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照顧癱瘓在床的阿婆
從1969年春天去插隊後的第三年起，隨著同去的知青陸續上調，我們知青戶已變得冷冷清清。我也覺得越來越孤單，同時對阿婆的思念和擔心與日俱增。1971年的年底我回上海和阿婆一起過新年。這時阿婆已經80多歲，我覺得她的身體非常虛弱。她老雖勉強還能行走，但搖搖晃晃，弱不禁風，給人隨時要倒地的印象。我內心焦慮萬分，充滿自責。照理說，風燭殘年的她應該和個親人一起生活，對她有所照顧。但是自己靠掙工分度日，並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東北農村的嚴峻的生活條件也無法使阿婆生存。其他弟兄雖對阿婆有所接濟，但由於他們的條件都很差，接濟的數量自然十分有限。我每天前思後想，心如刀割，情緒十分低落。
不料新年過後不久的一天晚上，阿婆說要和我好好講話。平時，她要講話就講話，可是這次她非要我好好坐下。我坐下來後，她說，你現在插隊落戶已經進入第四年，始終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不知道你有甚麼打算，準備永遠插下去呢，還是像其他人那樣爭取上調到學校或者工礦去？我說自己肯定不想永遠插隊下去，但是家庭出身如此，現在也沒有其他的機會，只能先混一天是一天。要不我就留在上海，隨時可以照顧她。她聽了掉下很大的淚珠說：你千萬不要讓我拖住你的後腿。現在你要先追求自己的前程，儘快找到一個你還滿意的工作。你每年都回來看我，但是又不能常住下去，因為你的戶口早已遷走。你的收入又那麼微薄，那麼不穩定。況且我又不能跟你過去，因為你還是個農民，連個家都沒有。我一時語塞。她那慈祥的臉此時變得很嚴肅，很傷感，長歎一口氣說，看來我在世上的日子已經不會太長。可是我總要看到你安家立業，才能放得下心。
聽了她的出自肺腑的一席話，我覺得萬分羞愧，無地自容。自己年齡已經不小，不但不能為她分憂，竟然還要她時時操心。當時三哥早去了安徽農場，弟弟到新疆也去了好幾年。大哥、二哥遠在湖南鄉間。她千辛萬苦地將我們拉扯長大，本來心中有一個寄托，以為我們幾個小孩長大後，總有一個人可以留在身邊，養老送終。結果在她最需要我們照顧的時候，我們卻一個個遠在天邊。我意識到自己的失責，深深痛恨自己的毫無出息。便告訴她，我馬上回鄉下去，一定加倍努力，儘快在城裡找到一個工作，然後把她接過去養老。她說只要我能夠找到一個城裡的工作，有一個安身的地方，她一定跟我去。我於是匆匆返回吉林鄉間。臨去前，我含淚拜託了一些朋友和同學，希望他們每一、兩個星期去看看她。對於再次辭別處於風燭殘年中的阿婆，我的心中充滿悲痛和不祥的預感。
一開始，我的那些同學倒是經常來信，告訴我看望阿婆的種種細節。例如，今天我帶了甚麼東西去見你阿婆，和你阿婆一起吃了飯，她講了甚麼話等等。後來的來信就變成十分公式化了，只提去看了她，但是沒有任何細節，關於阿婆的身體來信一律說成很好。我慢慢地就覺得奇怪。但是那時候不通電話，無法查證。夜深以後，我也無法入睡，常常一人躺在炕上，對著窗外的明月發呆。 我有時向上蒼祈禱，保佑她老平安；有時又責問蒼天，為甚麼對這樣一個聖人，如此寡恩薄情。一直到七、八月的時候，我突然收到一封電報，是鄰居打來的，說：如果你想負責你阿婆後事的話，就趕緊回來。這封電報短短一行話，使我如受到雷擊一般，渾身發抖，四肢冰涼。朋友們的來信不是一直說阿婆很好嗎？難道阿婆的身體發生突然的病變？她現在生死如何呢？我望著蒼天，希望上蒼不要將無窮無盡的災難堆在我一家的頭上。我感到這個世道實在太殘忍、太無情了。我的知青朋友們勸我立即趕回上海。他們給我湊了一些錢，星夜陪我徒步走了十幾里路，在三江口搭到一趟南下的慢車，化了三天的時間轉輾回到家裏。一路上我心急如焚，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我為自己一次一次使阿婆傷心、受驚、失望而深深自責。
回到家裏，正是上海的三伏天，阿婆發著高燒，處於昏迷之中。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下半身已經完全癱瘓。我叫了半天她才醒來，雙目已經完全失明，但耳朵還能辨出我的聲音。她嗚咽著說：我很對不起你，讓你又回來了。現在看來，我是不行了。我當時心都要碎了，連連說她老應該早點告訴我。如果我早回來，就不至於病成這樣。我新年後離開上海的時候她還能行走，僅僅時隔半年，她老已判若兩人。我不知道那段時間她是怎麼過來的？後來鄰居告訴我，我的朋友們確實常常去看她，給她送吃的東西，陪她吃飯，說話。但是漸漸地她就起不了床了，也無法和我的朋友們一塊吃飯了。但是她再三地求我的所有朋友、同學，絕對不能把她病倒的消息告訴我。新年時她讓我早些回東北，本想讓我早日找到自己的前程，所以怕我又匆匆趕回，再次耽誤自己的前程。她知道，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又沒有錢財賄祿公社知青辦的幹部，如果再因三天兩頭回上海，公社的鑑定怕好不了，那就更無指望得到上調的機會。
我當即借了一輛手推車，把她送到街道醫院。醫院的一位接待我的女醫生聽了我的介紹，知道我與這位老人的關係後，竟然堅決不肯治療。她左腔左調，沒有好氣地對我說，你阿婆已經85歲了，能活到這個年紀就算福氣很好了，沒必要再治了，你趁早帶她回家吧！這樣的話如果出自紅衛兵的口，大概只能忍了，出自一位以救死扶傷為神聖天職的醫生之口，不禁使我怒從中來。我和她爭了起來。我責問她，如果這位老人是你自己的母親，你會說這種無情無義的話嗎？會要她活活等死嗎？我是千里之外趕回來的，即使看在這個份上，你也至少搶救一下，給她檢查一下吧？當時圍觀的人逐漸增多。大多數人對這位醫生的態度十分不滿，紛紛插言。有人知道阿婆的身世，便大聲對那個醫生說，這位老人倒是真正的紅五類，勞動人民出身，一輩子受苦，救她一下是應該的。在壓力下，那位醫生勉強對阿婆作了檢查，配了些藥。現在想來，當年在階級路線的名義下，不知發生過多少慘不忍睹的事。連理應對病人一視同仁的醫生的心靈也有遭到嚴重扭曲的，真是可怕。
檢查後才發覺，阿婆其實沒有甚麼大病，是感冒後沒有及時治療轉成了肺炎，高溫不退，造成昏迷不醒，慢慢就肌肉萎縮，下半身終於癱瘓。阿婆是個一輩子信佛的人，平時對人特別善良，遠近聞名。街道食堂裡的一些阿姨們對她的高尚為人早有風聞，對她十分尊敬。我東北沒有趕回之前，主要是靠那些食堂的阿姨們定期給阿婆送飯。有一個在鄰居家做保姆的老太，雖然60多歲了，身體還可以，也每天來看望，餵她吃飯，有時幫她換洗衣服和床單。鄰居中還有偷偷給她吃藥，打針的。就是靠了眾人的輪流照顧，阿婆才維持到我的歸來。我於是趕緊搶學一些基本的醫療護理知識，特別是學會了打青黴素和鏈黴素，按摩，清理體膚的方法。阿婆猶如風中殘燭，其脆弱的生命雖然飄忽不定，卻頑強地延續了三年左右的時間。
這三年是我一生中除了關進牛棚之外另一段最為黑暗、最為淒慘的時期，支持我生存下去的惟一動力，是我決心陪阿婆走完她生命的最後，也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的強烈願望。那段時間，我經常要去街道作種種的抗爭，以自己渺小的力量竭力頂住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壓力。首先，我要去力爭醫療費用的報銷。其次，我要去力爭阿婆的生活費的如期的發放。街道的一位直接經辦此事的幹部，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經常對我冷嘲熱諷，加以種種刁難，恨不得將我早日趕離阿婆的病榻。她一會兒拒絕報銷醫用，一會兒拒絕發放生活費用，一會兒揚言要將我趕回東北，一會兒又威脅要送阿婆進養老院。我往往給她氣得七竅生煙，覺得天下怎麼會有心態如此黑暗、骯髒的女人，難道她是個魔鬼的化身？
1974年起上海開始對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網開一面，允許至少一個知青孩子回城照顧家中老人。不少朋友知道這項新規定後，很為我高興，紛紛跑來告訴我，一定要我去試試。我便給市知青辦去信，詳述阿婆二十多年來撫養我們兄弟幾人的事實，以及她癱瘓在床的現狀。知青辦的信訪接待人員認為我的情況太符合優先照顧的範圍了，要我從街道辦起。不料街道的那位幹部知道此事後，堅持認為阿婆和我們沒有任何血源關係，要我趁早回東北，並揚言今後不再報銷藥費和生活費。
我已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感到身心的疲憊日甚一日，對自己的前途、命運完全喪失信心，只有一個信念在支撐我，那就是我絕不在阿婆最需要我的時候拋棄她，去追求所謂的個人前途。正在絕望時，父親又獲准和我們通信。收到他的信後我決定豁出去，寫信如實告訴父親阿婆的病況和面臨家破人亡的前景。我當時想，中央對父親那樣的人一貫強調正面教育。文革前父親幾次出來參觀，都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級別相當高，用意自然在於要他相信新社會的種種成就。我以前給他的信也從來報喜不報憂。父親大概覺得家中一切正常，太平無事。現在我要將家中的淒慘實情詳詳細細告訴父親，看看父親會不會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跟監獄的管理人員交涉。管理人員受公安部直接管轄，公安部又向總理匯報。我一廂情願的期許，事情鬧大也許反而會有轉機。我知道，信在到達父親手中之前，管理人員一定會首先拆看。我想看看他們的反應。
我的那封幾乎用淚水和由心間滴出的血寫成的長信，任何有情有義的人看了都應被深深打動。我描述了我們兄弟幾人從小沒有父母在身邊照顧，完全由一個本該退休，頤養天年的老人撫養。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艱難的環境中帶大我們後，我們又如何一個一個天南海北地遠離了她。即使阿婆與我們沒有純血緣關係，幾十年來對我們的撫養的事實，難道她不就已經是我們的真正的長輩？況且戶口本上戶主一欄我們歷來填寫她的名字，有案可查。在她已經癱瘓在床，隨時可能撒手人間的最後時刻，難道我們不應該守候在旁，對她有所照顧，以報答她對我們的特殊的養育之恩於萬一嗎？難道她無權要求我們為她送終，辦理後事嗎？難道由她從小帶大的孩子照顧她生命的最後一站，不是任何社會都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嗎？現在街道要我回東北，她則送養老院。對於一個已經癱瘓的老人，又明明有小輩的情況下，一定要將他們天各一方，活活拆散，天下有這樣完全不合人情、道德的理由嗎？
我給父親寫信之後，北京方面果真派人來上海調查。但是街道一口咬定阿婆只是一位對我家忠心耿耿的老僕人，堅持一定要趕我回東北，送阿婆去養老院。當時上海是四人幫的天下，公安部的來人並沒有找我直接談話。估計街道一定對他們說了我的很多壞話。來人回北京後，父親連著給我來三封長信，表示瞭解了調查的結果，勸我服從街道的處理意見，立即返回東北。我意識到父親可能也是出於無奈。這時最好的反應便是不再給父親去信，免得他左右為難。我便堅決地對街道說，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棄她而去。只要我在她身邊一天，街道也不要指望把阿婆送進養老院。幸虧裡弄裡很多人暗中給我打氣，說阿婆有甚麼罪，放著小輩不用，反而逼她去養老院，這是甚麼世道。還有一些人認為像我這樣能夠頂著種種壓力，堅持對阿婆盡孝道的青年已經不多見了，要我堅持下去。我的許多朋友們經常來看望我和阿婆。因為他們知道阿婆隨時需要我的服伺，我無法長時間外出。他們常常帶來可口的食品和必備的藥品。他們的支持和寬慰使我在漫長的寒夜中多少感到一絲溫暖，也感到天地之間總有公理存在。北京方面來人調查雖然沒有結果，但我注意到，街道對阿婆和我的迫害不再升級，生活費和醫療報銷也悄悄恢復了。
這三年我的起居飲食十分沒有規律，必須隨阿婆的需要而定。阿婆因為下身癱瘓，經常大小便失禁。她的意識還有，也會告訴我要大小便了。但是只要我動作慢一點，她就拉在床上了。我必須立即把她的衣服，床單，和被子換洗掉。冬天遇到這樣事，如何使床單，衣服盡速曬乾，是十分傷腦筋的事。夏天對換洗雖然有利，但上海的夏天往往悶熱異常，家中又沒有冰箱、電扇，更沒有空調。阿婆自己又不能翻身。我要每隔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最多一個半小時便幫她翻一次身，不然的話，由於血液不暢通，極易生出褥瘡，對抵抗力已經非常微弱的老人來說，後果就會非常嚴重。我常常用溫水幫她擦洗。特別是夏天，一天要擦好幾次，防止皮膚因汗水的腐蝕而發生潰爛。我的一位同學的母親懂中醫，有次來檢查阿婆的狀況，對長期臥床不起，已經癱瘓的阿婆竟然沒有得任何褥瘡，覺得近乎奇蹟。
由於她已經雙目失明，也就沒有晝夜的意識。她常常在半夜的時候，要我幫她翻身，喝水，大小便。由於三年中沒有一天好好睡過一個整覺，我的雙眼永遠紅腫，並佈滿紅絲。服伺阿婆雖然辛苦，由於我是心甘情願的，並不影響我的情緒，反而使我感到無限的寬慰。使我氣惱的，便是每隔幾天要到街道去磨嘴。街道的那位幹部喜怒無常，口無遮攔。常常會突然對我說：你給我會回東北去！在這兒賴著不走幹甚麼？為了阿婆的生活費和藥品報銷，我不知和這位母夜叉似的惡婆吵過多少次的架。每次一邊和她論理，一邊又惦記著阿婆，怕阿婆需要我，不敢在街道久留。所以，為幾元錢的事，我要跑好幾次腿。每次從街道吵完回到家中，半天心情好不起來。阿婆問起，我還要編出一套讓她高興的話。我至今沒有想通，那個女人的心腸為甚麼會那麼狠毒。
為了阿婆，我也錯失一些機會，但我毫無怨恨。例如，當時梨樹縣八中急需招聘一名高三的物理老師，找了多時，沒有合格人選。後來公社有位對四人幫特別不滿的幹部強烈推薦我。梨樹八中便給我來信。一開始我真有些猶豫。這幾年雖然一直在知青中招工，但是用人單位多是煤礦或鐵道局等比較髒亂，危險的地方。梨樹八中的教職機會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我都不敢想像這輩子還有教書的資格。但是想到阿婆確實已經須臾離不開我，我雖不無遺憾，還是毅然決然地給八中回了一封誠懇的長信，表示深深感謝學校領導對我的信任和安排，並告訴他們，我報答阿婆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為梨樹八中效力的時間則來日方長，希望八中領導能夠體察我的困境。後來梨樹八中來信，對我的決定表示可惜，因為我是最佳人選。但是他們不可能等我，因為不知道我何時可以過去報到。很多人知道我的決定後，認為我大概已經被生活折磨得神智不清了，為我惋惜。當時誰都不知道文革何時會結束，我竟然把這麼個好機會錯過了。我這一輩子肯定就算完了。我說：完就完吧！阿婆在世一天，我就不能離開她一步。哪怕今後永遠作個農民我也認了。
這類消息我一般都瞞著阿婆，但是這一次她可能從來看她的朋友口中知道了。有時我的一些朋友正好在我短時間外出辦事期間來我家，便會邊陪阿婆講話，邊等我。阿婆先勸我不要再管她，儘管回東北工作去吧。我當然堅決不肯。為此，她著急了幾天，總是憂心忡忡，不斷自責。想不到不久後的一天我外出回來，只見她躺地上，頭上流著血，並起了腫塊。我嚇得半死，趕緊把她扶回床上，問她發生了甚麼事。她只是不停地哭，說自己成了我的纍贅，影響了我的前程，實在對不起我。她甚至恨恨地說，自己為甚麼不早些離開人世。我聽了非常難過，又十分納悶，便繼續耐心問她，究竟發生甚麼事了，為甚麼臉上有傷？我怕的是有我的仇人來報復。最後她才告訴我，剛才我外出時，她用雙臂拉住床頭的鐵桿，拚命用頭撞床頭，想要自殺，好讓我早日回東北去找我的前程。因用力過猛，身子滾下床了，再也無力爬起。我聽了之後，眼淚奪眶而出，感到心在滴血，腦海一片空白。我想不出來人間還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她竟然要以自己的死為我爭取前程，而且是最最起碼的前程。老天啊，你難道還要保持沉默，袖手旁觀嗎？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只知道默默地陪她流淚。她一邊哭一邊說，貫中，我不知前輩子作了甚麼孽，自己的命這麼苦不說，領大的孩子每個人的命比我還要苦。對她的自責我已經不知道如何寬慰她了，因為我根本不相信她前輩子作過甚麼孽。但我知道一定要馬上阻止她再作這樣的事，不然我連外出辦事都不可能了。我便對她說，她如果再這麼作又死不掉的話，會給我帶來許多麻煩的。如果真的死去，我要被治罪的。她問我真的嗎？我一邊流淚，一邊說，是真的，要她保證不再動這種可怕的念頭。她怕給我添新的麻煩，終於答應了。
1975年春父親作為最後一批特赦人員重獲自由後，政府先安排他擔任全國政協的文史專員，要他定居北京。他稍事安頓後便星夜趕來上海看望阿婆。阿婆一下子認出了父親的聲音，露出難得的笑容。可惜當時她的雙目已經失明。父親的到來成為我家這一帶的特大新聞。朋友們和鄰居們聞訊而來，紛紛向阿婆恭賀，認為她是把這個家維持下來的最大功臣，並認為阿婆能夠遊走於生死之間近三年，終於等到大團員的一天，是真正的當代人間奇蹟。我感到自己猶如身處夢境。三年來，阿婆向我問起過好幾回，她這輩子還能不能和我們的父親再次見面，每次總喃喃地說有個算命先生幫她算過，她還能見到父親。對此我心中毫無把握，感到人生猶如汪洋大海，社會則如驚濤駭浪，隨時可以把我們家這一葉扁舟吞沒或傾覆。她的問話總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和揪心的痛。但這樣一位與世無爭，一輩子受苦受難的老人，她怎麼會理解中國此時所發生的一切呢？我怎麼才能給她最後的一絲希望呢？我用儘自己的想像力編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寬慰她。也許正是存於她內心最深處的這絲希望幫助她頑強地敖過了最黑暗的三年吧。此刻目睹鄰居，朋友濟濟一堂，爭著要和父親講話，握手，我心裏的感受一言難盡。阿婆注意地聽著眾人的驚嘆，感慨，歡笑，慈祥的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的同時，彷彿總有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我知道她心中藏著的永遠的遺憾。要是我們的母親仍在，一切該有多麼的完美。
父親目睹阿婆的病況後，認為我當時拒絕離開阿婆，返回東北的決定是對的。他向上海方面提出，是否可以讓我調回上海照顧老人。他認為把風燭殘年的老人千里迢迢地運到北京恐怕不妥。她畢竟一生是在南方度過的。可是上海那時候仍然是四人幫當道，對我們家的合情合理的請求置之不理。父親十分無奈，歸期又到，只得悻悻然返回北京。當然，我們五兄弟當時的情況都極為淒慘，因而究竟誰應該調進北京，曾經有不同的意見。我表示一切聽憑父親的定奪。最後父親提出，我日夜服伺阿婆近三年，對如何護理阿婆的細節比較熟悉。臨時換人對這麼大年紀的老人怕有不妥。況且其他兄弟或者已經成家，或者在農場工作。收入雖然菲薄，卻較穩定。唯有我靠掙工分，既沒成家，又難以餬口。兄弟們最後同意了父親的建議。他便以獨留的名義請全國政協將我戶口從東北調進北京。1975年秋天我和阿婆終於來到北京。阿婆和父親的團聚，使她最後的心願實現，對我們幾兄弟的牽掛和擔心也從此放下。她老在一個冬日的夜晚悄悄地離開了我們。她一臉安祥，平和而滿足地回到極樂世界去了，永遠擺脫了曾經如此不公正地對待她的人間。我常常回憶阿婆面對人生苦難不屈不繞的頑強精神和崇高的為人，以此激勵自己。同時，我也決心不虛度此生，要為這個充滿不公正的世界變得更為美好儘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學部的學習思索
我是懷著美麗的夢想來到北京的。但是在現實面前我的夢想很快碰得粉碎。開始我當了好幾個月的無業遊民，怎麼也找不到工作。用人單位一聽我的出身就不要了。1976年文革結束後街道介紹我當了一段時間的公共汽車售票員，後來又介紹到食品廠當搬運工。我並不是干不來這些工作，可是和我的興趣相距太遠。我覺得自己應該繼續學習，或從事研究性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一直到1978年機會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學部的，從鄉下遷回來了。但是經過十年文革，研究員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於是學部就決定在內部招一批年輕人作為新鮮血液。我當時並無專業，但是在鄉下插隊期間和護理阿婆期間，我堅持自學英語，日語和法語，一方面以此渡過寂寞的日日夜夜，一方面藉此瞭解外國的風情文化。當時學部的情報研究所大概是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一個機構，非常需要有人把這些刊物上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論文翻譯成中文。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就主動寄去一份由英文翻譯成的中文作品。為了證明這確實是我的作品，所裡派了一位老先生對我進行了筆試和口試。他給我一篇英語文章，一本字典，讓我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翻譯，以便鑑定我的中、英文筆譯的水平。筆試完成後，又進行了口試。老先生隨便抽出一篇英語文章要我念一段，口譯一段。考試第二天他們就告訴我說：口譯的意思比較準確，筆譯的文章比較長，還要再看一看。結果一拖就拖了很長時間也沒有音信。其實我自己對筆譯的質量更有把握，心裏想可能又是遇到了階級路線的障礙了。父親怕我又一次受到心靈的傷害，便到處寫信。後來學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在那兒工作了兩年。
這兩年的工作，生活對我產生了終生的影響。正是在那裏我找到了這一生的使命。我在吉林鄉下的那段時間所從事的自學，比較多的是想通過外語的學習瞭解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經歷，並不懂得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我還沒有接受過經濟學的訓練，比較多的是想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渡過枯燥無味的生活。促成我自學外語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很多中文書被禁掉了，即使有，也不能大庭廣眾之下看，因為別人可以容易地知道你在看甚麼。在鄉下看外文書的話，別人就不知道我在看甚麼內容了。當時公開允許看的中文書自然是大肆鼓吹文革的那套目標的。但是漸漸地，特別是林彪事件後，我已經感到這種目標的虛無縹緲，以及它們的偽善性。我飢渴地尋求其他的精神食糧。外文書不但正好可以滿足我對知識和文化的飢渴，而且提供一種保護。例如下鄉期間，大隊的一位黨支部書記聽說我看洋書，曾打算對我進行一次突然襲擊，看看我到底在看甚麼黑書。多虧一位抽調到一打三反工作隊的上海知青連夜從大隊部偷偷跑回來向我透露這一消息，要我趕緊把違禁的書處理一下。我便對她說，回去告訴大隊部，大隊如果來抄我的書，就要犯嚴重政治錯誤，因為我看的是馬列主義的著作。馬克思，列寧等都是外國人，當然用外文寫書。大隊書記後來聽了這位知青的暗示，放棄了他的計劃。我的英文書中，確實有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更多的是一些文藝、歷史、和政治著作。有些書是從上海帶過去的，有的是朋友後來從上海寄過來的。有的書是破四舊的時候揀來的。有時候成堆的書還沒有燒完紅衛兵就走了，我覺得書燒掉可惜就偷偷地拿上一本。像英語版的《雙城記》和《悲慘世界》，我就是在下鄉期間看完的，給我極大的震動，書中的悲劇性的英雄也成了支撐我堅強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樣。東北的冬天幾乎長達半年，由於緯度高，冬天的夜降臨的特別早。農民無事可幹，早早就上炕睡了。我就利用這謾謾的長夜，博覽群書，遨遊於豐富的精神世界之中。自學使我的外語獲得長足的進步，也使我更加愛憎分明，從情感上更加同情農民和世間一切受歧視，受迫害的人群。但是鄉間的自學並沒有使我對當時的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產生規律性的認識。我只是模模糊糊而又十分確信地感到，文革想要確立的這種體制是無法維持下去的。我盼望著文革的早日結束。
在社科院兩年，由於生活、工作的充實，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1978-79年那段期間，社科院上上下下瀰漫著一種憂國憂民的氣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嚴肅地思考，爭論，探索中國走進文革這樣舉世無雙，滑稽可笑而又殘酷無比的怪圈的深層原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甚麼樣的體制才能穩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現代化的目標等等。社科院的外事辦公室有時來我們所借人幫助接待外賓。當時許多外賓急於瞭解文革後的中國何去何從，因而蜂擁而至。所裡常常讓我去幫忙。我於是不但有機會見到擔任外事局負責人的王光美等，還有機會隨外賓拜訪院長或副院長，以及各個所的所長的機會。好幾次我甚至參加了級別相當高的外事宴請。在這些場合，我親耳聽到了這些處於領導地位的著名社會科學家和活動家們對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對未來的憧景，有時甚至有機會瞭解到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苦難。
對我影響特別大的是當時有一個雙週吹風會，很多有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都來作過報告，當眾宣講他們十年反思的心得，以期和在座的學者交流。這是一個很內部的會，在社科院的小禮堂舉行。我總是千方百計地鑽進去旁聽。很奇怪，當時並沒有人攔我。演講者們對政治、經濟的改革的設計遠遠走在現實前面。於光遠當時就談到：如果中國的私人企業比例達到60%，中國就有救了。要知道他說這個話還是1978年的事情！王若水大談異化理論，他說異化並不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會發生，社會主義時代也會發生異化的，而且這種異化有時造成很悲慘的結果。文革便是一例。這些觀點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就像是天方夜譚的東西。這些在小範圍內聽到東西具有振聾發聵的功能，使我整個心靈時時沉浸在激動、興奮和突然的大徹大悟之中，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前所未有的昇華。我聽到這些精闢的見解以後，又和學部其他同事，特別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同事，進行很多討論，不但加深了我對許多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且交了不少思想上的良友益師。
劉賓雁就是那時候認識的。恢復學部之後不久劉賓雁就分到哲學研究所，主編《外國哲學譯叢》，把外國的哲學介紹進來。因為我們所的雜誌多，他常來我們所裡借雜誌。有人就悄悄告訴我：此人便是劉賓雁。我就托朋友介紹主動去和他認識。很多名人也是這時候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報告的。例如，周揚作報告時痛哭流涕，使我們很感動。周揚雖是一個大人物，但是對自己作了比較深刻的反省。他談到自己當年在「反右」中的錯誤做法，並對比文革當中自己的遭遇，檢討了自己當年整人的錯誤。但是當時也有人給我的印象不太好，例如鄧力群作報告時永遠顯得高高在上，盛氣臨人。
1979年初，我決定去考研究生。我所在的情報所起初有些不同意。所裡的一位老所長對我很信任，當時有甚麼外事活動，學部外辦的人也很喜歡找我幫忙。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覺得我也是文革受害者，對我比較有信任感，二是學部正好青黃不接。很多老研究員已經幾十年與世隔絕了。雖然說正在慢慢恢復和各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的接觸，可是世界上社會科學這幾十年中突飛猛進，湧現了很多新的詞彙，新的研究方法也層出不窮。這些老先生可能一時無法跟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礙。我就沒有這個心理負擔。因為那個時候論學歷，我不過是個高中生，英語主要也是靠自學的。說起來，由於文革，我連正式畢業的文憑也沒有拿到過。所以，我在翻譯時，如果發生差錯，也沒有特別感到丟臉。
但是我抓住和外賓直接交流的機會，常常問外賓，怎麼規劃自己的未來。很多外賓勸我要趕緊考大學，不能永遠當一個高中生。我就跟父親商量，也跟社科院的一些好朋友商量。他們給我很好的忠告，向我指出，雖然我的處境非常好，但是過了幾年新的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出來以後，我的處境可想而知。所以還是要趕緊提高自己的知識結構。後來我就用這個理由說服了老所長。我說，如果你的小孩年齡上已經處於求學的邊緣，只有最後的機會考研究生的話，你是讓他作為一個高中生就這麼工作下去呢，還是鼓勵他作最後的努力？我見他口氣鬆動，便又說，如果考不中的話，我還會回來的。他說：希望你以後還回來。我當時就答應他了。我沒有去念本科，直接考了研究生。因為我的女友在上海工作，我就決定優先報考復旦大學。
為甚麼我報考經濟類的研究生呢？這是因為文革後期我已經逐漸認識到中國當時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社會制度的嚴重缺陷。我小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但是到了鄉下之後，發覺連小學裡學過的四則運算都很少有機會用到，有些加減法的知識已經足夠應付日常的生活。我便對自學數學、物理失去興趣。當時最有興趣看的書都是和社會、政治經濟學問題有關的，腦子裡也老在思考有關經濟、社會的問題。我當時已經模模糊糊感覺到被中國拚命攻擊的許多國家，它們的經濟發展其實比中國好很多。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究竟在哪裏呢？大部份人為甚麼那麼貧困，愚昧呢？像文革這樣煽動人斗人的路線，能使國家富強嗎？中國的現狀為甚麼和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完全不相稱呢？看古書，總覺得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民優秀，產生過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是東亞最先進的國家，也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是個萬方來朝的地方。但是我所生活於其中的中國，放眼望去，滿眼是貧困、落後、愚昧，感覺到的是人與人互相殘殺的血腥味。文革中的所有政策旨在製造人民的恐懼，要求的是人民的絕對服從和奉獻，產生的結果是經濟的每況越下，人民的普遍貧困。
在社科院接觸了那麼大一幫名人之後，我對社會科學的興趣更濃了。我發現他們最關心的是從各個角度探索如何防止文革的再次爆發，努力找到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因文革而暴露無遺的嚴重問題的解決之道，換句話說，找出政治、經濟改革的正確途徑。大家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儘快彌補文革造成的重大失誤，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員。1978年底鄧小平正式復出，社科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變得更加強烈。大家共同的信念是：中國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麼改當時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正因為懸而未決，大家才有機會各紓其見，使我受到很大啟發。我也開始對這些問題進行嚴肅的思考。反覆思考的結果是：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普遍的貧困和愚昧的問題。一個普遍貧困和愚昧的民族是專制和暴君的最肥沃的土壤。當時復旦的經濟系科裡有一個世界經濟的新專業。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就去報考了這個專業，並且幸運地考上了。
《觀察》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博士，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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