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本周美國總統大選將為白宮安排一位新主人，這一事件前所未有地將美國置於全球的輿論中心。這種狀況不僅表明自由思想、自由經濟和共和政治日益強大的普遍影響力，同時也說明911事件之後，世界全球化終結“冷戰”時代的同時，也將反對恐怖主義提升到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而整個世界為此出現了某種分歧。美國總統布希顯然處於這一分歧的焦點上，或者說他處於這一轉折的十字路口。這種分歧不僅是世界性的——它在宏觀方面表現為北約內部的某種政策衝突，在微觀方面甚至引起了中國這樣的國家裏知識份子的爭吵——更是美國本土的。沒有什麼比911事件之後的美國反恐努力更左右美國選民對布希的好惡了。
我站在布希這邊。我知道人們反對布希的理由，而這正是我站在他這邊的理由。儘管我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及美國的自由主義政策不會因總統換屆而受到損害，但我認為支持布希更可能是支持一種理想主義觀念，而這種理想主義的匱乏以及相對主義和犬儒主義的氾濫成災，正是整個世界精神和文明力量出現衰敗徵兆的原因。
2004年8月上旬，我在北京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位美國外交官展開了一次討論——她站在美國普通納稅人的立場上批評布希對伊拉克的戰爭——她顯然認為，美人民為“國際責任”付出了太多的代價，而包括歐洲在內的文明世界卻僅僅是袖手旁觀，甚至站在反對立場上。同時，她認為伊拉克可能是美國第二個越南。這位朋友的觀點在美國顯然頗具代表性。10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呼籲民眾在總統大選中投票支持克裏。這篇社論認為布希應該為以下兩件事情負責：其一，向公眾誇大自己私下得到的情報；其二，不必要地疏遠我們的盟友。該文說，事實上，在世界許多地方，美國的威信處於歷史的最低點。前一周，《紐約時報》17日發表社論，表態支持克裏成為美國總統。《紐約時報》社論同樣指責說：“國家開始緊張備戰，布希總統仍拒絕放棄減稅。”“過去四年是令人心碎的四年。眾多美國人失去了生命，無數機會被輕易浪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大選的輿論壓力下終於從《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社論中找到了轉移壓力的機會。這種壓力是政治文明對偽政治文明的壓力，是美國大選對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壓力，是民主政治對獨裁政治的壓力。中國像歡呼拉登突然攪局一樣歡迎《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社論，並希望通過這些輿論捍衛十幾年來中國政府奉行的反美政策以及同情恐怖主義的既定立場。中國主要官方媒體在顯要位置轉載了上面兩篇社論的同時，10月28日，又通過香港《文匯報》援引英國《每日鏡報》的報導稱，美國大選迫近，反布希的運動也達到高潮，除了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斥責他的反恐及伊拉克政策，著名樂隊U2主音Bono、美國“搖滾波士”Bruce Springsteen，甚至饒舌天王Eminem等一群明星亦參加“倒布”活動。美國“前進行動基金會”就列出布希應下臺的50條理由。新華網公佈的50條理由第一條就是“耗資逾1,400億美元攻伊失人心”。2004年10月29日，新華網刊發“英法德輿論希望誰任美國總統”一文，文章說歐洲人不喜歡布希——82％的法國人感到，布希使世界“更加危險”。
我相信，這也正是本-拉登的觀點。當然，人們必須清楚，新華社與紐約時報，以及紐約時報與法新社的觀點並不一致。對於北京來說，它要反對美國當局，即使是克裏在臺上，它也會製造出50條克裏罪狀來。換句話說，反對誰對北京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反對本身。紐約時報和法新社對布希的批評，基本上是出於同一性質的愛國主義精神，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所愛的國家不同。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新華社-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法新社，在更深刻的文化意義上是站在一邊的，那就是以機會主義和相對主義觀念為基本原則反對信仰和理性。這種觀念一方面以短期利害取代是非判斷，另一方面缺乏深刻的邏輯能力。首先，反恐戰爭不可能不付出代價——輿論不能期待一場沒有代價的軍事行動（包括戰爭與重建）。其次，反對戰爭的人們必須提供一種替代方案，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一位政治家能夠提出這一替代方案並說服選民。第三、政治選擇永遠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而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必須有人對這一選擇承擔責任。第四、911以後的歐洲和俄羅斯基本上代表了文明世界的恥辱，因此“疏遠”這樣的“盟友”是迫不得已的。拋棄布希的美國同樣不可能獲得在世界範圍內的“威信”，因為這種“威信”不能通過遷就希拉克或葉利欽式的商業小聰明來實現。最後，“過去四年是令人心碎的四年。眾多美國人失去了生命，無數機會被輕易浪費。”這一評論幾乎與“搖滾波士”的水準是一樣的，如果這種評論佔優勢，美國人的生命才真正白白浪費了。因此我們要感謝《紐約時報》的輿論不是唯一的輿論，自由可以讓更多的聲音去感謝美國士兵為自由和尊嚴所做出的犧牲，而自由也可以讓理性去區分專制社會的結構性刑訊逼供與美國軍隊偶發性的虐囚事件之間的不同。美國士兵在伊拉克沒有白白犧牲，他們為國家自由主義向全球自由的主義的轉型付出了生命，也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因為他們的犧牲，不僅美國更安全了，伊拉克人民也因此獲得了選擇自由，並鼓舞了世界範圍對自由的信心。
美國媒體更強調布希可以讓美國付出更少的代價。這一批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問題在於，布希是否真的可以，這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高度評價美國輿論的批評習慣，事實上批評執政當局幾乎是美國輿論的天性，這種狀況並不僅僅是大選時期的個別現象。不過儘管如此，我仍然願意站在布希這邊。4年來，布希不僅面臨著恐怖主義的壓力，也一直面臨著國內外的“多數壓力”，這種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布希在這種壓力下做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我相信沒有塔利班和薩達姆的世界更符合人類的普遍福祉。人們不可能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克裏會抓住拉登，或者在戰爭狀態中能使美國的經濟變得更好。但人們顯然應該知道，整個世界因美國真正走出了孤立主義時代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而911以後的美國必須為自己作出新的反應。布希現在所面臨的主要批評基本上是國家本位主義的批評，而在我看來，這種觀念是冷戰以後文明的最大敵人。如果說世界處於這樣一個轉型時期，布希無疑成為推動這一潮流的政治先行者。先行者受到“普遍”責備是“正常”的，文明歷史從來如此。
布希是否是新一屆總統對美國政策的影響也許並不重要，但對美國精神和世界自由主義事業是重要的。我們期待美國能夠繼續堅定地點燃人類的理想火炬，為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和日漸狡猾的時代提供政治熱情。即使布希在大選中失敗了，他仍然是一位中途落馬的英雄。我祈禱神能夠使用這一悲劇祝福這個世界因此獲得更大的反省能力和行動力量，而不是因此管教人類為他們的石頭暴行付出更大的代價。
本文截稿的第二天（11月1日），美國之音發表了題為“錢其琛：布希企圖統治世界”的一篇新聞稿。該新聞評論說：中國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夕批判布希總統的先發制人襲擊的策略，一改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對美國總統候選人不發表任何評論的一貫做法。該文說，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在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措辭強硬的評論文章中指責布希先發制人的政策顯示美國要以強權統治整個世界；錢說，伊拉克戰爭毀掉了來之不易的反恐聯盟，並使宗教和種族之間的關係惡化。比起越南戰爭來，伊拉克戰爭使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更不得人心。錢其琛還說，21世紀不會是美國的世紀，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沒有這個夢想，而是因為美國沒有能力實現這個夢想。
美國之音對中國為何在美國大選上突然打破沉默感到迷惑不解。在我看來，錢其琛的文章至少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這種批評恰恰表明美國民主選舉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巨大影響。第二、江胡交權的過程中，外交政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混亂，錢其琛的文章是不負責任的，未必代表整個中國高層的普遍看法——例證之一是前一天，新華社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主權時代的終結”一文，該文通過讚賞歐盟新憲法的方式表明了對過去主權絕對觀念的疏離——而絕對主權觀念，恰恰是六四以後錢其琛主義貢獻給江澤民政權的核心思想。第三，但是，錢其琛的觀點顯然代表了中國高層中極端保守力量的觀點，這些人同情世界上的一切獨裁政權（無論是波爾布特還是薩達姆），這種同情更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國際人道主義”，而是因為同病相憐的緣故——自從蘇聯帝國崩潰以後，恐懼清算一直是江澤民時代的政治本質。不過我相信錢其琛的文章將發揮相反作用，正如當年朱鎔基恫嚇臺灣結果為陳水扁助選一樣，儘管效果不會那麼明顯。一方面錢其琛也算人微言輕，另一方面美國選民對中國政府的言論不會太重視。但無論如何，錢其琛的文章恰恰鼓舞筆者相信支持布希是符合自由主義利益的。布希主義最傑出的貢獻是對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當代思想的實踐，而在此之前，人權和主權的辯論最高收穫僅僅是口頭上贊同近代的主權觀念面臨重大修正。
2004年中國和世界成功地送走了江澤民，錢其琛的文章僅僅是江澤民主義的回光反照。但從反面看，錢其琛的文章也可以視為聖誕老人給自由世界一份幽默的禮物。
2004年10月31日星期日初稿
2004年11月01日星期一定稿
－－轉載自《議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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