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今夜，酒冷、詩殘、夢斷，我想起了不久前《人民日報》上讀到的《避嫌，是一种覺悟》一文，說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初，福建漳州林業局長谷文昌主動避嫌，給家里買家具全是些竹凳、藤椅、石飯桌，就是沒有一樣木制品；女儿結婚要他批點木材做家具，也被他嚴詞拒絕。作者由此發出“領導者避嫌，既是一种覺悟，也是一种美德”的贊嘆，并認為“很值得學習”。
誠然，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風盛行的今天，谷文昌這樣的領導即使不能說已經絕跡，起碼也是鳳毛麟角。但細想一下，又感到谷文昌的做法具有不可效仿性。如果林業局長不能用木家具，依此類推，糧食局長就不能吃糧食，鐵路局長不能坐火車，商業局長就不能買商品，教育局長家的人都不能上學……這本身不符合人情常理，完全是一個特例。領導也是人，一個林業局長為什么連自己買木制家具也不行呢？這本身就不合乎人性的邏輯。
不能以“覺悟”、“美德”為名剝奪他們正常生活的權利。在領導避嫌的問題上，我們今天最需要倡導的決不是谷文昌式的“覺悟”、“美德”。依靠官員的覺悟，主動避嫌那是何等脆弱，如果他沒有覺悟、不避嫌，是不是就听之任之、束手無策了呢？何況個人品德、覺悟常常是靠不住的，又有几個腐敗分子在丑事被曝光之前不是道德的完人、覺悟的樣板？“王莽禮賢下士日”，表面上道貌岸然、一本正經，在台上大唱高調、台下大肆貪污受賄的成克杰之類，這些年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
再說，避嫌只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不可能靠“美德”、“覺悟”加以解決。人性是有局限的，一切制度設置的出發點就是假定人性本身是惡的，英國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大衛·P休謨的一番話堪稱至理名言：“在設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确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控机构時，必須把每個成員都設想為無賴之徒，并設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其他目標。我們必須利用這种個人利害來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盡管他本來貪得無厭，野心很大。”他說，如果不是這樣，任何關于政治體制优越性的夸耀都將成為無益的空談，最終我們將發現我們的自由或財產除了依靠當權者的美德、覺悟、善心，別無其他安全的保障，實際上根本沒有保障。
從這一意義上看，有關法官回避的規定，以及公務員任職回避等規定，其初衷無非都是為了避嫌，人是分遠近親疏的，只有以制度力量約束人性中向私的一面，這才是正常的選擇。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健全、不完善，將會導致許多弊端，產生許多意料之中的腐敗，而這些与美德、覺悟并無多大關系。即使是一個品德高尚、覺悟最高的人，處在一個腐敗成風、鮮廉寡恥的社會里，除了獨善其身還能有什么作為？指望“六億神州盡舜堯”，通過每個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來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無异于緣木求魚。避嫌也只能從制度入手，而不是提倡谷文昌式的覺悟，才有望產生實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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