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一九八九年春中国北京的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虽然受到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是已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雄伟悲壮的气势震撼了全世界。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史的重要事件永远载入史册，不是任何人所能歪曲或抹杀得了的。
光阴荏苒，匆匆十五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为了缅怀六四惨案中的死难人士和重新推动被六四镇压中断了的民主化进程，凡具有良知良识之人都应该纪念六四、研究六四、为六四正名，并推动民主宪政改革，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专制独裁制度而努力。
十五年后看六四，以下几点认识应予明确。
（一）
肯定八九群众运动的民主性质、肯定这次运动对中国全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当年邓小平把八九学运定性为动乱固然始终没有任何说服力，连邓后的中共领导层也不再如此表述。但是如今若认为因八九民运遭镇压而失败，致使中国原已启动的改革中断，从而否认这场运动的民主性质，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为八九民运先导的学生运动，虽然开始时是自发的，缺乏政治性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和战略策略，这可能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学生们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口号正是民主斗争的要求。正是这种重要的口号得到全社会、各地区、各阶层的支持，才使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为期最久、规模最大的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八九民运虽因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是它使得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在中国得到普及，深入人心，也使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六四镇压暴露了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的残暴以及中共所宣扬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虚伪，从而使中共政权丧失了合法性。人民由此觉悟到再也不能在这样的极权政治下生活，认识到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归根结柢是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受到压迫就要敢于反抗和敢于斗争。
因此，在这十五年里，在中共政权交互使用镇压、谎言、收买等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取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六四”为禁区，不许人民提及六四甚至不许人民忆及六四之际，却不断地有正义人士公开提出纪念六四和平反六四的要求。例如赵紫阳、李锐、蒋彦永和其他人士曾为此几度上书，网上和公诸境外媒体上的呼吁与声讨不计其数，更出现了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这样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民间团体。总之，年复一年，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越来越敢于将中共各地各级政权所封锁隐瞒的灾难和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公诸报端；人民也日益敢于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事件发动签名甚至游行等抗议活动；网络作者不怕镇压，时时发表自由言论，评论时政；失业工人和农民的抗争此伏彼起，这些充分证明人民的维权运动日益发展。这不能不说有着八九民运的启发与影响之功。人民已经不愿被继续统治下去了，因而政权也经常处于不能继续统治下去的难堪地位。
（二）
进一步认识“六四”镇压的性质及其严重的恶劣后果。
八九民运是一场和平民主运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手无寸铁。
在一九七六年初春的“四五”运动中，高踞神坛的毛泽东也不过命令民兵用棍棒清场。但以改革开放鼻祖自许的邓小平却在一九八九年暮春动员二十万军队，用坦克、机枪一路冲向天安门广场，以大开杀戒的手段清场。不仅如此，六四屠杀后中共当局又动用军队武装大肆逮捕民运人士，并判重刑。同时用“秋后算账”的办法对广大人民大搞“清查”，责令检查揭发，人人过关。
这场镇压并非仅仅是对参加八九民运者的惩处，这场镇压实质上是中共党内的顽固保守派为了保卫他们的路线方针和权位利益而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政变，甚至可以称之为是一场军事政变。
这种性质首先可以从八十年代中共政局发展的势态中分析出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此前此后，党内顽固保守派和民主改革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则在其创导的四项基本原则下交互利用反左、反右的两手，搞平衡术来控制双方。
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顽固保守派向民主改革派发动攻击的两场斗争。一九八七年顽固保守派以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为借口，攻击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而扳倒了胡耀邦，是顽固保守派的一次胜利。但邓小平出于平衡的需要，拒绝了顽固保守派推荐邓力群担任总书记的建议，反而任命了改革派的赵紫阳，顽固保守派甚为不满。后来在六四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保守派人士公开声称他们早就考虑打倒赵紫阳了。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工作期间，使得中国的改革在反自由化的风暴以后重新起步。十三大提出以党政分开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并着手推进。社会舆论也倾向于民主自由，民众出现空前的改革热情。顽固保守派陷于孤立，窥测方向，企图反攻。八九民运使他们抓到了机会。他们谎报军情，制造谣言，说学生运动反邓小平，说赵紫阳支持民运分裂党；又刺激学生使矛盾升级；遂使邓小平更加坚持其使用武力的决定。由于六四真相迄今未能大白于天下，所以顽固保守派究竟如何密谋反攻倒算并打倒赵紫阳，还有待深入揭露和调查，但从种种迹象已经不难看出六四镇压实质上是顽固保守派发动的一场政变。
六四镇压之政变性质，还可以从六四以后的种种措施得到证明。例如：在中共常委会上罢黜赵紫阳、胡启立等民主改革派人士，任命实际上是保守派的机会主义者江泽民任总书记，并使顽固保守派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在党政军学商各机关各单位，对其各级领导人无不以在“八九民运”中的态度划线，凡参加和支持民运者及平时支持改革开放者均遭罢官，受处分，并立即换上保守分子掌权。顽固保守派通过六四镇压而夺得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领导权，从此使中国万马齐喑，不但政治改革动弹不得，一度还使经济改革向计划经济倒退。这不说明六四镇压的实质是一场复辟前朝旧轨的政变，还说明什么呢？
六四镇压的后果是极为恶劣的。大逮捕、判刑、坐牢、罢官撤职、迫使流亡、政治审查、给予处分，使党内外的民主改革力量被消除殆尽，使刚刚破土而出的民间团体全被摧毁。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回归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大搞“治理整顿”，使改革的进程中断，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人民被剥夺了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共当局日益依靠谎言和恐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致使正义不彰，道德沦丧，弄得贪污腐败盛行、社会动荡不安，造成今日社会、经济诸方面危机四伏的状态。
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是推行政治改革，而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必须为六四正名。
（三）
民众应从“六四”惨案中汲取教训，为“六四”正名需要人民自己争取。
八九民运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历史所仅见，但终遭中共的暴力镇压而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学生运动方面来说，应该认识到：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本身不能不具有政治性质，所谓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不受任何政治影响之说，过于理想化，脱离现实，迹近天真。倘照此说办理，就不能发动工农兵群众，不能与任何政治组织接触，特别是不能达成任何妥协，也不能有任何合理的政治组织、纲领、策略。那么，失败就是注定了的。
讲策略，不能不正确认识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即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民主改革派和顽固保守派的斗争，其程度相当激烈，其阵营相当分明。到了八九民运之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居于合法的领导地位，也明确表示愿与学生运动协议互动。这种形势与过去反右等运动时的形势十分不同。即八九民运时的中共高层不是铁板一块，毫无缝隙，而是裂缝甚大，理应是可以也应该区别对待的。从这样的分析出发，当时的学运和民运就不应该自我孤立，而应该善于与中共的民主改革派协商妥协、良性互动。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明白，凡政治运作，即使不存在现成的合作对象，也应该从对立阵营中寻求有共识的同盟军。何况当时对方阵营中顽固保守派和民主改革派竟泾渭分明地对立着呢？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当时学运和民运懂得政治需要妥协，并善于与中共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妥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不给顽固保守派发动政变的可乘之机，那么，也许十五年前民运的结局不是惨败，而十五年后的中国也不致成为今天的局面了。
我讲这一点，旨在提醒：在今后争民主的斗争中，此项策略的考虑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凡为良知良识不能忍受之事，人类的良知良识总有一天会把它改正过来，这已经为历史所多次证实而不爽。例如，中国有“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平反，有反右运动的改正，有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有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在国外有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的平反，有俄国对三十年代“大审判”的平反，等等。六四惨案之必将得到正名，当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最近中共的中宣部还声称六四是铁案，是不可能翻的，其实这完全是自欺欺人、色厉内荏的谎言。据悉人们听完这项传达后立即相互议论，奚落道：“什么叫铁案？过去所有的铁案不是都翻了吗？”
但是六四之正名，不会由统治者发善心，幡然悔悟而达到。十五年间，善良人民的善良愿望已经几次落空。邓小平死后，人们曾希望江泽民举起平反六四的旗帜，谆谆劝喻他这样做于国于民于他自己都好。谁知此人实乃六四惨案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死死抱住“稳定压倒一切”的挡箭牌，为一己的权势和一帮的私利逆民心而动，把中国的民主化前程压制得不见分毫光明。如今离“六四”的血债和利益都甚远的中共第四代领导执政了，人们又把平反六四作为“胡温新政”的要务寄予厚望。但是一年容易又春深，哪见政改？何来新政？在一片禁书、封报、监控网络和“不得翻六四铁案”的风声鹤唳中，人们还奢望能看到中共政权主动平反六四惨案吗？不可能的！没有一个统治者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年蒋经国之开放党禁报禁，去年胡锦涛温家宝之取消收容遣送条例，主要动力都是来自人民的压力！
所以，为六四正名，需要人民自己争取。
为此，我建议海内外的良知良识之士，应该群策群力，着手做下列诸事：
一、进一步弄清六四真相。由于统治者的封锁，六四真相没有公开。像最近蒋彦永医生就揭露了新的材料。应该在群众中广泛提倡纪念八九民运，纪念六四惨案，传播六四真相，勿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统治者的刻意掩盖并禁锢下被淡化和抹杀。目前，是纪念六四还是遗忘六四，这本身就是一场斗争。
二、大力支持要求平反六四、纪念六四、为六四正名的正义呼声。最近已初步形成对“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的广泛声援，我们应该更加扩大这个声势和力量。林培瑞教授所倡导的授予“天安门母亲”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建议应该得到海内外的广泛支持，并以各种形式充分表达之。
三、在各种媒体上网站上辟专栏讨论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诸如史实过程、经验教训，以及各种有关的专门问题都应广泛议论，力求冲破中共官方的封锁，使之深入人心。
四、当此六四惨案已历漫漫十五年之际，应紧急呼吁中共当局把人权还给因六四镇压被剥夺了人权的人们。例如赵紫阳已被非法软禁十五年，如今年老体衰，应呼吁中共恢复赵紫阳的自由。例如“天安门母亲”这一群体的成员常被跟踪和拘禁，应呼吁中共当局不得再欺压这个正义的苦难群体，应该切切实实答复他们的要求，抚平他们的伤痛。例如迄今仍有因参与八九民运和呼吁平反六四而系狱的人士，应呼吁中共当局将他们无罪释放，还以公道。例如有许多人士因六四而被迫流亡海外，中共迄今不允许他们回国，无论年老病重，探亲奔丧，皆不宽贷。应呼吁中共当局取消这种不人道的禁令。需知出国的自由和回国的自由都是载入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中共应该兑现自己签署此宣言的承诺，把普世应有的人权还给自己的人民。
为六四正名而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脚踏实地，起而行，动手去做。
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转自《争鸣六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