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8日】笔者曾参加一九九七年春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的盛大纪念会。各界名流、教授、学者（其中许多是费正清的高足）聚集一堂。晚上，费正清先生的遗孀维尔玛在掌声中到会，她幼年的家就是狄维尼蒂二号那座漂亮的二层红楼，即哈佛燕京学社所在地、现在的东亚系。以哈佛大学学者和教授为核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学者几乎都来了，令人深感学术的力量和费正清先生的影响力。
费正清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南达科他州，逝世于一九九一年，一生贯串二十世纪，可谓阅尽这个多灾多难世纪之沧桑；他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西方阵营的冷战，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兴起，晚年则看到它在东欧的覆灭。他曾在三十年代到中国，研究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以政府官员身份两次来中国短暂工作，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保持私人友谊，诸如梁思成、林徽音夫妇，蒋廷黻、钱端升等人；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亦有交往，例如宋子文、宋美龄以及一些政府部长，曾几次到宋庆龄家饮茶。他还与共产党人士周恩来、龚澎和乔冠华夫妇、郭沫若等人有过接触。此外，他还与很多知识分子、外交官、新闻记者有接触。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冷战局面形成，他不能去中国，因此失去对中国问题的亲身感触和真实了解。“文革”后期，中国走入死路，中美关系解冻，他来到中国，约见旧友，寻找故居。然而，诚挚的旧友呐呐箝口，华丽的故居破败凋残。一九三二年六月，他和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维尔玛在北京结婚，他们住在西总布胡同二十一号一套华丽住宅。他找不回三十年代的美好印象，对于他，那是一个永远飘逝的梦。
⊙ 关注远东的前驱者
费正清一直是中国人的朋友。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费正清在美国积极进行一系列演讲，并且发表文章，指出日本的威胁和美国有必要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一九三九年，他指出美国首先应当以武力制止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径：
“事实是，也许我们在必须投入欧洲作战的很久以前就不得不在亚洲参战。”如果美国政府听取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和武力干涉，那么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可能就会避免。很明显，费正清主张美国在亚洲采取积极态度和干涉政策，这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应当牢记的历史教训：对地区霸权的姑息，迟早祸及美国本土，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及时的毁灭性打击，永久地解决问题；而所谓外交努力，不过是养虎遗患和绥靖的另一种方式。
他批评美国政府忽略远东，对中国援助太少。他指出美国人的盲点：“我们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欧洲那些熟悉的问题，而忽视遥远的东亚的冲突。”他的呼吁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美国的远东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他主张美国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既与国民党交往，也要与共产党交往。他在一份题为《中国的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从长远观点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那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说这种策略话的费正清，显然是一个态度灵活的外交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费正清夫妇访问了共产党的边区所在地张家口，他要挑选四名共产党的文化人士赴美交流。他见了丁玲、成仿吾、周扬、聂荣臻等人。他还听了共产党学员们的课，讲课者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掠夺吹捧成善意，说那是为了防止重要设备落入国民党手中。他感到共产党人有盲从习性和“教条主义”思维，又觉得他们品行正直、获得民众支持、有一种乐观精神。这种印象，在他心灵中很可能与西方那种狂热基督徒印象产生呼应。由于他对这些人士及其理论、性格、行为和文化本色缺乏更多的了解和洞悉，所以容易使他产生较多正面感觉。
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开始，费正清在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出与共产党中国保持交往的好处。他曾邀请与中国有很深感情联系的女作家赛珍珠、教育家兼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来聚谈，表述自己这一观点。
他还主张承认北京毛氏政权并让它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而且建议美国抛弃台湾的蒋介石政府。
一九五零年代初，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既鄙视和恐惧共产党的“思想专制”，又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方式。在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无奈地作出选择。他也看到共产党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斗争地主运动，一边倒地投入苏联怀抱，数千名苏联专家进入中国，中国开始公开谴责美国，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支持发动战争的金日成政权并且投入这场不义之战，以百万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抗，这些严峻事实，使费正清的宽厚、温和观点在一九五零年发生变化。他指出，美国应当“制止共产党中国扩张”。朝鲜战争使美国的中国专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走向一致，他们都看到有必要以军事遏止共产主义势力，这就加剧中国国际交往上的孤立。
费正清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前景，即被国家强迫从事大规模奴隶式劳动，压抑、摧残和毁灭人的个性，子女检举父母、邻里彼此监视和告密等等情景（英国作家奥维尔早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对这种社会做了淋漓尽致揭露）。共产党信奉的那种主义包含着的种种弊病很快就显露出来。
看到毛泽东政权开展整顿知识分子运动，费正清感到愤怒和震惊。他在给一个台湾人的信中写道：“现今的共产党政权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国历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诈的一种。”一九五二年，他在一个听证会上作证说，共产党利用权力，使每个人入其彀中，被这个政权“控制”、“孤立”和“利用”。后来，他悲哀地说：“在中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样付诸东流的，以及这种状况怎样使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 《美国与中国》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非常规性，是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心肠善良、思路循正道、知识来自书本、对黑暗见识得太少的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对中国问题说些可爱的幼稚话，是可以原谅的。费正清先生谈到中国问题时，说过不少深刻话，不少幼稚话，也说过一些错误甚至荒谬话。
一九三四年底，他致信史沫特莱：“我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帮助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能实施或实践这一主义。”“法西斯主义——一种个人权力的政治专政，看来更适合这一国家。”前一看法，似乎低估了共产党力量；后一看法，即所谓“中国适于政治专制”，则属荒谬。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是适合政治专制的。按照卢梭的观点，人是生而自由的。这是西方现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石。
一九三二年，马士对他说，“不能宽恕整个中国政府的弊政。这是一种罪恶，它使我们的公民遭到中国司法的反复无常的对待。”一九五五年，费正清致信切斯特鲍尔斯：“我赞同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作为向帝国主义让步的一方的时候，其领导层相对说来是一批下贱、低劣、堕落、贪污、头脑糊涂的人，平民通常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愚昧无知，但却有着极好的农民。”这一观点显示他对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的基本看法。
一九四三年，费正清说，在中国“好人”极少，因为“如果美德不能与狡诈结合，它就不能产生效果。那些激发我们的伟人登上事业峰巅的美国习字帖上的格言隽语，在此却行不通，因为这个国家里的好人还没成长就已经被扼杀了。”这是相当痛切而深刻的论断，显示费正清睿智的一面。每一个在宦海沉浮或商海浮沉的中国人，大约都会对此言有颇深感触。
一九四八年，费正清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部著作为他带来很大声誉。此书后来又作三次修订（一九五八年版、七一年版、七九年版），累计销售三十余万册，成为有关中国问题的西方著作中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有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
费正清自己称之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此书勾勒中国三千年历史，描述中国专制主义的各种特点，诸如官僚制度、宗法制度、乡绅权力、商人对官僚的依赖以及这种专制制度造成的有组织、成系统的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亲戚裙带关系等特点，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法律既不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力，也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经济权，这些现象至今依然顽固存在，这种社会特色或曰文明特色，与近代欧洲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回应西方挑战的历史，这是费正清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区别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对古老中国之进化而产生的强大推动力和催化作用。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漫长历史显示，历代权力集团似乎很难自觉而且主动走向现代文明。自十九世纪的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直至眼下的二十一世纪，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西方文明压力下不得不消极地往前蹭，有时进一步退两步，或把退步鼓吹为进步，甚至为反动，而不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走向现代文明。
⊙ 回归书斋
冷战年代，亲共的人士、言论和倾向，受到怀疑、密告、调查或抨击，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费正清在内，亦未幸免。应当指出，这与毛泽东时期对待所谓“右派言论”而采取的反右运动及其监禁、流放、劳改诸种迫害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费正清指出，，“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普遍自由而对我们的个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很明显，如果这一原则走向极端，可能就会使我们走入歧途。”
在这个年代里，费正清两头遭骂。苏联方面骂他是“间谍”，美国国内有些人则指控他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有广泛联系，而且对中共有着“毫无疑问的同情”，至朝鲜战争爆发，他一直是中共的“忠实支持者”云云。《时代》杂志则称他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老牌的辩护者”。著名中国学学者同时也是费正清的学术朋友的魏特夫，在政治上持鲜明反共立场，他在政治立场和个人友情的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他不愿为费正清作证，他说自己并不很了解费正清的立场和观点，无法证实费正清的正直。他在私下指出，费正清的观点非常复杂，无法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来描述。
这种境遇，使费正清不得不再一次明确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态度。费正清遭到的批评和怀疑，部分原因来自他对中国怀着一种学者式的深切情感、对美中关系的关切和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因此，自二战结束后他特别关注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且卷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讲演和电台演说，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九五三年，费正清访问台湾。一九五五年，他在文章里透露台湾是同盟者的观点。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文字以“与台湾合作、我们完全有义务帮助他们建设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中国”为题目。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王朝”。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立刻显示出重要性。费正清放弃以前的观点，即美国不应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转而支持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以免共产党入侵。费正清观点上的这种转变，受到美国一些人士的欢迎。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即中国文革大疯狂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费正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以及私人信件中，都坚持反对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
应当看到，费正清性格或身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即是东亚历史学者，又是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或政策制定者，这两种基本欲望、立场、态度之间的摇摆性或冲突性。这是学术的超脱性、客观性与政治的操作性、实用性之间的摇摆、矛盾或不适应性。费正清作为东亚历史学者和哈佛教授，是他心志和身份的一面，另一面却是非常渴望能够以自己的观点，积极干预和影响美国政府对东亚和中国的政策与行动。这显示他性格中除了有学者的冷静一面，更有热切用世的一面。这种双重性，给他带来一些麻烦。
他可以对中国历史做出比较系统、有趣的描述，但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却不免书生气、因而显得隔膜。尽管他去过中国数次，接触过很多人士，但他未必比那些未到过中国却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政治家更理解中国的现实。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他在致学生芮玛丽的信中感叹说：“这个世界有许多可恶的家伙，而一个人唯一的职责是……与这些可恶的家伙抗衡。这种战斗到处都有，而学术成就或是这种战斗的一个部分，或对这种战斗毫无意义。我仍打算做一个学者，而这就需要有所作为。”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回到学者身份，从事学术研究。
哈佛大学有着世界上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和资金来源，支持东亚历史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学社在铝业巨头霍尔提议并于一九二八年捐赠六百五十万美元后得以建立。这对哈佛的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藏书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费正清回到沉默的历史研究领域。此后八年，他成果丰富，单独或与人合著和编辑了十本书，包括文献资料、翻译资料、专著、论文集和教科书。在公开谈论中国问题和美国政策时，他的态度则变得相当谨慎。
一九六四年，费正清很有感触地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学者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持学者的品格；我们都面临着危险，即我们的社会活动可能损害我们对社会的长期价值。”这话很明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已居首位。六十、七十年代初，他的各种荣誉和冠冕纷至沓来。他的通俗性读物和学术著作，获得广大读者。李普曼在一九五零年十月四日致费正清信中说：“我认为我所说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根据你已经写的、或已包含在你所写的东西之中。”除了著述，费正清还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建立起一支由众多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员和教授构成的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不仅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基地，而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需要更多有关东亚的信息，一种与传统汉学研究提供的知识迥然不同的新知识。费正清自觉地扩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决策部门在东亚专业知识、东亚事务以及中国问题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需要。
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这四十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个人学术研究项目，使中国问题研究在哈佛和全美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来自波士顿、毕业于哈佛的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哈佛学者也走向华盛顿，进入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 错觉、反省与宽宏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政权搞起又一场规模巨大的祸国殃民运动，即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地球另一端的东亚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为这场“文化革命”的出现而颇感惊诧，他对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既残酷又荒诞的事件深感困惑。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政府特使基辛格（前哈佛大学教授）秘密访问北京，为总统访问作安排。从费正清的内心深处来说，他早就认为，改善美中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早就应当实行的。因此，尼克松政府这一举动使他感到惊喜。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与中国人举行历史性会见之前阅读的二、三本书之一。
此后几年里，费正清关于当代中国的著述，显示出明朗色调。他似乎仍然童心未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致奥尔加巴塞诺夫：“尼克松先生访华向人们昭示，共产主义已经变好了，或变得中立了，我们完全丢弃了五十年代出现的所有令人惊异的东西。”透过这番话，人们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的看法为什么时常受到批评。一九七五年五月，他称赞毛泽东“始终是最伟大的解放者”。此话透露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缺乏洞察力，对毛泽东性格亦缺乏真实了解。所以，后来有评论者指出费正清想对读者掩盖毛政权犯下的极权主义罪行，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种批评，等于说他是毛泽东的辩护士。
鲍若望《毛的囚徒》一书，使费正清受到震动。此前，他虽然读过揭露毛氏政权残酷行为的书籍，却总对书中内容持怀疑态度。鲍氏依据自己在中国监狱七年经历，写成这本血泪之书。他揭露毛氏政权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狱制度的阴森可怕及其对无辜者的残酷迫害。费正清不能怀疑此书的真实性，他由此对中国的实情有了一点了解和正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为此书写了一篇评论。这篇书评被彼岸的毛氏政权视为敌意行为而记录在案。后来，当他要求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拒绝给他签证。这时他感到，要保持学者的诚实和正直，同时又按照北京的标准成为所谓“中国的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
此后有关文化革命十年的种种罪恶和灾难陆续揭露出来，费正清感到毛骨悚然。从一九六六年这场“文化革命”爆发开始，它的残酷暴行及其非人道和反人类性质就已经向自由世界不断显示出来。然而，对于像费正清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居然需要十年后才感觉到这场“文化革命”的毛骨悚然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费正清思想上的不彻底，对当代中国问题缺乏洞察力，时常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或使他谬论迭出。是太深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使这位西方学者与中国人的思维不知不觉趋向同化了呢，还是他主动淡漠或放弃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抑或他自己的思想基础原本就不够坚实？
值得一谈的是，费正清性格中还有一种挺可爱而且很大气的东西。他常常以宽宏大量态度对待批评和攻击过他的人。他总是努力去消除或化解个人怨恨。例如对待饶大卫，他并不记恨，而是邀请饶氏到哈佛大学讲课。他对魏特夫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对他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依然给以肯定，还为支持魏特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工作而推荐一笔基金。这些事例显示，费正清并不因为个人敌意或恶感而影响到他对对方的学术优点作出肯定，尽管他也曾动怒，以并不和善的态度对待伤害过他的肯尼斯科尔格雷夫。
他的学生佩克对他亦做过公开的激烈批评，费正清继续与这位学生通信，并且鼓励佩克完善自己的批评，同时希望他不要仅仅限于批评，要继续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作出个样子来，以改变现状。还有很多学生亦对费正清激烈批评或驳辩，然后安然无事地来到他家里聊天，津津有味吃着费太太维尔玛做的小甜饼，这使费太太似乎略有不快。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终生不懈的热忱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真诚关切，是应当永远使我们尊敬的。没有他六十年来的辛勤推动，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不会象今天这样如此兴盛和普及。这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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