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筆者曾參加一九九七年春天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行的盛大紀念會。各界名流、教授、學者（其中許多是費正清的高足）聚集一堂。晚上，費正清先生的遺孀維爾瑪在掌聲中到會，她幼年的家就是狄維尼蒂二號那座漂亮的二層紅樓，即哈佛燕京學社所在地、現在的東亞系。以哈佛大學學者和教授為核心，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學學者几乎都來了，令人深感學術的力量和費正清先生的影響力。
費正清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南達科他州，逝世于一九九一年，一生貫串二十世紀，可謂閱盡這個多災多難世紀之滄桑；他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東西方陣營的冷戰，目睹了共產主義的興起，晚年則看到它在東歐的覆滅。他曾在三十年代到中國，研究晚清中國与西方的關系。后來在二次大戰期間以政府官員身份兩次來中國短暫工作，他与許多中國學者保持私人友誼，諸如梁思成、林徽音夫婦，蔣廷黻、錢端升等人；他与國民政府官員亦有交往，例如宋子文、宋美齡以及一些政府部長，曾几次到宋慶齡家飲茶。他還与共產党人士周恩來、龔澎和喬冠華夫婦、郭沫若等人有過接触。此外，他還与很多知識分子、外交官、新聞記者有接触。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冷戰局面形成，他不能去中國，因此失去對中國問題的親身感触和真實了解。“文革”后期，中國走入死路，中美關系解凍，他來到中國，約見舊友，尋找故居。然而，誠摯的舊友吶吶箝口，華麗的故居破敗凋殘。一九三二年六月，他和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的女儿、畢業于拉德克利夫學院的維爾瑪在北京結婚，他們住在西總布胡同二十一號一套華麗住宅。他找不回三十年代的美好印象，對于他，那是一個永遠飄逝的夢。
⊙ 關注遠東的前驅者
費正清一直是中國人的朋友。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費正清在美國積極進行一系列演講，并且發表文章，指出日本的威脅和美國有必要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為。一九三九年，他指出美國首先應當以武力制止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徑：
“事實是，也許我們在必須投入歐洲作戰的很久以前就不得不在亞洲參戰。”如果美國政府听取費正清的這一觀點，對日本采取“強硬立場”和武力干涉，那么兩年后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可能就會避免。很明顯，費正清主張美國在亞洲采取積極態度和干涉政策，這有利于亞洲地區的穩定。這對美國，無疑是一個應當牢記的歷史教訓：對地區霸權的姑息，遲早禍及美國本土，因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加以及時的毀滅性打擊，永久地解決問題；而所謂外交努力，不過是養虎遺患和綏靖的另一种方式。
他批評美國政府忽略遠東，對中國援助太少。他指出美國人的盲點：“我們的知識分子專注于歐洲那些熟悉的問題，而忽視遙遠的東亞的沖突。”他的呼吁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美國的遠東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
他主張美國應當采取這樣一种政策，既与國民党交往，也要与共產党交往。他在一份題為《中國的政策》的備忘錄中寫道：“從長遠觀點看，選擇一方是不明智的，因為這樣它只會產生唯一的結果，那就是促使共產党人完全投入俄國的怀抱。”說這种策略話的費正清，顯然是一個態度靈活的外交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費正清夫婦訪問了共產党的邊區所在地張家口，他要挑選四名共產党的文化人士赴美交流。他見了丁玲、成仿吾、周揚、聶榮臻等人。他還听了共產党學員們的課，講課者把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掠奪吹捧成善意，說那是為了防止重要設備落入國民党手中。他感到共產党人有盲從習性和“教條主義”思維，又覺得他們品行正直、獲得民眾支持、有一种樂觀精神。這种印象，在他心靈中很可能与西方那种狂熱基督徒印象產生呼應。由于他對這些人士及其理論、性格、行為和文化本色缺乏更多的了解和洞悉，所以容易使他產生較多正面感覺。
從一九四九年春天開始，費正清在公開講話和私下談論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指出与共產党中國保持交往的好處。他曾邀請与中國有很深感情聯系的女作家賽珍珠、教育家兼美國最后一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人來聚談，表述自己這一觀點。
他還主張承認北京毛氏政權并讓它在聯合國獲得一個席位，而且建議美國拋棄台灣的蔣介石政府。
一九五零年代初，他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選擇——既鄙視和恐懼共產党的“思想專制”，又厭惡國民党的統治方式。在政權更迭之際，許多知識分子無奈地作出選擇。他也看到共產党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毛澤東的“思想改造”運動，肅反運動，斗爭地主運動，一邊倒地投入蘇聯怀抱，數千名蘇聯專家進入中國，中國開始公開譴責美國，隨后，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支持發動戰爭的金日成政權并且投入這場不義之戰，以百万軍隊与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對抗，這些嚴峻事實，使費正清的寬厚、溫和觀點在一九五零年發生變化。他指出，美國應當“制止共產党中國擴張”。朝鮮戰爭使美國的中國專家對共產党中國的態度走向一致，他們都看到有必要以軍事遏止共產主義勢力，這就加劇中國國際交往上的孤立。
費正清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談到中國的共產主義同樣給中國人民帶來可怕的前景，即被國家強迫從事大規模奴隸式勞動，壓抑、摧殘和毀滅人的個性，子女檢舉父母、鄰里彼此監視和告密等等情景（英國作家奧維爾早在他的小說《一九八四》中對這种社會做了淋漓盡致揭露）。共產党信奉的那种主義包含著的种种弊病很快就顯露出來。
看到毛澤東政權開展整頓知識分子運動，費正清感到憤怒和震惊。他在給一個台灣人的信中寫道：“現今的共產党政權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國歷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詐的一种。”一九五二年，他在一個听證會上作證說，共產党利用權力，使每個人入其彀中，被這個政權“控制”、“孤立”和“利用”。后來，他悲哀地說：“在中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樣付諸東流的，以及這种狀況怎樣使起義成了唯一的出路”。
⊙ 《美國与中國》
中國問題的复雜性、非常規性，是西方學者，尤其是那些心腸善良、思路循正道、知識來自書本、對黑暗見識得太少的人無法想象的。他們對中國問題說些可愛的幼稚話，是可以原諒的。費正清先生談到中國問題時，說過不少深刻話，不少幼稚話，也說過一些錯誤甚至荒謬話。
一九三四年底，他致信史沫特萊：“我不相信共產主義能幫助這個國家，因為在這里，沒有人能實施或實踐這一主義。”“法西斯主義——一种個人權力的政治專政，看來更适合這一國家。”前一看法，似乎低估了共產党力量；后一看法，即所謂“中國适于政治專制”，則屬荒謬。世界上沒有任何民族是适合政治專制的。按照盧梭的觀點，人是生而自由的。這是西方現代國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石。
一九三二年，馬士對他說，“不能寬恕整個中國政府的弊政。這是一种罪惡，它使我們的公民遭到中國司法的反复無常的對待。”一九五五年，費正清致信切斯特鮑爾斯：“我贊同這种思想：在中國人作為向帝國主義讓步的一方的時候，其領導層相對說來是一批下賤、低劣、墮落、貪污、頭腦糊涂的人，平民通常心胸狹隘、自私自利、愚昧無知，但卻有著極好的農民。”這一觀點顯示他對中國主要社會階層的基本看法。
一九四三年，費正清說，在中國“好人”極少，因為“如果美德不能与狡詐結合，它就不能產生效果。那些激發我們的偉人登上事業峰巔的美國習字帖上的格言雋語，在此卻行不通，因為這個國家里的好人還沒成長就已經被扼殺了。”這是相當痛切而深刻的論斷，顯示費正清睿智的一面。每一個在宦海沉浮或商海浮沉的中國人，大約都會對此言有頗深感触。
一九四八年，費正清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國与中國》。這部著作為他帶來很大聲譽。此書后來又作三次修訂（一九五八年版、七一年版、七九年版），累計銷售三十余万冊，成為有關中國問題的西方著作中最暢銷的著作之一。有的評論認為，這是“最好的單卷本中國史”。
費正清自己稱之為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普及性讀物。此書勾勒中國三千年歷史，描述中國專制主義的各种特點，諸如官僚制度、宗法制度、鄉紳權力、商人對官僚的依賴以及這种專制制度造成的有組織、成系統的貪污腐敗、濫用權力、親戚裙帶關系等特點，在這种專制制度下，法律既不保護個人的政治權力，也不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和經濟權，這些現象至今依然頑固存在，這种社會特色或曰文明特色，与近代歐洲社會有著很大的不同。
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回應西方挑戰的歷史，這是費正清對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之區別持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這种觀點看到西方的文化影響對古老中國之進化而產生的強大推動力和催化作用。事實的确如此。中國漫長歷史顯示，歷代權力集團似乎很難自覺而且主動走向現代文明。自十九世紀的一八四零年中英鴉片戰爭直至眼下的二十一世紀，近二百年來，中國社會始終處于西方文明壓力下不得不消極地往前蹭，有時進一步退兩步，或把退步鼓吹為進步，甚至為反動，而不是積極、主動、自覺自愿地走向現代文明。
⊙ 回歸書齋
冷戰年代，親共的人士、言論和傾向，受到怀疑、密告、調查或抨擊，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包括費正清在內，亦未幸免。應當指出，這与毛澤東時期對待所謂“右派言論”而采取的反右運動及其監禁、流放、勞改諸种迫害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這种特殊情況下，費正清指出，，“我們必須為保護我們的普遍自由而對我們的個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很明顯，如果這一原則走向極端，可能就會使我們走入歧途。”
在這個年代里，費正清兩頭遭罵。蘇聯方面罵他是“間諜”，美國國內有些人則指控他是共產党人，与共產党人有廣泛聯系，而且對中共有著“毫無疑問的同情”，至朝鮮戰爭爆發，他一直是中共的“忠實支持者”云云。《時代》雜志則稱他是“共產党中國的一個老牌的辯護者”。著名中國學學者同時也是費正清的學術朋友的魏特夫，在政治上持鮮明反共立場，他在政治立場和個人友情的沖突中，采取中立態度。他不愿為費正清作證，他說自己并不很了解費正清的立場和觀點，無法證實費正清的正直。他在私下指出，費正清的觀點非常复雜，無法用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來描述。
這种境遇，使費正清不得不再一次明确表示他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深惡痛絕態度。費正清遭到的批評和怀疑，部分原因來自他對中國怀著一种學者式的深切情感、對美中關系的關切和一种說不清的使命感。因此，自二戰結束后他特別關注對中國問題的探討，并且卷入美國對華政策的爭論，公開發表一系列文章、講演和電台演說，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一九五三年，費正清訪問台灣。一九五五年，他在文章里透露台灣是同盟者的觀點。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文字以“与台灣合作、我們完全有義務幫助他們建設一個非共產主義的中國”為題目。他還指出，中國共產党人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王朝”。朝鮮戰爭爆發，台灣立刻顯示出重要性。費正清放棄以前的觀點，即美國不應介入國共兩党的斗爭，轉而支持美國第七艦隊保衛台灣，以免共產党入侵。費正清觀點上的這种轉變，受到美國一些人士的歡迎。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即中國文革大瘋狂時期和越南戰爭時期，費正清在公開發表的文章里以及私人信件中，都堅持反對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來防衛中國對美國的核威脅。
應當看到，費正清性格或身份處于一种矛盾狀態，即是東亞歷史學者，又是美國政治家、外交家或政策制定者，這兩种基本欲望、立場、態度之間的搖擺性或沖突性。這是學術的超脫性、客觀性与政治的操作性、實用性之間的搖擺、矛盾或不适應性。費正清作為東亞歷史學者和哈佛教授，是他心志和身份的一面，另一面卻是非常渴望能夠以自己的觀點，積極干預和影響美國政府對東亞和中國的政策与行動。這顯示他性格中除了有學者的冷靜一面，更有熱切用世的一面。這种雙重性，給他帶來一些麻煩。
他可以對中國歷史做出比較系統、有趣的描述，但是他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卻不免書生气、因而顯得隔膜。盡管他去過中國數次，接触過很多人士，但他未必比那些未到過中國卻堅持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政治家更理解中國的現實。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他在致學生芮瑪麗的信中感嘆說：“這個世界有許多可惡的家伙，而一個人唯一的職責是……与這些可惡的家伙抗衡。這种戰斗到處都有，而學術成就或是這种戰斗的一個部分，或對這种戰斗毫無意義。我仍打算做一個學者，而這就需要有所作為。”他意識到自己應當回到學者身份，從事學術研究。
哈佛大學有著世界上得天獨厚的文化條件和資金來源，支持東亞歷史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學社在鋁業巨頭霍爾提議并于一九二八年捐贈六百五十万美元后得以建立。這對哈佛的東亞研究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至今仍然發揮著積極作用。同時，藏書丰富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也迅速發展起來。從一九五一年開始，費正清回到沉默的歷史研究領域。此后八年，他成果丰富，單獨或与人合著和編輯了十本書，包括文獻資料、翻譯資料、專著、論文集和教科書。在公開談論中國問題和美國政策時，他的態度則變得相當謹慎。
一九六四年，費正清很有感触地對一位中國學者說：“學者第一位的責任是保持學者的品格；我們都面臨著危險，即我們的社會活動可能損害我們對社會的長期价值。”這話很明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影響已居首位。六十、七十年代初，他的各种榮譽和冠冕紛至沓來。他的通俗性讀物和學術著作，獲得廣大讀者。李普曼在一九五零年十月四日致費正清信中說：“我認為我所說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根据你已經寫的、或已包含在你所寫的東西之中。”除了著述，費正清還在哈佛大學培養了几千名學生，建立起一支由眾多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員和教授构成的力量雄厚的研究隊伍，不僅使哈佛大學成為美國的東亞研究基地，而且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需要更多有關東亞的信息，一种与傳統漢學研究提供的知識迥然不同的新知識。費正清自覺地擴展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以滿足國家決策部門在東亞專業知識、東亞事務以及中國問題方面日益增長的新需要。
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這四十年間，費正清推動了數以百計与中國問題有關的個人學術研究項目，使中國問題研究在哈佛和全美范圍內獲得廣泛支持。來自波士頓、畢業于哈佛的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哈佛學者也走向華盛頓，進入白宮、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
⊙ 錯覺、反省与寬宏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政權搞起又一場規模巨大的禍國殃民運動，即長達十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地球另一端的東亞歷史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為這場“文化革命”的出現而頗感惊詫，他對文革中出現的一系列既殘酷又荒誕的事件深感困惑。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政府特使基辛格（前哈佛大學教授）秘密訪問北京，為總統訪問作安排。從費正清的內心深處來說，他早就認為，改善美中關系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早就應當實行的。因此，尼克松政府這一舉動使他感到惊喜。費正清的《美國与中國》一書，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与中國人舉行歷史性會見之前閱讀的二、三本書之一。
此后几年里，費正清關于當代中國的著述，顯示出明朗色調。他似乎仍然童心未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致奧爾加巴塞諾夫：“尼克松先生訪華向人們昭示，共產主義已經變好了，或變得中立了，我們完全丟棄了五十年代出現的所有令人惊异的東西。”透過這番話，人們可以看出，費正清對中國的看法為什么時常受到批評。一九七五年五月，他稱贊毛澤東“始終是最偉大的解放者”。此話透露他對當代中國政治缺乏洞察力，對毛澤東性格亦缺乏真實了解。所以，后來有評論者指出費正清想對讀者掩蓋毛政權犯下的極權主義罪行，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這种批評，等于說他是毛澤東的辯護士。
鮑若望《毛的囚徒》一書，使費正清受到震動。此前，他雖然讀過揭露毛氏政權殘酷行為的書籍，卻總對書中內容持怀疑態度。鮑氏依据自己在中國監獄七年經歷，寫成這本血淚之書。他揭露毛氏政權下的中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監獄制度的陰森可怕及其對無辜者的殘酷迫害。費正清不能怀疑此書的真實性，他由此對中國的實情有了一點了解和正視。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為此書寫了一篇評論。這篇書評被彼岸的毛氏政權視為敵意行為而記錄在案。后來，當他要求到中國去的時候，中國拒絕給他簽證。這時他感到，要保持學者的誠實和正直，同時又按照北京的標准成為所謂“中國的朋友”，是一件很難的事。
此后有關文化革命十年的种种罪惡和災難陸續揭露出來，費正清感到毛骨悚然。從一九六六年這場“文化革命”爆發開始，它的殘酷暴行及其非人道和反人類性質就已經向自由世界不斷顯示出來。然而，對于像費正清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國歷史學者和中國問題專家，居然需要十年后才感覺到這場“文化革命”的毛骨悚然性，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費正清思想上的不徹底，對當代中國問題缺乏洞察力，時常使他處于尷尬境地，或使他謬論迭出。是太深地沉浸于中國文化、使這位西方學者与中國人的思維不知不覺趨向同化了呢，還是他主動淡漠或放棄西方文化的价值觀，抑或他自己的思想基礎原本就不夠堅實？
值得一談的是，費正清性格中還有一种挺可愛而且很大气的東西。他常常以寬宏大量態度對待批評和攻擊過他的人。他總是努力去消除或化解個人怨恨。例如對待饒大衛，他并不記恨，而是邀請饒氏到哈佛大學講課。他對魏特夫的某些觀點有不同看法，但對他在學術上的“獨特貢獻”依然給以肯定，還為支持魏特夫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工作而推荐一筆基金。這些事例顯示，費正清并不因為個人敵意或惡感而影響到他對對方的學術优點作出肯定，盡管他也曾動怒，以并不和善的態度對待傷害過他的肯尼斯科爾格雷夫。
他的學生佩克對他亦做過公開的激烈批評，費正清繼續与這位學生通信，并且鼓勵佩克完善自己的批評，同時希望他不要僅僅限于批評，要繼續從事艱巨的研究工作，作出個樣子來，以改變現狀。還有很多學生亦對費正清激烈批評或駁辯，然后安然無事地來到他家里聊天，津津有味吃著費太太維爾瑪做的小甜餅，這使費太太似乎略有不快。
費正清先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終生不懈的熱忱研究，對中國問題的真誠關切，是應當永遠使我們尊敬的。沒有他六十年來的辛勤推動，美國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英語世界讀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不會象今天這樣如此興盛和普及。這是沒有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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