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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惟有孤独多壮志(2之1)

──白桦珠海说孤独

朱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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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2日讯】也许,人性是不应该孤独的,但为了多数人不孤独,需要少数人去孤独地思想?没有孤独就没有新思想、新发现?马克思说最先进的思想永远只有少数攀登在山顶的先进人物才可能接受,马克思是赞成思想者孤独的?也许,人性并不生来喜欢孤独,孤独者都是先追求热闹,后由于特定的时空对独特的个性的压迫,逼上梁山成为孤独者?孤独者是人类中的珍珠,是一种病态美?

──提要

“早叫的公鸡”与孤独

1985 年10月,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杂文《早叫的公鸡》,希望上焉者能善待提前预警的思想者。不久,楼适夷先生为我的书房题扁《早叫庐》,程思远先生为我题写了条幅“早叫的公鸡”,从此我以“早叫的公鸡”为人生追求。而今十八年过去,我才发现这一追求带给我的只是孤独,孤独,再孤独。我不禁困惑:孤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我以杂文争当“早叫的公鸡”时,我只是在与“主旋律”打交道时感到孤独──因为一篇认为家乡父母官在人大代表选举中落选显示了中国民主新进步的杂文,我不得不放弃铁饭碗背井离乡南下深圳打工,其时虽有许多百姓为我叫好,但他们却无力为我伸冤,有话语传播能力的同仁却不知为什么患了失语症,倒是一个偶尔写点“新基调”小杂文的朋友,在当过银行行长,炒罢房地产,富得全身流油后,从背后给了我一枪:朱健国南下是为了求功名。这时我感觉了不能与“小杂文”和平共处的孤独。

当我以“伪现代化”研究的学术札记争当“早叫的公鸡”时,有号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的朋友对我进行了围攻诬陷,这时我体会了不能与“伪现代化者”友谊百年的孤独。

当我以兼听则明、兼收并蓄的“无主义”超越“自由主义”与“新左”, 在新的高度争当“早叫的公鸡”时,“自由”与“新左”两大阵营的一些新锐都对我侧目而视,我感到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把每个朋友得罪一次”的孤独。

2002 年5月,有人发现了我的孤独──该月《杂文选刊》转载李君《无限风光在险峰──朱健国杂文创作简评》一文说:“自从1981年误入杂文‘白虎堂’,朱健国的人生道路可谓一波三折、流年不利。但他仍痴心不改,从未对杂文心生倦意,并公开申明要做一名永远的‘意见人’,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直言不讳的意见与批评’。”

其实,我此时正深深陷入一种困惑:面对无耻者升官发财,无知者热闹非凡,如何争当“早叫的公鸡”,如何对待孤独?

也许,人性是不应该孤独的,但为了多数人不孤独,需要少数人去孤独地思想?没有孤独就没有新思想、新发现?马克思说最先进的思想永远只有少数攀登在山顶的先进人物才可能接受,马克思是赞成思想者孤独的?也许,人性并不生来喜欢孤独,孤独者都是先追求热闹,后由于特定的时空对独特的个性的压迫,逼上梁山成为孤独者?孤独者是人类中的珍珠,是一种病态美?

是的,我感到孤独将近20年了。但是我的孤独与一些大思想家的孤独相比,还有天壤之差。值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当我有怨无悔,准备更加孤独,永远孤独下去时,我想请教一位孤独大师:如何应对孤独?

谁最适宜当我的孤独老师?

2002 年3月25日,香港凤凰电视台在“鲁豫之约”专栏节目中播出了《白桦:性格决定命运》的访谈。白桦先生说:“1988年夏天在法国,我参加一个中国代表团,在蓬皮杜中心和法国公众见面的时候,每个人要自己介绍自己,我就介绍了我自己,我说我是一只公鸡,结果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是一只公鸡,我说我而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公鸡,就是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 ,我可能三点钟已经就叫了,这样的话主人很不高兴。”

“不合时宜的公鸡”,不也就是“早叫的公鸡”么?

我决计向孤独大师白桦先生请教。

“四个代表”

曾几何时,金怡酒店是珠海市达官贵人的灯红酒绿之地,但从某一年开始,它门前冷落车马稀,日渐孤独。于是“物以类聚”,一些非“主旋律”的孤独文人常常被“门当户对”地礼遇其中。

2002年4月13日下午,阳光古怪,海风冷漠,珠海金怡酒店614房充满忧患──白桦先生在对我讲述他的孤独观。

72 岁的白桦虽然白发凛然,无限忧患,两眼却依然青春焕发,声若浪潮──香港凤凰电视台在《白桦:性格决定命运》中这样介绍他:“白桦今年72岁,是河南信阳人。但1947年参军的时候,他只有17岁。那时,气势磅礡的淮海战役鏖战尤酣,那段难忘的记忆后来构筑成8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军旅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不过,更多的人记得白桦,是因为他写了《苦恋》,这部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当年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与人》。”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关于白桦是“三个代表”的说法──“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代表之一”,“‘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世事沧桑中的‘突出代表’”,但我还要加上一条:白桦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孤独代表──他是“新中国”五十年历次文字狱唯一的“全陪”(全程受难者),从胡风冤案、反右、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六四风波、“扫黄打非”等,一次也未漏网,一次也不逃避!尽管他“本质上是唯美、唯艺术、唯爱的”,但是,“这些年来,白桦先生的人比他的书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着我们无法想像的重负。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

有一个叫EIIenan.Dong的人这样评述白桦先生和《白桦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一位知名的作家,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之一,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曾经牵动过那么多异族人的关切和热望。然而,你相信吗?你几乎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创作了些什么作品。有一些话,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在序言中说,或者说,是不是合适。这样的困惑折磨了我很久,我还是决定要将我的忧虑写出来。在中国作家中,白桦先生是“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位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人们因为读到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而认知了他的才情。又因为电影剧本《苦恋》而感慨他的近乎蒙昧的率真和一个知识分子良心。当文学在时代的浪尖上风起云涌的时候,那种挤拥在喧哗中的文字和作家是领受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那样的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如同梦魇一般,然而,我总对那些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无可奈何的错误和拙劣的玩笑的人们心存敬意。那些一边躺在伤口上,一边重复着诉说伤痛的人们,甚或想永远地换取借此赢得的尊重和荣誉的人是值得可怜的。

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证实的途径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他(她)有──只需要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与旁的并无多少干系。他们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来完成某一形式的具体实现,无论境遇、年龄、环境、健康或者贫病,都宿命一般地保持着对美的执著、信念、追求、存有虚妄的浪漫的幻梦和多情善感的个性。并且常常是让人惋惜地觉得他浪掷了他的才华,那可能是无可奈何也是有必要的浪掷。

我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覆盖或迷惑视线,并且偶尔也会被牵引或迷失,但最终,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真正要表达的是,白桦先生除却是世事沧桑中的“突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本质上是唯美、唯艺术、唯爱的──这与旁的,任何的其它的背景也无关。我固执地相信,这将是白桦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有意味的东西,并且,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能要很久以后读者才能真正意识到这点,包括我自己。在倏忽间与那种纯美相遇时被深深感动,并领悟到美以外的宽容、善良、怯懦、犹疑和绝望。也许只有时间才会带着我们如老牛拖车一般让我们去明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有这样的锲机,仔细地读他几十年来的作品。了解他的性格,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一系列命运。在感受和分析他的情感的同时,为人性中的种种无奈而触动。想着文字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种种翻腾的感受和永远也着不了地的了悟也就这样散开了,我不知道所有的同道是否也以为这属于一种醇美。这些年来,白桦先生的人比他的书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着我们无法想像的重负。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然而,这并不是说,白桦先生是无可挑剔的,恰恰相反,那么久以来,我读他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了解他的生活背景和在这个背景上的愉悦或痛楚的线条,更重要的是沿着他的性格轨迹和情感倾向去理解他的种种命运,我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家,也正是他的卓尔不群和人性弱点甚至是性格障碍,他的坚强和软弱,懵懂和无畏,坚决又犹疑,多情浪漫而无所适从,敏感锐利又顺从无助……这一切的一切构筑起一个真实的他。太多的颠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的滋润,风云变化的时局的冷酷,那么多的相悖相依纠缠在一起,性格和命运水乳交融地在他身上得以体现。所有的一切都如在劫难逃。他都遇上了,你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本来的天性和趣味只听从美的召唤,却要他承担了太多艺术之外的东西,你怎么能不为他担忧!?

作家只需要留下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个人的“他”(“她”)是可以隐去的。然而,我们又常常在对作家的分析、揣摩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如果说,作家和作品都如中国园林一般曲曲折折而充满意趣,那么,那是读者的幸运。如果你怨恨或轻视过白桦,甚至曾经是他的敌人,你也会偶然间从心底的一个角落里涌出只有你肯在心底承认的爱怜和佩服:如果你爱他,你更会为他深感不安和焦虑。然而,白桦先生是你所不能改变的。常常超出你的想像,他让我想起了享利.达维德.托雷的那句话──除了还要爱以外,没有别的反对爱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已向你表白,他唯一的疾病就是孤独。那是一种无法治愈和摆脱的痛苦,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残酷的折磨造就了他。

……

白桦,正像和他同名的树那样,秋天到来,它的绿叶也会转黄、飘落……但它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都会骄傲而孤独地挺立在大地上。

我怀疑这EIIenan.Dong就是我,他说的大都是我想说的话。

白桦,白桦,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乘胜前进” 说孤独

朱:白桦老师,您既然同意让我写一写您,我就想选取一个好角度争取最佳效果。

白:写得比较文学一点。

朱:可以有几个角度:一个是找个文学上的话题,比如说谈电影、谈生活;或者谈感情、谈家庭……但我想,最能体现您的命运、个性的角度,莫如谈孤独感,怎么样?这既可以有思想,又可以有新闻性,也便于淡化政治,反思《苦恋》,适合现代读者口味。您觉得呢?3月25日香港凤凰电视台《鲁豫之约》中播出对您的采访《白桦:性格决定命运》,反响热烈,说明新世纪的思想者和老百姓还在惦记您。我想“乘胜前进”,与您从新的角度再谈一些人生体验。

白:从孤独感说开这一角度比较好。

朱:说孤独感,文学和人生都可以贯穿其中。

白:你看莫言和王安忆(最近)在上海做了一个演讲,谈文学是一种对抗。

朱:文学是一种对抗?对抗可能就来自孤独?

白:我没有听他们的演讲。

朱:我看您的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策划的《白桦文集》四卷,书里都透着那么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想您就谈谈您的孤独感──可以由近及远,从最近的事情说起。

给《白桦文集》作序的哪个EIIenan.Dong,是个什么人?

白:我是不要找名家的,我找一个年轻的作家写的。

朱:EIIenan.Dong,那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啊?

白:对,年轻人,但他自己又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名字,就用了一个化名。你觉得写得还可以?

朱:写得不错,他把您的影响概括得很到位,比如说您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的焦点之一”,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的。

白:孤独──其实文学本身它是一个矛盾体,它既要求作者是孤独的,但是文学作品又要广泛接触读者,我常常体会到一种矛盾的东西。

朱:这就是说,优秀作家的写作状态应当是孤独的,否则就会在各种干扰下无法独立思想,自由写作;但其作品又应该是广泛共呜的。作家不怕自己的生活处于孤独之中,但要避免作品“门可罗雀”。写作时孤独,作品问世热闹;先孤独后家喻户晓;生前寂寞,身后著名,这是正常的思想者生态。而常常在电视、会议露面,作品未发就先轰动热闹者,大抵三流或伪作家。而今不惜出卖灵魂诌媚官场与市场求热闹者,甚至千方百计制造官司炒作自己者,不过是“文化口红”的批发商,不过是打着“苦旅”旗号的文化泡沫或“文化晃晃”。

鲁迅的孤独和屈原、曹雪芹的孤独是不同的

朱:您的这种孤独感是否来自于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一独特的职业?有良知的作家原本是一个“孤独感反应堆”。

白:文学它是一种孤独的事业,但是它又要被读者所认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又不能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工作。中国文学史所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常常是作家孤独无依留下来的。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就是,他当初并没有想去发表。到了《红楼梦》,如果曹雪芹,考虑到后来这么多人爱看这本书,他可能不敢写,写不了《红楼梦》,实际上他是自己写给自己读的,发泄自己的一些想法,抒发自己的情感,顶多给二三知己好友传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人手一册地读,他要知道这样,肯定吓坏了,因为包括作家内心很隐密的一些思考都在这本书里。

到了鲁迅先生,这个孤独感跟他们又不一样了,鲁迅是希望把他在孤独当中思考的问题尽快地告诉别人。所以凤凰台鲁豫问我的时候,她说那你为什么要输送“炮弹”让别人打你自己?我说,其实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是想把我思索的问题,最想说的话告诉别人,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鲁迅先生一生都希望能把他的孤独感、思索告诉更多的人,他的小说、杂文,都是他在孤独中的感受,而他又希望被读者所认同,即使现在不能认同,将来认同也好。

朱:这就是说,古今优秀文化人的孤独是不同的,鲁迅的孤独和屈原、曹雪芹的孤独是不同的。古人──屈原、曹雪芹──的孤独只想几个知音理解,像俞伯牙只要有一个钟子期听他的“高山流水”就心满意足了。但现代中国人不同,大多数文化人始终毫无孤独感,他们往往是在与上级、与政府、与大众高度一致的情形下生活写作;极少数具有孤独感的作家学者,虽有孤独,却是希望“从孤独走向共鸣”──也就是鲁迅说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古人是出世的孤独,今人是入世的孤独。

白:古今文化人的孤独完全不同,因为时代不同。

朱:《红楼梦》那个时代,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不入“主旋律”的孤独的文学形式,它不是当时“主旋律”认可的“先进文化的方向”,曹雪芹选择孤独的艺术形式小说来表达他的孤独,又只让脂砚斋等三二个知己阅评,他是从孤独走向孤独,只需要有几个倾诉对象就行了。而现代文化人,是想竭力摆脱孤独,以倾诉得到全体共鸣。

白:是啊。

朱:也许古人是“封闭的孤独”,现代人是“开放的孤独”,如何表述古今这两种不同的文人孤独?

白:这个一时很难说准确。孤独的形态,古今文人作家,他们的孤独差别,只是一种愿望不同。鲁迅先生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孤独和思考能够影响中国人,这一点他是很明确的;像曹雪芹这样的清代文人,他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影响别人。

朱:“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认为,“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的孤独好像是“消极的孤独”。

白:对。而鲁迅先生他向往“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虽然当时把中国看作是无声的中国,但是他又希望在无声的中国,大家能够听到惊雷。而他的孤独就是要导致这个“惊雷”的到来。他的文学作品,总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巨变。

我的孤独可能接近鲁迅。我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写日记,虽然我在文革的时候多次下过决心以后不要再写日记。过去我是把钢笔一拿出来就写,现在呢,每天总是要把电脑打开。现在有了电脑,的确是很好的东西,可以设很多“文件”,这个文件打开来写一写,那个文件打开来写一写,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现在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写的时候要修改一次,然后在这个空隙当中再写我未完成的书稿,几乎可以同时进行,有时候还可以写一二篇短文,现在有电脑有很大的好处。

朱:可否说鲁迅的孤独是一种“积极孤独”,就像有洛克的“消极自由主义”和卢梭的“积极自由主义”一样?或许,有“出世的孤独”与“入世的孤独”之分?古人爱以孤独出世,现代人愿以孤独入世?鲁迅在小说《孤独者》中写魏连殳由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中学老师沦为失业者,最终沦为“杜师长的顾问”而郁闷死去,似乎是在批判“出世的孤独”、“消极孤独”是没有出路的。

而今蓬勃兴起的大众传媒、电脑、网络日益有利于现代人及时表达孤独,把孤独迅速转化为共鸣而入世;“积极孤独”、“入世的孤独”将更加主导新世纪,“消极孤独”、“出世的孤独”似乎不可能再还乡?您的“积极孤独”,除了来自文学的特性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孤独来源?比方说政治形势的变化,它可能对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产生更多孤独感……

白:你要记住,这篇文章不要提政治。有的时候,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总会有一种新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当然和客观环境有关系的,受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这时的孤独也可以说是寂寞。一个思想者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才可能最终走向共鸣。比如说文革,我就长期没办法写作,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完全和文学绝缘的,但是我忍耐下来了,思想没有封闭,后来我终以《苦恋》取得了共鸣。

八岁开始最初的孤独

朱:是否可以概括一下,您一生经过几个比较很特别,很明显的孤独时期?我很想知道您的孤独历程。

白:我觉得我开始热衷于文学,从十几岁开始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那就开始处于一种孤独思考的状态。比如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的家乡信阳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日本人当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那个时候我家破人亡,父亲被日本人残害死了,那个时候我家里一败涂地,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没有地方住,很穷。我最近给人提供了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我家穷得非常聊倒,生活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从八岁开始,就遭受许多人所不能经受的苦难,战争、饥饿……我的人生一开始就缺少童年的欢乐,没有孩子所有的稚趣,开始自己有了思考。从那开始,我父亲死了以后,我一下子由孩子成为成人了,在寂寞当中成为了大人,开始懂得了独立思考。所以我过去在历次运动当中交待这个问题,交待自己的思想时,很多人都批评我、骂我:你怎么可能不顺从党?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他们其实不知道,人如果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他的思想很早就会成熟。

我曾经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写了一首诗,我说思想就像一颗珍珠,是一种磨难,是一种折磨产生的一颗沙粒在它的心里、肉里,在它的血肉当中磨难,折磨它,让它成为一颗珍珠、一种思想。为什么孤独感特别强的作家,他的作品非常富有思想,特别包含独特的思,想,比如鲁迅先生,他就是在一种痛苦当中有了痛苦的孤独感。所以我接触文学,并不是从杨朔那样的新中国新文学开始,严格来讲,我是从民族文学、从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到通俗文学、演义这些小说进入的。

朱:您并非与时俱进,而是返古归真,与古人孤独的结晶相伴。这就是您最初的孤独之道?

白:对,最初的孤独。

五十年代初期没有孤独

白:结果,我在这个孤独当中很希望去做文学,读了很多书以后,就开始自己想做文学。那个时候随着局势的变化,我就参加了解放战争,参军了,义无反顾,当时就暂时把文学忘了。我觉得我虽然在战争时代,但我内心很简单,非常顺利,非常简单,觉得我真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简单、单纯。那个时候,军队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战争当中任何东西都不会计较,什么名利,什么地位,全部没有。

朱:那个时候惟有理想!

白:非常简单、单纯,单纯就失掉了孤独啊。

朱:单纯就失掉孤独,复杂里才有孤独?

白:哎,是的。所以我后来的作品,我从1950年开始写作,这些作品也是像我当时的思想一样单纯,非常单纯,那时候就是单纯地歌颂新政权,单纯地看生活,把生活都写成自己所想像的那样。

朱:等于说这个时间□□五十年代初期,您是没有孤独的?

白:没有孤独。

朱:而您在1949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是孤独的?

白:应该说是在1947年以前那一段时间我是孤独的,等我进了部队以后,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个团体,找到了一个自己理想的群体,所以我就没有孤独了,我的思想也变得单纯起来了,非常之单纯。那个时候比小的时候还单纯,小的时候是老处在日本占领区的环境,是衣食无着的一个地位,那必然是思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跟我谈话,我就要考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会考虑的,我可以揣测他:这个人是特务还是什么,他是不是职业学生?总之那时候我一下子能分辩出来他是否是革命的,或者是同情革命的,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务、职业学生……我都一眼能分辩出来。那个时候我还小,就能看得出来,十几岁以前都能看得出来。但是我十七岁参军以后,我的思想变得单纯了,就不需要思考这些了。那时候我的作品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些简单作品,包括《山间铃响马帮来》、《边疆的声音》……我把边疆生活看得很简单化、诗意化。其实现在真正回想起来,边疆从我们第一天去就是非常复杂,非常残酷的,生活本身的那种残酷的一面我没有看到,它这个残酷不仅仅包括对敌斗争的残酷,也包括我们自身的一些糊涂认识,包括我们自身政策的失误。所以我觉得这种单纯的作品并不好,对我的写作并不好,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

朱:孤独的反义词是什么?

白:孤独的反义词也可以说是热闹,热闹是一种,还有可能是平庸。

“批胡风”带来第二次孤独

朱:您第二次感到孤独,是不是到五八年划您为右派开始?

白:不是。其实建国后我第一次受到挫折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时候。当时我们军队作家集中起来在北京搞运动,集中了很多作家,我们集中的那个地方就叫做“莲花池”,所以我们现在见了面就说笑话,说我们是“莲大同学”。

朱:,“莲花池”在北京什么地方?

白:在“八一”电影厂旁边嘛,就是北京六里桥旁边有一个莲花池,我们当时就集中在莲花池旁那些平房里,作家很多,包括公刘、李瑛……。

朱:批胡风运动怎么结束了您的热闹、简单、单纯的时光?您重返孤独,这种孤独和第一次的孤独有什么区别?

白:这一次孤独特别痛苦。我第一次想到自杀,而且我想得很细致、很浪漫──旁边莲花池都长了芦苇,也很深,好像很好自杀。但其实,我们这些被审查的作家都是有专人看着,上厕所都有人看着,看得非常紧,结果没有办法自杀。

朱:那时连自杀权都要剥夺。

白:我当时就想了一个点子,我要趁他们不备的时候,一下子跑到芦苇荡里面去,他们就来不及了,然后我在里面从从容容地失踪了,自杀了。结果我这个想法还没有实行,我们的组长,就是胡奇,原来《解放军文艺》的主编(文革前的主编),他把我的一封绝命书抄出来了。这样对我的防范更严了。而且这封绝命书就变成批判的材料了。

朱:说你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加一等?

白:对。

朱:这封绝命书你是怎么写的?

白: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申辩我自己:我绝对不是异己,不是胡风分子,我不是来投机革命的。我觉得我跟胡风是个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二个内容就是说我很遗憾,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写出来,……我很遗憾,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现在能记起来的也就是这两个内容。

结果就猛批我,对我看得很严。但是,当时实行自杀的人很多,公刘还自杀过两次,也是在莲花池。

朱:公刘比您大吧?

白:大两、三岁,他自杀过两次,都失败了。他有一次在厕所,好像准备要在树上挂一根绳之类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次,是在床上,自己用毛巾勒脖子,也没有勒死,那是勒不死的啊。

朱:人孤独到极点就想自杀,想结束孤独?

白:对。那个时候思想虽然是孤独的,仍然是比较简单。

朱:怎么还是比较简单?

白:觉得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党误会了我,是群众运动的一个误会。没有从深层次去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这个胡风问题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没有深想。

朱:没有想到批胡风是不对的,胡风是无罪的,只觉得我是无辜的,我受了冤枉?

白:对。但是我对胡风的问题想到了一点,觉得很可怕──就是从毛的那个批示,对“胡风反革命材料”的批示想到的。那批示你要现在拿出来看,还是令人毛骨悚然。那时我感到很可怕的在哪里呢?我觉得将私人的通信、日记这样批判,太可怕了!日记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解释,可以那样解释,这种解释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记日记了。

朱:原来您记日记的?当你发现日记的解释权不在日记的本人,公民被剥夺了日记解释权时,您害怕记日记了?

白:是。我在五六年以前一直记日记。

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白:从1947年我参军那时候开始记日记,那时候没有钢笔,就用子弹壳蘸着墨水记日记。

朱:胡风事件以后您就不记日记了?

白:不记日记了,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当时觉得很恐怖,你解释不清楚的。

朱:因为解释权不在您自己啊?

白:对,解释权不在我。当时关在我们莲花池的还有一位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他是东北人,在伪满时期读过日语,所以他的日记记得很详细,当时两个连都来看,我都看过他的日记,那里边毛病挑起来很多啦,他就写了他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情况,因为他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解放军,他是伪满时代长大的孩子,他是怎么看解放军的呢?解放军当时穿着灰色的衣服,他说是一抹灰色的人群。所以我就感到很可怕,这文字的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么严峻。

朱: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瓜蔓抄”来了。

白:真是严峻极了。而且我想他们很多人只因为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国民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因为年龄的问题,比如说像胡风啊,还有他下面的那些像阿陇啊,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的社会里担任过某一种职务,现在就把他们打倒,其实这些人真正严格来说,是背叛了这个社会,但是我感到太可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特别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出身的问题,这个人出身怎么样,胡风出生是地主啊,我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出生和他自身有什么关系,和自身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因为包括列宁,他的出身也不是工人阶级,毛泽东也不是,所以这个出身的问题为什么强大到如此程度,好像一弄就是出生什么什么,过去枪毙人都是出身有问题。所以这一点,当时这一次的孤独效果不大,成绩不大。

朱:没有让您真正悟出什么东西来?

白:对,没有真正悟出什么来,只是觉得冤枉,我很冤枉。

朱:没有去想冤枉的根子?

白:哎,没有去想冤枉的根子□□为什么冤枉?胡风集团是什么性质的?就没有加以更深的思考,只知道这个做法不对,对胡风集团的做法不对□□这样普遍地清查,这样做法不对。因为这一次严格地说起来,对我来讲,最后没有造成严峻的后果,他们没有把我定为“胡风分子”。

朱:所以最终没有震撼到您的灵魂里去?

白:哎。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因为涉及到胡风问题,从胡风问题开始就审查我的历史,而我的历史又很清白。

朱:你出身好?

白:出身也不好,我家里过去也是剥削阶级,也是地主,可是我的父亲死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把他活埋掉,而且他和日本人是不妥协的。

朱:他没有活到解放后,如果活到解放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白:对,但是就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当时和我发生关系的我们家乡的地下党有问题。曾卓也是信阳地下党,和我们不是一个支部。

朱:曾卓的资格还比您要老一点?

白:那当然,他当过地下党信阳鸡公山支部书记。但那个时候(反胡风时),说曾卓那个地下党和我接触的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特务组织,我也因此受到牵连。但最终证据不足,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场运动对我来讲,顶多就是说……

朱:吓了一下?

白:对,吓了一下,没有上升到理论上、思想上收获到什么。

朱: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把你打成“胡风分子”呢?

白:这个里面的原因,就是说我和胡风之间真正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我和他只参加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走了一圈,当时有很多作家在一起,我只不过是最小的一个作家,最年轻,他是年纪最大的。

朱:胡风当时是不是在作家圈有很大的权威啊?

白: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过一次批判了。

朱:胡风已经是“落水狗”了。

白:已经在1952年对胡风进行过文艺思想批判了,但还没有把他上升到政治反革命去。那个时候和胡风见面,我实际上情绪不高,我们之间都很少说笑。但他这个人有记日记这个坏毛病,这也好带来一个好处,他记日记,当时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他的什么人记上去。

朱:他要记您一笔,您就要吃苦了。

白:我没有看到他关于我的记录,他肯定是有点怕我,因为他对解放军的作家心存疑惑,……

朱:他有一种防范心理。

白:他不以为然,他不觉得我们这些军队作家值得一提,他是解放区过来的作家,与我们有隔膜。但是对我,他顶多是把我当成一个年轻孩子,他绝对没有在笔下写些关于我的什么,绝对不会这样。有些人,根本没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划成了这个“胡风分子”,没有见过他的人都被划成了“胡风分子”,所以我也是很危险的,我如果在一个县里,或者在一个省里也被划了。

朱:因为您当时是在军队里,有一种保护色。

白:对,在军队里。

朱:我估计当时是不是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军队有意识保护自己的人,说我们军队里不能够划那么多右派,否则领导的责任也是在所难逃啊。军队里可能有一种保护主义。

白:也不一定。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我就知道我自己被怀疑了,我在有一篇文章里写到过,当时总政创作室和电影处在一起,电影处有一个放映厅,经常有一些领导人来看电影,元帅、上将来看电影。贺龙有一天来看电影,他让我坐在他背后,我就跟他说几句话,后来看完电影我送他出门,他便问我:你怎么跟胡风都认识啊?他问了我这一句话,我当时很惊讶,我这个小人物,怎么元帅都知道我和胡风认识?我说我跟他是工作关系,我们参加过一个代表团,一起到东北去。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说有空到我那里去玩。

这件事情,我想肯定有人内部通报,说白桦也卷入了胡风问题,贺龙看到了。但是军队里面它不能划很多胡风分子,当时解放军文艺社里面就划了一个,叫胡征,写诗的,现在还活着,在西安。他一开始就被抓走了,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确实是崇拜胡风的,他也见过胡风本人。他本来不姓胡,后来他自己也改了名字叫胡征,那就是他自认为自己是胡门人氏。

虽然是虚惊一场,仍然让我陷入一次孤独,那是绝对孤独啊,那种封闭,谁也不肯说话,批了八个月。

朱:八个月?八个月的孤独。

反右陷入第三次孤独

白:这一次没有对孤独的本身作深层的思考,教训很快就到了,就在五七年,五五年至五七年,两年时间,孤独又来了。五七年又面临着思想斗争,又失单纯了。反右的时候,我在总政,本来我是在北京,我没有发言,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那个时候我是到云南体验生活去了,到高黎贡山写一部长诗,这本书稿现在已经没有了。

朱:您自己都没有保存?

白:不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写出来,没有出版,自己就烧了。高黎贡山,是一个很落后、艰苦的地方,没有床就睡在石头上,房子也是建的石头房,那里生活着的是僳僳族,僳僳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在非常冷的雪山下,他们就睡在石头上。这部长诗的故事里写的是清代的一个历史人物,传说的结尾很美,那个僳僳人的民族英雄最后被清兵追得没地方逃,就进了一个山洞,进到山洞里去了之后,从山洞里飞出来一只鹰,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他变成鹰飞走了,这些清兵也没有办法交差。这本来是一部很美的长诗。我到了那里的时候,不巧正赶上康巴叛乱(1957),当时不止是康巴人叛乱,波及到僳僳族、彝族……等等都叛乱了,还有云南、四川的少数民族,四川的彝族叛乱比西藏还要厉害,杀人很多。那个时候我在僳僳人那里,那个县的县政府都搬家了,也就是逃跑了,你说我怎么办?所以我也只好跟着他们撤退了,那个时候没什么客运车,就搭军车回昆明,正赶上昆明反右……当时我人已经不在昆明工作了,在北京总政,但是我从高黎贡山下来到了昆明,昆明非常热闹啊,报纸尽是各党各派发表的批评言论,简直热闹得不得了,最后他们省委宣传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就是要请我去,说你虽然是调北京了,但是你熟悉这边的情况,结果我就发表了意见。其实,我发表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说对作家要宽容一点。

当时作家协会刚刚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议,说作协不应该成为一个党政机关,它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协会,这有利于从事文化研究和促进创作,而不应该是一个党政机关。当时就说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我就走了。回到北京,正赶上对丁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那时候总政对我很信任,我当时是积极分子,传达什么都要告诉我。

朱:您那时候入党没有呢?

白:地下时期入党没有算,我是在淮海战场上入党的,火线入党。反右结束,一直拖了一年啊,没有定我的性,一直拖到五八年,最后才被定为右派,总政也有一部分高层领导不同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当时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以后,独立思考的时间很长,这一次孤独的时间就很长了,从五八年开始,一直到六四年,严格说来应该是一直到文革结束。

朱:这一次整整孤独了20年。

白桦简介: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因战乱辍学,在信阳师范肆业。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致使全部青春年华付诸东流。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但作品多有争议(如话剧《曙光》、电影《苦恋》)。1985年转业到上海。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法、德、日、澳等十几个国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均有结集出版。并以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朱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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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6月25 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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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2 2: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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