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一﹑“執”和“為”是同一個詞﹐都是意志
這政用什麼來“執”﹖當然用意志啦﹗又用什麼來為民﹖當然還是用意志。你的意志已用在了政上﹐你怎麼再用到民上﹖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就是順著相當然耳往下開河﹐究竟貫通不貫通言者是未曾想過﹐也看不出他要去想的跡象。
為什麼說只要執政就不能為民呢﹖因為“執政”和“民為”是兩個行為。執政服從政治規律﹐政權的運行規律﹔而為民服從道德規律。政治規律﹐政權運行規律是個機製關係﹐是必然性表現﹔而道德是心靈的要求﹐是主觀的自由選擇。
箭瞄的是雁﹐你怎麼指望射中兔呢﹖
“執政”的這個“執”與“為民”的這個“為”﹐是同一謂詞–意志﹐只因對象不同才有了描述的不同。
“政”和“民”都是名詞﹐政是關係名詞﹐民是物質（人）名詞又綜合上關係（眾）。它們各服從各的規律﹕
只要執政其意志就為政治所佔﹐就已經在服從政治規律﹐這是必然的﹐這裡的意志﹐已喪失了自由選擇的機會﹐活動在政治裡的意志只受機製規定﹐它自身沒有自由度。
從上世紀最後一二年以來﹐呼喊政權危機的頻律在江澤民嘴裡從偶爾上昇到普遍﹐上昇到不能間斷。即便是在口頭上﹐也至少是表達“要為民”吧﹖既然江三代在主觀選擇上也說“為民”﹐為什麼事實卻向著坑民害民禍民的方向不可抑止地發展﹖江三代在反腐敗問題上用的唾液比誰都多﹐抓的人也越來越多﹐官級越來越高﹐貪臟額越來越大﹐行為越來越機關化﹐全體化﹐赤裸裸化﹐處罰越來越重﹐但是腐敗卻以比反腐敗強大得多的氣勢舉國蔓延﹐口口聲聲一心為民的共產黨卻把中國的國庫掏空了﹐把地球上的這塊土地糟塌得不堪入目﹐連我們承傳了五千年的文化也難以幸免。難道這還不足以讓我們猛醒–主觀意志是扭不過機製這條大腿的﹗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悟到﹕執政與為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嗎﹖前者服從必然世界﹐後者是自由選擇世界的﹐各服從各的規律。胡錦濤還未對它們做出真值性認識﹐就把它們歸到了一起。這與把鋼沙摻雜到大米裡煮粥是一個戲法。只要執了政﹐那政就不管你心上要為什麼﹐它只准你按照機製的路徑運行﹐你就不能選擇了。
江三代在那裡責備別人是“形而上學”看問題﹐其實江三代的這些嬌揉造做恰恰是最武斷的形而上學。胡錦濤的“七一”講話也大量地含有武斷形而上學的痕跡﹐他不知道執政的“執”和為民的“為”是同一個詞﹐生造出“執政為民”這種邏輯混淆﹐屬拖泥帶水式形而上學類別。
其實並不是為了為民才產生出政治與社會﹐相反﹐是人（民）的存在必然地導致出政治與社會。“民”不但指出了某類自然物質（人）﹐還揭示出這類物質的特有性質–理性。只有從理性出發﹐才有宇宙﹐有世界﹐才有關係﹔若不形成意識﹐人就只是動物﹐不是“民”。只要說到民﹐就意味著已經有了意識﹐脫離開動物界﹐就是說﹕無論在自然的造就上還是主觀能力的擁有上﹐“民”的所有分子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誰“為”誰的關係﹐每一個員的生命內部都有能動能力﹐這個能動能力都是體驗生命實現生命的﹐幹什麼還要別人來“為”﹖自己的能動能力扔哪去﹖人人都有實現本已生命的能力﹐“執政為民”就是不讓人家用自己的力量服務自已的生命﹐而由執了政的人來代替﹐這不是對人家本已力量的剝奪嗎﹖這不是對個人主權的侵犯嗎﹖因而“為民”是對人類平等性的否定–我們為什麼讓你們來為﹖為什麼不由自己來為﹖–自主﹗
二﹑憲政不是執政為民﹐而是主權在民
執政的這個“執”就是“拿”﹐執政就是把政權拿去了。共產黨已把政權拿去了還為的什麼民﹖
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公共關係﹐政治就是從關係上爭取普遍有效﹐政治就是《大學》所說的“親（新）民﹐止于至善。”–即對普遍之善的爭取。政權就是通過對關係的調整而促使每一成員都達完滿﹐善﹐幸福。
可見﹐政權是公器。它本來就是大家的﹐人人有份。
既是公器﹐我們為什麼讓你們來執﹖我們為什麼不自己來執﹖
因此說“執政為民”是強姦民意。
“執政為民”是對–政權在民的反動。
什麼是現代政治﹖什麼是憲政﹖主權在民的政治就是現代政治﹐主權在民就是憲政。
怎麼才能保證現代政治﹖保證憲政﹖只有通過政黨黨際的政治﹐政黨間的競爭﹑比較﹐來達到社會制衡的政治。
政黨與政黨的比較﹑競爭﹐是主權在民的保證–政黨與政黨的競爭﹑比較﹐只發生在黨與黨之間﹐黨並不能直接地對人﹐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受到來自黨的威脅。相反﹐在這種競爭﹑比較中﹐個人對政黨始終具有強大的威懾﹐政黨能不能取得執政機會﹐取決于自己能爭取到的民意量﹐而民意的多寡﹐取決于該黨的路線﹑政策的民眾接受度。實際上權力並不在政黨手裡﹐始終在人民手裡。沒有一個政黨能佔有權力﹐執政僅僅是一個機會。任何政黨的執政﹐都是臨時的﹐階段的–
–實際上執政就是在打工﹗
始終處在丟失這一機會的威脅中。且不說主觀上要拿權力來肥己﹐就是不能與時俱進﹐或者某種不慎﹐忽略﹐都引起民意的丟失﹐引起被拋棄。任何一個處在競爭﹑比較中的政黨﹐其所爭取的只是一個臨時的機會﹐在這個機會裡才有權力活動﹐才使人的才能得到施展﹐貢獻于民眾。就因為執政是一個機會﹐獲得這個機會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而又隨時可能喪失﹐所以“機會”本身就是憲政的機製﹐它用強大的必然能量﹐迫使機會的爭取者和暫時取得者﹐都必須保持旺盛的狀態以追隨民意。這一機製就有效地保證了執政政黨不能濫用權力﹐不能拿權力來肥己–因為執政政黨與爭取執政而沒取得機會的政黨是同處一架天平上﹐執政機會造成的是–天平上的執政﹗在野黨處在天平的另一端﹐無論是自己一端的輕微丟失﹐還是天平另端的輕微加重﹐都立刻引起平衡的破壞。所以執政機會使執政始終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國家的權力始終不屬於任何政黨﹐不屬於任何人﹐始終是公器。民意是決定一切的﹐民意就是權力。
行施權力的人不僅處在民意的監督中﹐也還處在隨時的被清算中。它只能依照協議來履行義務﹐通過傑出的履行來證明自己的貢獻﹐造福公眾﹐推動文明。稍有不慎就陷於民意的討伐﹐更不用談什麼謀私。“執政機會”確保了沒有什麼人﹐什麼黨﹐什麼力量可以使政權私有。
“機會”使執政成為成對概念﹐就因它僅僅是一個機會﹐所以它對於一切政黨﹐一切人都是平等﹐任何人一旦滿足了機會所必須的條件–才能與誠信﹐他便取得了施展才華﹐貢獻民眾﹐貢獻社會的機會。機會本身就包含著在擁有與喪上都是公平﹐機會以不能執政﹐失去執政為其條件﹐機會時時提醒正在執政者﹐做為機會它隨時隨地有被人民收回的可能﹐機會以其機製功能避免了政權成為一黨私器。
執政僅僅是一個機會–這就是它必定是公器的保證條件。
至此﹐我們通過邏輯的證明﹐揭露出“執政為民”是一個騙局。那麼﹐我們是不是主張執政害民呢﹖不﹗
我們的結論是﹕現代政治的完備表達是–政權在民﹗
政權在民﹐使執政者的執政=施展才華的機會。你有才能﹐又有可以信任的道德﹐就有可能取得這個機會﹐你在才能上﹐道德上稍嫌不足立刻丟失這一機會。這一機製（在功能上）迫使所有有志于此道者在對才與德的爭取上始終處於旺盛﹐符合人性。要爭取執政的政黨﹐它所著力的不是去佔有地位﹐而是佔有才與德﹐它所爭取的充其量只是一個機會﹐它必須在才能與道德方面做最大的拓展以滿足民意–
–也就是始終向人民投降﹐而不是人民向權力投降。
因為執政雖然權力在握﹐卻只能在這個機會內的在握﹐機會失去呢﹖面對著的就是清算。
胡錦濤是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的庸才還是遠見灼識的政治家﹐並不看他想不想﹐要不要“為民”﹐而是看他能不能還政于民﹗
因此說﹐胡錦濤“七一”講話對三個代表的胡版解釋﹐僅能看出他有某些擺脫江陰影的的要求﹐他盡力要使“三個代表”與江澤民個人有所分離﹐儘可能地將“三個代表”變為共黨高層的公產﹐多多少少有點以江澤民的道來制江澤民余威的游戲。這就讓我們看到了謀略與才能的區別﹕謀略用于機變﹐用于處世﹐用于錯蹤複雜背景下的安身﹐進取﹔而才能是對著整體的存在與發展﹐才能是用來達道的﹐才能不是用于對付﹐而是用于開拓和推動﹐才能追逐的不是成功﹐而是氣象﹗
“七一”講話的用意是企圖通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對三個代表胡版重釋﹐完成他自己和他的新政與江氏政權的區別﹐劃開界限。江澤民之臭﹐江澤民政權的貪婪腐敗是人類史的空前﹐對於這一點﹐胡錦濤那心與“敵對勢力的我等”不會有絲毫區別﹐胡錦濤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過是向公眾﹐向輿論﹐向國際發出了一個信號﹕“我不要腐敗﹐我不是與江三代一樣的糜爛之輩﹐請不要給予等同的看待﹐我要圖治”﹐這是共產黨的老傳統﹕表決心。“七一”講話是胡哥用以與江三代劃線的宣言書。又是他向弱勢群體的蒼白無力的表白。也是向國際社會的乞討。
胡哥沒弄明白的是﹕決心書只是主觀意志﹐屬於自由問題﹔政權的運行規律是機製。這個機製告訴我們﹕它是政權與其背景各機體間的如何相制相約﹐怎樣從機體的互動互制中建立起有效的運行鏈條。因此這就不是意志的自由律所可能奏效的﹐是各機體間引力與斥力的最佳搭配。你“要如何”是沒用的﹐江三代沒有少“要”了﹐這是一個弄通各機體如何相動相克的問題﹕不是一個“為”的關係﹐而是一個“是”的問題–即﹕主權在民﹗
你想為民不想為民我們不聽不聞﹐我們只關心主權是否在民。你不想為民還不好辦﹖下臺﹗滾蛋﹗法辦﹗
我們的批判要闡明的是–拿胡哥的言來看胡哥的理﹐他是否完成了主觀與客觀間的批判。只要還一味地在那裡把主觀要求老調兒彈﹐我們就判斷他決不能有推動民主的盤算。
結論﹕執政決不能為民﹗
我們要的是“還政于民”﹗政權在民﹗
下一討論﹕人有人性﹐黨有黨性﹐政有政性﹐權有權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