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8日訊】此前不久趙紫陽先生度過八十五歲生日，許多人開會，寫文章表示祝福，並為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鳴不平，不免涉及對其功過是非的評價。其中諸多現已失勢的趙先生舊部，免不了語多溢美之詞；即便原本與趙先生並無瓜葛的作者們也幾乎眾口一詞地捧揚這位先前中共名義上的頭號人物。對此本人雖不以為然，卻不願敗大家的興。到人家壽筵上去攪局，畢竟不是一件很得體的事情。隨他講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說到走誰的路，這就不是「看」，而是「干」的問題了。本人覺得不可再作壁上觀。
其實本人心裡何嘗不是對趙先生也懷著幾分敬意。且不說趙先生主政以來的諸多改革措施頗得民心，就單說在「六.四」事件中，為了反對軍事鎮壓，寧願失去萬乘之尊，在那個狹窄的小胡同裡屈辱地過著15年囚禁生活，而表示至死決不檢討，這要和那種為了乞求一碗電子部副部長的「噘來之食」，竟至於痛哭流涕的軟骨頭比起來，當然令人肅然起敬。
不過要是以為八九學潮和後來波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民運由趙總書記一手處理就萬事大吉皆大歡喜，那可就未免過於天真了。趙先生為萬千民運人士敬仰的就是他的那句「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確實，如由趙先生主導處理，相信當不至於動用坦克機關鎗，以至血洗京華，但民運諸公是否就可以逃過一劫，民主是否就可步入坦途，竊以為未必。
這裡最重要的判斷依據，就是對運動的定性。是的，我們知道趙先生在軟禁中外瀉出來的僅有的幾次談話中都表示他反對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當4月24日鄧小平在常委會上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後，趙在朝鮮復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當前動亂所作出的決策。」這樣關乎國家歷史走向，億萬人民生存權利，並直接涉及萬千運動參加者命運的重要表態，豈可一個「韜晦」，「違心」，「不得不」所了得？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即使在被囚禁了多年之後，據說又經過了沉重的反思，趙紫陽依然否認這是一場反對腐敗，要求改革的民主運動，仍然認為：「上街的學生有二部分人：絕大部分就是上面說的那種情況（指為胡耀邦鳴不平——筆者注），一部分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借題發揮，闖一鬧（似為「鬧一鬧」之誤——筆者注）。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據楊繼繩著「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轉引自「前哨」）切不要小視了這裡的「確有少數人」。共產黨歷來造成萬劫不復的歷史悲劇，所針對的都是這個「少數人」。毛澤東的口頭禪就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叫打倒一小撮。焉知我們的趙總書記會如何處置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少數人」呢？
趙總書記說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但民主的軌道在哪裡，法制的軌道又意味著什麼，卻又都語焉未詳。至今鮑彤也好，張良也好，都沒告訴我們他解決這場危機的方案。
我們不能代聖賢言，但從趙總書記對運動的定性看，他必認定學生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敵對分子，再加上他一再聲稱的要「依法處理」「打，砸，搶，燒，沖」，我們要預知其結果還很困難嗎？想必王丹烏爾開希們將不會遭遇坦克，但是這和面對囚車會有什麼很大的不同嗎？當然了，開花彈和手銬畢竟不一樣，一個太熱，一個太涼。能夠肯定的是，那些走「趙紫陽的路」的人們當不會進秦城賓館去享福，也不必偷渡海外去留洋。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趙紫陽和李鵬的分歧，僅止於「四.二六」社論和出動軍隊兩件事。他主張「從四.二六社論退回來」和反對動用軍隊當然是積極的和難能可貴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和李鵬的這種分歧只是手法與策略的不同，一個主張「剿」，一個主張「撫」，如此而已。從根本上說，他們作為專制政權的代表人物都處於運動的對立面，這沒有什麼區別。其程度有所差異，性質沒有不同。他多次談到他反對「四.二六」社論是因為它「激怒了學生」「把中間狀態的學生也趕到激進派裡」，反對流血是怕「對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他在任何場合，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私下裡，都沒有表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像萬里說的那樣），學生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有人說他同情支持了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情可能有一點，支持不知從何說起。至於多年來有人抱怨學生們的過激行動暴露了黨內的改革派，使好端端的民主改革大業中途夭折，近來又有人說「六.四」使趙紫陽沒法韜晦到老人們過世，不得不公開與鄧小平決裂，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劇。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六.四」的主要訴求是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這不僅不為鄧小平所容，不為李鵬所容，也為趙紫陽所不容。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就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一些趙紫陽的近臣和智囊，紛紛著書立說，把「十三大」前後趙紫陽政改的動作渲染成似乎中國的民主政治已功在垂成了。可是他們翻過來掉過去所講的不過就是政企分開，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改造黨的領導，鬆綁，透明化之類。這和學生們要求的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完全是鴨對雞講。提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題：既然是黨政分開，如果提出把所有黨務機構的人員從國家幹部系列裡剔除，把共產黨的開支從國家預算裡刪掉的建議，趙紫陽會同意嗎？包括趙紫陽在內，當政者們所講的一律都是政治體制改革，從來沒有人談到政治制度改革。如果說這也叫政治改革，那我們可以說，這種改革即使「六.四」以後也從來就沒停止過。1994年李鵬訪問德國奧地利時不是就對西方記者說我們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正在同步進行嗎？他的解釋是我們正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試問捧趙的袞袞諸公，你們心目中的政治改革就是如此這般嗎？那我可以告訴你，趙紫陽的這類改革不僅為元老們所容忍，且為其所需要，他們從來沒有為此發生重大的爭吵。
有人說趙紫陽「其內心深處的想法更接近戈爾巴喬夫」。這是無法證實的，因為我們誰都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我們只能根據他的言行判斷他的政改可以走多遠。「十三大」的政治報告是趙紫陽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報告裡斬釘截鐵地說：「決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雖然據說「不要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這句話是鄧小平要求加進去的，但從後來趙的多次談話看，他都是反對實行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的。直到軟禁了多年以後，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但黨的領導不可以取消（糊塗！沒有了專政，黨的領導又怎麼能維持？在這一點上他就不如鄧小平「清醒」了）。他反對多黨制的立場從來就沒有鬆動過。試問在一個一黨獨霸的國家裡，談論政治改革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也不能輕易忘記趙先生是怎樣在1987年任期未滿之際從總理搖身一變成為總書記的。有人傳出話來說他在軟禁中已對胡耀邦下台感到了「愧疚」，並說他並沒有落井下石。我們姑且信之，因為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1986年學潮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所持的立場。那次學潮的訴求是要民主。他回應說，中國現在還不能實行普選，因為中國的農民太多，文化程度低。他對學生們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假民主。又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對的。他為此舉的一個例子真是令人振聾發聵。他說，美國就有絕對民主嗎？美國總統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嗎？他也沒有絕對民主嘛。是的，美國總統也要遵守交通規則，不像在中國，芝麻粒大的一個小官，動輒警車開道。可是我們不知道人們究竟想要美國那樣的假民主還是中國那樣的真民主。他在另一次講話裡告誡人們，中國不能實行議會制，因為每一件事情都要拿到議會去討論，會耽誤事，影響效率（即使像趙紫陽這樣被公認為開明派的共產黨幹部也是如此喜愛不受監督的權利！）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一貫反對多黨制，拒絕三權分立的思想脈絡。難怪元老們說，「紫陽是一個黨性很強的幹部」(葉劍英語)。一些號稱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把趙紫陽奉為民主改革的「旗幟」，「希望」，「方向」，甚至有的「民運組織」還赫然把趙紫陽列為自己的「名譽顧問」，把中國民主化的前途寄托在這樣一位至死不肯放棄一黨獨裁的共產黨頭子身上，實在是找錯了廟，燒錯了香，拜錯了佛。民主選舉，代議制，分權制衡，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靈魂。黨在各個領域的領導地位不許非議，一切非共政黨不允許存在，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裡的「黨組」牢牢地操縱著國家機器，政法委對偵查，檢察，審判在幕後擁有超憲法權利，國家軍隊由黨的軍委指揮等等，在這樣一些前提下搞所謂的政治改革，其實不過是朝野精英們追求某種心理愉悅的政治自慰罷了。
趙紫陽的許多具體改革措施，使眾多的中國人受益，這也無需否認。但他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結束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而是為了把這種專制加以包裝，以便使它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得以生存或延續。這一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保持共產黨專制政權的一種手段。它只是共產黨運行狀態和運作方式的一種調整，絕非運動方向的改變。這種改革至多起到一種社會矛盾減震器的作用，對真正的民主化進程毫無助益。就像慈禧太后辦立憲一樣，它客觀上反而增加了專制政權的欺騙性。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與清末保皇黨的改良相類似的某些情形。
SARS病毒如果不會變異，它早就被人類消滅了。如果鄧小平趙紫陽們一味高調推行階級鬥爭，繼續革命，一元化，窮過渡，那我們今天還能在中國大地上看到共產黨政權嗎？
話到此，我想起了一件小事。那是1986年國慶節前夕，趙紫陽接受美國記者採訪。當被問到現在中國關押著多少政治犯時，我們的趙總理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們關押的都是刑事罪犯。」這個回答的確讓我吃驚不小，因為當時我刑滿出獄不久，我知道我服刑的某勞改農場四大隊就關著5個反革命犯。我們都是三中全會以後，按79年刑法新判的反革命犯。其中一位是個畫家，他的一幅漫畫使他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3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1年。在那幅漫畫上，鄧小平戴一頂瓜皮帽，上身穿馬褂，腿上穿條紋喇叭褲，腳登一雙尖頭火箭鞋。他腿上寫著「資本主義經濟」，胸前寫著「封建主義政治」，標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位畫家坐牢冤還是不冤，我們暫且不談，單說他是個政治犯，還是刑事犯。這似乎和「人權」的感念一樣，又是一個扯不清的問題。可要是與國共內戰期間中共一直要求蔣介石釋放的那些政治犯比一下就清楚了。當時被關押的共產黨人犯當中可絕不缺少爆炸，暗殺，暴動，破壞，縱火，組織地下武裝，偷運軍火，走私，販毒等罪犯，如果他們都算政治犯，我們這位畫家畫一幅漫畫怎麼倒成了刑事犯了呢？
我所在的四大隊約有1100名犯人，5個反革命犯約占0.45%。據吳宏達先生的研究，中國常年關押的犯人總數約在1200萬至1600萬之間，扣除留場就業的800萬至1000萬，約有400萬至600萬為正在服刑的在押犯。如按我們四大隊的比率推算，全國關押的反革命犯約有1.8萬人至2.6萬人之譜。這也是鄧胡趙治國的一項「領先世界水平」。這麼一個超過世界上好幾個國家的人口數的龐大政治犯群體，怎麼在趙總理口中一下子就變成「一個也沒有」了呢？這個戲法說來如此地簡單：如果說艾滋病有傷體面，我們把它歸入糖尿病裡，外國記者問起，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全國沒有一個艾滋病，只有糖尿病了。
我想提醒朋友們的是，要吃糧，可以找紫陽；但是要人權，就不必去打擾紫陽了。
應當說，趙紫陽在許多方面都比他的同僚們開放。但他唯獨對一黨專制（或曰黨的領導）如此固執，這並不奇怪。翻開他的簡歷可以看到，他一生的大半部分政治生涯，都是頂著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政委，書記之類的頭銜度過的。他的命運和這個黨已融為一體。共產黨的這類幹部（我不是指現在的共黨官員），多懷有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以拯救勞苦大眾為己任。可是他們對世界經濟政治，國家管理的理論和現狀知之甚少。趙紫陽和毛澤東一樣，沒有出國留學或在西方國家生活的經歷。他既沒有鄧小平在塞納河畔參加罷工的體驗，也沒有李鵬沐浴著烏拉爾的斜陽品嚐俄羅斯麵包的享受。他根本就是一個土八路。等到他身居要職周遊世界的時候，他所看到的就只剩下紅地毯，軍樂隊，鮮花和香檳酒了，他已無法深入瞭解那裡發生的一切。在接受資本主義的科技和管理的同時，共產黨的傳統意識使他先入為主地排斥西方的政治。不用問，那一定是壞東西。由此對體現人類先進文明的現代政治，一律不假思索地斥之為「西方那一套」，本能地加以拒絕。
趙紫陽到了暮年，開始對列寧的某些理論產生懷疑，但他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這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另一個悲劇人物。我們已經看到一位國家主席被他締造的國家所吞噬，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一位總書記被他一貫捍衛其領導地位的黨所拋棄。他們都親自品嚐了社會主義真民主的滋味，也親身體驗了像罷黜和關押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重大的問題都不用拿到議會去討論，只需某個人拍板即可定案，該是多麼地不「耽誤事」，又是多麼地不「影響效率」。中國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他們不配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當然當這些領導人落難的時候，他們也就愛莫能助了。我們不知道這位老人在他寂寥地度過八十五歲生日的時候是否想過，為什麼這種悲劇在他一貫反對的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的國家就從來沒有發生過？要是他從來沒有這樣問過自己，那可真正是一種莫大的悲哀。
日前鮑彤、許良英，李銳、胡績偉、何家棟等先生發出恢復趙紫陽自由的呼籲，本人完全贊同。這和是否尊崇其為民主改革的旗手完全是不同的兩個問題。
回過頭來談走路。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長期，複雜，艱險的路程。這是中國所處的歷史條件造成的。一些人對此思想準備不足，在幾度瞥見了黎明的曙光之後又跌進深沉的暗夜，頗感無助和焦躁。我們總盼望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臨世，那樣我們就可以輕鬆愉快地成為民主國家的公民了。毛澤東橫行的時候我們把鄧小平當作他的對立物，等到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開槍殺了人以後，我們又盼他快點死。傳出朱鎔基要當總理了，我們想這回有指望了，他畢竟當過右派。可是他一上台就簽署國務院令，公佈實施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一下子把個民主黨掐死在了搖籃裡，其部分組織者和活躍份子至今還關在大牢裡。於是人們又企盼著下一個。人們看到胡錦濤心慈面善，又受盡了江澤民的窩囊氣，以為他必是戈爾巴喬夫無疑，指望他來給平反「六.四」。可是等到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之後，卻立即昭告天下，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他要搞的是西柏坡的「那一套」。人們這才想起來，早在北京戒嚴之前，他就在拉薩實行了戒嚴。他至今雙手上還沾滿著西藏人民的鮮血。不僅平反「六.四」無望，就連軟禁了15年的趙紫陽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重獲自由的一天。於是胡溫新政又成了一個色彩斑斕，飄忽不定，一觸就破的肥皂泡。看來我們再也不能把中國民主化這個寶押在共產黨身上了。
當然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體制內也不乏思想開放的有識之士；某些善於獨立思考的人士也有可能成為某種反對力量；至於底層普通黨員更普遍籠罩著對黨懷疑，不滿，甚至怨恨的情緒。這是不爭的事實。要不怎麼不斷有體制內人士遭到整肅以至判刑坐監呢？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顯然不應當把他們拒之門外。但從整體上說，共產黨仍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維持集權統治的工具，直到目前他們選拔最高領導人的方式都是要確保真正代表其小集團利益的人掌控這個國家。指望中國會出現一個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進程，在可以預見的期限裡，只是一個美麗的幻想。連趙紫陽這樣並不欣賞西方民主的人物，都不見容與共產黨，我們還能指望它會給我們一個戈爾巴喬夫嗎？共產黨起始於一群失意的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者，用今天坊間的叫法就是一幫混混。這幫人的習性就是欺軟怕硬。它的一切良性改變都是在內外壓力下實現的。今天它統治的合法性日漸被更多的人所懷疑，這個政權的流氓特性就愈加不加掩飾。一切有志於中國民主化事業的人們，從海外到國內，必須廣泛地，持之以恆地開展民間的非暴力抗爭，聯合國際民主力量，對共產黨的集權統治保持強力的高壓，最終促使共產黨瓦解。非此，中國無民主前途可言。
走自己的路，這就是我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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