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農村破産，農民基本走光了，但他們在異地如何生活？
2004年6月4日下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以前的老鄰居王秋喜一家。繞過一排油廠、飯館、民工房，在堆滿破爛的垃圾場中，我們找到了正用花布蒙住鼻子、嘴巴的王秋喜之妻李素芳。“這破爛的灰塵大得很。不蒙著，滿嘴都是灰。”李素芳找了兩條板凳讓我們坐下，“我老公還沒回來，你們再等他一會兒。”
王秋喜，男，1966年出生于河南省駐馬店市平輿縣郭樓鄉宋海村王莊，現于廣州郊區以撿破爛爲生。已婚，妻子李素芳（37歲，河南省駐馬店市平輿縣新店鄉人），長子王正義（14歲，于河南老家念小學六年級），次子王康旭（2歲）。目前王秋喜、其母（68歲）、李素芳、王康旭四人住在一起相依爲命。
李：撿破爛好幾年了，從1998年就開始。兩個人呢，現在一天總共有五六十塊錢的收成。我們碰到貨的時候，一天120塊的也有；有時候反倒賠錢，你去買到假貨的就賠。一般到垃圾池、垃圾堆、各家門口的垃圾桶裏撿，臭得很，蚊子蒼蠅又多。去鎮上賣。對，價錢最高的是銅絲，銅12塊/斤，鐵原來能賣1.05塊/斤，現在只能賣0.5塊/斤。聽說好多鋼鐵廠不合格啊，說有好多蓋樓房的，住上去很危險。現在收破爛的收購站是個人辦的，生意不好，搞這些的太多，到處都是，破爛越來越便宜了。我後面堆的這些膠布，0.2塊/斤。手上這個布，能賣到1塊/斤。像我穿的這雙鞋是橡膠底的，沒用的，不值錢。——你這文章發表了，可叫人笑死呢。
楊：哪能呢？我也採訪過其他撿破爛的。剛過來的時候看見一個村貼出通告來，說不讓撿破爛的和收購破爛的人進去。
李：那村我們不再去了。有一段時間我老公的三輪車被卡在治安隊裏面了，後來我們就找老闆去要回來。老闆也是我們河南人，他有錢嘛，以前我們租他的房子住，每個月60塊錢房租。——毆打我們？也有。2001年吧，在一個村的垃圾桶裏，我撿了一個羽毛球拍，那上面有一點點鐵嘛，那鐵1毛錢也賣不到。哦，不知道是那個潑婦的孩子甩在垃圾桶裏的，我撿去了。我都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她哇哇亂叫，奪起我那口袋，往下倒，她找啊找啊，找到了她就打我。那個女的，當時有30多歲。
楊：打成什麽樣了？
李：兩個腿啊，打得全是血，打得狠呀。她手裏拿的是個不銹鋼的棍子，有2尺多長，有（食指）這麽粗。她說，哦你，你什麽東西都拿，那路邊的摩托車很多，你怎麽不去拿？當時她問我要錢啊，我說我哪里有錢給你啊？我不是偷你的，我說我是撿來的。就算我是偷你的，你問我要50塊錢，我也沒有。當時一個老太婆叫她不要打我，看不上去了，可她還是打啊打啊。當時我還在懷著孕嘛，我說好吧，你也不要問我要錢了，咱們上派出所，派出所叫我給你拿錢我就給你拿錢，派出所叫你給我養傷你就給我養傷。喲，她馬上停住了，馬上就走了。我回到家裏，把我氣得，哭啊哭啊，我沒有偷你東西，把我打得……
楊：後來呢？
李：後來，王秋喜和我那個老鄉一起去找那個女的，但一直沒找到。我知道也有的撿破爛的，不規矩。但我從來都不偷，我一家老小都在這裏。對，老鄉撿破爛的很多，情況都差不多。你要是講衛生的，就好一點。撿破爛的到處都住，有租房子的，有住在收購站的。河南、安徽出來撿破爛的最多，但來往很少。——你說這個棚？是我們搭的，我們沒有那麽多錢交房租嘛，自己搭的，我媽住裏面，風大了就容易吹垮。我們一個月花費七八百，生活費、房租費、水電費，還有這個小孩子（王康旭）吃零食啊，一個月100塊都不夠。生活費四五百，房租費120塊。不過說這裏要建火車站了，說要搬遷，有的說那邊搬，有的說這邊不搬。但是馬路要加寬，這裏也可能搬。我們將來到哪里去生活？不知道還讓不讓我們撿破爛。
楊：沒想過回家？
李：家裏很窮啊。沒撿破爛之前，我老公在打工，我在家。在家我種田，收莊稼的時候他回家。廣東這裏的土地不能跟我們老家比，我們那邊土質很好。我們那裏不種水稻，種麥子、玉米、大豆、芝麻……。麥子一年，有時候能收1000把斤；下連綿雨的話，就400斤左右。做農活的，最值錢的就是芝麻，去年最貴的時候芝麻買到7塊錢/斤。不過種田沒錢賺，只有出來打工。一年種一年完，化肥、拖拉機耕地、交交皇糧，這一除，那一除，就剩不了什麽了。我們在家裏幹了十多年了，一分錢沒剩，就出來了。現在這些破爛要賣的話，絕對沒問題，收購站都要。不過這裏的破爛越來越少，都撿，本地人也知道拿去賣。
楊：你們平輿縣跟上蔡縣是交界的，好像一條公路就過去了。聽說過上蔡縣的艾滋病嗎？
李：農村沒文化的，都說艾滋病就是性病。我回家的時候也聽說過。聽說有個人是西瓜大王，他患了艾滋病，用身上的血灑到那個瓜裏面去，讓所有的人都患上艾滋病。那一年的西瓜沒有人買，我回去的時候還沒有人敢買。其實，上蔡那裏並不窮，我路過上蔡，莊稼跟我們那裏是一樣的。
此時王秋喜騎著裝滿破爛的三輪車回來了，一身塵垢。我讓父親去買幾個霜淇淋過來。
王：讓你們等太長時間了吧？來，抽我的。天天都是這樣，天天都辛苦，天天累得腿啊胳膊啊亂疼。反正也不怕死，死了就死了。垃圾池很臭，也沒人來。最熱的天也幹，冷也不怕，風雨無阻。我老婆一般是下午一點半鍾回來，吃完飯又走；我是下午兩點多鍾出去的。對，幹這個，比在家種田強一點，在家裏找不到錢嘛。我們家鄉100個人有80個人撿破爛，什麽都撿，那些很快發達的，差不多都是靠偷的、靠搶的，被抓的也有很多。我16歲就出門打工了，一直打到現在。以前什麽都做過，下過煤窯、挖過瀝青、搞過建築，幹得最多的就是搞建築，有技術，貼磚也可以，貼磚得靠眼力。——發表文章？可以！就寫寫我們那裏計劃生育亂搞！
楊：沒問題。
王：管計劃生育的，以前來過了。我老婆一年兩次檢查，9月份還有一次。辦的那個流動人口證，上面寫得很清楚：已結紮，兩男。那個流動人口證，老家當官的說可以管三年嘛，可是現在又說流動人口證不算，要宋海村辦的才算。不辦的話，罰款200塊。——我準備找宋海村書記。他受賄！別人請他喝酒，送禮，他就跟你勾了；不送禮，他就跟你要錢。我今天上午往家裏打電話，我說真要亂來，我就找記者搞他一下。當幹部的，一般都是兩個孩子，可他們一分錢也不花。人家生三個兩個的，有面子的人，他都不罰。像我們生兩個的……
李：他就罰。他說計劃生育要一胎化，自己說男女平等，男孩女孩都一樣，爲什麽女孩子准生，男孩子不准生？結果，女孩子又不給上報，不用檢查。你生男孩子就罰你的錢。
王：他媽的，有面子的就不管。說要罰我們15000塊，我就怕他罰我錢啊，15000塊，我們要幹一年啊。一年也得好的時候啊，不好的時候也掙不了這麽多。現在我們在這裏，他管不著；一回去，他就要我們的錢，蓋房子的話就搞我房子。連回去都不敢了，我害怕。以前像我這樣的例子也有，當官的把別人房子推倒，強行拆房子，有的就跟一兩個派出所的，有的不跟，就是些宋海村的小狗腿子、賴皮貨來胡整你，你不拿錢給他，他上你屋扛你的糧食。亂收費，亂罰款，亂整一氣。只是現在不能推房子了。以前還搞“十家聯保”，什麽叫“十家聯保”？就是我生孩子，搞你、搞你、搞他，搞“株連”，一個出了問題，其他九個鄰居都要負責，每人罰1000塊。現在是搞著誰，就是誰。
楊：你的意思是計劃生育搞得官民不平等。
王：要罰都罰嘛，是不是？鄉官、村官發財主要就靠計劃生育。他們能生兩個，我爲什麽不能生兩個？我隔了12年才生第二個啊。他媽的個逼，你不找人他就罰你，哪一次運動下來他就搞你。不合理，我們那裏就是不合理！跟幹部打架的也有，打了就被派出所抓起來，坐牢。挨著我們的朱莊那裏就有個殘廢人，跟我的年紀差不多，他打了計生辦的人，抓到我們那裏的監獄裏，拘留了幾個月。你不想想，你要是搞得合理了，人家幹嘛要打你？我們那裏的村民不團結啊，各照顧各，看笑話。
楊：當官的也沒有民主選舉這回事兒？
王：什麽？民主選舉？誰當誰當，哪里有開會？也根本不貼那個財政稿子，根本就沒有。現在宋海村書記換下來了，撈著錢了辭職不幹，又上去了一個新的。你要是有機會到宋海村去，你看看，幹部的房子就是不一樣。他們那時候蓋的是平房，我們那時候大多數是草房。現在村民修樓房，主要靠打工掙的。宋海村書記不出門，也蓋這麽好，一般的房子都是5萬的樓房。村裏不蓋樓房的，就討不了媳婦，說你沒錢，你就完蛋。你出來幾年蓋不起房子，沒人看得起你。我們那裏的人很滑的，最愛占小便宜。比方說你吃我一個饃，我下次就要吃你一個。
楊：沒記者去過你們家鄉嗎？
王：都沒有碰見過。我在家鄉的時候總是說：“我怎麽碰不到記者啊？要是碰到記者，我就讓記者去搞他。”你不拿什麽東西卡住他，他就胡整。我們那裏的老百姓都盼望記者到我們那裏採訪。沒什麽大不了的，實話實說，全部豁出去了。比如我叫你帶著照相機到我們家鄉去，假如你或者你的朋友有記者證，到我們宋海村採訪，那我就對幹部說：記者來了，要採訪你什麽什麽。那些幹部肯定要說：小王啊，你不要說啊，不要亂講啊，我不罰你的款啊。他們也不敢逮你，他們哪里見過記者的陣勢？
李：以前我們那個交大糧啊，給你們這些沒面子的人，狠狠地要啊。有頭有臉的人，從來都不交。就是苦了你這些實在人。現在上面可能已經查出來了，要彌補農民的損失，給老百姓一點好處。
王：我平時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很關心政策，我看胡錦濤搞得不嚴格，要是讓江澤民繼續搞下去，還要不行。拿交糧來說吧，鄉里、村裏搞你，搞提成款，扛你的糧食。比如你一個人皇糧50斤，他給你加100斤，你就得交。過了半個月之後你還不交，他就搞突擊隊。以前就是那樣，搞“土政策”。
李：告狀的也有。
王：告狀的告不贏嘛，你去告，就叫派出所的來抓你，攔住不讓你去。那當官的、派出所的，“嘿！走！嘿！滾！”幾吼吼，老百姓就嚇得不得了。老百姓到哪里上訪？我們那裏的老百姓不懂得法律，知道個屁。不過我跟你打交道懂得一點法律，以前我就是狗屁不懂。現在我住在這裏，我什麽都不怕，比在家鄉好一點。這裏當官的也不欺負我，覺得自由一點。心裏也不想回家，在這邊呆著，回家也找不到錢，一年弄那一兩千塊錢頂個屁用。
楊：經濟上跟我重慶老家差不多，農村真是沒啥展望。
王：有啥展望的？我們那裏大多數靠天吃飯，那個地方偏僻嘛，大平原，一眼能望見好幾裏路。我家是6畝田，4個人（王康旭還沒戶口）。一年的糧食吃不完，但就是沒錢用。經濟來源不多，路途交通不好，他媽的村莊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幹部想個屁，誰管誰啊？我們那個地方，下雨了，水都淹屋裏那麽深了，幹部誰管你？誰也不管你。你有錢也得交錢，沒錢都要借錢來交錢，不然就逮你、整你。村幹部抓你，搞你糧食，你一反抗，他就叫派出所。我們家鄉的化肥廠也倒閉了，縣城的大廠都倒閉了。剩下一兩個小廠，當官的親屬都幹不完了，要你村民去幹嘛？倒是小姐很多，跟廣東、北方差不多，腐敗。
楊：所以現在出來打工的人是越來越多。
王：家鄉的人都差不多出來完了，就剩下看門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到處打工，廣東、福建、上海、北京都有。最小的，十五六歲的就出來打工了。家鄉教育不好，考得上就讀，考不上就回家種田，等著打工。有技術的打工，比我們強一點，沒技術的差一點。我們在這裏也沒什麽問題，也不偷。不過有的老鄉也很慘，河南出來撿破爛的，人家把他打死的也有，打殘廢的也有，很多，經常發生。有個撿破爛的老鄉，腿骨都被打斷幾截，是當地居民打的，警察倒是不打人。昨天治安隊的瞅著我，我也不管。他一看你那車子又臭又髒，他就不管你了。真正的小偷他抓不到，他就嚇唬我們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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