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8日讯】此前不久赵紫阳先生度过八十五岁生日，许多人开会，写文章表示祝福，并为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不免涉及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其中诸多现已失势的赵先生旧部，免不了语多溢美之词；即便原本与赵先生并无瓜葛的作者们也几乎众口一词地捧扬这位先前中共名义上的头号人物。对此本人虽不以为然，却不愿败大家的兴。到人家寿筵上去搅局，毕竟不是一件很得体的事情。随他讲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说到走谁的路，这就不是“看”，而是“干”的问题了。本人觉得不可再作壁上观。
其实本人心里何尝不是对赵先生也怀着几分敬意。且不说赵先生主政以来的诸多改革措施颇得民心，就单说在“六.四”事件中，为了反对军事镇压，宁愿失去万乘之尊，在那个狭窄的小胡同里屈辱地过着15年囚禁生活，而表示至死决不检讨，这要和那种为了乞求一碗电子部副部长的“噘来之食”，竟至于痛哭流涕的软骨头比起来，当然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要是以为八九学潮和后来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民运由赵总书记一手处理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那可就未免过于天真了。赵先生为万千民运人士敬仰的就是他的那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确实，如由赵先生主导处理，相信当不至于动用坦克机关枪，以至血洗京华，但民运诸公是否就可以逃过一劫，民主是否就可步入坦途，窃以为未必。
这里最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对运动的定性。是的，我们知道赵先生在软禁中外泻出来的仅有的几次谈话中都表示他反对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4月24日邓小平在常委会上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后，赵在朝鲜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样关乎国家历史走向，亿万人民生存权利，并直接涉及万千运动参加者命运的重要表态，岂可一个“韬晦”，“违心”，“不得不”所了得？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即使在被囚禁了多年之后，据说又经过了沉重的反思，赵紫阳依然否认这是一场反对腐败，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仍然认为：“上街的学生有二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指为胡耀邦鸣不平——笔者注），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闯一闹（似为“闹一闹”之误——笔者注）。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据杨继绳着“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转引自“前哨”）切不要小视了这里的“确有少数人”。共产党历来造成万劫不复的历史悲剧，所针对的都是这个“少数人”。毛泽东的口头禅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叫打倒一小撮。焉知我们的赵总书记会如何处置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少数人”呢？
赵总书记说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但民主的轨道在哪里，法制的轨道又意味着什么，却又都语焉未详。至今鲍彤也好，张良也好，都没告诉我们他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案。
我们不能代圣贤言，但从赵总书记对运动的定性看，他必认定学生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敌对分子，再加上他一再声称的要“依法处理”“打，砸，抢，烧，冲”，我们要预知其结果还很困难吗？想必王丹乌尔开希们将不会遭遇坦克，但是这和面对囚车会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当然了，开花弹和手铐毕竟不一样，一个太热，一个太凉。能够肯定的是，那些走“赵紫阳的路”的人们当不会进秦城宾馆去享福，也不必偷渡海外去留洋。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赵紫阳和李鹏的分歧，仅止于“四.二六”社论和出动军队两件事。他主张“从四.二六社论退回来”和反对动用军队当然是积极的和难能可贵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和李鹏的这种分歧只是手法与策略的不同，一个主张“剿”，一个主张“抚”，如此而已。从根本上说，他们作为专制政权的代表人物都处于运动的对立面，这没有什么区别。其程度有所差异，性质没有不同。他多次谈到他反对“四.二六”社论是因为它“激怒了学生”“把中间状态的学生也赶到激进派里”，反对流血是怕“对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他在任何场合，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里，都没有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像万里说的那样），学生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有人说他同情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情可能有一点，支持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多年来有人抱怨学生们的过激行动暴露了党内的改革派，使好端端的民主改革大业中途夭折，近来又有人说“六.四”使赵紫阳没法韬晦到老人们过世，不得不公开与邓小平决裂，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剧。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六.四”的主要诉求是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这不仅不为邓小平所容，不为李鹏所容，也为赵紫阳所不容。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些赵紫阳的近臣和智囊，纷纷著书立说，把“十三大”前后赵紫阳政改的动作渲染成似乎中国的民主政治已功在垂成了。可是他们翻过来掉过去所讲的不过就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改造党的领导，松绑，透明化之类。这和学生们要求的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完全是鸭对鸡讲。提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既然是党政分开，如果提出把所有党务机构的人员从国家干部系列里剔除，把共产党的开支从国家预算里删掉的建议，赵紫阳会同意吗？包括赵紫阳在内，当政者们所讲的一律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人谈到政治制度改革。如果说这也叫政治改革，那我们可以说，这种改革即使“六.四”以后也从来就没停止过。1994年李鹏访问德国奥地利时不是就对西方记者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正在同步进行吗？他的解释是我们正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试问捧赵的衮衮诸公，你们心目中的政治改革就是如此这般吗？那我可以告诉你，赵紫阳的这类改革不仅为元老们所容忍，且为其所需要，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发生重大的争吵。
有人说赵紫阳“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这是无法证实的，因为我们谁都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言行判断他的政改可以走多远。“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报告里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虽然据说“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句话是邓小平要求加进去的，但从后来赵的多次谈话看，他都是反对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直到软禁了多年以后，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但党的领导不可以取消（糊涂！没有了专政，党的领导又怎么能维持？在这一点上他就不如邓小平“清醒”了）。他反对多党制的立场从来就没有松动过。试问在一个一党独霸的国家里，谈论政治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不能轻易忘记赵先生是怎样在1987年任期未满之际从总理摇身一变成为总书记的。有人传出话来说他在软禁中已对胡耀邦下台感到了“愧疚”，并说他并没有落井下石。我们姑且信之，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1986年学潮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立场。那次学潮的诉求是要民主。他回应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普选，因为中国的农民太多，文化程度低。他对学生们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假民主。又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对的。他为此举的一个例子真是令人振聋发聩。他说，美国就有绝对民主吗？美国总统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吗？他也没有绝对民主嘛。是的，美国总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像在中国，芝麻粒大的一个小官，动辄警车开道。可是我们不知道人们究竟想要美国那样的假民主还是中国那样的真民主。他在另一次讲话里告诫人们，中国不能实行议会制，因为每一件事情都要拿到议会去讨论，会耽误事，影响效率（即使像赵紫阳这样被公认为开明派的共产党干部也是如此喜爱不受监督的权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一贯反对多党制，拒绝三权分立的思想脉络。难怪元老们说，“紫阳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干部”(叶剑英语)。一些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把赵紫阳奉为民主改革的“旗帜”，“希望”，“方向”，甚至有的“民运组织”还赫然把赵紫阳列为自己的“名誉顾问”，把中国民主化的前途寄托在这样一位至死不肯放弃一党独裁的共产党头子身上，实在是找错了庙，烧错了香，拜错了佛。民主选举，代议制，分权制衡，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灵魂。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不许非议，一切非共政党不允许存在，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里的“党组”牢牢地操纵着国家机器，政法委对侦查，检察，审判在幕后拥有超宪法权利，国家军队由党的军委指挥等等，在这样一些前提下搞所谓的政治改革，其实不过是朝野精英们追求某种心理愉悦的政治自慰罢了。
赵紫阳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使众多的中国人受益，这也无需否认。但他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而是为了把这种专制加以包装，以便使它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得以生存或延续。这一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的一种手段。它只是共产党运行状态和运作方式的一种调整，绝非运动方向的改变。这种改革至多起到一种社会矛盾减震器的作用，对真正的民主化进程毫无助益。就像慈禧太后办立宪一样，它客观上反而增加了专制政权的欺骗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与清末保皇党的改良相类似的某些情形。
SARS病毒如果不会变异，它早就被人类消灭了。如果邓小平赵紫阳们一味高调推行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一元化，穷过渡，那我们今天还能在中国大地上看到共产党政权吗？
话到此，我想起了一件小事。那是1986年国庆节前夕，赵紫阳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当被问到现在中国关押着多少政治犯时，我们的赵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关押的都是刑事罪犯。”这个回答的确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当时我刑满出狱不久，我知道我服刑的某劳改农场四大队就关着5个反革命犯。我们都是三中全会以后，按79年刑法新判的反革命犯。其中一位是个画家，他的一幅漫画使他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3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在那幅漫画上，邓小平戴一顶瓜皮帽，上身穿马褂，腿上穿条纹喇叭裤，脚登一双尖头火箭鞋。他腿上写着“资本主义经济”，胸前写着“封建主义政治”，标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位画家坐牢冤还是不冤，我们暂且不谈，单说他是个政治犯，还是刑事犯。这似乎和“人权”的感念一样，又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可要是与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一直要求蒋介石释放的那些政治犯比一下就清楚了。当时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犯当中可绝不缺少爆炸，暗杀，暴动，破坏，纵火，组织地下武装，偷运军火，走私，贩毒等罪犯，如果他们都算政治犯，我们这位画家画一幅漫画怎么倒成了刑事犯了呢？
我所在的四大队约有1100名犯人，5个反革命犯约占0.45%。据吴宏达先生的研究，中国常年关押的犯人总数约在1200万至1600万之间，扣除留场就业的800万至1000万，约有400万至600万为正在服刑的在押犯。如按我们四大队的比率推算，全国关押的反革命犯约有1.8万人至2.6万人之谱。这也是邓胡赵治国的一项“领先世界水平”。这么一个超过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的人口数的庞大政治犯群体，怎么在赵总理口中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也没有”了呢？这个戏法说来如此地简单：如果说艾滋病有伤体面，我们把它归入糖尿病里，外国记者问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全国没有一个艾滋病，只有糖尿病了。
我想提醒朋友们的是，要吃粮，可以找紫阳；但是要人权，就不必去打扰紫阳了。
应当说，赵紫阳在许多方面都比他的同僚们开放。但他唯独对一党专制（或曰党的领导）如此固执，这并不奇怪。翻开他的简历可以看到，他一生的大半部分政治生涯，都是顶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委，书记之类的头衔度过的。他的命运和这个党已融为一体。共产党的这类干部（我不是指现在的共党官员），多怀有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以拯救劳苦大众为己任。可是他们对世界经济政治，国家管理的理论和现状知之甚少。赵紫阳和毛泽东一样，没有出国留学或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他既没有邓小平在塞纳河畔参加罢工的体验，也没有李鹏沐浴着乌拉尔的斜阳品尝俄罗斯面包的享受。他根本就是一个土八路。等到他身居要职周游世界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只剩下红地毯，军乐队，鲜花和香槟酒了，他已无法深入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在接受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管理的同时，共产党的传统意识使他先入为主地排斥西方的政治。不用问，那一定是坏东西。由此对体现人类先进文明的现代政治，一律不假思索地斥之为“西方那一套”，本能地加以拒绝。
赵紫阳到了暮年，开始对列宁的某些理论产生怀疑，但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另一个悲剧人物。我们已经看到一位国家主席被他缔造的国家所吞噬，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总书记被他一贯捍卫其领导地位的党所抛弃。他们都亲自品尝了社会主义真民主的滋味，也亲身体验了像罢黜和关押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重大的问题都不用拿到议会去讨论，只需某个人拍板即可定案，该是多么地不“耽误事”，又是多么地不“影响效率”。中国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他们不配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当然当这些领导人落难的时候，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我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在他寂寥地度过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是否想过，为什么这种悲剧在他一贯反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是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自己，那可真正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日前鲍彤、许良英，李锐、胡绩伟、何家栋等先生发出恢复赵紫阳自由的呼吁，本人完全赞同。这和是否尊崇其为民主改革的旗手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回过头来谈走路。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艰险的路程。这是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一些人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在几度瞥见了黎明的曙光之后又跌进深沉的暗夜，颇感无助和焦躁。我们总盼望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临世，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愉快地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了。毛泽东横行的时候我们把邓小平当作他的对立物，等到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开枪杀了人以后，我们又盼他快点死。传出朱镕基要当总理了，我们想这回有指望了，他毕竟当过右派。可是他一上台就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一下子把个民主党掐死在了摇篮里，其部分组织者和活跃份子至今还关在大牢里。于是人们又企盼着下一个。人们看到胡锦涛心慈面善，又受尽了江泽民的窝囊气，以为他必是戈尔巴乔夫无疑，指望他来给平反“六.四”。可是等到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之后，却立即昭告天下，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他要搞的是西柏坡的“那一套”。人们这才想起来，早在北京戒严之前，他就在拉萨实行了戒严。他至今双手上还沾满着西藏人民的鲜血。不仅平反“六.四”无望，就连软禁了15年的赵紫阳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重获自由的一天。于是胡温新政又成了一个色彩斑斓，飘忽不定，一触就破的肥皂泡。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把中国民主化这个宝押在共产党身上了。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不乏思想开放的有识之士；某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士也有可能成为某种反对力量；至于底层普通党员更普遍笼罩着对党怀疑，不满，甚至怨恨的情绪。这是不争的事实。要不怎么不断有体制内人士遭到整肃以至判刑坐监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显然不应当把他们拒之门外。但从整体上说，共产党仍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维持集权统治的工具，直到目前他们选拔最高领导人的方式都是要确保真正代表其小集团利益的人掌控这个国家。指望中国会出现一个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在可以预见的期限里，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连赵紫阳这样并不欣赏西方民主的人物，都不见容与共产党，我们还能指望它会给我们一个戈尔巴乔夫吗？共产党起始于一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用今天坊间的叫法就是一帮混混。这帮人的习性就是欺软怕硬。它的一切良性改变都是在内外压力下实现的。今天它统治的合法性日渐被更多的人所怀疑，这个政权的流氓特性就愈加不加掩饰。一切有志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人们，从海外到国内，必须广泛地，持之以恒地开展民间的非暴力抗争，联合国际民主力量，对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保持强力的高压，最终促使共产党瓦解。非此，中国无民主前途可言。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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