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大紀元香港記者吳雪兒、李思婷報道/在五十多年的一黨專政下，中共對一些國家概念，如甚麼是「顛覆國家」、「穩定壓倒一切」等都有一套歪曲的理解，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吳國光，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這些歪念，告訴人們。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的吳國光，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前，曾擔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政治幕僚。他於同年二月獲哈佛大學「尼門獎學金」，到美國遊學，「六四事件」發生後，吳國光一度遭北京當局拒絕返回大陸，他現時旅居香港中文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以下為大紀元吳國光專訪系列之三。
黨等同於國家──錯誤
吳國光指出，現在中國法律中的「顛覆罪」，訂立得非常不清楚。他說：「『六四』的學生根本沒有暴力的行為，（並沒有）要求說我們要推翻共產黨，即使要求推翻中國共產黨，也沒說我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在一個民主國家，所謂政治就是這個黨推翻那個黨，甚麼叫顛覆國家呢？美國兩個黨（自由黨、民主黨）顛覆來顛覆去已經兩百來年了，這個國家還是一直很強大。中國把黨等同於國家，其實根本完全是錯誤的。」
他續說：「即使是學生喊出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口號，也不代表他們要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學生是根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和平的，有序的，理性的在請願，要求進行政治改革。」
耽誤政治改革──14年
吳國光認為，學生當年所提出的要求很溫和，卻遇上了中共的強暴鎮壓。他說：「雖然學生有的政治改革要求激進了一點，比如說，要求整個共產黨下台，但是有的政治改革（要求卻）非常溫和，就像要求領導人的財產跟我們公布一下好不好呀？腐敗可不可以懲罰呀？這都是非常溫和的要求。那麼這樣一些要求，遇到的是來自這個政權（共產黨）的血腥鎮壓，坦克、機關槍、調動軍隊，這是整個政權的性質決定的，他們對人民的和平請願是這麼一個態度。所以在起訴李鵬也好，起訴其他的責任人物也好，我覺得同時一定要推動政權徹底的改革。也就是說，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政治改革）已經耽誤了整整十四年。」
關於腐敗問題，吳國光認為，如果一九八九年按照學生的要求，懲治腐敗，那麼腐敗絕對不會嚴重到今天這個程度，他說：「現在腐敗又有十四年這麼巨大的發展，官民的矛盾已經非常的激烈了；還有這個SARS也是，這個SARS不就是訊息得不到自由流通的一個後果；一九八九年如果按照學生的要求，如果能夠進行新聞的改革，老百姓就能夠有知情權。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趙紫陽就提出重大事情讓人討論，重大事情讓人知道，那麼就能把問題解決得很好。SARS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重大事情，你不讓人知道就是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章程。如果說有人違背中國共產黨這個路線的話，那麼就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在違背……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本身就是違背民主自由，就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對於中國制度改革是否再有一個時機，吳國光覺得很難作出評估，他說：「是不是還有這麼一個時機，我這個都不好講，可能也是中國的這個矛盾積累到……如果有人進行政治改革，大家馬上就起來，這個政權馬上就跨掉。就像清未，慈禧太后那個時候，應該改革的時候她不改，過了兩年，她說：『看樣子不改不行了，我們是不是試著搞一下吧。』那麼這個（官民的）矛盾已經非常激化。」
為穩定而鎮壓──謬論
對於北京當局在鎮壓「六四」學生和法輪功的時候都採用「穩定」作為藉口，如指鎮壓是為了繁榮、穩定等，吳國光質疑共產黨對「穩定」的定義。他說：「穩定這個（詞語）是需要定義的，穩定並不是一個好事情，一個人不希望從生下來就是不變的，生活條件也不變，個子也不長，這不穩定嗎？我想沒有人喜歡這樣的穩定，穩定是相對的，一個人的居住條件很好，他希望穩定下來。」
吳國光認為，穩定是相對，而共產黨的穩定不等同於社會的穩定，他說：「我覺得中國政府講的這個穩定，根本的問題是它混淆各種各樣的場面。穩定就是說，領導人穩定，江澤民、李鵬不能換，這是一個層次。這個穩定和政權的穩定還不是一回事。那趙紫陽下台的不穩定，可是中國共產政權是穩定的，這也是一種穩定……（但）不同於中國社會的穩定。」
中毒爆炸頻生──不穩定
吳國光續說：「你看『六四』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權是穩定的，但是你看中國社會穩定嗎？中國社會每天都在發生飲食中毒這樣一種事件，造成了很多小學生死掉，你說這個穩定嗎？中國（一胎制度下）只有一個子女，一下子死掉了，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喝了一碗豆漿，這個家庭一下子就不穩定了。另外，不停發生煤礦爆炸事件，（最嚴重的）死亡的人數就上百，按照國際煤炭組織統計，中國每天至少要死掉幾十個人，那麼這個穩定嗎？他們的家庭不穩定，經濟狀況不穩定，連生命都不穩定。」
吳國光又舉例說：「SARS的出現，中國經濟受到這麼大的沖擊，包括動亂，那人都跑掉，幾百萬人逃離北京，然後到處設路障，那這個叫穩定嗎？那麼還有很多類似公民抗稅的暴動，多少人下崗，很多人在貧窮線以下。中國黨校有個教授透露，中國現在有兩億人在貧窮線以下，那麼這些人的情況穩定嗎？希望他們穩定，讓他們永遠在貧窮線以下，我想一個再不要臉的政府也不會希望這樣一個穩定。中國在過去的十四年都不能算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不能說穩定一定是好東西，如果說「六四」確實換來了穩定，那只說中國的一黨專政的制度是穩定的。」
對於「六四」後，很多當時參與的民運人士，對「六四」漸漸遺忘的情況，吳國光把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在「六四」後的十四年來，把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的結果。他說：「十四年來，香港的支聯會說『毋忘六四』，其實這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悲哀。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過去很好的朋友，會說你這個人有毛病，現在還記得「六四」，我都很奇怪，這些人「六四」剛過的時候，也是在美國組織學生上街遊行，打倒鄧、李、楊（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對誅殺的人，現在可以講出這種話來：到中國有做生意的機會，到中國講學，就這一點點的利益就可以讓他們忘掉巨大的民族傷口。」
經濟改革目的──生產
吳國光指出，「六四」後「中國十四年來編制了一整套謊言，一整套虛假的概念，一整套不值得推敲的這樣的一個概念，那麼這些概念以穩定壓倒一切，然後付之以經濟發展為第一重要，錢也增加了，這不叫進步。這樣一套說法，是不對的，經濟發展不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要，經濟發展是有目的的。這個我覺得今天退回到二十多年前，一九七零年代未，中國共產黨剛剛開始經濟改革的時候，胡耀邦就提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甚麼，是為了老百姓。」
「現在的領導人還不如胡耀邦。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六四」這個事情，不僅是使中國社會退步，不僅是中國民眾的道德數字退步了，不僅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水平退步了，也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水平也退步了很多二十多年前。它（共產黨）可以講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老百姓，現在他就講生產是第一的，除了生產，別的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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