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一﹑“执”和“为”是同一个词﹐都是意志
这政用什么来“执”﹖当然用意志啦﹗又用什么来为民﹖当然还是用意志。你的意志已用在了政上﹐你怎么再用到民上﹖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就是顺着相当然耳往下开河﹐究竟贯通不贯通言者是未曾想过﹐也看不出他要去想的迹象。
为什么说只要执政就不能为民呢﹖因为“执政”和“民为”是两个行为。执政服从政治规律﹐政权的运行规律﹔而为民服从道德规律。政治规律﹐政权运行规律是个机制关系﹐是必然性表现﹔而道德是心灵的要求﹐是主观的自由选择。
箭瞄的是雁﹐你怎么指望射中兔呢﹖
“执政”的这个“执”与“为民”的这个“为”﹐是同一谓词–意志﹐只因对象不同才有了描述的不同。
“政”和“民”都是名词﹐政是关系名词﹐民是物质（人）名词又综合上关系（众）。它们各服从各的规律﹕
只要执政其意志就为政治所占﹐就已经在服从政治规律﹐这是必然的﹐这里的意志﹐已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活动在政治里的意志只受机制规定﹐它自身没有自由度。
从上世纪最后一二年以来﹐呼喊政权危机的频律在江泽民嘴里从偶尔上升到普遍﹐上升到不能间断。即便是在口头上﹐也至少是表达“要为民”吧﹖既然江三代在主观选择上也说“为民”﹐为什么事实却向着坑民害民祸民的方向不可抑止地发展﹖江三代在反腐败问题上用的唾液比谁都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官级越来越高﹐贪脏额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机关化﹐全体化﹐赤裸裸化﹐处罚越来越重﹐但是腐败却以比反腐败强大得多的气势举国蔓延﹐口口声声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却把中国的国库掏空了﹐把地球上的这块土地糟塌得不堪入目﹐连我们承传了五千年的文化也难以幸免。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猛醒–主观意志是扭不过机制这条大腿的﹗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悟到﹕执政与为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吗﹖前者服从必然世界﹐后者是自由选择世界的﹐各服从各的规律。胡锦涛还未对它们做出真值性认识﹐就把它们归到了一起。这与把钢沙掺杂到大米里煮粥是一个戏法。只要执了政﹐那政就不管你心上要为什么﹐它只准你按照机制的路径运行﹐你就不能选择了。
江三代在那里责备别人是“形而上学”看问题﹐其实江三代的这些娇揉造做恰恰是最武断的形而上学。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也大量地含有武断形而上学的痕迹﹐他不知道执政的“执”和为民的“为”是同一个词﹐生造出“执政为民”这种逻辑混淆﹐属拖泥带水式形而上学类别。
其实并不是为了为民才产生出政治与社会﹐相反﹐是人（民）的存在必然地导致出政治与社会。“民”不但指出了某类自然物质（人）﹐还揭示出这类物质的特有性质–理性。只有从理性出发﹐才有宇宙﹐有世界﹐才有关系﹔若不形成意识﹐人就只是动物﹐不是“民”。只要说到民﹐就意味着已经有了意识﹐脱离开动物界﹐就是说﹕无论在自然的造就上还是主观能力的拥有上﹐“民”的所有分子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为”谁的关系﹐每一个员的生命内部都有能动能力﹐这个能动能力都是体验生命实现生命的﹐干什么还要别人来“为”﹖自己的能动能力扔哪去﹖人人都有实现本已生命的能力﹐“执政为民”就是不让人家用自己的力量服务自已的生命﹐而由执了政的人来代替﹐这不是对人家本已力量的剥夺吗﹖这不是对个人主权的侵犯吗﹖因而“为民”是对人类平等性的否定–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为﹖为什么不由自己来为﹖–自主﹗
二﹑宪政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主权在民
执政的这个“执”就是“拿”﹐执政就是把政权拿去了。共产党已把政权拿去了还为的什么民﹖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公共关系﹐政治就是从关系上争取普遍有效﹐政治就是《大学》所说的“亲（新）民﹐止于至善。”–即对普遍之善的争取。政权就是通过对关系的调整而促使每一成员都达完满﹐善﹐幸福。
可见﹐政权是公器。它本来就是大家的﹐人人有份。
既是公器﹐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执﹖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执﹖
因此说“执政为民”是强奸民意。
“执政为民”是对–政权在民的反动。
什么是现代政治﹖什么是宪政﹖主权在民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主权在民就是宪政。
怎么才能保证现代政治﹖保证宪政﹖只有通过政党党际的政治﹐政党间的竞争﹑比较﹐来达到社会制衡的政治。
政党与政党的比较﹑竞争﹐是主权在民的保证–政党与政党的竞争﹑比较﹐只发生在党与党之间﹐党并不能直接地对人﹐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来自党的威胁。相反﹐在这种竞争﹑比较中﹐个人对政党始终具有强大的威慑﹐政党能不能取得执政机会﹐取决于自己能争取到的民意量﹐而民意的多寡﹐取决于该党的路线﹑政策的民众接受度。实际上权力并不在政党手里﹐始终在人民手里。没有一个政党能占有权力﹐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任何政党的执政﹐都是临时的﹐阶段的–
–实际上执政就是在打工﹗
始终处在丢失这一机会的威胁中。且不说主观上要拿权力来肥己﹐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或者某种不慎﹐忽略﹐都引起民意的丢失﹐引起被抛弃。任何一个处在竞争﹑比较中的政党﹐其所争取的只是一个临时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里才有权力活动﹐才使人的才能得到施展﹐贡献于民众。就因为执政是一个机会﹐获得这个机会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又随时可能丧失﹐所以“机会”本身就是宪政的机制﹐它用强大的必然能量﹐迫使机会的争取者和暂时取得者﹐都必须保持旺盛的状态以追随民意。这一机制就有效地保证了执政政党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拿权力来肥己–因为执政政党与争取执政而没取得机会的政党是同处一架天平上﹐执政机会造成的是–天平上的执政﹗在野党处在天平的另一端﹐无论是自己一端的轻微丢失﹐还是天平另端的轻微加重﹐都立刻引起平衡的破坏。所以执政机会使执政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国家的权力始终不属于任何政党﹐不属于任何人﹐始终是公器。民意是决定一切的﹐民意就是权力。
行施权力的人不仅处在民意的监督中﹐也还处在随时的被清算中。它只能依照协议来履行义务﹐通过杰出的履行来证明自己的贡献﹐造福公众﹐推动文明。稍有不慎就陷于民意的讨伐﹐更不用谈什么谋私。“执政机会”确保了没有什么人﹐什么党﹐什么力量可以使政权私有。
“机会”使执政成为成对概念﹐就因它仅仅是一个机会﹐所以它对于一切政党﹐一切人都是平等﹐任何人一旦满足了机会所必须的条件–才能与诚信﹐他便取得了施展才华﹐贡献民众﹐贡献社会的机会。机会本身就包含着在拥有与丧上都是公平﹐机会以不能执政﹐失去执政为其条件﹐机会时时提醒正在执政者﹐做为机会它随时随地有被人民收回的可能﹐机会以其机制功能避免了政权成为一党私器。
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这就是它必定是公器的保证条件。
至此﹐我们通过逻辑的证明﹐揭露出“执政为民”是一个骗局。那么﹐我们是不是主张执政害民呢﹖不﹗
我们的结论是﹕现代政治的完备表达是–政权在民﹗
政权在民﹐使执政者的执政=施展才华的机会。你有才能﹐又有可以信任的道德﹐就有可能取得这个机会﹐你在才能上﹐道德上稍嫌不足立刻丢失这一机会。这一机制（在功能上）迫使所有有志于此道者在对才与德的争取上始终处于旺盛﹐符合人性。要争取执政的政党﹐它所着力的不是去占有地位﹐而是占有才与德﹐它所争取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机会﹐它必须在才能与道德方面做最大的拓展以满足民意–
–也就是始终向人民投降﹐而不是人民向权力投降。
因为执政虽然权力在握﹐却只能在这个机会内的在握﹐机会失去呢﹖面对着的就是清算。
胡锦涛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庸才还是远见灼识的政治家﹐并不看他想不想﹐要不要“为民”﹐而是看他能不能还政于民﹗
因此说﹐胡锦涛“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胡版解释﹐仅能看出他有某些摆脱江阴影的的要求﹐他尽力要使“三个代表”与江泽民个人有所分离﹐尽可能地将“三个代表”变为共党高层的公产﹐多多少少有点以江泽民的道来制江泽民余威的游戏。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谋略与才能的区别﹕谋略用于机变﹐用于处世﹐用于错踪复杂背景下的安身﹐进取﹔而才能是对着整体的存在与发展﹐才能是用来达道的﹐才能不是用于对付﹐而是用于开拓和推动﹐才能追逐的不是成功﹐而是气象﹗
“七一”讲话的用意是企图通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三个代表胡版重释﹐完成他自己和他的新政与江氏政权的区别﹐划开界限。江泽民之臭﹐江泽民政权的贪婪腐败是人类史的空前﹐对于这一点﹐胡锦涛那心与“敌对势力的我等”不会有丝毫区别﹐胡锦涛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过是向公众﹐向舆论﹐向国际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要腐败﹐我不是与江三代一样的糜烂之辈﹐请不要给予等同的看待﹐我要图治”﹐这是共产党的老传统﹕表决心。“七一”讲话是胡哥用以与江三代划线的宣言书。又是他向弱势群体的苍白无力的表白。也是向国际社会的乞讨。
胡哥没弄明白的是﹕决心书只是主观意志﹐属于自由问题﹔政权的运行规律是机制。这个机制告诉我们﹕它是政权与其背景各机体间的如何相制相约﹐怎样从机体的互动互制中建立起有效的运行链条。因此这就不是意志的自由律所可能奏效的﹐是各机体间引力与斥力的最佳搭配。你“要如何”是没用的﹐江三代没有少“要”了﹐这是一个弄通各机体如何相动相克的问题﹕不是一个“为”的关系﹐而是一个“是”的问题–即﹕主权在民﹗
你想为民不想为民我们不听不闻﹐我们只关心主权是否在民。你不想为民还不好办﹖下台﹗滚蛋﹗法办﹗
我们的批判要阐明的是–拿胡哥的言来看胡哥的理﹐他是否完成了主观与客观间的批判。只要还一味地在那里把主观要求老调儿弹﹐我们就判断他决不能有推动民主的盘算。
结论﹕执政决不能为民﹗
我们要的是“还政于民”﹗政权在民﹗
下一讨论﹕人有人性﹐党有党性﹐政有政性﹐权有权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