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香港《蘋果日報》的論壇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寧願客死異鄉”﹐作者何兆康不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加拿大讀大學﹐回香港成家後﹐又到加拿大定居。他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反而認為這「一國」起碼有「五制」：專制、強制、箝制、禁制與壓制。
他最後說﹕“中共從不照鏡，看看自己的猙獰面目。這種吃人生番，身為炎黃子孫的台灣人也不能認同，何況西藏新疆？有助「四海歸心」的事情，中共從來不做，更反其道而行。
“數十年來，兩岸三地不斷有大量人移居海外，中共卻依然故我，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古今中外，有幾多人真的喜歡飄洋過海？「客死異鄉」更是中國人傳統禁忌。可是在「中國」，連做人的基本尊嚴也沒有，又何來甚麼「中國人」﹖”
“幸好，以前的番邦很多早已變成自由發達的法治之區，而且歡迎移民，人命依然如草芥的「天朝」實在望塵莫及。”
何君不是政治人物﹐但是對中共的認識一針見血﹐比政治人物還清楚﹐那些接受“紅金”的國內外“統戰對象”更應該汗顏。然而從“客死異鄉”也使我想起最近剛剛去世的趙品潞。
品潞是我在台灣觀選的時刻去世的。去台灣前﹐知道他一度不太好而入院﹐去看了他一下﹐沒有想到那是最後一面。他出院後﹐因為去例行檢查﹐被送到其他醫院﹐就此撒手人寰。
品潞到美國路經香港時就同我太太楊月清認識﹐我是在97年到紐約後才認識他的。毛澤東時代有“學習工人階級”之說﹐後來想想雖然有不少滑稽之事﹐但是我始終認為比起一些兩面三刀﹑表裡不一﹑滿腦子陰謀詭計的知識分子來說﹐一些工人的大公無私﹑襟懷坦蕩﹐豪爽熱情﹐的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品潞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人階級一分子。而他不但是快人快語﹐而且他這個“粗人”確是粗中有細﹐看透好多事情。當然他最可貴的是八九民運期間敢於組織工自聯聲援學生。毛澤東自己說知識分子要和工人運動結合才有前途﹐共產黨當然也最怕這點﹐所以他就非逃亡不可。
品潞在異鄉的美國能夠自力更生生存下來﹐並且養家糊口﹐自有許多艱辛。在得了癌症以後的表現﹐更可以說是相當達觀﹐我甚至以為在他身上會出現奇跡。病中他還積極參與民運的活動﹐這些可以說是表現了他的硬骨頭精神。想起當年的革命歌曲﹐可以改一下成為﹕“工人階級硬骨頭﹐跟著民主運動我們走走走。”希望當今生活在底層的中國工人﹐能同品潞一樣﹐充當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先鋒。
如果不算不久前病逝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在王若望病故之後﹐是趙品潞了。如果加上後來也是有家歸不得的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客死異鄉的人數可能更多。金﹑王高壽﹐但是品潞五十都不到﹐實在是走得太早了。與金﹑王不同﹐品潞很想回北京老家﹐與家人﹑親友相聚﹐並且在那裡生活。這當然有許多原因﹐然而最終他還是客死異鄉﹐對他來說﹐是一場悲劇。現在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中﹐有些隨著年紀的增長﹐思鄉情緒越來越強烈﹐但是在“六四”之後十五年﹐仍要他們寫“認罪書”才能回去﹐這就是中國人權的所謂“進步”。我期望想回家鄉的朋友們可以自由的回去﹔包括我本人在內﹐何不想重回度過自己青春年華的地方﹐但是我更有客死異鄉的準備。因為同中共的鬥爭是長期的事情﹐而人的生命有時又是多麼的軟弱。
最近﹐中共拘捕了丁子霖等三位六四受難者家屬﹐顯示他們根本不想對此做任何糾正與彌補的工作﹔在同時又公佈它的人權白皮書﹐聲稱中國的人權如何進步。奇怪嗎﹖不奇怪﹐這就是中共流氓政權的本質。對這個殘暴無恥的政權﹐有能力我們就推翻它﹐能力還不夠的時候﹐不妨先獨立﹐包括擺脫它的控制先做一個獨立的人﹐再圖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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