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著名學者蕭公權曾說：“修明政治是唯一的生路，而培養國民對於政府措施敢於批評反抗（自然非武力暴動）的智勇精神與人格尤為當務之急”（《國民人格之培養》）。蕭公權先生排斥“武力暴動”反抗政府的方式是有道理的。四五年至四九年的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頻頻刊發反獨裁、爭民主的文章，半個世紀後笑蜀兄將其輯為《歷史的先聲》出版，還慘遭封殺的厄運，創下自己封殺自己言論的千古笑話。這是因為民主自由，在暴力起家的獨裁政黨手中無非一玩具，遇上真正的民主自由訴求，便視為洪水猛獸了。而中國也算有幸，在四九年前培養了一些敢於批評反抗政府的人，最典型的便是以傅斯年、胡適、儲安平、王芸生等人為首的自由主義群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大多有留學歐美的背景（像雷震這樣留日者則是較為例外的情形，因為留日者大多為左傾知識分子），而庚款留美在其中有不小比例，如三位與清華及庚款留學均有關係的馬寅初、樑思成、黃萬里先生，自然也屬於自由主義知識範疇。不幸的是，四九年後，他們雖然依舊勇敢直言，卻遭遇了一個“誰說得對就不聽誰”的政府，失敗也就勢所必然。這既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民族絕大的苦痛和災難。
樑啟超先生初讀龔自珍詩時“若受電然”，這是每個讀書人，對特別能喚起自己共鳴、震撼自己心靈的文字，一種特殊的體認。我相信不少讀書人都曾有過。而對我來說，“若受電然”的文字，是黃炎培先生與毛澤東談起王朝周期性興亡時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話。我從不懷疑黃炎培先生的真誠，他想與毛澤東探討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富強民主之道，而毛澤東當時的回答也只有民主自由之方，捨此無它。盡管後來黃炎培先生也無法阻擋不講科學、違反常識的事屢屢發生，但回想黃先生向毛澤東所提那個問題，於獨裁者，在心智和真理上真有一種不戰而勝的絕大諷刺。後來得知堅決反對“禍國殃民”的三門峽工程、三峽工程的黃萬里先生，是黃炎培先生的兒子，也就找到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黃萬里先生除英美教育、傳統中國教育之外，來自家庭教育的良好路徑。一九五七年，黃萬里先生寫《花叢小語》及其續篇指陳時弊，反對三門峽工程而獲右冠，打入另冊後，依舊屢屢上書，對治理黃河盡心竭力。迨至八九十年代，又為力阻好大喜功的拍腦袋工程三峽工程的修建，三次上書當政者，希達天聽，甚至希望內部來監督他們的不作為。此番風骨此番努力，以至臨終遺言也是關於長江的治理，能不令人唏噓扼腕！一個國家如此殘酷對待一位講真話、主科學的赤子，想天佑我中華民族，其能得乎？
在經歷了《治水吟草》和《黃萬里文集》這樣兩本無出版社、無定價、無書號的“三無產品”後，在黃萬里先生故去後，終於出版了一本趙誠寫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圖文並茂的傳記平實真情地再現了黃萬里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為老百姓謀福祉──黃炎培先生教導他說“從來沒有農民對不起統治者，只有統治者對不起農民”──不憚權貴、九死猶未悔的艱辛歷程。作為《長河孤旅》的作者趙誠，身染疾病，在寫作本書時，輾轉四處，採訪傳主生前友好，所付出的艱苦努力無疑是應該記取的。但作為黃萬里先生的第一本傳記，還是有不可忽視的缺陷。在四九年後糟糕的教育培養體制下，像黃萬里先生這樣深通自然科學又諳熟文史、中外雙修的通才，已成絕響，趙誠自然也不例外。他無法深入淺出地將黃萬里先生在治水方面的思想、學問，以及與他人的爭論透徹地傳達出來，同樣關涉水利，美國人約瑟夫.埃德沃德.斯蒂文斯的《胡佛水壩》便是將水利知識和美文結合得比較好的著作。同時，黃萬里先生的傳記，應該將三門峽的爭論和三峽工程的針鋒相對的爭論作專章討論，前者有《中國水利》現存的爭論資料，後者有戴晴編的《三峽！山峽》，並且不遺餘地批評那些惟書惟上的偽專家，可惜《長河孤旅》在這方面做得還不是很到位。更令人遺憾的是，沒能將黃萬里先生的治水思想和批評勇氣，放入中國治水歷史來考察，再用魏特夫與東方專制相聯的治水思想（《東方專制主義》）和冀朝鼎的“基本經濟區”的水利歷史考察（《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來佐證，以彰顯當今中國執政者為何好大喜功，以漠視科學的愚蠢到處胡亂修築大壩，破壞祖國的大好河山為己任。這些打著經濟開發幌子的水利工程，實則多為貪污牟利的“圈水運動”（鄭義語），弄得山河破碎，滿目擊瘡痍，真是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
在諾大的中國，像黃萬里先生這樣哀挽河山、痛心吾民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少，但就是這樣稀有而真誠的異見，也日漸式微，老成凋謝。在這樣一個國家，誰說得對就不聽誰的（謝泳語），正在成為一種可恥的傳統。嗚呼！無法無天的執政者們有福了。
《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趙誠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7月版
2004年10月2─3日於成都反動居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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