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國共之爭的後續效果和中共政權的胡作非爲，令當代幾乎每個中國人的身後都有一個傳奇性的悲劇故事。讀了文貫中的自傳“飽受磨難後的思考”，感到格外心緒澎湃，似乎在一面魔鏡裏，看到了時光倒流中的另一個自己。只不過命運之神對我高擡貴手，讓母親領著一群幼兒在那關鍵的時刻，被塞上最後一架國軍從重慶飛往臺灣的軍機，名符其實地逃離了“魔掌”。
在我記憶中沒有任何印象的父親廖宗澤和文貫中的父親文強，不僅年齡、家庭和事業背景相同，而且還是戰火中的同僚和摯友，兩家親眷過往親密，可謂世交。兩人皆畢業於黃埔四期，在校期間就已加入共產黨。父親畢業後隨朱德入川，進行發展士兵的工作。三十年代初，中共建黨還不過十來年，內部就已經分裂，左傾激進的立三路線占了上風。這種所謂“要兵不要官”的幼稚軍事行動，經常草率地不顧敵我勢力的懸殊而發動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的暴動，平白流血，犧牲了許多同志的生命，這令父親和文強這樣有軍事經驗的軍人感到不滿和困惑。同時共產黨內部的互相懷疑、傾輒、殘殺，發動“肅反”，從同志隊伍中開出黑名單，殺害自己人。好友文強就是這樣被逼走的，父親當時震驚又憤怒。蔣介石知道這爲數不少的一批誤上賊船的黃埔軍官，對中共上層的瞎指揮和殘酷感到失望和惶恐，他做出了頗有見識和魄力的決定，號召曾經加入共產黨的原“黃埔同學”回歸，不計前嫌。他甚至親自接見這大約120名“迷途的羔羊”，對他們慰問有加，鼓勵他們爲國效力，參加抗戰。父親當時就在這一批人當中，後來經他引薦，文強也返回了國民黨陣營。
父親和文強在抗戰期間頗有功勳。後來國共內戰，國民黨撤守臺灣前夕，兩人亦都被蔣介石指定留在大陸打遊擊。父親更是受命從事破壞重慶軍工的嚴峻任務。我無從知道父親當時是否有過內心的掙扎，他有沒有動過拒絕執行命令，偷偷潛伏逃亡的念頭。也許一個黃埔軍人服從上級命令的決心會壓倒一切其他憐憫蒼生的良心。他曾經背叛了共產黨， 在此關鍵時刻，他似乎不能再背叛接納了他的國民黨。總之，那次的行動令無數的平民傷亡。文強和我父親後來都被逮捕，作爲國民黨戰犯在獄中度過後半生。文強於1975年的大赦中，重新回到家中。而我父親則于大赦前數年，病死於關押所在的“撫順戰犯管理所”。
文貫中因爲父親的關係，受盡了磨難，他的母親早在1955年就因爲無法承受來自上邊的壓力和周遭環境的羞辱而自殺，五個被留下的年幼孩子，差點被送進孤兒院，又幾幾乎被遣送到甘肅去落戶，幸而有母親的乳母阿婆，堅貞勇敢地承擔起扶養遺孤的艱辛擔子。人性的光輝和偉大恰恰是體現在苦難時期中，這樣一位幾乎目不識丁的平凡婦女身上。中共治下的社會以階級劃分貴賤，血統決定尊卑。作爲戰犯之子的文貫中雖然以超人的勤奮和聰敏的資質來彌補“先天”的“階級缺陷”，卻依然在求學的過程中飽受歧視，在文革期間更是慘遭毒打和修理，幾乎喪命。在那個年代打人和挨打全都被附上莫須有的荒謬理由。他的其他兄弟因階級出身，都被剝奪了好好受教育的機會。
爲了怕他被貫上反動學生的罪名被打死，工宣隊把他派在工廠的牛棚中，貫中在此待了一段時間，反而保住了性命。上山下鄉運動時，貫中被送到吉林的農村，在那兒跟農民同生活同勞動了幾年，不僅瞭解到“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問題”，那裏的赤貧、乏味，超乎一個城市青年的想象。同時他還通過農民的親口描述，知道了大饑荒年代，農村遍地餓孚的悲慘情況。樸實的農民所表現的善良和慷慨又令這個城市來的學生心靈受到極大的震動。七十年代初，貫中返回上海照顧已經癱瘓在床的老阿婆。這一段跟街道幹部爭抗，留下來照顧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的經歷，特別感人。人性的善與惡在進行較量，貫中豁出一切，拒不返鄉，堅持要照料這位將他和兄弟撫養長大的恩人。而阿婆卻不想拖累他，經試圖自絕生命來解脫對他的牽制。愛和感恩的力量確實強過政治，甚至強過命運，阿婆奇迹地苟延著最後的生命，見到了在獄中度過25年，被釋放回家的貫中的父親，稍後她的生命之火才熄滅。人世間的悲歡離奇，真是莫過於此。
貫中在父子的團聚上，著墨不多。當年才四歲的貫中，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滄桑，此時已經是個心力交瘁的29歲成人。在獄中度過25載春秋的將軍，歷經死亡、病痛、洗腦，現在是一個命運依舊捏在共產黨手中的七旬老人，父子之間尚能溝通交談否？中囯共產黨本身就是個異化的怪胎，這個怪胎孕育出變態的社會，變態的文化，生活在當時那種不正常的社會中的人，正常的情感被蒙蔽，人性被扭曲，人際關係也異化了。筆者的父親廖宗澤沒有能活著接受共產黨的“大赦”，離開父親時，我才兩歲，對他沒有任何記憶，我失去跟父親再見一面的機會。也許這是上天再一次施恩，沒有把父親從小牢籠裏放進大牢籠裏，他用不著感謝党和“毛主席”的“寬宏大量”，不用把洗腦過後，那些真真假假的謊話重復再重復，不必再接受共產黨的“封官”，食那嗟來之食。而我這個長於臺灣，後來又定居德國，若在中國，恐怕連“階級”也排不上的“異類”，也避免了跟父親重逢團聚那種尷尬的場面。生我而未養我的父親，不但沒有給母親和我們幾個子女帶來任何的災難，我們反而因他的陰庇，在臺灣得到國民黨政府的“烈屬照顧，”得以有相對說來較爲優惠的生活環境，享受到一切公平受教育的機會。除了一個姐姐，我們兄妹五人完成大學教育後，都到西方國家留學深造，並且將母親接到美國。
1975年“大赦”之後的夏天，我和漢學家丈夫馬漢茂第一次到中國去，直奔瀋陽，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去領取四年前病死的父親的“骨灰”。當時內心的確非常難過，感到遺憾，竟然一生中都沒能見上父親一面。我們參觀了已經全然空無一囚的牢房，尚留守的管理幹部和醫生陪我們四處參觀，一一解說。那樣一個水泥地的小小鐵籠子牢房裏，父親度過了幾千個日夜。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還活著嗎？除了党要他向人民認罪寫檢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外，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有沒有想想那些因他執行爆破命令而喪生的人？那些因他而失去親人和家園的鄉親？他有沒有真正的懺悔？隨著年紀的增長，這樣的念頭越來越折磨我，雖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對“罪責”“懺悔”這些問題的態度，越加不能妥協。特別是後者，這純粹是個人的問題，是良知和心靈赤裸地面對“真實”的狀態。黨、國家、機構甚至別的人都不可能真正的介入，因爲這是生命本質的問題。我不敢再去觸碰這個痛點，生活和生命中本來就有無數的問號，就讓它存在吧。
貫中後來的努力自學，從進入研究所到留學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一直到現在任教美國大學，他的奮鬥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當代中國有千千萬萬人有類似他這樣的傳奇經歷，走過煉獄，脫穎而出。然而，這樣自我打造的人間煉獄有必要嗎？爲什麽中國這片土地上能夠爲瘋狂變態的群體提供建造這座大鐵幕的環境？最令人深思的是，這座鐵幕今天還依然存在，它只不過被安上一個有誘惑力的名字“祖國”。請一切經過或沒有經過“磨難”的中國人都來“思考”。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