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一九八九年春中國北京的民主運動是一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主的鬥爭，雖然受到中共政權的血腥鎮壓而失敗，但是已經以其大無畏的精神和雄偉悲壯的氣勢震撼了全世界。八九民運已經成為世界現代史的重要事件永遠載入史冊，不是任何人所能歪曲或抹殺得了的。
光陰荏苒，匆匆十五年過去了，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為了緬懷六四慘案中的死難人士和重新推動被六四鎮壓中斷了的民主化進程，凡具有良知良識之人都應該紀念六四、研究六四、為六四正名，並推動民主憲政改革，為在中國的土地上消滅專制獨裁制度而努力。
十五年後看六四，以下幾點認識應予明確。
（一）
肯定八九群眾運動的民主性質、肯定這次運動對中國全民族的政治覺悟和民主意識的發展有其積極意義。
當年鄧小平把八九學運定性為動亂固然始終沒有任何說服力，連鄧後的中共領導層也不再如此表述。但是如今若認為因八九民運遭鎮壓而失敗，致使中國原已啟動的改革中斷，從而否認這場運動的民主性質，則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作為八九民運先導的學生運動，雖然開始時是自發的，缺乏政治性的組織，沒有明確的鬥爭綱領和戰略策略，這可能是這場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學生們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的口號正是民主鬥爭的要求。正是這種重要的口號得到全社會、各地區、各階層的支持，才使學生運動發展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次為期最久、規模最大的和平民主的群眾運動。八九民運雖因中共政權的血腥鎮壓而失敗，但是它使得民主、自由、人權的觀念在中國得到普及，深入人心，也使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六四鎮壓暴露了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的殘暴以及中共所宣揚的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虛偽，從而使中共政權喪失了合法性。人民由此覺悟到再也不能在這樣的極權政治下生活，認識到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歸根結柢是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受到壓迫就要敢於反抗和敢於鬥爭。
因此，在這十五年裡，在中共政權交互使用鎮壓、謊言、收買等手段實行恐怖統治，取消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視「六四」為禁區，不許人民提及六四甚至不許人民憶及六四之際，卻不斷地有正義人士公開提出紀念六四和平反六四的要求。例如趙紫陽、李銳、蔣彥永和其他人士曾為此幾度上書，網上和公諸境外媒體上的呼籲與聲討不計其數，更出現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這樣的六四死難者家屬的民間團體。總之，年復一年，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一直沒有停止過。與此同時，國內有些媒體越來越敢於將中共各地各級政權所封鎖隱瞞的災難和踐踏人權的惡性事件公諸報端；人民也日益敢於對社會上的不公平事件發動簽名甚至遊行等抗議活動；網絡作者不怕鎮壓，時時發表自由言論，評論時政；失業工人和農民的抗爭此伏彼起，這些充分證明人民的維權運動日益發展。這不能不說有著八九民運的啟發與影響之功。人民已經不願被繼續統治下去了，因而政權也經常處於不能繼續統治下去的難堪地位。
（二）
進一步認識「六四」鎮壓的性質及其嚴重的惡劣後果。
八九民運是一場和平民主運動，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手無寸鐵。
在一九七六年初春的「四五」運動中，高踞神壇的毛澤東也不過命令民兵用棍棒清場。但以改革開放鼻祖自許的鄧小平卻在一九八九年暮春動員二十萬軍隊，用坦克、機槍一路衝向天安門廣場，以大開殺戒的手段清場。不僅如此，六四屠殺後中共當局又動用軍隊武裝大肆逮捕民運人士，並判重刑。同時用「秋後算賬」的辦法對廣大人民大搞「清查」，責令檢查揭發，人人過關。
這場鎮壓並非僅僅是對參加八九民運者的懲處，這場鎮壓實質上是中共黨內的頑固保守派為了保衛他們的路線方針和權位利益而有計劃地發動的一場政變，甚至可以稱之為是一場軍事政變。
這種性質首先可以從八十年代中共政局發展的勢態中分析出來。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改革開放，此前此後，黨內頑固保守派和民主改革派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過，鄧小平則在其創導的四項基本原則下交互利用反左、反右的兩手，搞平衡術來控制雙方。
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頑固保守派向民主改革派發動攻擊的兩場鬥爭。一九八七年頑固保守派以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為藉口，攻擊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而扳倒了胡耀邦，是頑固保守派的一次勝利。但鄧小平出於平衡的需要，拒絕了頑固保守派推薦鄧力群擔任總書記的建議，反而任命了改革派的趙紫陽，頑固保守派甚為不滿。後來在六四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有保守派人士公開聲稱他們早就考慮打倒趙紫陽了。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工作期間，使得中國的改革在反自由化的風暴以後重新起步。十三大提出以黨政分開為主旨的政治體制改革，並著手推進。社會輿論也傾向於民主自由，民眾出現空前的改革熱情。頑固保守派陷於孤立，窺測方向，企圖反攻。八九民運使他們抓到了機會。他們謊報軍情，製造謠言，說學生運動反鄧小平，說趙紫陽支持民運分裂黨；又刺激學生使矛盾升級；遂使鄧小平更加堅持其使用武力的決定。由於六四真相迄今未能大白於天下，所以頑固保守派究竟如何密謀反攻倒算並打倒趙紫陽，還有待深入揭露和調查，但從種種跡象已經不難看出六四鎮壓實質上是頑固保守派發動的一場政變。
六四鎮壓之政變性質，還可以從六四以後的種種措施得到證明。例如：在中共常委會上罷黜趙紫陽、胡啟立等民主改革派人士，任命實際上是保守派的機會主義者江澤民任總書記，並使頑固保守派在常委會上佔了多數；在黨政軍學商各機關各單位，對其各級領導人無不以在「八九民運」中的態度劃線，凡參加和支持民運者及平時支持改革開放者均遭罷官，受處分，並立即換上保守分子掌權。頑固保守派通過六四鎮壓而奪得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領導權，從此使中國萬馬齊喑，不但政治改革動彈不得，一度還使經濟改革向計劃經濟倒退。這不說明六四鎮壓的實質是一場復辟前朝舊軌的政變，還說明什麼呢？
六四鎮壓的後果是極為惡劣的。大逮捕、判刑、坐牢、罷官撤職、迫使流亡、政治審查、給予處分，使黨內外的民主改革力量被消除殆盡，使剛剛破土而出的民間團體全被摧毀。中共政權在政治上回歸極權主義，在經濟上大搞「治理整頓」，使改革的進程中斷，人權狀況日益惡化，人民被剝奪了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中共當局日益依靠謊言和恐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致使正義不彰，道德淪喪，弄得貪污腐敗盛行、社會動盪不安，造成今日社會、經濟諸方面危機四伏的狀態。
擺脫這種狀態的唯一辦法是推行政治改革，而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必須為六四正名。
（三）
民眾應從「六四」慘案中汲取教訓，為「六四」正名需要人民自己爭取。
八九民運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為中國的民主運動歷史所僅見，但終遭中共的暴力鎮壓而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學生運動方面來說，應該認識到：爭民主、爭人權、爭自由本身不能不具有政治性質，所謂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不受任何政治影響之說，過於理想化，脫離現實，跡近天真。倘照此說辦理，就不能發動工農兵群眾，不能與任何政治組織接觸，特別是不能達成任何妥協，也不能有任何合理的政治組織、綱領、策略。那麼，失敗就是注定了的。
講策略，不能不正確認識當時中國政治的現實。即貫穿整個八十年代，中共內部一直存在著民主改革派和頑固保守派的鬥爭，其程度相當激烈，其陣營相當分明。到了八九民運之際，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居於合法的領導地位，也明確表示願與學生運動協議互動。這種形勢與過去反右等運動時的形勢十分不同。即八九民運時的中共高層不是鐵板一塊，毫無縫隙，而是裂縫甚大，理應是可以也應該區別對待的。從這樣的分析出發，當時的學運和民運就不應該自我孤立，而應該善於與中共的民主改革派協商妥協、良性互動。我們任何時候都應該明白，凡政治運作，即使不存在現成的合作對象，也應該從對立陣營中尋求有共識的同盟軍。何況當時對方陣營中頑固保守派和民主改革派竟涇渭分明地對立著呢？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當時學運和民運懂得政治需要妥協，並善於與中共內部的民主改革派妥協，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前進，不給頑固保守派發動政變的可乘之機，那麼，也許十五年前民運的結局不是慘敗，而十五年後的中國也不致成為今天的局面了。
我講這一點，旨在提醒：在今後爭民主的鬥爭中，此項策略的考慮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凡為良知良識不能忍受之事，人類的良知良識總有一天會把它改正過來，這已經為歷史所多次證實而不爽。例如，中國有「四五」天安門運動的平反，有反右運動的改正，有文化大革命的被徹底否定，有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在國外有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的平反，有俄國對三十年代「大審判」的平反，等等。六四慘案之必將得到正名，當然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最近中共的中宣部還聲稱六四是鐵案，是不可能翻的，其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色厲內荏的謊言。據悉人們聽完這項傳達後立即相互議論，奚落道：「什麼叫鐵案？過去所有的鐵案不是都翻了嗎？」
但是六四之正名，不會由統治者發善心，幡然悔悟而達到。十五年間，善良人民的善良願望已經幾次落空。鄧小平死後，人們曾希望江澤民舉起平反六四的旗幟，諄諄勸喻他這樣做於國於民於他自己都好。誰知此人實乃六四慘案的最大利益獲得者，死死抱住「穩定壓倒一切」的擋箭牌，為一己的權勢和一幫的私利逆民心而動，把中國的民主化前程壓制得不見分毫光明。如今離「六四」的血債和利益都甚遠的中共第四代領導執政了，人們又把平反六四作為「胡溫新政」的要務寄予厚望。但是一年容易又春深，哪見政改？何來新政？在一片禁書、封報、監控網絡和「不得翻六四鐵案」的風聲鶴唳中，人們還奢望能看到中共政權主動平反六四慘案嗎？不可能的！沒有一個統治者會自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年蔣經國之開放黨禁報禁，去年胡錦濤溫家寶之取消收容遣送條例，主要動力都是來自人民的壓力！
所以，為六四正名，需要人民自己爭取。
為此，我建議海內外的良知良識之士，應該群策群力，著手做下列諸事：
一、進一步弄清六四真相。由於統治者的封鎖，六四真相沒有公開。像最近蔣彥永醫生就揭露了新的材料。應該在群眾中廣泛提倡紀念八九民運，紀念六四慘案，傳播六四真相，勿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統治者的刻意掩蓋並禁錮下被淡化和抹殺。目前，是紀念六四還是遺忘六四，這本身就是一場鬥爭。
二、大力支持要求平反六四、紀念六四、為六四正名的正義呼聲。最近已初步形成對「天安門母親」和蔣彥永醫生的廣泛聲援，我們應該更加擴大這個聲勢和力量。林培瑞教授所倡導的授予「天安門母親」以諾貝爾和平獎的建議應該得到海內外的廣泛支持，並以各種形式充分表達之。
三、在各種媒體上網站上闢專欄討論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諸如史實過程、經驗教訓，以及各種有關的專門問題都應廣泛議論，力求衝破中共官方的封鎖，使之深入人心。
四、當此六四慘案已歷漫漫十五年之際，應緊急呼籲中共當局把人權還給因六四鎮壓被剝奪了人權的人們。例如趙紫陽已被非法軟禁十五年，如今年老體衰，應呼籲中共恢復趙紫陽的自由。例如「天安門母親」這一群體的成員常被跟蹤和拘禁，應呼籲中共當局不得再欺壓這個正義的苦難群體，應該切切實實答覆他們的要求，撫平他們的傷痛。例如迄今仍有因參與八九民運和呼籲平反六四而繫獄的人士，應呼籲中共當局將他們無罪釋放，還以公道。例如有許多人士因六四而被迫流亡海外，中共迄今不允許他們回國，無論年老病重，探親奔喪，皆不寬貸。應呼籲中共當局取消這種不人道的禁令。需知出國的自由和回國的自由都是載入聯合國人權宣言的，中共應該兌現自己簽署此宣言的承諾，把普世應有的人權還給自己的人民。
為六四正名而需要做的事還有很多很多、讓我們腳踏實地，起而行，動手去做。
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轉自《爭鳴六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