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一、“死了人”這個后果不一定是選擇
劉忠霞被撞死，這個后果未必是蘇秀文的真心選擇（未必出自故意）。但這一行為所含的攻擊性肯定是出于故意。且不問蘇秀文說沒說“看我不敢壓死你”這句話；也不問代義權是否受到三條大漢的威脅，他是不是個男子漢；也不考慮那些在現場目睹事件的人曾信誓旦旦要作證，到了節骨眼上又退避三舍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們只考察這一事件諸環節的聯系，就可以無誤判定：這一事件是具有主觀選擇的故意。
環節1、拉大蔥的四輪為躲避前邊的面包車而挂上了寶馬的后視鏡；
環節2、蘇秀文姊妹下了車与之爭吵的就是劉忠霞夫婦，這是直接的選擇聯系，不用多費口舌；
環節3、而后來汽車撞死的是劉忠霞，而不是別人，是先撞死了劉而后又傷及其他12人的。
前兩個環節与后果，這三個環節間构成了一個進序，展示出它的因果關聯。如果“死人”這個后果不是因行為人的攻擊故意，它是不會發生的。蘇是不是要撞死劉，這是心靈的內在事件，只能內感知，不能被相對觀測到。我們只能從空間可觀察到的變化來求真相：這一案件的三個情節最終合成—-“死了人”這個結果，就證明后果不是偶合而是選擇。照著人情常理，這蘇秀文好像也不一定是要殺人，殺人又不掙錢，也不愉悅身心，她因為激動，出于發泄，選擇的行為是攻擊性的，這怕是怎么推也推不掉的！
常識告訴我們：要想命中目標，必須使准星、缺口、目標成一線—-几何學的一個公理就是三點才能成直線。寶馬案的后果支持行為必須出自某种故意，（倒不一定是殺人故意），否則行為不會發生，就別說后果了。蘇秀文是否決心要要了劉忠霞的命，除了她自己沒有人能夠證明。但蘇秀文發泄、報負、出气、解恨的故意是空間事態足以證明的。
因此法庭的審判，判決文書必須使上述環節与后果間的必然性聯系獲得還原。
判決若能貫徹正義，能為人所信服，就必須使案件的諸環節在邏輯里不顯矛盾。若判決還原不了后果与行為的聯系必然性，當然就不是公正。
法的原則就是正，公正，正義；若判決沒有正，當然就有個所以不正的背后原因了—-司法腐敗。
不管是黑省，是哈市；還是最高當局的重新調查，其結論必須還原到這個邏輯值里—-邏輯值不是人造的，是事物和事物聯系的天然本色。若最后判詞不滿足這一還原，即便是具體事件，即便硬傷獲得安撫，解決；被“賣”了下去—-
這事件也做為普遍的正義要求，它也不可阻擋地將轉換為社會資源在廣泛的空間里時間里發酵，澎脹，向宏觀爆發上推進。推動著政府權威的進一步失效和解體，推動社會大廈宏觀震蕩的迫近。
二、對寶馬案的反響透視出何种信號？
它告訴我，也告訴共產党：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已經臨界。中國人民的衛權要求已經進入了成熟，拒絕已經不能再有效應，已經成熟了的民族精神若不獲得滿足它就要自行滿足。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牽動了全社會的關注与輿論的案件無不呈顯出鮮明的社會分野—-
即它表現出社會矛盾的明顯的民眾性与政權性這個分野線。
普遍的關注不是別的，它就是成熟的民族民主精神的自行滿足。
從而證明中國社會矛盾已經自行完成了它的組織布局，自組織為社會矛盾的兩大板塊；并找到了克服矛盾的方向与出路—-徹底地否定現政權！你看吧：在中國境內，只要有引起關注的事件總是以弱勢民眾為一方，以中國政權為另一方，絕無違背這一分野的例子。它宣告：對具體矛盾或矛盾具體性的關注都已匯集為社會兩大力量間的互動。我們用急迫地心情告誡胡錦濤：你是沒有退路的，你順應人文，則可能貢獻于我們的民族，成為民主的開拓著。如果你依舊猶懮寡斷，那就是歷史罪人，中間机會是沒有的！埋葬共產是歷史的必然，你不參加進來你就是歷史前進的絆腳石，你進一步退三步，不僅殆誤前進，也將陷你自身。
三、寶馬案是胡溫的又一机會
誰揭去蒙在寶馬案上的淫霾，誰還劉忠霞一個公正，誰就是正義的化身和符號。它就有了號召力，他就能影響社會的一般愿望，他就可能被眾所望，他就有可能對社會走向發生因勢利導的影響作用，可能在相當的程度上避免中國進入民主憲政所需的代价。誰站到人民一邊，誰就握有了克服中國矛盾的鑰匙。
在此，我們嚴肅地又是從善良的愿望出發正告胡溫：
中國社會靠權威維系的時代即將結束，“指揮”的有效性將完全失效，讓位給號召性，號召性是建立在人望之上的，誰有德誰就有人望，誰有望誰就能貢獻于民族，這就是社會失控所展顯的畫面。全社會將不服從命令，而服從心中的所望。
這一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所揭示的就是：對新秩序、新的人際聯系的呼喚已經就在腳下，新秩序、新的人際標准已經扎扎實實地邁入了中國，不是你承不承認的問題，而是它不成為中國社會的立足點是決不可能的問題。
江澤民對中國社會的指揮力已經完全喪失，并很快就將完成對軍隊、警察指揮力的喪失。這一歷史任務的成熟可能讓人來不及做出反應。
而只要真正撕開寶馬案，爆露出它的原始面目，就占了人和。來占人和吧！
我們呼喚你：胡錦濤，在寶馬上莫使國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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