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一國兩制」的違法性

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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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5日訊】咱問問阿濤:,若你不擺“共產黨總書記”的架,只用自然軀體的平常心,咱來想想:若共産主義“真”,社會主義“好”,還何須“兩制”?
本文就想只就“兩制”這個詞拆卸出它的違法性。

“一國兩制”這個詞的本身就是一道法,它怎的違法?說它是法,是承認它是由人通過一定的程序所制定,又是用於讓人遵守的;說它違法,是說做爲理則它不具有可靠性根據,不是能經得起還原的道理。我們有《對“統戰”的思辨》三篇,已就什麽是法?法出何源?法存在在哪里?做了四海皆准的定義。我們說它四海皆准,是說把由人的主觀性帶給它的色彩全行剔除,只保留它先驗的根據,是還原所無從推翻的,是找不出矛盾的。在那裏,我們建立了“法”的上述定義。這個定義可以還原爲因人形成了理性能力,心靈使用概念去看世界,才發現聯繫。法是出自世界事物的自身聯繫,不是人的主觀創造,人與法是發現關係。但因法本身是不移的理,不移之理也是理,是理就通過承載它的符號而獲得,所以,法其實就存在在話(語言)裏。

香港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中共官員臨港說的那些話本身合法非法,理應得到澄清。咱先來研究“一國兩制”這個概念都包含著些什麽?因爲任何人說話,是從自已方面發生的,反映的是自已被激活的意志,自已那潛在的一些意識往往也不經意地溜了出來,卻不自知。人說的既是話,咱們就可能用語言的分析而把言者所意識的與其潛意識的一一揭露出來。

一、“一國兩制”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阿濤世兄,你馬我羊,咱是同一代人這不能懷疑,就都唱著“社會主義好”、“共産主義真,黨是領路人”長起來的。我就以一個老世弟的誠意來問你:這社會主義若真“好”,還改個鳥革?這共産主義若“真”,你們那老屠夫還用得著向港人承諾“兩制”?石頭塊兒不是因爲不能溶解在水裏咱才說水是水,石塊是石塊嘛!不是因爲瓜地裏種上豆,長出來的還是豆,咱們才說瓜是瓜,豆是豆嘛!

那麽,不是因爲香港人不接受“社會主義好”,不願投進“社會主義的溫暖懷抱”你們黨才承諾“兩制”的嗎?這就像因爲“水只往低處流”,你們才建水塔一個理!“兩制”不就是你們建的水塔嘛,從水塔上供水不等於水往高處流。這“兩制”就是社會主義壞,社會主義惡的不打自招。難道不是這樣嗎?只要你那裏低,水不需引而會自流過去。只要你那裏好,“好”就是可取的利益多,意志可以自由;怎麽還用得著兩制?中國人並不問歐美的國家承不承諾兩制,死命地往那兒偷渡,悶死了,淹死了,也要偷渡。阿濤,你別拿什麽總書記的架,就用一份老百姓的常心,咱來想它一想:所謂“一國兩制”,意思不就是—-不把自己的制度強加於人嗎?這“不強加於人”暗含著的是什麽?是一個勢能—-它在勢上能夠加於,處在主動的地上,主動地位就是二力相比佔優勢者。力量上強的一方不仗恃自已的力量把自己的狀況強加給力量弱的一方。你們那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連你自己不是都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嗎”,不強加於人這是個道德倫理,所倫的這個理是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裏滲出來的。它就是俺山東曲阜的孔老爺們說的:“勿施於人”。你們那霸主鄧小平不過就是發揚了俺老山東的傳統,在收復香港問題上有點自知之明:不把自己那“一制”的社會主義施於港人,我的阿濤小哥哥,你若承認自己是自然界的一個生靈,就得跟著我承認:鄧小平不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強加給香港這個政策,是基於一個道德,它的前綴是“己所不欲”!這裏揭示的是那主導“兩制”,和制定“兩制”的共產黨要人們,如:鄧小平、胡躍邦、趙紫陽、李先念、彭真、吳學謙、錢其琛……等等的心理深處都堅定地肯定:社會主義是連已都不欲的制度!他們心裏無意識地承認:社會主義那只是他們加給人民的,他們自己呢?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製造者和操刀手,是社會主義的享用者,不是治予者。只有當他們心裏頭首先承認了這一聯繫(本質關係),在心理裏肯定了社會主義是對國民的一種強加,只是心照不宣,自己呢,是社會主義的享用者,他們才能夠對人承諾“兩制”。

這“一國兩制”的直譯就是:香港人,你們不用害怕社會主義制度會比三座大山還殘酷地壓迫你們,社會主義是毒、是惡,但它再毒再惡再壞再野蠻也不是對你們的,那只是用來對付大陸人的。我們就是社會主義的製造商和操刀手,是社會主義的主人,我們說了算,我們答應你們:不把這種連我們自己也知太毒太壞的制度加給你們,請不必害怕!你們要不放心,咱就發個誓,賭個咒—-那《聯合聲明》就是誓,那《基本法》就是咒!

我相信大凡有起碼誠意的人,都不會對我這些評判有異議,我甚至覺得做爲人類一員的阿濤接受這些看法也沒什麽困難。困難只在他的角色承擔上:因他要救黨,要使他的黨不亡,就先入之見地用“是不是反對派,是不是敵對勢力,是不是反共分子”拒斥了老弟的肺腑之言。其實,我倒並不反對錦濤世兄來救黨,只是反對他來救叫做“共産”的黨。只要他來救共産,他就只能從先驗的防備出發,這意思是說阿濤、阿寶、阿x阿y的他們還沒進入思考,他的角色職能就合個的是一個防備,展開思考只是把防備用於到碰上的對象罷了。現如今所謂共產黨總書記,無甯就是一個共產黨一朝崩潰的偵察和防備總樞。總書記這個角除非不用,一用就是爲防止崩潰。試想從防備這個觀念出發,它能看到的是什麽?不就是反對者?!阿濤那腦瓜不是用來認識的,當然就不問對方的話做爲道理是真還是假,因爲他只對爲敵不爲敵負責。

這樣,我們就在實踐上區別出憲政與共産之政的區別:憲政是只問理的真與假的制度,沒有敵不敵;“共産之政”呢?只管對敵不對敵,只要對敵,理真也是敵,也得抓!難道這阿濤阿寶的,就不能和我一道喊出一句“兩制”所自證的就是社會主義非法!共產黨非法!我說了,非法就是:做爲道理它還原不到可靠的根據上。你們誰來還原還原看,能把我的定義推翻?

二、承諾“兩制”者,怎麽會爲香港好?

請阿濤世兄,請讀者願個諒,下邊這話略嫌粗魯了點,但爲形象和深刻,我只好粗魯它一遭,好歹我也不是個需要臉面的人,就只顧理的爲真,要什麽雪花膏臉面,我從小社怕那股子香味,從小就沒什麽臉面。請準備好,我的粗話來了:承諾“兩制”者說是爲香港好,這我權且信它三分之一點五;說人大釋法是爲香港“好”,我是一絲兒也不信,“人大釋法是爲香港好”就相當於—-“強姦施暴者是爲了被奸者能快樂”!我不會抱怨任何人指我是粗魯人,匹夫之勇者,不過我得問問阿濤和讀者:你,你們不覺得我這話太有水平了嗎?!我自己常美滋滋地對老婆說:你丈夫是個粗魯的思想家,一是天造,二是努力。不服你來想想:就算你們真心爲人家好,可人家港人又不是扶不起來的阿斗、泥巴,又不是些需要監護的未成年人,或者沒有行爲能力的神經病,人家自己會吃會喝會阿會尿,怎麽非得你來爲人家好?港人自己爲自己好不行嗎?香港人不理你們的茬,真爲人家好就得“勿施於人”!可你們偏偏要強加給人家,這就違反了“兩制”的精神,至少侵犯了半制,現在已經淪爲“一國一制半”了。就算中央真爲香港好,人家不理也是神聖不可讓渡的的權利!但不管人家接受不接受卻硬把“好”往人身上綁,這個“好”就值得追問了。阿濤哥,還有讀者諸君,你們知道“爲人家好”這話相當於什麽嗎?它就相當於“中央強姦你,你不爽呀”!你們港人不識好歹,不讓強姦就是拒絕勾通,拒絕理解,拒絕共識,就是破壞穩定,就是不愛國,就是勾結外部,就是敵對勢力!阿濤你不願意和我一道來承認:這話一針見血,其邏輯嚴密無綻嗎?其實我沒想和你抖嘴,不是來損你們,而是你們黨那張嘴,一貫嘴不是嘴,腚不是腚,嘴也放屁,腚也說話,把老世弟我逼急了,才用強剌激逼你思它一思,考它一考。話雖粗了點,但理卻真實,顛撲不破。

請想想,當年鄧老屠夫泡制“兩制”是在你們自家就是一個制度,已有一個制度前提下,並且正天說自己這一制度是全人類最美好最公正的制度,“那麽美好”何須去遷就人家的資本主義?不是“好酒不怕巷深”,“好貨不怕比較”嗎?你們的那一制要真好誰還不來揩油?在“兩制”裏已暗含著自己的心對自己的“制”的否定,是種不自覺承認。人能對此類理性暗含做出揭露,得謝謝皮亞傑和弗洛伊德。被自己從心底肯定爲惡的制度能去爲人家好?那不是說讓狼可做守護神嗎?它要能爲人家好,其唯一的條件就是它不再做爲制度存在。

你和阿寶爲什麽會說自己黨的立場沒有變,就因爲你們不用人的立場,而用你們那臭得不能再臭的黨的立場。你們滿腦子都是怎麽才能使這具木乃伊不垮臺,抓著根稻草就不肯放,怎麽肯去看看那稻草是香是臭呢?你和家寶就不能想想:“是從香港的長遠利益出發”這些話不是在說“共產黨就不管港人眼下死活嗎”?

是共產黨在撒謊還是香港民主派在那裏異想,並不需伊始,你我心裏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爲這“兩制”肯定地是有比較地適合人類生存的和違忤人類生存的—-道理很簡單:若兩制都適合或者都違忤人類生存,則都造不成兩制,有同性同質相容原理!這裏的性質是“適合人類生存”,都適合溶爲一制,都損害也溶爲一制。所以說“兩制”中必有一惡一善,一虛一實。究竟是真實的東西怕看還是假的怕看?究竟是惡的怕陽光還是善怕陽光?在這點上阿濤與我等找不出什麽異處,不同的是我們只對理的真負責,他呢?對黨如何不崩負責,所以所想雖一樣,所言也就天淵別了。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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