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2月27日，《報刊文摘》轉摘《21世紀人才報》2月24日的一篇報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就“重建中國大學的精神”提出了四點看法：一、大學應具備開放性；二、大學要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授予學生各種學問與能力；三、一所大學應當有自己的專業，自己的理念，不為權勢所束縛，追求真理，追求科學；四、大學應當服務於整個人類，為國家的進步作貢獻，大學是先進文化的倡導者和傳播者。
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學面臨的不僅是為權勢所束縛，而是完全被權勢所籠罩的問題。在中國，神聖的學府被權勢的意志所強姦，求真、求知的本來目的被熏心的利慾所取代，早已不是什麼秘密。當胡長清之類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形形色色的腦滿腸肥的腐敗分子都攥著燙金的大學文憑、學位證書，乃至堂皇地掛上了“兼職教授”的頭銜之後，斯文掃地，尊嚴喪盡，還有什麼“大學精神”可言？大學被辦成企業，學府儼然衙門，教授成了老闆，校長是官階、品級的象徵，政工人員的隊伍比教研人員還要龐大、還要神氣，那是什麼大學？不客氣的說，今日之大學與其說是學術的聖地，不如說是趨名逐利之處、藏污納垢之所。惟利是圖變成了中國大學的第一選擇，追求真理幾乎已成笑柄。自一百多年前中國有大學以來，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不單來自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權勢力量對大學的全方位控制，而且來自普遍的逐利傾向對大學的全面滲透、侵蝕，你可以說道德淪喪是全社會普遍的問題，不獨大學如此。
但你千萬別忘了大學本應該是社會的最後一塊淨土，最後一個堅守真理的堡壘。圈地面積的大小、廣廈華屋的數量、硬件設施的檔次、博士點、碩士點的多少……，這一切已成為衡量一所大學的唯一指標，在這樣的天平上是不可能有紀寶成校長所說的“大學精神”的容身之地的。本來，一所大學尤其是校長對學生的態度最能反映其精神風骨，遙想當年，蔡元培在北大、梅貽琦在清華、竺可楨在浙大都曾無私地保護過遭當局迫害的學生，許多的教授也都是那樣做的，盡管他們完全可能不認同學生的思想、觀點，但保護學生是一個師長、校長的天職，也是衡量一個大學有無“大學精神”的試金石之一。大學可以沒有高樓大廈，沒有先進的設備，但不能沒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教學自由，不能缺少有學問、有人格的教授，以及有擔當、有骨氣的校長。想一想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是怎樣拒絕蔣介石的巡幸的，想一想抗戰烽火中偏處西南邊陲的西南聯大、浙大曾經的輝煌吧，那是什麼樣的物質貧困，又是怎樣的精神富足啊。這些都不過是常識。
一旦利益的驅動超越了一切是非，臣服在權勢腳下，以獻媚為榮，視堅持真理、追求真知為畏途就是必然的，這也是大學精神淪喪之後可想而知的結果。我想起了傅斯年，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他在危難之際出任台灣大學校長，以其堅定的道德擔當和出色的才幹愣是將混亂不堪的台大引上了正軌。他的教育理念卑之無甚高論，無非是維護大學獨立、學術自由，他說：“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國民黨當局企圖推行一人政治思想“不純正”、其他人要連坐的“聯保制度”，他公開發表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有問題，他一個人負責，並不准軍警隨意進學校捕人。面對有關台大優容共產黨之類的流言攻擊，他兩次發表聲明，鄭重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即使在半個多世紀以後聽來，他在黑暗的孤島上發出的那些聲音仍有著金石般的迴響。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想寫一本《大學精神》，最終沒有完成。但有了他的這些言行在，便勝卻了萬語千言。
有人稱傅斯年為“台大之父”，我要說，他更是名副其實的“北大之子”、“五四之子”，在他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人身上我們能看到“大學精神”在個體生命身上的體現。“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正是他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今天，中國大學精神的缺席主要是工具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如果教授只把自己的職業看作撈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學生也把上學當作以後謀生的階梯，校長只以當官晉升為榮，大學除了淪為職業訓練所還會有其他的選擇嗎？紀寶成校長提出要重建大學精神，那恐怕還得從批判、否定工具主義起步。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