之間﹐即語言與其反映的對象﹑事實之間﹐有個相符不相符﹐統一不統一﹐它就是真相或謊言。對此的批判﹐中外先賢早有出色貢獻﹕語言所以成為語言﹐必須是人人都用同一名稱來指代同一對象﹐名與實的統一必須是對全體人而言。

人類能明白——人是用語言去明白___人是有理性的。

騙子﹑謊言﹕就因名稱是反映實際的﹐名稱並不就是實際﹐在反映中就可把實際蓋掩。

敘述到此﹐請讀者諸君自己對自己問問看﹕這共產黨的始點是哪端﹖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上海所建﹖非也﹗共產黨的始端是語言﹐陳獨秀﹑李大釗﹔張國濤﹑李達﹑再加上這個毛澤東……當年在上海﹐他們是用了人類說的話﹐用語言裡的(名詞)“共產黨”來把實際的共產黨組建。語言裡還沒有的﹐他們不可能用行為去實踐﹐他們知道去建黨﹐證明這“黨”早已存在在觀念。所以人類語言裡的“共產黨”先于一九二一年。

“共產黨”是一個專名﹐單記概念﹐用來造它的材料﹐只能在它之前﹕桌子不可能成于木材之前﹔磚亦不能在沙﹐土﹑水﹑火之前。咱們先不管實際上的共產黨是個啥﹐只把“共產黨”做為一個語言成份來看﹐它是獨立名詞﹐也就是一個成品﹐那造了它的材料是什麼﹖——這個名詞的詞素是什麼﹖我們應知道﹕木材具有能造工具的功能﹐我們才用它造了桌﹔在﹑磚﹑水泥具有造樓的功能﹐我們才有它造樓。“共產黨”是一個理性的觀念﹐就得是些理性的東西才能合成﹐可這些要素在參入合成“共產黨”之前﹐都已有了獨立意義﹔人是根據了這些意義才造新詞的。意義既已有之﹐就永不喪失﹐永不更變。那麼﹐新詞就得保證它們原有的意義不陷於矛盾。這才是共產黨為什麼從來不說真話的根源。——它本身不能被邏輯所證明。

一畝小麥產多少﹐這是實﹐說它產了多少是對實的反映﹐所說的數值與實際不相一致﹐就是謊言。人是一種空間的又是時間的動物﹐這是實﹔你偏叫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偏叫它血債要用血來換……這要求就與人的性相反。這兩例都只是些真實謊言﹗不是謊言的機製﹐不是根源﹗……

這樣的事實﹐的確三百年說它不完。可這三百年也說不完的謊言哪是始端﹖哪是源﹖一梟君試圖把“土壤”說成謊言的源﹐其實那“謊言政治﹑黑箱政治”只是現象﹐表現﹐是事實而非本質和根源。提出“如果一切都擺到桌面上陽光下……”這一“如果”就偏了原來的論證路線﹕回答“為什麼不能擺到桌面上陽光下……”﹖他卻用“造假撒謊﹐‘大’言惑眾﹐是專制與生俱來的固疾……”來代替回答﹐即便是“與生俱來”﹐那也得回答它為什麼是這樣的“與生俱來”而不是別樣的“與生俱來”﹖也得指出哪是它的“生”﹐哪是它的“來”﹖與生俱來不是回答﹐是逃避回答。

我們都盼望共產黨快垮﹐但我們還沒弄清這“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不解決這個問題﹐你永遠回答不了共產黨為什麼從來就不說實話﹖而且﹐只要是共產黨執政﹐那怕它見了撒謊的就抓﹐那沒有被抓去的還得繼續把謊撒。為什麼﹖——這才是謊言大觀﹑騙子政治所應求的回答。

我們立刻來回答﹕就因語言是人所以為人的條件。

先來研究語言對人的意義﹕人連知道“自己”也是由於語言——從出生到二歲半﹐沒人能回憶起這段生命﹐可返身觀察嬰兒﹕每個人在最初都曾經把自己意識為自己的名字﹐孩子做了事﹐你問誰做的﹖孩子不說“我”﹐而說他的名字﹐這證明連人的自我意識也得借助語言。

這共產紅朝為什麼總是謊言一貫﹖共產黨為什麼必定專制﹖必定謊言﹐必定黑箱﹖

就因為“共產黨”這三個字就是謊言﹗﹗

是最早﹐最大﹐又最不易發現的謊言。

我們不妨順藤來摸﹕共產黨紅朝全部真實謊言——也只是它的產物﹐產物不可能比那生產它的原因更早吧﹖結論就是﹕謊言是果﹐共產黨是因。

可這“共產黨”是個(社會)事實﹐事實也是果呀﹗它的原因在哪﹖

——可這“共產黨”還是個語言﹔

並且﹐“共產黨”首先是語言﹐而後才有事實。

又並且﹐事實的共產黨是按照語言才能創建。——至此﹐我們就回答了哪是“共產黨”這個社會事實的始端﹖——是﹕語言。中國共產黨這個龐然事實是個果﹐語言中那單詞的“共產黨”才是它的因。

問題就出在這裡﹕事實的“共產黨”是實際集團與名詞的“共產黨”合成的﹐是兩個要素﹐它就有一個﹕統一不統一﹐矛盾不矛盾﹖這個天機﹐是我們曾未去想的。人們為那個事實的共產黨所愚弄﹑折磨﹐也就只盯著事實的共產黨﹐從來沒去想想﹕這個(邪惡壞的)事實由什麼材料所做﹖——原來它首先是語言。

實際的共產黨機體統一不統一﹐矛盾不矛盾﹐事實上取決于名詞的“共產黨”這三個字的關係矛盾不矛盾﹖

我們馬上來揭這一百五十年的迷﹕1﹑語言的起碼單位是詞素﹕“共產黨”是個名詞﹐有兩個單詞﹐或三個詞素合併而成。我們應明白﹕凡是單詞都是含了思想的﹐都是概念﹐概念與其所涵是不可能朝三暮四的﹐是穩定的不移的。在把某些單詞綜合成一個新詞或句子時﹐得保證這些單詞原有的意思與性質﹐不成為新思想裡的異物﹔2﹑人是服從了語言才有明白能力的﹐才能創造事實﹐一旦事實被創造出來人就只活動在事實裡﹐就沒有機會去反觀那造成事實的語言是否相容﹐是否矛盾。不在實踐裡一再地碰壁﹐人是不會有這種反觀的。

我們應確切地弄通﹕實踐的含義只是運用意志﹐實踐並不問意志是哪裡來的﹐意志由什麼造的﹖它就不能判定意志是否也有服從﹖意志服從的是什麼﹖

意志是由語言規定而成的﹐那規定出意志的語言即使是錯誤的﹑矛盾的﹐也是意志所無從發現的。意志總覺得是自己在發生作用。這就是人只能明白自己是如何活動的﹐卻不問為什麼能活動——意志就是物質對語言的服從而造成的機能。人類永遠不能憑經驗把握到自己對語言的這種服從關係﹐因為使用了語言才能去經驗——經驗就不能先于自己去經驗。

人類實踐是在語言的規定下發生的﹐規定意志的概念是對是錯﹐矛盾不矛盾﹐都被實踐湯水不漏的貫徹﹐是對是錯卻永不能被實踐所感覺。人能在實踐的領地翻箱倒櫃——只看共產主義這一百五十年﹕伯恩斯坦﹑考茨基﹑鐵托﹑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鄧小平﹑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其實﹐這修正與改革是一個詞﹐為什麼發生改革﹖因為實踐上陷於困境﹐不修不改腳往哪裡邁﹖在實踐裡感到了障礙﹐並且可能很清楚那裡有障礙﹐以及障礙了什麼﹖這就是對舊路線的修正與改革。明明採取了新的必要的步驟﹐也明顯地感到了步驟帶產的成效﹐但是﹐走著走著又陷於了新障礙﹐它總是沿著﹕成效+成效+成效+成效……=失敗﹐的線路循環。舉出這個事態﹐幾乎不須證明﹐人人承認。

這是為什麼﹖就因實踐陷於的困境是可感的﹐具體的困境事件也是可直觀的﹐但是在所有困境背後那個原因是不可感的。

我要證明的是﹐所有矛盾的根源全在語言的“共產黨”這個名詞。

五十多年來我們的全部災難﹐謊言﹐全是由於這個詞所內涵的不解矛盾所使然。

共產黨罪惡滔天﹐一樁樁﹐一件件﹐都是人為﹐都有人干﹐因此上﹐大家追蹤的眼光只能達到最後那個壞人身上——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金日成﹑金正日……﹐我們很輕易地去恨幹了罪惡的人﹐卻不肯問問是什麼力量來支配這些人﹖

語言的“共產黨”可以分解成兩個單詞﹕黨和共產﹔也可以是三個詞素﹕共﹑產﹑黨。無論怎麼研究﹐“黨”都是個已含有了完整思想的概念﹐無論在何時何地﹐任何種情況下﹐“黨”這個詞所涵的思想都不能變。“黨”這個詞的完整思想是﹕A﹑類名詞﹔B﹑只能以黨為際__任何事實政黨都只能是黨際之間的事實﹔C﹑內部統一性與環境裡的對立性——也就是異見﹔D﹑從(C裡)必然地得出﹕批判的﹑異見的合法性。——這些性質固定不變﹐無論單獨攷察“黨”﹐還是加了定語成份後的實際政黨﹐只要它是黨﹐這些性質就穩固不變﹐“黨”這個詞就以這些思想為功能來規定人﹐支配人。

在“黨”字前綜合上民主或是共和﹐上述性質都不變﹐它們可以在“民主”或在“共和”間對立﹐但不影響它們的——類事物﹐在黨際裡﹐內部統一性﹑批判和異見的合法。但若“黨”的定語成了“共產”﹐可就就不是這樣﹕做為詞素的“共”其原來的思想只是全體﹐全體內的各部份究竟是什麼關係﹐有多少樣態﹐“共”並不管﹐所以“共”能夠容納包含多元﹐複雜﹐若干不定自由度。

一旦它與“產”合二為一﹐它就成了修飾“產”的成份﹐產是中心語﹐原可含的“多元﹑複雜﹑若干不定自由度”全喪失了﹐它成了關於“財產”的唯一性規定。

共產就是一產。共產黨=一產黨。

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是沒有的——人不是共體﹐不並連﹐不串連。

問題就在於“一產”不是事實﹐而黨的意志卻偏偏要人們把它當做事實﹐黨又掌握著國家意志﹐它用國家意志命令人們把沒有的事實當做真事干﹐它不撒謊﹑不欺騙﹑不黑箱怎麼辦﹖

因此上﹐大家所揭露所批判的都是共產黨造的事實謊言﹐是些謊言事件。有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一謊言﹐這說法的可靠性還應重究探﹐共產黨是搶劫犯﹐搶來的東西再大也是東西﹐它總不能比過那搶它的﹐只是共產黨造的大謊言。它就不能比那製造者更謊言。

而我在這裡強調的是﹕“共產黨”本身才是最早﹑最根源的第一謊言﹗

因此﹐鄙人鄭重宣佈﹕“共產黨”這個名稱是上世紀中國的第一謊言﹐上兩個世紀全世界的第一謊言。

它是謊言的根﹐謊言的源﹗更正確地說“共產黨”是個謊言之種﹐謊言之酵菌。只要這三個字還做為社會力量存在﹐它發酵出的就只能是謊言。

三﹑“共產黨”自身是個二力背反

“共產”之做為“黨”的定語成份﹐它所能反映的只是主觀意志﹐即實際政黨的宗旨。而“黨”這個概念原有的思想﹐性質並不變。只要你是一個黨﹐不管你是民主﹐還是共產﹐“黨”字的功能同是一個﹐還是上邊說的那﹕它是類事物﹐就必然要求自己的“際”間性。所以﹐中國的共產實踐就是﹕一忽兒受“黨”這個詞的規定﹐不自覺地去對立﹐去異見﹐“一黨”內部又沒有合法的對立對象可供異見﹐那咋辦﹖就只有製造——政治運動就是製造異端。另一忽兒它又受宗旨的規定﹐極力要求唯一﹐不許有差別出現﹐它駕馭唯一﹐在客觀上又沒有這種可能性——就不能不求于黑箱﹐暴力。

問題的要害就在這裡——做為語言的“共產黨”本身就是兩個絕對對立的理念﹕

一個是名稱的“黨”﹐一個是宗旨的“共產”﹔“黨”要屬於自己的類﹐要處在黨際間﹐要批判要異己﹔我們沒明白的是﹕

是語言規定出意志的﹐不是意志來規定語言。因此﹐是人服從語言﹐問題出在﹕對這點人的感覺並不能發現。

宗旨的“共產”﹐就是個一產﹔共產黨就成了﹕意志上要唯一﹐事實上卻是個多元﹑對立異見﹔它的——“黨”性﹐要消滅它的意志性——共產﹔它的意志性(共產)卻要消滅它的事實性——“黨”。

無論是這二力哪個消滅哪個﹐都由人來承擔﹐從左從右兩種災難﹐最終都落在人民頭上。

而在現象的層面﹐共產黨卻是一個事實——它實際地﹐每時每刻地都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在觀念上就只知道這個事實﹐忽略了這個事實還是個理念——共產黨就是一個理性謊謬﹗這個黨是由兩個對抗理念所建﹐時時事事都陷於名稱上的二理悖反造成的實踐上的二力作戰。

而共產黨人只知道圍著它的意志轉﹐卻不知它做為事實的那個“黨”字﹐其支配力仍在其間。它也不知這“共產”意志是假定于“非共產”﹐事實上又沒有“非共產”﹐“共產”對什麼而言﹖它只有要人們把假話當成真事來對待﹐來干﹔不謊言﹐不騙子﹐不黑箱﹐不專制﹐又有什麼辦法﹖

可見這謊言﹑騙子﹑黑箱﹑專制是機製的必然﹗這個機製就是“共產黨”機體內的二理背反﹗——事實的“黨”與宗旨的“共產(一產)”就構成了共產黨的機製﹐卻被我們忽略從不去梳理究探。

有個問題被人類忽略了二千多年——它就是所有建黨的人只是為黨建了一個意志﹐叫做綱領﹐政黨用作主觀宗旨﹔但“黨”卻是對一個事實的命名﹐並非由人所建。建黨者所建的不是“黨”﹐是黨的意志﹐事實政黨是“黨”這個詞直接轉換——事實上一切要去建一個黨的人﹐在還未建以前心裡已經知了“黨”﹐因此﹐“黨”是由這個名詞直接輸入到人心裡而非人建。

黨不是建的﹐是先驗理念﹗

我想﹐我在此處的揭示是對人類的一種貢獻﹐從盤古開了天﹐從愛奧尼亞的泰勒斯開了學河之先﹐經了蘇格拉底﹐相拉圖﹐積了大成的亞裡士多德﹐通過笛卡爾﹑洛克﹑休漠達到了康德﹐再到了上世紀了的“語言分析”﹐“存在主義”﹐都沒有發現——“黨”並不是由人所建。當然這一揭示也是得力于這些先賢﹐他們的學問已有此包含﹐只是沒給予明確。請特別注意如下呼喊﹕

“黨”是一個事實﹔黨的宗旨(綱領)是這個事實的意志。

事實只是人對對象的指出﹐承認﹔它與主觀意志無關﹔而意志卻就是主觀。

同一事實裡這兩個成份﹐長期被我們的理性所漏見。

所有名詞都是指出事實﹐它回答﹕那是什麼﹖

所有要求都直接是意志﹐它回答﹕要什麼﹖幹什麼﹖因此﹕“共產黨”這個名詞是指出﹕一個“要一產”的集團﹐前邊的是意志﹐後邊的中心語卻是事實。只要你“是了”這個事實﹐你必就有這事實的性質﹐這些性質就不問你是自願不願﹐你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它都要表現。這表現﹐不多一寸﹐不少一分。在“共產黨”身上﹐“共產黨”這架機體﹐就是一個客觀事實與一個相對抗的主觀理念的對反。

我說的共產黨必須推翻﹐並不是同態復仇心理莽喊﹐是出自人類就是理性的事實這個最終判斷﹐人類中全部事情都是用了理性而後造成﹐所有的進步成功貢獻﹐都是理性的正確使用﹔所有的困境罪惡災難﹐都是理性的錯誤運用。明白了這一點﹐事情就好辦﹕理性的運用是正確還是錯誤﹐只要去梳理理性濯洗理性﹐都能找出答案。理性是人的能力﹐屬之主觀﹐卻並非天然﹐它是怎麼來的﹖用(通過)什麼來的﹖咱們就到什麼東西那裡去清算。正因為人是通過了理性才能去建立政黨﹐就證明瞭理性的儲存形式裡已有現成的政黨﹐人懂不懂黨的性質﹐都不影響他的所建是黨這類事物裡的一員﹐是處在黨的際間。只有當一個政黨霸去了國家意志﹐又不把國家意志的基石奠定在選民中間。意志的一統與事實之黨的多元就必無休無止地作戰。至於是“階級鬥爭”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為穩定把敵對勢力除剪”。那就看誰來掌權。

鄙人也常常說些莽話充滿勇夫情感﹐但是筆者始終是嚴格地把握用理性來向你證明這一原則﹕

說“共產黨”非法﹔這首先是承然它是個理性事實﹐既是理性事實﹐才可以﹐並且必須由理性來識別來澄請來批判﹐因為﹐那組成它的成份﹐要件﹐也無一不是理性﹐不是觀念﹐就無一不把理性呈現。共產黨理應被推翻——這是說它在理性上原本就是個矛盾無限﹐對抗﹐二理背反﹐只要它存在﹐背反的二理就是對抗的二力﹐就休想走出災難怪圈。我主張推翻共產﹐就是用正確的理性來重建﹕改名﹑分裂﹑解散﹑撤消﹑崩潰都被接受。

因此說﹐從本質上說來﹕政黨在邏輯上是個“是不是那東西”﹔而實際政黨卻是個幹什麼或怎麼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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