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當憲政民主作爲一種價值理念從歐洲向東亞推進時，會産生怎樣一種歷史後果？這是史家反復琢磨的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前面我們曾談到，袁世凱恢復帝制失敗而於1916年去世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一方面，在實踐上，憲政試驗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戰亂之苦；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央權威與控制力的減弱，由於國門開啓，西方思潮湧入，致使該時期在文化、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展，成爲現代中國文化最爲繁榮的時期，政治理念大飛躍的時期。
像狂飆降臨，中國的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興起的。
如果仔細分析，事實上，有兩個「五四」，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
一個是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它以《新青年》雜誌爲中心，是從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場文化啓蒙運動。其基本的精神資源是自由主義，其基本口號是「民主與科學」。
另一個是作爲救國運動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爆發的學生遊行並火燒趙家樓的事件，直到6月3日上海的總罷市爲止。其基本精神資源是民族主義，其基本口號是「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可以看出，這兩個「五四」雖然不是絕對衝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著內在的緊張。
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五四」，第一個攻擊目標是中國的文言文，即過去一直沿用的書面文字。它是由美國留學回來的胡適博士發起的。文言文與人們普通的口頭語言很不相同，只有極少數的人一輩子下苦功才能學會，而不會的人根本不能進入上層社會，也無法書面表達自己的思想。胡適的文學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話文來寫作，「我手寫我口」。古文的專制從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激烈反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反對儒家倫理，提倡「科學、民主」，追求個性解放。在這方面表現最突出的是陳獨秀。應當指出，當時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對等級，反對專制，倡導平等，主張平民主義，帶有民粹主義傾向。而當時提倡的「科學」，則是「真理」的代名詞，不容懷疑和批評。
新文化運動在文學方面最傑出的代表是魯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話文創作的小說等精神産品，對中國專制與宗法傳統進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銳的抨擊，他從過去「仁義道德」的書本中，讀出了滿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義方面，實際上更深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國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國主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學生運動傳統的發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和約竟然把山東原來德國的租界移交給日本，中國作爲戰勝國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傳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門遊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租界，拒絕和約簽字。他們火燒趙家樓，拳打駐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學生，全北京學生立即總罷課，並通電全國，於是發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杭州、廣州、九江和山東、安徽等地工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治罷工，商人罷市並抵制日貨。在全國強大壓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撤去負有責任的官員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的職務，並於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一運動的顯著特點是，它是由知識分子所發動和領導的。這些人正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受新學校教育或留學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讀書人，他們極大地強化了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
同時，如前所述，當時，在鄰居俄國，又發生了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權，列寧把該意識形態改寫爲非西方的殖民地國家反抗西方宗主國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很快傳入中國，在當時中國很多先進知識分子看來，它既是西方傳來的最新「科學」，又是本民族反對西方列強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們的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當一批中國知識者。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聲音很快就減弱了。
五四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
西方價值與制度形態向東方推進的另一個重大歷史後果，就是導致東方諸國興起了現代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雖然也是現代化的衍生物，但在其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憲政發展與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在不少時間裏，二者的關係的是負面的，民族主義往往抑制了憲政的推進。
就中國來說，「五四」的另一産物，即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五四的自由主義相比，它實際上更深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國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國主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學生運動傳統的發煌。
1919年5月4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竟然把原來德國擁有的山東租界移交給日本。中國作爲戰勝國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傳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門遊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租界，拒絕和約簽字。他們火燒趙家樓，拳打駐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學生，全北京學生立即總罷課，並通電全國，於是發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杭州、廣州、九江和山東、安徽等地工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治罷工，商人罷市並抵制日貨。在全國強大壓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撤去負有責任的官員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的職務，並於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一愛國運動的顯著特點是，它是由知識分子所發動和領導的。這些人正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受新學校教育或留學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讀書人，是清末憲政改革的産物。他們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對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環境有所瞭解，從而有一種憂患感和民族危機感。他們把富國強兵看作最高的目標，千方百計試圖與列強一爭高下。他們的心態與行爲，極大地強化了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
同時，如前所述，當時，在鄰居俄國，又發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權，列寧把該意識形態改寫爲非西方的殖民地國家反抗西方宗主國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很快傳入中國，在當時中國很多先進知識分子看來，它既是西方傳來的最新「科學」，又是本民族反對西方列強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們的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心理需求。這種反西方的“西化”，支配了相當一批中國知識者。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聲音很快就減弱了。這一點，造成了深遠的歷史後遺症。
中國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我們已經指出，在北洋政府時代，特別是袁世凱去世後，由於中央控制力減弱，造成了地方自主力量壯大和文化活潑繁榮的五四時期。但是，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也引起了反彈，導致了全國性的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以及廢止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爭主權要求。
這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經歷了「二次革命」的挫折。同時，孫又與原來的合作者廣東軍人陳炯明産生了政見分歧：孫中山主張建立單一制國家，而陳炯明則主張中國實行聯邦制‘強調各省的自治權。於是，孫中山設想的借助南方軍人力量以統一中國的戰略遭致失敗，國民黨勢單力薄，在這一情勢下，孫決定向才誕生不久的蘇聯求援。因爲蘇聯當時宣稱廢除俄國與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列寧當時的「世界革命論」又有很強的反帝國主義色彩，相當符合落後國家民族主義者的口味。於是，孫先生從1922年起，與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合作，憑藉蘇聯的人才、金錢和槍炮，重組國民黨。他請蘇聯的鮑羅廷擔任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開辦政治學校，起草黨章，並按蘇聯的模式發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層組織。孫先生還派遣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在蔣1924年歸國後任命他爲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由於與第三國際合作的背景，年輕的中共幹部周恩來出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孫的轉向，使國民黨染上了列寧主義的色彩。
而其實在這之前，共產國際就已經派了荷蘭人馬林來中國，在他的指導下，1921年7月於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會。經由辦刊物、開書店、翻譯、辦研究會、組織工會，以階級鬥爭爲宗旨，成了一個「行動的意識形態」的、以奪權爲目標的、集權的、秘密的列寧主義政黨。
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共產黨部分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從此，國、共兩黨就開始了分分合合的歷史，兩黨的恩恩怨怨支配了現代中國的主要政治舞臺。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與當時的北京政府對峙。1925年3月孫先生去世後，自1926年起，南方的國民革命軍開始了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北伐軍攻佔上海後，革命陣營內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終於公開化，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於1927年4月在上海清黨，逮捕並處決共產黨員，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分裂了。
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並獲得廣泛的國際承認，實現了基本的全國統一。於是，中國獲得了自辛亥革命後第二次建設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歷史機會。
當時，政府裏不少留學海外的菁英，現代獨立國家的一些基本特徵都具備了。在社會上，繼續著民國初年的一些文明發展，汽車、電影、劇院、書報雜誌、現代學校、自主的海關稅務等等都出現了。雖然言論比民國初年被樣式親控制得更緊，但大體上民間媒體還是存在的。雖然國民黨在這段時期已經顯露出保守腐敗和專制的陋習，並打壓社會變革，但在大都市以及外交軍事等方面也一步步在走向現代化，以至那之後一段時期被稱作有限而短暫的十年繁榮時期，一個歷史的機會。
但是，現代中國的宿敵——日本，打斷了中國的希望。從30年代起，日本的陰影一步步向中國逼壓過來了。
五四之後中國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辯論
中國五四運動之後的1930年代，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相對穩定時期。當時，在中國知識界內部，曾發生過一場關於國家政治方向的大辯論： 民主與獨裁的辯論。
由於蘇聯這樣的共産國家的存在與發展，更主要是由於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對憲政民主制度的懷疑和否定的潮流。從1933年開始，中國報刊大量介紹德國，希特勒，墨索里尼，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斯大林和馬克思列寧的共産主義。被稱爲“法西斯主義聖經”的《德國國社黨黨綱》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都是在這時候被譯成中文廣泛傳播的。以《獨立評論》爲中心的被稱爲“民主與專制”的論爭，就是在這種氣氛中發起的。爭論的雙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國外留學過的學者。一方是丁文江、蔣廷孚、錢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適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學者傅斯年在該刊發表了《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的結論。稍後，丁文江、翁文灝分別發表文章，都是強調強權政治的。翁文灝呼籲說：“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1933年5月，蔣廷黻發表《知識階級與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說：“我們應該積極地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爲它是中央。”蔣廷黻還寫了《革命與專制》一文，以歐洲歷史爲例，論證建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他認爲，中國得先經過一段新的專制，把國家建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胡適接連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和《再論建國與專制》兩篇文章進行反駁，主張民主憲政。蔣廷黻寫了回應文章，堅稱“民主憲政不可行”，“惟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吳景超發表《革命與建國》作爲聲援，突出強調領袖的重要性。胡適發表《政治統一的途徑》，反對蔣廷黻和吳景超的“武力統一論”，再次強調國會制度。政治學家錢端升在1933年間還在讚美魏瑪民主，此時卻轉了一個大彎，表示擁護“集權政府”，認爲納粹主義的勝利，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共産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都“給民主以致命的打擊，民主的弱點已暴露無遺”。他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文中說：“獨裁是一種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丁文江接連撰文，認爲民主制度“緩不濟急”，需要高效的集權政府以取代之，還進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爲比較的新式獨裁。一時間，“新式獨裁”論在知識界得到熱烈的響應。胡適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再度強調民主，他說：“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丁文江等認爲當時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國壓迫，中國國勢危急，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時期的獨裁。而胡適等人則認爲，仍然應當堅持實自由民主的政治，這種制度才可能從根本上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他認爲：「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應當公平地說，當時雙方都是在理性地討論，丁文江等學者，並不是要向國民黨獻策鼓勵蔣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們最終也希望中國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認爲中國當時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話，必須有一個權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國統一起來。就是說，在國家危亡時，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暫時捨棄了。這場論辯雖然未分勝負，但仍然是有意義的，它不僅在學術思想水準上平分秋色，而且樹立了一個在知識界理性討論政治的典範。但很可惜，這一切很快被日本氣勢洶洶的侵犯打斷了。
作者爲《觀察》主編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