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無辜的反動學生
當年的徐匯中學大門面對華山路和衡山路的交叉口（現在退到徐家匯的東方商廈的後面）。 學校的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學生的構成特別複雜。其來源無非是三部份。一部份是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子弟。一批是資本家、高級知識份子、和洋行職員的子弟。這兩批人大多住在華山路以北的地方，可說是上海當年法租界最好的住宅區。但是在徐匯中學的南邊，也就是聞名遠東的徐家匯大教堂的西邊，有一個很大的貧民窟，那兒來的子弟生活較貧困。這三部份子弟平時在學校裡就有一些摩擦。資本家、高級知識份子和洋行職員的小孩學習一般較好，而且家境比較優裕，有些嬌生慣養。幹部子弟學習成績也許沒那麼好，居住環境和生活水平較好，政治上優越感極強。工農子弟雖然政治上有些優越感，但是生活比較差，有些人成績不夠好，衣著談吐不受人歡迎。這三類人或在學習上，或在生活上，或在政治上，相互有些看法是難免的。
文革在中學的主要表現，便是以反對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反對迫害工農子弟的名義，挑動三類學生之間的鬥爭。黑五類子弟開始是指地、富、反、壞、右子弟，後來又加上資本家子弟。工農子弟和幹部子弟便聯手鬥黑五類子弟。後來幹部子女的父母紛紛被打到，他們於是也成了黑五類子弟，成了大家鄙視的對象。工農子弟便開始佔了上風。一月風暴前，中央文革突然開始公開反對盛行一時的反動血統論。執行過反動血統論的工農子弟和幹部子弟全都失去了政治靠山。但是他們並不服氣，拒絕承認自己學生斗學生的過激行為。學生就這樣跟著中央文革起舞，互相鬥來斗去，採取的方式有時可以極為殘酷。
文革前我和這三類同學的關係一般都較好。原因是我的學習成績不錯，和比較重視學習的黑五類子弟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從小是班幹部，所以也不能說跟幹部子弟完全沒有共同語言，因為比較多的幹部子弟會擔任班幹部。另外，學校通常讓我去幫助一些工農子弟學習，甚至和他們中的一些人共同勤工儉學，朝夕相處，工農子弟並沒有認為我作了任何對不起他們的事。文革開始以後，有的幹部子弟和工農子弟對資本家子弟又打又罵，有的出身不好的女同學頭髮都給剪掉了。有的資本家子弟遭到多次毀滅性抄家。一些紅衛兵到資本家的家裏看呆了：家裏不但地方寬敞，而且佈置豪華，擁有名貴的照相機，手錶和金銀首飾。特別是住在貧民窟裡面的工農子弟，在文革那樣的激進和煽動性的氣氛中，突然有機會進到洋房裡去，對比之下可能先是震撼，然後是十二萬分的嫉妒，往往想把這些東西毀掉，或是將它們佔為己有。
我想到同學一場不容易，不應該變成仇敵一般，所以就和班上的紅衛兵辯論，認為出身不能選擇，不能以出身看人。我舉了毛澤東的出身，周恩來的出身，認為這些政治家的出身都不是工農兵。另外，出身好的人裡面也有壞人，工人、農民出身的人不見得人人都是好的。一開始，他們倒是沒有迫害我，只是說：沒你甚麼事情，我們跟你很好。再說我家也已經沒有甚麼財產值得他們嫉妒。所以他們很早便動員我出去串聯，卻把那些黑五類的同學都關在學校裡面，不給他們吃的。國慶節的時候不准他們上街遊行，揚言要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那時候我早已去北京。總之，文革初期我本人沒有受到甚麼衝擊，只是看不慣紅衛兵的很多做法。既然允許我外出串聯，串聯又是免費，我就外出了。旅行是我從小的夢想，限於家境的貧困，一直無從實現。有機會享受』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滋味，何樂而不為？
串聯回來才1966年12月份。我就在家裏看書，以為多學習些知識總是錯不了的。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因為很晚才准外出串聯，直到1967年1、2月份才回來。他們決定批判「反動血統論」。有十幾個人便來我家動員，讓我參加他們的戰鬥隊。開始我說不願意。他們就說：現在中央文革都已經批判反動血統論了，難道你不關心文化大革命？這可是頂很大的帽子。在他們的壓力下我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漸漸地我發現他們把各種責任推到我頭上。例如，當時徐匯區的中學兩派學生決定在我們學校的柏油廣場上就血統論作一次辯論。我們這派便推我作主要辯論人。一位來自南洋模範中學，堅持血統論的幹部子弟則作為主要答辯人。這位答辯人素有三寸不爛之舌的大名。但是真理畢竟在我們這一邊，有上千人參加的辯論會結果以我們這派佔上風而告終。漸漸地我們這派的文章、大字報的執筆也推到我的頭上。
我想這裡也許有兩個原因。一是同學們認為我的辯才和文章還可以。更重要的是，我沒有高人指點和提醒。在目不識丁的阿婆看來，只要是毛澤東發動的運動就是對的。我從小就是一個模範學生，她對我十分放心，認為我參加的事一般不會錯。但是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學，其家長大多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對政治運動的經驗十分豐富，知道這裡的利害關係。萬一說錯話，或風向轉了，不但孩子倒霉，家裏也要跟著倒霉。所以他們會常常管教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儘量不多說，儘量不多寫，要隨大流。所以我漸漸成了我們這一派的主要代言人和筆桿子。對立派這時已對我恨之入骨，常常對我突然襲擊。例如，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搶劫我的書包，用自行車衝撞我，派流氓將我打得鼻青眼腫。甚至派人來我家砸暖壺，剪棕棚床，並用涼水澆濕所有的床被等等。後來又把我非法綁架，關在學校的黑屋裡，對我施以各種折磨。我偷偷逃出來後，很多仗義的同學為我提供了避難的地方，想法設法保護我。
慢慢的全上海持有反血統論觀點的一派成立了中串會，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為文革前的階級路線也帶有血統論的痕跡，市革委會並沒有採取徹底的行動清算反動血統論。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我們這派漸漸和市革委會對立起來。現在想來，我們當時十分幼稚。在四人幫統治的上海怎麼可能做到真正清算血統論呢？但是我們當年十分執著地要求與我們對立的一派徹底放棄血統論，並要市革會站在我們的立場上。那個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已經掌握上海市革委會。他們希望我們不要再吵這種事情了，更不會支持批判黨的階級路線，因為這條路線恰恰是他們鼓吹的階級鬥爭理論和不斷革命理論的主要整人武器。於是我們就覺得當時正在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的大學生們是我們天然的同盟軍，我們應該跟他們一起戰鬥。當然，以復旦為主的大學生們走的比我們更遠，他們要去清查張春橋、姚文元的叛徒背景，作為中學生的我們主要訴求則是聲討反動血統論，結束學生整學生的局面。我們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使血統論引起的學生摩擦特別厲害。如果學生構成沒有那樣複雜的話，也許學生斗學生不會那樣殘酷，也許不會發生紅衛兵一再打死人的慘事。
1968年我被當時上海市革委會的主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以莫須有的罪名正式宣佈為反動學生。我和中串會的其他一些主要成員先被空四軍派來的軍宣隊關在市裡的一個學習班裡，軍宣隊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我打成現行反革命，並要其他成員揭發、鬥爭，說我出身反動，文革中反毛澤東、反市革委會。三個月後，見查不出甚麼證據，又把我放在徐匯中學的牛棚裡關了近一年，每天都要打掃廁所，清理教室。與我們對立的紅衛兵對我經常打罵，有幾次差不多給他們整死。 例如196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一群紅衛兵將我留下，要我長時間地彎腰，鞠躬，認罪。到晚上他們又將我押到一間黑屋裡，將我的眼睛用黑布蒙上，然而用課桌椅的腿死命打我。椅子腿都被他們打斷幾根。這些人在去黑龍江之前瘋狂地向我洩恨。等他們離去時，我已遍體鱗傷，無法行走，只能在夜幕的掩蓋下慢慢爬回家中。正在苦苦等我的阿婆見我渾身是血地爬進家門，幾乎當場暈過去。當時我身上已經沒有一塊好肉，連衣服都已變成碎片，由於浸透了血，牢牢地黏在身上。她來幫我脫衣時，一撕便連皮帶肉撕了下來。我儘管痛得不行，仍不敢大聲喊疼，怕阿婆更為傷心。此時的她早已成驚弓之鳥，每天生活在恐懼和不解之中。但她從來沒有說半句對我生氣的話，只是連連歎氣和流淚。她的內心堅決認為我是個好人。
後來阿婆用溫水慢慢浸濕我的汗衫和短褲，使皮膚和衣服之間的血塊慢慢溶解，才避免撕下我的皮膚。那幾天我徹夜無法入睡，白天咬著牙照樣要去學校勞動。尤其令人髮指的是，打我的紅衛兵見我身上敷了藥和貼了膏藥、紗布，立即逼我交待何處接受的治療。我被迫說出是阿婆深夜偷偷從一位好心的鄰居家要來的。這幫紅衛兵竟然喪心病狂到要我立即說出鄰居的地址和姓名，氣勢洶洶地去那家鄰居興師問罪，大肆騷擾，並責令我不得再敷任何藥膏。我真不知他們安得甚麼心。
我非常感謝徐匯中學的一名原籍山東的校工。我叫他張師傅。他因為成份好，成了我們那個牛棚的領導。每天由他佈置我們的工作。他對我暗中有所照顧，但是對我動不動被人打一頓、踢幾下也防不勝防，因為他不可能老跟著我。如果我去跟他反映，他就會要我自己當心，牛棚裡關著幾十個牛鬼蛇神，都是當年我非常崇敬的老師。大家勞動起來很分散，他實在顧不過來。但有一次張師傅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掃大操場。我們學校算是上海市區內最大的中學。學校西邊有個很大的運動場，運動場的一頭是西校舍。他以為這樣我可以遠離學生。不料那天有一幫對立派的學生從西校舍的二樓窗口見我在打掃，便大聲叫我過去。我知道不過去可能更麻煩，便不情願地過去了。他們要我緊靠牆根，低頭向毛澤東請罪！見我低頭後，他們就從二樓將一把鐵腳椅子狠狠摔到我的頭上。我們學校是個法國人設計的、有150多年曆史的教會學校，每層的層拔很高，加上有露出地面的地下室，二層幾乎相當於一般樓房的三層。當時我只感到天上突然有重物擊在頭上，便昏死過去。
等我醒來，發覺滿頭滿臉都是血。此時已經有人報告張師傅。他趕來之後就用手絹把我臉上的血抹乾，並用手絹按住頭上冒血的部位。當時二樓的那幫學生早已逃之夭夭。張師傅就站在那兒罵了半天，然後就說：找工宣隊去。當時校長早已打倒，工宣隊的隊長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看報。張師傅扶著我進了辦公室，指著我頭上的傷和滿臉的血痕對那個隊長說：這個學生現在還是活的，不定哪天我只能還你個死人了。不過那可不是我的責任。我看不出這個學生到底反動在那裏。再反動，他總沒有死罪。今天我先告訴你一下，這個學生我沒法管下去。這樣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給活活整死掉的。工宣隊隊長害怕起來。因為真的死了人，萬一上面追問，他們也不好交待。他們商量了半天，決定把我轉移到一個工廠的牛棚裡去。工廠裡的工人大多對我很同情，對年紀這麼輕的學生變成了反革命，十分好奇。問來問去也沒有人講得清楚。實際上我不過寫了一些文章批判反動血統論，另外對市革委會有些不滿的言論，這算甚麼罪呢？工人們覺得我太可憐了，對我相當保護。我在工廠的牛棚裡待到1969年的春天，雖然體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險總算躲過去了。
難忘的農村歲月
1968年的冬天和1969年的春天，毛澤東大規模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幾乎是被從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樹縣的劉館公社，在那裏待了將近四年。一開始，一群準備去內蒙的對立派學生不知出於何種動機，竟然對工宣隊提出，要我跟他們同去。消息傳出，許多朋友對我說，如果我去，就是自投羅網。因為有了牛棚的經驗，我對工宣隊堅決表示不願意去內蒙。幸好有幾個同學去找工宣隊，表示文貫中家庭極為貧困，無力準備下鄉所需物品，但他們願意和我合用所有物品，希望工宣隊同意他們和我組成一隊，同去吉林。工宣隊認為這樣也好，可以省去他們的不少麻煩。我們到當地公社後，帶我們去的領隊跟公社幹部作了交待，要他們注意我的動態，因為我的家庭出身複雜，在上海當過反動學生。所以一開始，農民和我說話時的眼光都是怪怪的，似乎在琢磨我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壞人。在他們的腦子裡面，壞人應該偷雞摸狗，吃喝嫖賭。他們大概很難理解甚麼是有』思想問題』的壞人。第一年不少人常常在那兒議論我，覺得這個年輕人如果是個壞人，為甚麼幹活挺努力？為甚麼主動幫人寫信，講外面的新鮮事給他們聽，給他們念報？為他們針灸？他們覺得看不出來這個年輕人究竟壞在甚麼地方。第二年以後他們就不理這個茬了。大概他們逐漸意識到反動學生罪名是冤枉的，可能因為家裏成分複雜，受牽連了。
我們幾個男女同學一開始分住在農民家裏。接待我們的農民都是村裡比較能幹，條件比較好的農戶。他們在生活上已經竭盡所能照顧我們，但是由於自幼形成的習慣實在不同，我們生活上感到十分不便。一直等到兩年以後，我們才盼來了自己的房子。我們的房子蓋在村子當中，有十個知青合住，生活改善不少。例如，我們終於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做飯炒菜。我們每天洗臉洗腳的習慣，不再引起柴禾奇缺的農民的不滿。晚上也不用為了省油，早早地上床，可以看些書，寫些信。我們每天仍和農民一塊下地幹活，到隊部開會。後來我成了人民公社的宣傳員，和農民通訊員一塊去採訪水利工地的模範人物和先進事跡，寫成報告廣播出去。同去的一位同學會拉小提琴，有段時間我們便成立了文藝小分隊，組織舞蹈，唱歌和話劇表演。當時我負責編劇本和導演，記得寫了一個宣傳珍惜糧食和勤儉建家、勤儉建社的必要性的劇本。農民中也有加入我們小分隊的。我們一塊勞動、一塊表演，和農民成了好朋友。
下鄉的經歷，使我真正體會到為甚麼人們常說，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問題。特別是下鄉一開始的兩年多，我們借住在老鄉家裏，目睹了農民所過的生活。大部份農民極為純樸。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是何等的貧困和乏味。所謂虱多不愁，一部份農民大概已經認為窮是正常的，永恆的。由於他們的生活圈子是完全封閉的，他們無法想像出現代社會可以創造出一種完全兩樣的生活方式來。我從小在上海長大，而且從小經歷過貧困。照理說，我不應該對東北農村的貧困感到太大的震動。然而從上海初到東北，目睹很多難以接受的事物，農村的赤貧和上海的現代文明還是在我的腦海中造成強烈的對比。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貧困。儘管我上中學的時候，幾次到過上海郊區農村，幫助農民搶種搶收。但是上海郊區畢竟是魚米之鄉，食品供應比較豐富。農民住的大多是磚瓦房，面積較大。我們並不會用赤貧兩字形容他們。在東北我親眼目睹了農民的赤貧的生活。首先，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我們和農民一樣整年吃窩窩頭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兩斤白面。農民一年只吃兩次肉。一次是上凍前後，除了老母豬外農民將所有的豬都殺掉，因為沒有糧食餵養它們過冬。殺豬後，農民先把邊邊角角的肉吃掉，留著最好的肉用水凍上，掛在戶外的樑上，等到中國新年時才化開凍肉，大吃一頓。他們一年中有大半年靠著臭大醬、醃酸菜、醃芥菜生活，連油花，肉末都不見。有些農民的孩子已經十幾歲了還沒有一件遮體的衣服。我不知道這種生活怎麼能長此下去。
第三年後，男知青中僅剩我一人任何招人單位都不感興趣，其他人或者已經上調省城，或者在縣裡當籃球教練。農民知道由於家庭的原因，我上調的機會不大，便好心問我，是否打算在此落戶。我強作笑臉說，也許吧。我一直在苦苦思考，難道他們的生活也將是我的最後歸宿嗎？
我慢慢意識到，毛澤東把那麼多知識青年送到鄉下，其實是城市無法解決他們的就業。然而，他的這種做法自以為高明，其實是對現代化的倒行逆施。中國整體人口素質低下的主要原因，和人口的大部份是缺乏教育的農民這一點分不開。由於人均土地極為有限，農民必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幾乎無窮無盡地投入到這塊很小的土地中去才可能討得一份生計。農民往往十幾歲便不得不放棄教育機會下地幹活。成家之後他的整個精力和時間更加被綁在土地上。極大部份人再也無法更新自己的知識，開拓對外部世界的瞭解。他們操心的便是眼前的一些事，無非是一頭老母豬，幾隻老母雞，一小片自留地。他們之間議論最多的是莊稼長得好不好，到了年紀能不能蓋得起一間泥房，是不是娶得起媳婦。成家後的農民像他的父輩一樣生出一個一個的小孩，開始一個新的循環。這種生活我當時覺得不可忍受，但是又覺得束手無策。
農村生活也使我第一次瞭解到毛澤東的極左的路線、政策造成的人間煉獄式的災難。例如，有一次在田間休息時，我和一位上了年紀，經歷過舊社會，出身下中農的農民老大爺聊天。我突然產生一個念頭，要他告訴我他一生中最最悲慘的經歷。我原意是要聽他憶苦思甜，講講他在1949年以前處於俄國人和日本人統治之下的滿洲的所見所聞。此時其他農民都在地頭的另一邊抽煙，說笑，玩遊戲。他見四周無人，便悄悄說起有一年村裡如何糧食短缺，餓死許多人，活著的人也人人皮包骨頭，氣息奄奄。因為只有野菜充飢，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就是經不起飢餓的折磨去世的。他自己則每天餓得兩眼發黑，可是不得不下地幹活。我問他這場饑荒發生在哪一年，他並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含著淚說，比起他的老弟，他的命還算好，總算活下來了。他的老弟那年已經餓病在炕上，無力起身。但是支部書記認為他在裝病，一定要他立即從炕上起來，下地幹活。他的老弟掙扎不起來，書記命令來人將他押到地裡。他的老弟東倒西歪地來到地裡，干了沒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沒起來。我聽了十分同情，也十分困惑。難道俄國人或日本人統治時期也有支部書記的設置？我這一問，他才吞吞吐吐地說，我說的事發生在1959年和1960年，但是這段時期確實是他一生中最最悲慘的時候，再沒有比這段時期更苦的了。
我聽了他的回答，一時目瞪口呆，又驚又怕。驚的是，自幼時起，書報雜誌常常用水深火熱幾個字形容舊社會的生活，因此我總是認為貧下中農只有在舊社會才會過上苦日子。現在才知，原來毛澤東當政時期貧下中農的生活也可以比舊社會的更苦。如果不是眼前這位面善而純樸的農民含著淚水親口對我說出他家的悲慘經歷，我是不敢相信的。當時關於三年饑荒的事遭到全面封鎖，報上只提三年自然災害，並把糧食供應上的困難怪罪於逼債的蘇修。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提起大躍進時期因嚴重饑荒而造成死亡的事，其效果不啻是一場心理地震。怕的是，當時仍處於文革的非常時期，三天兩頭要揪三反分子。萬一有人聽見我們的談話內容，報告公社，我們兩人中至少一人會被立即打成反革命。因此，我趕快要那位老農不要再公開提起此事，並告訴他，我也不會再對任何人提起。然而他的這段淒慘的故事已經永遠印在我的腦海之中。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的便是要捍衛三面紅旗。但是老農的親身經歷，以及自己在公社中的經歷，使我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以及對毛本人一手製造的關於他自身永遠正確的神話，逐漸發生懷疑，對文革的正當性也逐漸幻滅。
艱苦的歲月中，也有一些使人感到溫馨的事。至今想來，還會淚濕衣襟。我和幾個膽大的公社幹部有機會徹夜談心，大家對四人幫的種種倒行逆施恨之入骨。這些交心的談話使我得到不少的安慰，不但知道了別人和我有許多共同的想法，而且堅定了信念，知道四人幫的種種劣跡遲早難逃人民的懲罰。農民對我們的愛護也常常使我涔然淚下。中國新年的時候我們中的大部份人已經回上海去了，所以我們知青往往無從分享他們那時大碗吃肉的快樂。但是九、十月份上凍時節我們人還在，農民殺豬後對我們十分慷慨。儘管他們一年只吃兩次肉，這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會用大碗裝了使人口饞的酸菜燒肉，香味撲鼻的大腸血湯，熱騰騰地送來讓我們品嚐。有時候農家孩子會問自己的母親為甚麼要給我們送肉，為甚麼不留著自己吃。農家大媽會說，這些上海人也真可憐，他們都是千里迢迢，捨家棄業，來到這裡的，平時身邊沒有父母的照顧，沒吃沒喝的，給他們吃一點吧。這兒畢竟是我們自己的家鄉。你們以後也有出門在外的時候。想到這是農民們從自己口中，甚至是從自己的孩子的口中省下來的肉，我們感動不已，對他們的心意也格外珍惜。不知今日有多少上海人會去主動幫助外來打工的人，會有多少上海人教育自己的小孩，省下自己的食品、衣服，送給外來打工者的孩子們！直至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的腦海中還會浮現出當年插隊時的一幕幕感人的景象，老鄉們的音容笑貌猶歷歷在目。1988和2002年，我曾兩次跋涉千里，到插隊的村子看看老鄉，看看村子的變化。農民已經大多住上了高大、明亮的磚瓦房，並普遍改種了水稻。生活比起當年文革時期來是強了很多。
（待續）
《觀察》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博士，現任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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