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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國:惟有孤獨多壯志(2之1)

──白樺珠海說孤獨

朱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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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2日訊】也許,人性是不應該孤獨的,但為了多數人不孤獨,需要少數人去孤獨地思想?沒有孤獨就沒有新思想、新發現?馬克思說最先進的思想永遠只有少數攀登在山頂的先進人物才可能接受,馬克思是贊成思想者孤獨的?也許,人性並不生來喜歡孤獨,孤獨者都是先追求熱鬧,後由於特定的時空對獨特的個性的壓迫,逼上樑山成為孤獨者?孤獨者是人類中的珍珠,是一種病態美?

──提要

“早叫的公雞”與孤獨

1985 年10月,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雜文《早叫的公雞》,希望上焉者能善待提前預警的思想者。不久,樓適夷先生為我的書房題扁《早叫廬》,程思遠先生為我題寫了條幅“早叫的公雞”,從此我以“早叫的公雞”為人生追求。而今十八年過去,我才發現這一追求帶給我的只是孤獨,孤獨,再孤獨。我不禁困惑:孤獨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當我以雜文爭當“早叫的公雞”時,我只是在與“主旋律”打交道時感到孤獨──因為一篇認為家鄉父母官在人大代表選舉中落選顯示了中國民主新進步的雜文,我不得不放棄鐵飯碗背井離鄉南下深圳打工,其時雖有許多百姓為我叫好,但他們卻無力為我伸冤,有話語傳播能力的同仁卻不知為什麼患了失語症,倒是一個偶爾寫點“新基調”小雜文的朋友,在當過銀行行長,炒罷房地產,富得全身流油後,從背後給了我一槍:朱健國南下是為了求功名。這時我感覺了不能與“小雜文”和平共處的孤獨。

當我以“偽現代化”研究的學術札記爭當“早叫的公雞”時,有號稱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的朋友對我進行了圍攻誣陷,這時我體會了不能與“偽現代化者”友誼百年的孤獨。

當我以兼聽則明、兼收並蓄的“無主義”超越“自由主義”與“新左”, 在新的高度爭當“早叫的公雞”時,“自由”與“新左”兩大陣營的一些新銳都對我側目而視,我感到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把每個朋友得罪一次”的孤獨。

2002 年5月,有人發現了我的孤獨──該月《雜文選刊》轉載李君《無限風光在險峰──朱健國雜文創作簡評》一文說:“自從1981年誤入雜文‘白虎堂’,朱健國的人生道路可謂一波三折、流年不利。但他仍痴心不改,從未對雜文心生倦意,並公開申明要做一名永遠的‘意見人’,因為‘人類社會永遠需要直言不諱的意見與批評’。”

其實,我此時正深深陷入一種困惑:面對無恥者升官發財,無知者熱鬧非凡,如何爭當“早叫的公雞”,如何對待孤獨?

也許,人性是不應該孤獨的,但為了多數人不孤獨,需要少數人去孤獨地思想?沒有孤獨就沒有新思想、新發現?馬克思說最先進的思想永遠只有少數攀登在山頂的先進人物才可能接受,馬克思是贊成思想者孤獨的?也許,人性並不生來喜歡孤獨,孤獨者都是先追求熱鬧,後由於特定的時空對獨特的個性的壓迫,逼上樑山成為孤獨者?孤獨者是人類中的珍珠,是一種病態美?

是的,我感到孤獨將近20年了。但是我的孤獨與一些大思想家的孤獨相比,還有天壤之差。值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當我有怨無悔,準備更加孤獨,永遠孤獨下去時,我想請教一位孤獨大師:如何應對孤獨?

誰最適宜當我的孤獨老師?

2002 年3月25日,香港鳳凰電視台在“魯豫之約”專欄節目中播出了《白樺:性格決定命運》的訪談。白樺先生說:“1988年夏天在法國,我參加一個中國代表團,在蓬皮杜中心和法國公眾見面的時候,每個人要自己介紹自己,我就介紹了我自己,我說我是一隻公雞,結果全場哄堂大笑。為什麼是一隻公雞,我說我而且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公雞,就是別的公雞大概到了五點鐘開始叫 ,我可能三點鐘已經就叫了,這樣的話主人很不高興。”

“不合時宜的公雞”,不也就是“早叫的公雞”麼?

我決計向孤獨大師白樺先生請教。

“四個代表”

曾幾何時,金怡酒店是珠海市達官貴人的燈紅酒綠之地,但從某一年開始,它門前冷落車馬稀,日漸孤獨。於是“物以類聚”,一些非“主旋律”的孤獨文人常常被“門當戶對”地禮遇其中。

2002年4月13日下午,陽光古怪,海風冷漠,珠海金怡酒店614房充滿憂患──白樺先生在對我講述他的孤獨觀。

72 歲的白樺雖然白髮凜然,無限憂患,兩眼卻依然青春煥發,聲若浪潮──香港鳳凰電視台在《白樺:性格決定命運》中這樣介紹他:“白樺今年72歲,是河南信陽人。但1947年參軍的時候,他只有17歲。那時,氣勢磅礡的淮海戰役鏖戰尤酣,那段難忘的記憶後來構築成80年代初家喻戶曉的軍旅電影《今夜星光燦爛》。不過,更多的人記得白樺,是因為他寫了《苦戀》,這部劇本後來拍成了一部當年中國人耳熟能詳、但卻從未看過的電影《太陽與人》。”

相比而言,我更喜歡關於白樺是“三個代表”的說法──“中國文化界的焦點代表之一”,“‘苦難一代’的突出代表”,“世事滄桑中的‘突出代表’”,但我還要加上一條:白樺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作家的孤獨代表──他是“新中國”五十年曆次文字獄唯一的“全陪”(全程受難者),從胡風冤案、反右、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六四風波、“掃黃打非”等,一次也未漏網,一次也不逃避!盡管他“本質上是唯美、唯藝術、唯愛的”,但是,“這些年來,白樺先生的人比他的書更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著我們無法想像的重負。一個群體對一個個體的疏遠孤立是可怕的,它讓人喪失正常的認知力和判斷力;它讓人沒有起碼的耐心去了解事實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讓人變得匪夷所思,看到個體在群體力量的壓抑之下的無助顯得冷漠。也許人都慣於依附和順從在一個群體的意志中,這使得人們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時候,在這種依附和順從中,我們丟失了個人的情感、立場、意志,甚至沒有愛和真誠!”

有一個叫EIIenan.Dong的人這樣評述白樺先生和《白樺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一位知名的作家,中國文化界的焦點之一,在中國以外的土地上,曾經牽動過那麼多異族人的關切和熱望。然而,你相信嗎?你幾乎不知道這些年來他創作了些什麼作品。有一些話,真的不知道該不該在序言中說,或者說,是不是合適。這樣的困惑折磨了我很久,我還是決定要將我的憂慮寫出來。在中國作家中,白樺先生是“苦難一代”的突出代表,人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詩人,一位因敢於直言而飽受憂患的作家。人們因為讀到長詩《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詩而認知了他的才情。又因為電影劇本《苦戀》而感慨他的近乎蒙昧的率真和一個知識分子良心。當文學在時代的浪尖上風起雲湧的時候,那種擠擁在喧嘩中的文字和作家是領受了超出常規的災難和榮耀。那樣的災難在所有人的心中如同夢魘一般,然而,我總對那些默默地承受著生活無可奈何的錯誤和拙劣的玩笑的人們心存敬意。那些一邊躺在傷口上,一邊重複著訴說傷痛的人們,甚或想永遠地換取藉此贏得的尊重和榮譽的人是值得可憐的。

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可以得到證實的途徑其實只有一種:那就是他(她)有──只需要有──非凡的藝術才華,與旁的並無多少幹系。他們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努力來完成某一形式的具體實現,無論境遇、年齡、環境、健康或者貧病,都宿命一般地保持著對美的執著、信念、追求、存有虛妄的浪漫的幻夢和多情善感的個性。並且常常是讓人惋惜地覺得他浪擲了他的才華,那可能是無可奈何也是有必要的浪擲。

我們常常被各種各樣的東西覆蓋或迷惑視線,並且偶爾也會被牽引或迷失,但最終,時間會證明一切。我真正要表達的是,白樺先生除卻是世事滄桑中的“突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從本質上是唯美、唯藝術、唯愛的──這與旁的,任何的其它的背景也無關。我固執地相信,這將是白樺先生留給我們的真正有意味的東西,並且,我不無傷感地說,可能要很久以後讀者才能真正意識到這點,包括我自己。在倏忽間與那種純美相遇時被深深感動,並領悟到美以外的寬容、善良、怯懦、猶疑和絕望。也許只有時間才會帶著我們如老牛拖車一般讓我們去明瞭我們真正想知道的。

有這樣的鍥機,仔細地讀他幾十年來的作品。了解他的性格,以及由此而決定的一系列命運。在感受和分析他的情感的同時,為人性中的種種無奈而觸動。想著文字與人的關係就是這樣微妙,種種翻騰的感受和永遠也著不了地的了悟也就這樣散開了,我不知道所有的同道是否也以為這屬於一種醇美。這些年來,白樺先生的人比他的書更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著我們無法想像的重負。一個群體對一個個體的疏遠孤立是可怕的,它讓人喪失正常的認知力和判斷力。它讓人沒有起碼的耐心去了解事實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讓人變得匪夷所思,看到個體在群體力量的壓抑之下的無助顯得冷漠。也許人都慣於依附和順從在一個群體的意志中,這使得人們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時候,在這種依附和順從中,我們丟失了個人的情感、立場、意志,甚至沒有愛和真誠!然而,這並不是說,白樺先生是無可挑剔的,恰恰相反,那麼久以來,我讀他的作品──幾乎所有的。了解他的生活背景和在這個背景上的愉悅或痛楚的線條,更重要的是沿著他的性格軌跡和情感傾向去理解他的種種命運,我看到的是一個立體的藝術家,也正是他的卓爾不群和人性弱點甚至是性格障礙,他的堅強和軟弱,懵懂和無畏,堅決又猶疑,多情浪漫而無所適從,敏感銳利又順從無助……這一切的一切構築起一個真實的他。太多的顛沛,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的滋潤,風雲變化的時局的冷酷,那麼多的相悖相依糾纏在一起,性格和命運水乳交融地在他身上得以體現。所有的一切都如在劫難逃。他都遇上了,你說是幸運還是不幸?他本來的天性和趣味只聽從美的召喚,卻要他承擔了太多藝術之外的東西,你怎麼能不為他擔憂!?

作家只需要留下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個人的“他”(“她”)是可以隱去的。然而,我們又常常在對作家的分析、揣摩中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如果說,作家和作品都如中國園林一般曲曲折折而充滿意趣,那麼,那是讀者的幸運。如果你怨恨或輕視過白樺,甚至曾經是他的敵人,你也會偶然間從心底的一個角落裡湧出只有你肯在心底承認的愛憐和佩服:如果你愛他,你更會為他深感不安和焦慮。然而,白樺先生是你所不能改變的。常常超出你的想像,他讓我想起了享利.達維德.托雷的那句話──除了還要愛以外,沒有別的反對愛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他已向你表白,他唯一的疾病就是孤獨。那是一種無法治愈和擺脫的痛苦,我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殘酷的折磨造就了他。

……

白樺,正像和他同名的樹那樣,秋天到來,它的綠葉也會轉黃、飄落……但它一年四季、從生到死都會驕傲而孤獨地挺立在大地上。

我懷疑這EIIenan.Dong就是我,他說的大都是我想說的話。

白樺,白樺,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乘勝前進” 說孤獨

朱:白樺老師,您既然同意讓我寫一寫您,我就想選取一個好角度爭取最佳效果。

白:寫得比較文學一點。

朱:可以有幾個角度:一個是找個文學上的話題,比如說談電影、談生活;或者談感情、談家庭……但我想,最能體現您的命運、個性的角度,莫如談孤獨感,怎麼樣?這既可以有思想,又可以有新聞性,也便於淡化政治,反思《苦戀》,適合現代讀者口味。您覺得呢?3月25日香港鳳凰電視台《魯豫之約》中播出對您的採訪《白樺:性格決定命運》,反響熱烈,說明新世紀的思想者和老百姓還在惦記您。我想“乘勝前進”,與您從新的角度再談一些人生體驗。

白:從孤獨感說開這一角度比較好。

朱:說孤獨感,文學和人生都可以貫穿其中。

白:你看莫言和王安憶(最近)在上海做了一個演講,談文學是一種對抗。

朱:文學是一種對抗?對抗可能就來自孤獨?

白:我沒有聽他們的演講。

朱:我看您的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周百義策劃的《白樺文集》四卷,書裡都透著那麼一種強烈的孤獨感。我想您就談談您的孤獨感──可以由近及遠,從最近的事情說起。

給《白樺文集》作序的哪個EIIenan.Dong,是個什麼人?

白:我是不要找名家的,我找一個年輕的作家寫的。

朱:EIIenan.Dong,那是一個中國的年輕人啊?

白:對,年輕人,但他自己又不願意暴露自己的名字,就用了一個化名。你覺得寫得還可以?

朱:寫得不錯,他把您的影響概括得很到位,比如說您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化的焦點之一”,這個提法是很有意思的。

白:孤獨──其實文學本身它是一個矛盾體,它既要求作者是孤獨的,但是文學作品又要廣泛接觸讀者,我常常體會到一種矛盾的東西。

朱:這就是說,優秀作家的寫作狀態應當是孤獨的,否則就會在各種干擾下無法獨立思想,自由寫作;但其作品又應該是廣泛共嗚的。作家不怕自己的生活處於孤獨之中,但要避免作品“門可羅雀”。寫作時孤獨,作品問世熱鬧;先孤獨後家喻戶曉;生前寂寞,身後著名,這是正常的思想者生態。而常常在電視、會議露面,作品未發就先轟動熱鬧者,大抵三流或偽作家。而今不惜出賣靈魂謅媚官場與市場求熱鬧者,甚至千方百計製造官司炒作自己者,不過是“文化口紅”的批發商,不過是打著“苦旅”旗號的文化泡沫或“文化晃晃”。

魯迅的孤獨和屈原、曹雪芹的孤獨是不同的

朱:您的這種孤獨感是否來自於從事文學藝術創造這一獨特的職業?有良知的作家原本是一個“孤獨感反應堆”。

白:文學它是一種孤獨的事業,但是它又要被讀者所認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又不能是一個孤芳自賞的工作。中國文學史所留下來的有價值的東西,常常是作家孤獨無依留下來的。從屈原的《離騷》開始就是,他當初並沒有想去發表。到了《紅樓夢》,如果曹雪芹,考慮到後來這麼多人愛看這本書,他可能不敢寫,寫不了《紅樓夢》,實際上他是自己寫給自己讀的,發洩自己的一些想法,抒發自己的情感,頂多給二三知己好友傳閱,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成為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人手一冊地讀,他要知道這樣,肯定嚇壞了,因為包括作家內心很隱密的一些思考都在這本書裡。

到了魯迅先生,這個孤獨感跟他們又不一樣了,魯迅是希望把他在孤獨當中思考的問題盡快地告訴別人。所以鳳凰台魯豫問我的時候,她說那你為什麼要輸送“炮彈”讓別人打你自己?我說,其實當時沒有想到這麼多,我只是想把我思索的問題,最想說的話告訴別人,就是這樣一個想法。魯迅先生一生都希望能把他的孤獨感、思索告訴更多的人,他的小說、雜文,都是他在孤獨中的感受,而他又希望被讀者所認同,即使現在不能認同,將來認同也好。

朱:這就是說,古今優秀文化人的孤獨是不同的,魯迅的孤獨和屈原、曹雪芹的孤獨是不同的。古人──屈原、曹雪芹──的孤獨只想幾個知音理解,像俞伯牙只要有一個鐘子期聽他的“高山流水”就心滿意足了。但現代中國人不同,大多數文化人始終毫無孤獨感,他們往往是在與上級、與政府、與大眾高度一致的情形下生活寫作;極少數具有孤獨感的作家學者,雖有孤獨,卻是希望“從孤獨走向共鳴”──也就是魯迅說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古人是出世的孤獨,今人是入世的孤獨。

白:古今文化人的孤獨完全不同,因為時代不同。

朱:《紅樓夢》那個時代,小說本身就是一個不入“主旋律”的孤獨的文學形式,它不是當時“主旋律”認可的“先進文化的方向”,曹雪芹選擇孤獨的藝術形式小說來表達他的孤獨,又只讓脂硯齋等三二個知己閱評,他是從孤獨走向孤獨,只需要有幾個傾訴對象就行了。而現代文化人,是想竭力擺脫孤獨,以傾訴得到全體共鳴。

白:是啊。

朱:也許古人是“封閉的孤獨”,現代人是“開放的孤獨”,如何表述古今這兩種不同的文人孤獨?

白:這個一時很難說準確。孤獨的形態,古今文人作家,他們的孤獨差別,只是一種願望不同。魯迅先生的願望,就是希望通過他自己的孤獨和思考能夠影響中國人,這一點他是很明確的;像曹雪芹這樣的清代文人,他卻從來沒有想到去影響別人。

朱:“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曹雪芹認為,“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紅樓夢》第一回)曹雪芹的孤獨好像是“消極的孤獨”。

白:對。而魯迅先生他嚮往“於無聲處聽驚雷”,他雖然當時把中國看作是無聲的中國,但是他又希望在無聲的中國,大家能夠聽到驚雷。而他的孤獨就是要導致這個“驚雷”的到來。他的文學作品,總是希望中國有一個巨變。

我的孤獨可能接近魯迅。我是把寫作當成一種寫日記,雖然我在文革的時候多次下過決心以後不要再寫日記。過去我是把鋼筆一拿出來就寫,現在呢,每天總是要把電腦打開。現在有了電腦,的確是很好的東西,可以設很多“文件”,這個文件打開來寫一寫,那個文件打開來寫一寫,我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比方說我現在正在寫一個電影劇本,電影劇本寫的時候要修改一次,然後在這個空隙當中再寫我未完成的書稿,幾乎可以同時進行,有時候還可以寫一二篇短文,現在有電腦有很大的好處。

朱:可否說魯迅的孤獨是一種“積極孤獨”,就像有洛克的“消極自由主義”和盧梭的“積極自由主義”一樣?或許,有“出世的孤獨”與“入世的孤獨”之分?古人愛以孤獨出世,現代人願以孤獨入世?魯迅在小說《孤獨者》中寫魏連殳由一個與世格格不入的中學老師淪為失業者,最終淪為“杜師長的顧問”而鬱悶死去,似乎是在批判“出世的孤獨”、“消極孤獨”是沒有出路的。

而今蓬勃興起的大眾傳媒、電腦、網絡日益有利於現代人及時表達孤獨,把孤獨迅速轉化為共鳴而入世;“積極孤獨”、“入世的孤獨”將更加主導新世紀,“消極孤獨”、“出世的孤獨”似乎不可能再還鄉?您的“積極孤獨”,除了來自文學的特性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孤獨來源?比方說政治形勢的變化,它可能對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作家產生更多孤獨感……

白:你要記住,這篇文章不要提政治。有的時候,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化,總會有一種新孤獨,一個作家的孤獨當然和客觀環境有關係的,受這個客觀因素的影響。這時的孤獨也可以說是寂寞。一個思想者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才可能最終走向共鳴。比如說文革,我就長期沒辦法寫作,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這種孤獨是完全和文學絕緣的,但是我忍耐下來了,思想沒有封閉,後來我終以《苦戀》取得了共鳴。

八歲開始最初的孤獨

朱:是否可以概括一下,您一生經過幾個比較很特別,很明顯的孤獨時期?我很想知道您的孤獨歷程。

白:我覺得我開始熱衷於文學,從十幾歲開始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寫出來,那就開始處於一種孤獨思考的狀態。比如在我八歲的時候,我的家鄉信陽就被日本人佔領了,日本人當時佔領了大半個中國,那個時候我家破人亡,父親被日本人殘害死了,那個時候我家裡一敗塗地,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沒有地方住,很窮。我最近給人提供了一張照片,可以看出來,那個時候我家窮得非常聊倒,生活很困難。所以我覺得從八歲開始,就遭受許多人所不能經受的苦難,戰爭、飢餓……我的人生一開始就缺少童年的歡樂,沒有孩子所有的稚趣,開始自己有了思考。從那開始,我父親死了以後,我一下子由孩子成為成人了,在寂寞當中成為了大人,開始懂得了獨立思考。所以我過去在歷次運動當中交待這個問題,交待自己的思想時,很多人都批評我、罵我:你怎麼可能不順從黨?那個時候你怎麼會有這種思想?他們其實不知道,人如果經歷了巨大的變革,他的思想很早就會成熟。

我曾經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寫了一首詩,我說思想就像一顆珍珠,是一種磨難,是一種折磨產生的一顆沙粒在它的心裡、肉裡,在它的血肉當中磨難,折磨它,讓它成為一顆珍珠、一種思想。為什麼孤獨感特別強的作家,他的作品非常富有思想,特別包含獨特的思,想,比如魯迅先生,他就是在一種痛苦當中有了痛苦的孤獨感。所以我接觸文學,並不是從楊朔那樣的新中國新文學開始,嚴格來講,我是從民族文學、從古典文學、唐詩、宋詞到通俗文學、演義這些小說進入的。

朱:您並非與時俱進,而是返古歸真,與古人孤獨的結晶相伴。這就是您最初的孤獨之道?

白:對,最初的孤獨。

五十年代初期沒有孤獨

白:結果,我在這個孤獨當中很希望去做文學,讀了很多書以後,就開始自己想做文學。那個時候隨著局勢的變化,我就參加了解放戰爭,參軍了,義無反顧,當時就暫時把文學忘了。我覺得我雖然在戰爭時代,但我內心很簡單,非常順利,非常簡單,覺得我真是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麼簡單、單純。那個時候,軍隊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單純,戰爭當中任何東西都不會計較,什麼名利,什麼地位,全部沒有。

朱:那個時候惟有理想!

白:非常簡單、單純,單純就失掉了孤獨啊。

朱:單純就失掉孤獨,複雜裡才有孤獨?

白:哎,是的。所以我後來的作品,我從1950年開始寫作,這些作品也是像我當時的思想一樣單純,非常單純,那時候就是單純地歌頌新政權,單純地看生活,把生活都寫成自己所想像的那樣。

朱:等於說這個時間□□五十年代初期,您是沒有孤獨的?

白:沒有孤獨。

朱:而您在1949年之前的那一段時間是孤獨的?

白:應該說是在1947年以前那一段時間我是孤獨的,等我進了部隊以後,我覺得自己又找到了一個家,找到了一個團體,找到了一個自己理想的群體,所以我就沒有孤獨了,我的思想也變得單純起來了,非常之單純。那個時候比小的時候還單純,小的時候是老處在日本佔領區的環境,是衣食無著的一個地位,那必然是思想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跟我談話,我就要考慮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會考慮的,我可以揣測他:這個人是特務還是什麼,他是不是職業學生?總之那時候我一下子能分辯出來他是否是革命的,或者是同情革命的,或者他本身就是一個特務、職業學生……我都一眼能分辯出來。那個時候我還小,就能看得出來,十幾歲以前都能看得出來。但是我十七歲參軍以後,我的思想變得單純了,就不需要思考這些了。那時候我的作品全部都是這樣的一些簡單作品,包括《山間鈴響馬幫來》、《邊疆的聲音》……我把邊疆生活看得很簡單化、詩意化。其實現在真正回想起來,邊疆從我們第一天去就是非常複雜,非常殘酷的,生活本身的那種殘酷的一面我沒有看到,它這個殘酷不僅僅包括對敵鬥爭的殘酷,也包括我們自身的一些糊塗認識,包括我們自身政策的失誤。所以我覺得這種單純的作品並不好,對我的寫作並不好,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寫作。

朱:孤獨的反義詞是什麼?

白:孤獨的反義詞也可以說是熱鬧,熱鬧是一種,還有可能是平庸。

“批胡風”帶來第二次孤獨

朱:您第二次感到孤獨,是不是到五八年劃您為右派開始?

白:不是。其實建國後我第一次受到挫折是1955年“反胡風運動”的時候。當時我們軍隊作家集中起來在北京搞運動,集中了很多作家,我們集中的那個地方就叫做“蓮花池”,所以我們現在見了面就說笑話,說我們是“蓮大同學”。

朱:,“蓮花池”在北京什麼地方?

白:在“八一”電影廠旁邊嘛,就是北京六里橋旁邊有一個蓮花池,我們當時就集中在蓮花池旁那些平房裡,作家很多,包括公劉、李瑛……。

朱:批胡風運動怎麼結束了您的熱鬧、簡單、單純的時光?您重返孤獨,這種孤獨和第一次的孤獨有什麼區別?

白:這一次孤獨特別痛苦。我第一次想到自殺,而且我想得很細致、很浪漫──旁邊蓮花池都長了蘆葦,也很深,好像很好自殺。但其實,我們這些被審查的作家都是有專人看著,上廁所都有人看著,看得非常緊,結果沒有辦法自殺。

朱:那時連自殺權都要剝奪。

白:我當時就想了一個點子,我要趁他們不備的時候,一下子跑到蘆葦盪裡面去,他們就來不及了,然後我在裡面從從容容地失蹤了,自殺了。結果我這個想法還沒有實行,我們的組長,就是胡奇,原來《解放軍文藝》的主編(文革前的主編),他把我的一封絕命書抄出來了。這樣對我的防範更嚴了。而且這封絕命書就變成批判的材料了。

朱:說你想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罪加一等?

白:對。

朱:這封絕命書你是怎麼寫的?

白:我已經記得不太清楚了,大約有兩個內容:一個內容就是,申辯我自己:我絕對不是異己,不是胡風分子,我不是來投機革命的。我覺得我跟胡風是個人之間的一般關係;第二個內容就是說我很遺憾,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寫出來,……我很遺憾,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現在能記起來的也就是這兩個內容。

結果就猛批我,對我看得很嚴。但是,當時實行自殺的人很多,公劉還自殺過兩次,也是在蓮花池。

朱:公劉比您大吧?

白:大兩、三歲,他自殺過兩次,都失敗了。他有一次在廁所,好像準備要在樹上掛一根繩之類的,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一次,是在床上,自己用毛巾勒脖子,也沒有勒死,那是勒不死的啊。

朱:人孤獨到極點就想自殺,想結束孤獨?

白:對。那個時候思想雖然是孤獨的,仍然是比較簡單。

朱:怎麼還是比較簡單?

白:覺得這是一個誤會,是一個黨誤會了我,是群眾運動的一個誤會。沒有從深層次去考慮這個問題,也沒有考慮這個胡風問題本身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沒有深想。

朱:沒有想到批胡風是不對的,胡風是無罪的,只覺得我是無辜的,我受了冤枉?

白:對。但是我對胡風的問題想到了一點,覺得很可怕──就是從毛的那個批示,對“胡風反革命材料”的批示想到的。那批示你要現在拿出來看,還是令人毛骨悚然。那時我感到很可怕的在哪裡呢?我覺得將私人的通信、日記這樣批判,太可怕了!日記有的時候可以這樣解釋,可以那樣解釋,這種解釋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不記日記了。

朱:原來您記日記的?當你發現日記的解釋權不在日記的本人,公民被剝奪了日記解釋權時,您害怕記日記了?

白:是。我在五六年以前一直記日記。

朱: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白:從1947年我參軍那時候開始記日記,那時候沒有鋼筆,就用子彈殼蘸著墨水記日記。

朱:胡風事件以後您就不記日記了?

白:不記日記了,覺得這個太可怕了,當時覺得很恐怖,你解釋不清楚的。

朱:因為解釋權不在您自己啊?

白:對,解釋權不在我。當時關在我們蓮花池的還有一位解放軍文藝的編輯,他是東北人,在偽滿時期讀過日語,所以他的日記記得很詳細,當時兩個連都來看,我都看過他的日記,那裡邊毛病挑起來很多啦,他就寫了他第一次見到解放軍的情況,因為他在此之前沒有見過解放軍,他是偽滿時代長大的孩子,他是怎麼看解放軍的呢?解放軍當時穿著灰色的衣服,他說是一抹灰色的人群。所以我就感到很可怕,這文字的東西實在太可怕了。這是第一次感覺到這麼嚴峻。

朱: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瓜蔓抄”來了。

白:真是嚴峻極了。而且我想他們很多人只因為他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國民黨那個時代的人,他們因為年齡的問題,比如說像胡風啊,還有他下面的那些像阿隴啊,他們都是因為他們在國民黨的社會裡擔任過某一種職務,現在就把他們打倒,其實這些人真正嚴格來說,是背叛了這個社會,但是我感到太可怕了,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思索這些問題,特別是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考慮出身的問題,這個人出身怎麼樣,胡風出生是地主啊,我就考慮到這個問題,這個出生和他自身有什麼關係,和自身的行為有什麼關係。因為包括列寧,他的出身也不是工人階級,毛澤東也不是,所以這個出身的問題為什麼強大到如此程度,好像一弄就是出生什麼什麼,過去槍斃人都是出身有問題。所以這一點,當時這一次的孤獨效果不大,成績不大。

朱:沒有讓您真正悟出什麼東西來?

白:對,沒有真正悟出什麼來,只是覺得冤枉,我很冤枉。

朱:沒有去想冤枉的根子?

白:哎,沒有去想冤枉的根子□□為什麼冤枉?胡風集團是什麼性質的?就沒有加以更深的思考,只知道這個做法不對,對胡風集團的做法不對□□這樣普遍地清查,這樣做法不對。因為這一次嚴格地說起來,對我來講,最後沒有造成嚴峻的後果,他們沒有把我定為“胡風分子”。

朱:所以最終沒有震撼到您的靈魂裡去?

白:哎。還有一個,就是後來因為涉及到胡風問題,從胡風問題開始就審查我的歷史,而我的歷史又很清白。

朱:你出身好?

白:出身也不好,我家裡過去也是剝削階級,也是地主,可是我的父親死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把他活埋掉,而且他和日本人是不妥協的。

朱:他沒有活到解放後,如果活到解放後,情況就不一樣了。

白:對,但是就在這個審查的過程當中,發現當時和我發生關係的我們家鄉的地下黨有問題。曾卓也是信陽地下黨,和我們不是一個支部。

朱:曾卓的資格還比您要老一點?

白:那當然,他當過地下黨信陽雞公山支部書記。但那個時候(反胡風時),說曾卓那個地下黨和我接觸的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是特務組織,我也因此受到牽連。但最終證據不足,沒有做這樣的一個結論。所以這場運動對我來講,頂多就是說……

朱:嚇了一下?

白:對,嚇了一下,沒有上升到理論上、思想上收穫到什麼。

朱:當時是什麼原因沒有把你打成“胡風分子”呢?

白:這個裡面的原因,就是說我和胡風之間真正是沒有直接的聯繫的,我和他只參加過一個代表團到東北去走了一圈,當時有很多作家在一起,我只不過是最小的一個作家,最年輕,他是年紀最大的。

朱:胡風當時是不是在作家圈有很大的權威啊?

白:沒有,那個時候已經是有過一次批判了。

朱:胡風已經是“落水狗”了。

白:已經在1952年對胡風進行過文藝思想批判了,但還沒有把他上升到政治反革命去。那個時候和胡風見面,我實際上情緒不高,我們之間都很少說笑。但他這個人有記日記這個壞毛病,這也好帶來一個好處,他記日記,當時他並沒有把我當成他的什麼人記上去。

朱:他要記您一筆,您就要吃苦了。

白:我沒有看到他關於我的記錄,他肯定是有點怕我,因為他對解放軍的作家心存疑惑,……

朱:他有一種防範心理。

白:他不以為然,他不覺得我們這些軍隊作家值得一提,他是解放區過來的作家,與我們有隔膜。但是對我,他頂多是把我當成一個年輕孩子,他絕對沒有在筆下寫些關於我的什麼,絕對不會這樣。有些人,根本沒有接觸過他的人,都劃成了這個“胡風分子”,沒有見過他的人都被劃成了“胡風分子”,所以我也是很危險的,我如果在一個縣裡,或者在一個省裡也被劃了。

朱:因為您當時是在軍隊裡,有一種保護色。

白:對,在軍隊裡。

朱:我估計當時是不是還有這麼一種情況,軍隊有意識保護自己的人,說我們軍隊裡不能夠劃那麼多右派,否則領導的責任也是在所難逃啊。軍隊裡可能有一種保護主義。

白:也不一定。反胡風運動一開始,我就知道我自己被懷疑了,我在有一篇文章裡寫到過,當時總政創作室和電影處在一起,電影處有一個放映廳,經常有一些領導人來看電影,元帥、上將來看電影。賀龍有一天來看電影,他讓我坐在他背後,我就跟他說幾句話,後來看完電影我送他出門,他便問我:你怎麼跟胡風都認識啊?他問了我這一句話,我當時很驚訝,我這個小人物,怎麼元帥都知道我和胡風認識?我說我跟他是工作關係,我們參加過一個代表團,一起到東北去。他說,哦,原來是這麼回事。然後說有空到我那裡去玩。

這件事情,我想肯定有人內部通報,說白樺也捲入了胡風問題,賀龍看到了。但是軍隊裡面它不能劃很多胡風分子,當時解放軍文藝社裡面就劃了一個,叫胡征,寫詩的,現在還活著,在西安。他一開始就被抓走了,他是“胡風分子”,因為他確實是崇拜胡風的,他也見過胡風本人。他本來不姓胡,後來他自己也改了名字叫胡征,那就是他自認為自己是胡門人氏。

雖然是虛驚一場,仍然讓我陷入一次孤獨,那是絕對孤獨啊,那種封閉,誰也不肯說話,批了八個月。

朱:八個月?八個月的孤獨。

反右陷入第三次孤獨

白:這一次沒有對孤獨的本身作深層的思考,教訓很快就到了,就在五七年,五五年至五七年,兩年時間,孤獨又來了。五七年又面臨著思想鬥爭,又失單純了。反右的時候,我在總政,本來我是在北京,我沒有發言,沒有參加任何座談會,那個時候我是到雲南體驗生活去了,到高黎貢山寫一部長詩,這本書稿現在已經沒有了。

朱:您自己都沒有保存?

白:不是,我那個時候剛剛寫出來,沒有出版,自己就燒了。高黎貢山,是一個很落後、艱苦的地方,沒有床就睡在石頭上,房子也是建的石頭房,那裡生活著的是僳僳族,僳僳族就是這樣的一個民族。在非常冷的雪山下,他們就睡在石頭上。這部長詩的故事裡寫的是清代的一個歷史人物,傳說的結尾很美,那個僳僳人的民族英雄最後被清兵追得沒地方逃,就進了一個山洞,進到山洞裡去了之後,從山洞裡飛出來一隻鷹,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當地老百姓就說他變成鷹飛走了,這些清兵也沒有辦法交差。這本來是一部很美的長詩。我到了那裡的時候,不巧正趕上康巴叛亂(1957),當時不止是康巴人叛亂,波及到僳僳族、彝族……等等都叛亂了,還有雲南、四川的少數民族,四川的彝族叛亂比西藏還要厲害,殺人很多。那個時候我在僳僳人那裡,那個縣的縣政府都搬家了,也就是逃跑了,你說我怎麼辦?所以我也只好跟著他們撤退了,那個時候沒什麼客運車,就搭軍車回昆明,正趕上昆明反右……當時我人已經不在昆明工作了,在北京總政,但是我從高黎貢山下來到了昆明,昆明非常熱鬧啊,報紙盡是各黨各派發表的批評言論,簡直熱鬧得不得了,最後他們省委宣傳部召開文藝座談會,就是要請我去,說你雖然是調北京了,但是你熟悉這邊的情況,結果我就發表了意見。其實,我發表的意見很簡單,就是說對作家要寬容一點。

當時作家協會剛剛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議,說作協不應該成為一個黨政機關,它應該是文化人自己的一個協會,這有利於從事文化研究和促進創作,而不應該是一個黨政機關。當時就說了這樣的一個建議,然後我就走了。回到北京,正趕上對丁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那時候總政對我很信任,我當時是積極分子,傳達什麼都要告訴我。

朱:您那時候入黨沒有呢?

白:地下時期入黨沒有算,我是在淮海戰場上入黨的,火線入黨。反右結束,一直拖了一年啊,沒有定我的性,一直拖到五八年,最後才被定為右派,總政也有一部分高層領導不同意,但是也沒有辦法,當時就是這樣被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以後,獨立思考的時間很長,這一次孤獨的時間就很長了,從五八年開始,一直到六四年,嚴格說來應該是一直到文革結束。

朱:這一次整整孤獨了20年。

白樺簡介:

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於河南信陽市,屬於生於憂患的一代。因戰亂輟學,在信陽師範肆業。1947年參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二野、昆明軍區、西南軍區及總政治部從事宣傳、文化、教育和文學創作工作。1958年被劃為右派,擱筆多年,致使全部青春年華付諸東流。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漢軍區任創作員。“文革”後,中斷多年的創作活動得以繼續,但作品多有爭議(如話劇《曙光》、電影《苦戀》)。1985年轉業到上海。1988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並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明尼蘇達等二十余所大學做巡迴演講。1986年以後應邀出訪過美、法、德、日、澳等十幾個國家。在創作上,幾乎嘗試過所有的文學形式:詩歌、小說、電影、戲劇、散文等均有結集出版。並以英、法、德、日等國文字在國外發表和出版。現在上海從事專業著述。

朱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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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6月25 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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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2 2: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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